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26年前，列寧一手創建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立國將近70年之際轟然倒下，分崩離析。而這就給十月革命紀念帶來一個難題：既然這場革命的直接產物是如此脆弱，那么這個事件在多大意義上仍然是一個值得今人紀念的偉大事件?

2010年，《新左翼評論》發表了該刊前主編、英國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長文《兩場革命》。正如題目所示，安德森的努力是要比較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兩場革命，探討它們何以產生出了不同的后果：俄國革命的成果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流逝，蘇聯最終在90年代初轟然倒下;而中國卻保持了政局的穩定，并在21世紀成長為驚人的經濟體。安德森的說法是：“如果說20世紀受俄國革命的軌跡主導的程度超過了任何其他單一事件，那么21世紀的形貌便將由中國革命的后果所塑造。”讀者可以發現，安德森對中國革命的評價，遠遠超過了對俄國革命的評價。

　　在安德森看來，十月革命是一場極為迅疾的城市起義，布爾什維克僅僅數天就在俄羅斯的若干重要城市中成功奪權。俄國革命是以暴風驟雨的形式，對一個虛弱的政權進行了打擊并且一次成功。但中國革命與此不同，革命者先建立割據政權并不斷擴大，逐漸蠶食掉原有的政權的正當性和力量，耗時更長，難度也更大。

　　俄國新政權的社會基礎要比中國革命政權的社會基礎更為狹窄。在十月革命爆發時，俄國工人階級在全俄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3%，布爾什維克也根本沒有想到去組織占俄國人口80%的農民。而中共一開始模仿蘇共在城市發動革命失敗，被迫退到偏遠山區，在那里，黨與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緊密地結合起來了。在蘇聯，政權與農民的關系長期比較緊張，集體化過程也比較暴力。而在中國，無論是土地改革還是集體化，都要平和得多。

　　影響大眾支持的的重要因素是革命之后社會的改善。在安德森看來，十月革命之后，內戰接踵而來，讓俄國陷入了比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之前還要糟糕的境況。而在中國，革命結束了內戰，“其立竿見影的效果彷佛是一種救贖”。因為“在超過百年的歲月里，中國還沒有看到過一個能夠對外抵御列強侵略、對內維持全國秩序的中央政府”，而大眾迅速感覺到，新中國政府就是這樣一個中國民眾多年求之而不得的政府。

　　當然，內戰之后的蘇共曾經獲得兩次大眾的積極支持，第一次是出于那些來自農村的新一代工人，他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全面工業化運動中被動員起來;第二次是在二戰期間，各族同仇敵愾，一致抗擊納粹入侵。但是，斯大林長期依賴恐怖來維持自己的權威。在中國，也出現過源于人為因素的饑荒和黨內斗爭的擴大化，但在安德森看來，在動機與后果上都與蘇聯的同類事件不同。在中國，饑荒源于官僚主義盲目性而非打擊農民的目的，黨內斗爭更多訴諸群眾運動而非克格勃這樣的安全機構。在蘇聯，斯大林的整肅導致了蘇聯的第一代領導者幾乎全軍覆滅;但在中國，建國的領導者集體基本上保存了下來。安德森指出，中國強調教化而非強制的儒家傳統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作用，塑造著黨內斗爭的風格，使之不至于像蘇共內部那樣殘酷無情。

　　斯大林去世之后，緊接著的就是“去斯大林化”的反彈。赫魯曉夫在國際和國內政策上的反復無常，也從未考慮對斯大林留下的以重工業為主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進行改革。在赫魯曉夫下臺之后，蘇聯的行政官僚們擁有了輕松的二十年，但這種官僚化治理的結果，卻是經濟基本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況，調侃無奈的情緒四處蔓延。到80年代，中蘇兩國都在改革。但在中國，由于之前的運動的沖擊，并不存在一個高度官僚化的社會。戈爾巴喬夫在一個高度官僚化的國家推動經濟改革，遭到了政黨官僚們的抵制，而不信任其政黨的戈爾巴喬夫試圖尋求別的支持基礎，擱置經濟改革，率先推行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架空了蘇共政黨系統的組織脈絡，“成為了既游離于蘇共之外卻又凌駕于其上的個人統治者”。但是，蘇共是能夠將這個龐大的多民族國家捏合在一起的因素，如果蘇共受到削弱，就很難遏制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最終，蘇聯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而在中國改革開放啟動之前，中國模仿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與官僚體制已經受到政治運動很大的削弱，毛澤東也多次下放權力，從而削弱了中央計劃。中國推進經濟改革，因此不會像在蘇聯一樣受到官僚集團的抵制。在國內，農民仍然支持黨;在國外，中國與美國改善了關系，導致在國外也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帝國主義威脅。從革命中過來的領導人仍然掌握著領導權，他們的性情是列寧主義式的：激進、紀律嚴明、富于想像力。他們吸取了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教訓，通過對歷史問題的審慎的決議形成了新的政治共識。在80年代末，在負責黨政日常運作的后革命領導面對風波猶豫之時，正是元老們果斷出手，平息了風波。

