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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亭友：關于列寧及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

點擊：4488  作者：汪亭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布時間:2016-10-21 11:12:04

     

 

       近年來，受蘇東劇變以及國內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盛行的影響，一些人在全盤否定斯大林、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同時，把虛無的矛頭集中對準列寧及列寧主義。有人惡意散布片面的材料和謠言，捕風捉影地誣陷列寧是德皇的間諜，說十月革命是德國參謀部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有人把蘇聯劇變與十月革命聯系在一起，攻擊列寧把俄國引向暴力社會主義道路，而蘇聯劇變說明了這種社會主義模式的破產，也驗證了列寧主義在蘇聯的徹底失敗；還有人把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聯系起來，聲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革命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充其量只是列寧視域中的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列寧主義不是正統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篡改的修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長期受此影響而誤入迷途，因此，需要取消列寧主義在我們黨和國家思想理論體系中的指導地位。主張“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謝韜，明確說“為什么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1]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指引全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是寫進我國憲法黨章的須臾不能動搖的立國之本、執政之基。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環環相扣、不可分割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思想理論體系。既然如此，一些人為什么還偏要在經過歷史檢驗的完整嚴密的思想理論鏈條上截取列寧主義加以批判和否定呢？其背后的意圖、邏輯、實質和危害是什么？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研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自覺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理想的今天，圍繞列寧及列寧主義的一些問題，澄清似是而非的造謠、污蔑和丑化，針鋒相對地批駁其錯誤觀點，顯然是有著理論的現實的重要意義。

　　

       一、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是為了在中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

　　

       從形成和推動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謝韜、辛子陵等人的講話和著述來看，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是為了進一步否定毛澤東思想，而否定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

　　

       在他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本質上就是中國特色民主社會主義，只是官方沒敢公開承認而已。謝韜明確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一系列新政策屬于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二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志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2]

　　

       中國官方之所以不敢承認的最大思想理論障礙，就是指導思想里還有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否定了列寧主義，進而否定了毛澤東思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接受了社會民主主義）對接，就能徹底搬除這個障礙，就能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能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國特色民主社會主義，中國就能堂而皇之地成為同瑞典等北歐國家一樣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發展就能踏上民主社會主義這條“光明之路”。甚至要求中國共產黨改名，改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并加入社會黨國際。

　　

       為達到上述目的，他們開始為民主社會主義唱贊歌：認為在20世紀的人類社會制度競賽中，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力壓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顯示出巨大無比的優越性，體現并寄托著人類的未來和希望；社會民主黨人的執政經驗具有“普世價值”，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

　　

       在這個背景之下，他們首先拾起蘇聯劇變期間及以后國際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瘋狂掀起的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浪潮的牙慧，利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有利時機，大肆貶損丑化列寧的形象，鼓吹列寧主義失敗論、崩潰論。在他們看來，20世紀初俄國的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而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強行把落后的俄國引向社會主義道路，使俄國的社會主義一開始就存在“先天不足”，再加上蘇聯模式的“后天失調”，最終導致蘇聯亡黨亡國悲劇的發生。蘇聯劇變不僅意味著列寧開創的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完結，也表明列寧主義這一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徹底失敗。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人為什么還要把這一失敗的理論當成科學的思想來對待，為什么還要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二、為達到上述目的，把自己的錯誤理解強加在馬克思恩格斯身上

　　

       他們運用一切修正主義者和理論騙子們慣用的手法，極盡歪曲、造謠、誹謗之能事，斷章取義甚至無中生有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特別是恩格斯晚年的某些論述，肆意篡改其本意，把自己的錯誤理解強加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身上，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他們先從源頭上割裂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理論聯系，把列寧主義孤立出來并同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以馬克思主義來反對列寧主義。為此，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劃分為早期和晚期兩個發展階段，認為晚期的馬克思主義否定了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以后，不僅否定了自己早年和馬克思共同堅持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且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謝韜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3]

　　