　　在冷戰結束之后，中國的掌舵者比以往更依賴于打經濟牌。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在1990年代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1980年代。安德森指出，中國大陸與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有個很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在對外關系上擁有完全的主權，在國內也擁有很大的力量，因此可以承受高水平外來投資和低水平農村生活，二者共同塑造了強大的出口制造工業。經濟發展和外交成功帶來了政治聲譽的恢復，政府能夠享有可觀的非強迫的大眾支持——按照安德森的判斷，這種大眾支持度比5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代都要高。

安德森的分析，實際上放大了我們在開頭所提出的問題：既然十月革命帶來的蘇聯如此脆弱，那么紀念十月革命還有多大意義?如果中國革命已經比俄國革命更加偉大，那么何必要紀念俄國革命呢?

答案其實并不難找：不管中國革命多么偉大，它都是十月革命啟發的結果。沒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我們就難以想象國民黨的改組與共產黨的成立，難以想象國民革命與北伐，更不用說之后的漫長的革命與戰爭。

　　中國推翻專制帝制的革命爆發得比俄國更早。列寧在1913年寫了兩篇文章《亞洲的覺醒》和《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列寧指出：“在亞洲，強大的民主運動到處都在發展、擴大和加強。那里的資產階級還同人民一起反對反動勢力。數億人正在覺醒起來，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甚至認為亞洲因為這樣的民主運動，已經獲得了“先進”的地位。然而，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革命者并沒有找到一種好的方式，來將“皇綱解紐”之后的中國重新組織起來。辛亥革命的果實很快落到北洋集團的舊軍閥舊官僚手中，但北洋集團也無法完全控制局面，在袁世凱死后更是分崩離析，陷入軍閥割據與混戰狀態。

　　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中國從事繼續革命的革命者，究竟是以何種方式組織自身呢?1914年，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采用的組織方式是要求黨員向他個人宣誓效忠，并且要按手印。這一方式引起了孫中山的革命同志們的很大不滿，許多人拒絕加入這個個人色彩濃厚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但采取的方式還是依賴一派軍閥來打倒另一派軍閥。但是，既然軍閥之間已經形成了某種均勢，那么這種策略就很難行得通。

　　十月革命正是在這樣的一個關頭，給中國送來了“舊邦新造”所需要的思想與組織形式。在1917年，中國無論是上層建筑，還是社會經濟基礎，都陷入了一種碎片化的狀態，割據與混戰的軍閥各自尋找帝國主義列強做靠山，誰也無法吃掉誰;中國的地主階級過去需要通過帝國的官僚制度形成橫向的聯合，但這個官僚制度現在已經碎片化，地主也在迅速地蛻變為“劣紳”;資產階級中的買辦資產階級服務于列強利益，而民族資產階級受到列強商品傾銷的壓力而舉步維艱。這些力量都難以領導中國的重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讓中國的仁人志士們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即建立一種既能集中權力又能擴大民眾參與的政黨形態， 發動社會革命，凝聚起更為強大的社會力量，進而克服舊勢力之間的毫無前途的均勢。

　　 這種政黨是新的政黨。它不是中國傳統的會黨，也不是西方的議會黨，而是先進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有明確的綱領，鐵的紀律，成員效忠于黨與主義，而不是具體的個人，因而形成堅強的戰斗堡壘;它又將自身鑲嵌在社會革命之中，動員基層民眾，在自身周圍形成豐富多樣的群眾運動。它講民主集中制，決策集思廣益，執行雷厲風行。

有人把傳統的儒家士大夫也比擬成一個政黨，有自己的精神領袖和綱領。但與列寧主義政黨相比，傳統士大夫集團存在很大的弊端，歷代士大夫權力比較大的時候，也是內部黨爭極其厲害的時候，而且黨爭經常會導致官僚機構運作的癱瘓，在這里，就存在著組織密集化程度不夠的問題;同時，傳統的士大夫集團能夠吸納個人，但很難吸納整個的社會群體。而列寧主義政黨在誕生之初，面對的就是社會集團之間的沖突，因此發展出了許多群眾組織和統一戰線的形式，將革命的潛在盟友團結到自己的周圍。