       比如辛子陵曾提出要記住恩格斯的一段“93個字”論述，揚言“沒讀過或沒讀懂這93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還說這“93個字”論述表明恩格斯晚年改變了早期的革命觀點、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他不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而且還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所謂“93字”論述出自恩格斯寫于1886年2月25日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一文。其實，細讀恩格斯的“93個字”論述不難發現，他是針對年輕時發表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強調的一個觀點而引發出來的議論，是對早年并不成熟的思想的補充和完善。恩格斯晚年多次強調堅持《共產黨宣言》提出的那些基本原理，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原則和共產主義理想，并不存在謝韜、辛子陵等人認為的那樣：恩格斯晚年放棄了革命原則，拋棄了共產主義，轉而主張民主社會主義那一說。

　　

       然而，他們以上述無根據的揣測為依據，指責列寧別有用心地批判伯恩施坦為修正主義，無視甚至曲解恩格斯晚年的正確思想，認為“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復恩格斯的話，伯恩施坦只是重復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

　　

       認為“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1918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而且，列寧“要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以俄國為中心的世界蘇維埃，把紅旗插遍世界。”[4]

　　

       在他們看來，種種事例表明，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而是從“左”的方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異端”，是對崇尚暴力的“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而民主社會主義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要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翻案，要恢復民主社會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地位。

 

      三、為達到上述目的，重拾蘇聯劇變期間丑化列寧、貶損列寧主義的論調

　　

      為進一步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一些人還重拾雅科夫列夫等人在蘇聯劇變期間丑化列寧、貶損列寧主義的論調，完全按照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價值觀，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惡意否定十月革命和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并對列寧實施人身攻擊。

　　

      蘇聯劇變期間，雅科夫列夫是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工作負責人，此人徹底喪失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極端反共反社會主義。他不僅聲稱共產主義是烏托邦，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而且惡毒攻擊自己曾熱情歌頌過的十月革命，肆無忌憚地發泄他對十月革命的仇恨，認為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是“俄羅斯一千年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從此社會主義的大船就“在血和淚的海上航行”[5]。“十月革命是一場超恐怖的革命”。

　　

      與此同時，雅科夫列夫贊賞“二月革命是一個極其偉大的事件”，“二月革命很快就被十月政變所取代，是十月政變推翻了二月革命，是布爾什維主義專制踐踏了通向民主的運動”，“他們以恐怖的手段取締了不同政見，殘酷無情地砍光了舊制度的載體——地主、商人、資本家、神職人員、軍官和一切可疑分子。”[6]他還拾起早就被列寧批駁得體無完膚的謠言，說列寧是德國間諜，拿了德國政府的巨額秘密資助，回國從事反對沙皇政權的暴動，還說十月革命是德國人策劃的，是德國總參謀部的一項秘密計劃的實現。

　　

       蘇聯劇變期間甚囂塵上的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的思潮，完全是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出于推翻蘇共政權、顛覆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刻意制造的謊言謠言，是禁不起起碼的歷史事實的檢驗，是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陰謀。令人不解和憂慮的是，這股思潮也影響波及到中國學術界，一些學者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全盤接受這些錯誤觀點，成為蘇聯歷史虛無主義的“應聲蟲”。

　　

       比如《炎黃春秋》在2010年第10期刊登了一篇題為《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7]的文章。作者全盤轉述一位應邀來華訪學的俄羅斯歷史學家的觀點。這位歷史學家（潘佐夫）是2009 年出版的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以下簡稱“史書”）編撰者之一。據這位俄羅斯歷史學家介紹，該書原定由蘇聯時期以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著稱的索爾仁尼琴牽頭組織編寫，但因為索氏年老體衰，便推薦了祖波夫擔任主編，索還指導并審閱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僅從俄歷史學家這一點介紹就可以看出，“史書”不可能客觀公正地描述二十世紀俄國史，更不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科學評價列寧、斯大林、十月革命、“肅反”、農業集體化等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科學評價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社會主義事業。事實也是如此。

　　

       據這位俄歷史學家介紹，“史書”把列寧被描繪成“德國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他接受了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俄國政府的活動”。十月革命是一場“社會主義政變”，“這個計劃得到德皇和德國總參謀部的‘堅決支持’”。“德國撥出5000萬金馬克（約合9噸多黃金）資助俄國革命。列寧從瑞士取道德國返回俄國，德國照準放行”。德國總參謀部的報告稱：“列寧順利回到俄國，他干的確如我們所愿。”而這些結論僅根據“一些學者據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這些所謂解密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只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

　　

    “史書”對“十月革命”評價荒誕離奇：說什么“1.傳統的俄國社會教誨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造的‘舊世界’。2.對于人們熟知的‘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3.一般人們總是講不要貪圖錢財，特別是不要向親友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4.布爾什維克反對人們常說的不要偷竊和搶掠這種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主張并實行讓窮苦人‘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5.人們普遍認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6.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對于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就是要你死我活，這才是最基本的人際關系。主張并實行的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上帝不會讓人們擺脫苦難，只有依靠和指望共產黨及其領袖，它們才是‘勞動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體現者。”

　　

       在“史書”作者的筆下，“十月革命”儼然成了違背人類倫理道德、破壞社會法治秩序的“恐怖”事件。為了突出列寧的“慘無人道”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紅色恐怖”，“史書”突出強調了“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對于羅曼諾夫皇族，實行的是斬盡殺絕的做法”，不僅編造事實說在“列寧安排”和“斯維爾德洛夫辦理”下，尼古拉二世夫婦、4個女兒、皇子，以及醫生和仆人等4名“計11人，另有3條狗，在關押地被槍殺。女尸受到侮辱，一條波隆卡名犬被絞死。”“原羅曼諾夫家族的親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槍殺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們的尸體投到附近的動物園。”而且還援引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1998年在重新安葬末代沙皇遺骨儀式上的講話，說“葉卡特琳堡的這樁迫害案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直接行兇者是罪人，幾十年里為這樁血案辯護的人也是罪人”。

　　

      不僅如此，“史書”還認為，殺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僅僅是蘇俄全國范圍內“紅色恐怖的開始”。說布爾什維克對“階級敵人”、“反革命”并沒有什么界定，最簡單的辦法便是看他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于是遍地設立公堂，就地“正法”。還援引列寧寫過的“專政的定義不是什么別的東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不受任何絕對的法規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說明蘇維埃政權不講法治的“專橫”“殘暴”。還說，1918年—1922年2月被遍及全俄各地的“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殺害的人不少于200萬。“史書”還匪夷所思地說：“共產主義理論家們設想，紅色恐怖的目的，不僅僅是恐嚇，還要人為地選擇適合于為社會主義的‘明天’傳宗接代的人。”

　　

       此外，“史書”還把被列寧譽為“偉大的創舉”的莫斯科—喀山鐵路莫斯科調車站的共產黨員和工人自覺發起的“星期六義務勞動”，同所謂“吃大鍋飯，革命‘急性病’”聯系在一起，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根本無‘自愿’和‘熱情’可言”，“多達1500萬—1600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時，吃的是大鍋飯。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

　　

       據這位俄歷史學家介紹，“史書”還全盤否定“農業集體化”，高爾基“是知識分子墮落的典范”，是蘇聯文化革命中造神氣氛的產物，還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共同發動的，“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有許多共同點”，不存在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有的只是“蘇聯——納粹戰爭與俄羅斯”。

　　

       通過上述的介紹，不難看出，《炎黃春秋》刊登的“顛覆”一文，徹底顛覆了蘇聯的歷史觀政治觀價值觀。應該說，索爾仁尼琴、祖波夫以及潘佐夫，作為蘇聯歷史虛無主義的始作俑者和鼓吹者，到處散布他們的觀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顛覆”一文中，面對蘇聯歷史上如此重大的問題，沒有見到同潘佐夫攀談的中國學者有一絲一毫的質疑的記載，給人以他們肯定來訪者觀點的印象。由此產生的消極后果是，此文刊出后不久，便受到不明真相的網民的廣泛傳播，成為網絡上錯誤散布蘇聯和蘇共歷史的重要源頭。而且此文也被國內民主社會主義的倡導者用來否定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所謂“證據”。比如辛子陵如獲至寶，2011年初他在某部離退休老同志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大段地摘引宣揚。

 

　   四、為達到上述目的，把蘇聯劇變原因歸結為斯大林模式，甚至指向列寧和列寧主義

　　