這樣的黨，并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貢獻，而是列寧的貢獻。列寧發動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組織革命。在蘇聯崩潰之后，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技術，仍然在到處被使用著。各國的共產黨基本上是列寧遺產的直接繼受者。但也有許多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學習了列寧的組織方式，比如印度的人民黨，它的意識形態是印度教民族主義，但其建黨方式受到了列寧的深刻影響，在其政黨的周圍也圍繞著一系列群眾組織。甚至在伊斯蘭世界的許多政治力量，也深受列寧遺產的影響。只是許多人運用了列寧的發明，卻不感謝列寧。像中國這樣坦然承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影響力的國家，并不多見。

　　事實證明，列寧留下的這一組織遺產生命力最為長久，在今日中國也保留得最為完整。但列寧留下的其他一些遺產，仍然在中國得到延續。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告訴我們在一個國家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但列寧作出了這一嘗試。布爾什維克在一戰過程中在俄國奪權，接下來又處于列強的包圍之中，但以頑強的毅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并逐漸擴展自身的國際影響力，在許多地方造成了革命的態勢。對于那些仍然打著社會主義旗幟的國家來說，當今世界無疑是一個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是列寧及其創建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先例，而列寧曾經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也為在一個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中進行某種權變提供了先例。

　　列寧領導的革命與國家也深刻地沖擊了19世紀留下的列強主導的世界體系，為國際體系的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動力。19世紀的國際秩序因鎮壓拿破侖而生，歐洲列強們為捍衛王朝制度而相互妥協，在內部避免戰爭，但在外部加強對世界的瓜分。在這個國際秩序中，歐洲列強以及后來加入的美國、日本才具有一等國的地位，相互之間可以簽訂平等條約，而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屬于二等國家，只配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大量缺乏國家組織的部落社會，則成為列強直接征服的對象。列寧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秩序，號召被壓迫民族與人民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并在平等的基礎之上聯合起來。就此而言，列寧留下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雙重遺產。蘇維埃政權從未被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所吸納，而是對歐洲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構成一種強大的批判性力量，支持了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獨立斗爭，促進了歐洲殖民帝國的瓦解。作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也得益于蘇聯的支持，中國革命過程中獲得蘇聯的幫助(當然，莫斯科的干預也給革命帶來了很大的代價)，在工業化初期更是獲得了大量的蘇聯支持和援助。毋庸諱言，蘇聯自身后來逐漸蛻變為一種霸權主義力量，但不能否認其在歷史上起到過進步的作用，使得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協調，再也無法回到維也納會議的原點，這就為許多弱小民族與被壓迫人民的斗爭，贏得了國際空間。

　　在“民族復興”的視野中，今人可以很從容地重述與十月革命相關的政黨組織、民族解放、一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等方面留下的遺產。甚至列寧的國際主義的遺產，也可以在“民族復興”的“平天下”維度上得以部分的吸納。在此意義上說，列寧送給民族的信，中國已經收到，而且可以很好地傳遞下去。

       但列寧送給工人階級的信是否還在傳遞，卻存在諸多的晦暗不明之處。在冷戰結束之后，我們目睹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新的科技的發展使得資本能夠更容易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協調和聯合，但工人的聯合卻變得日益困難。在歐美，傳統的產業工人正在萎縮。金融危機以來，已經發生了許多針對金融資本與新自由主義的抗議，許多抗議都已經旗幟鮮明地打出了“人民”的旗號。但在這里，“人民”不過是許多異質的社會群體的簡單聚合，缺乏內在的有機組織。列寧創造的組織形式，已經被用于有效地組織民族，但一旦被用于組織工人階級，則會遭到相互協調的全球資本的無情壓制。一種建立在勞動而非資本基礎上的國際主義，在今日更顯得遙遠。

　　不過，上文至少可以說明，列寧的遺產比后冷戰時期人們一般設想的要來得更為強大，有一些內容已經進入到了人們“日用而不知”的階段。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列寧的遺產雖然并沒有變成物質性的現實，但以一種替代的可能性存在，被一些人向往，同時又遭到另外一些人的憎惡。這種替代的可能性，也參與了我們今日社會現實的構成，至少，它削弱了那些自命不凡的“別無出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宣稱的正當性。

　　在十月革命一百年到來之際，有必要強調的是：今人決不能簡單地將蘇聯作為列寧與十月革命的主要遺產，并據此認為蘇聯的解體意味著十月革命遺產的破產。列寧來過這個世界，他在大地上留下了許多思想子嗣，而蘇聯只不過他留下的遺產中的一部分。在蘇聯崩潰之后，還有其他的子嗣存活于世，將列寧的思考和探索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