      目前，在蘇聯劇變問題的研究上存在兩條對立的認識路線。是從評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為中心展開的。總體上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然會肯定列寧及俄國的十月革命，也就必然肯定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因為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關系；相應地，也就必然否定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及與其同宗同源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路線。與此相反，總體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就必定會否定列寧及列寧主義，并由此溯源到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思想。這是資產階級與同為丘貉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一貫堅持并遵循的認識路線。

　　

       蘇聯的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這伙人就是這么干的。蘇聯的演變過程，其實就是先在歷史領域大搞虛無主義，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寧，否定馬克思，否定共產主義學說，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抹黑人民領袖的形象，接著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否定蘇共的領導地位，繼而顛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造成紅旗落地、亡黨亡國。這一過程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結束。

　　

       我國仍有一些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全盤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宣揚蘇聯社會主義“失敗論”，大肆鼓吹“去斯大林化”、“去蘇聯化”，聲稱“蘇聯模式否定得越徹底越好”，要求中國必須與斯大林模式“完全切割”，更有甚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列寧和列寧主義。而對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攻擊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有人斷言，“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前蘇聯模式的本質是官僚壟斷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性質的”；還有人惡毒攻擊斯大林是“俄國的暴君”、“蘇聯的新沙皇”，“斯大林按照‘圣劍騎士團’的標準建設蘇共”。而且，這些人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不允許別人客觀評價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誰要是這樣做，就要被他們咒罵為“斯大林主義的專制遺毒分子”、“反改革的落后勢力”，甚至還被扣上“反民主”“反人類”乃至“反憲政”“反普世價值”之類的荒唐帽子。

　　

       與此同時，這伙人還設法肯定赫魯曉夫，美化戈爾巴喬夫，為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翻案。有人認為中蘇論戰的主要責任不在赫魯曉夫。雙方都有錯，我們的錯更大，因為我們是以極左反“小左”。赫魯曉夫的主要錯誤不是修正主義，他的“三和”、“兩全”沒什么大錯。對赫魯曉夫的“全民黨”理論更是推崇有加，甚至用它來解釋我們的指導思想。

　　

       對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更是不遺余力地為其“洗地”辯解。不但不允許批判是戈爾巴喬夫之流是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可恥叛徒，還說什么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沒錯，如果說有問題，那主要是具體措施不當。還說中國的改革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殊途同歸，兩者的方向和道路都是一樣的，都在搞民主社會主義，只不過方式、結果不一樣而已。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改革為中心，始終堅持漸進的改革原則，因而避免了蘇聯改革失敗的命運。

　　

       對蘇聯劇變原因的分析，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只是蘇聯劇變的直接原因，是淺層次的現實因素，只有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才是蘇聯劇變的深層根源。還有一種極端的觀點甚至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被逼走上放棄政權這個道路的。因為斯大林模式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時，已經走到了盡頭，完全喪失活力。不管后來有沒有改革，也不論是什么樣的改革，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最終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已經死亡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僅僅加速了蘇聯滅亡的進程。

　　

       類似的言論還有很多，但萬變不離其宗。

　　

       這些主張背后往往都有其明確的政治意圖，其目的是要影響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為戈爾巴喬夫的錯誤改革開脫罪責的，往往是要為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掃清歷史障礙。因為蘇聯是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消亡的，必須把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同蘇聯亡黨亡國的主要責任切割開來。為此，一要肯定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沒錯，把他的問題歸結為具體政策或措施上的不當；一是把蘇聯劇變的主要責任推給別人，主要是推給斯大林、斯大林模式，甚至推給列寧；或者干脆不承認蘇聯發生過“亡黨亡國”。

　　

       還有的人是要為在中國搞西方的“憲政民主”尋找歷史依據。在他們看來，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本教訓就是沒有施行“憲政”，沒有搞“馬克思主義的憲政主義”。如果按照他們開列的“社會主義憲政”這副“靈丹妙藥”，蘇聯的“憲政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屹立不倒，像美國那樣能“開萬世太平之路”。其實，這個邏輯和結論非常荒唐。因為戈爾巴喬夫雖沒有喊出“憲政改革”的口號，但他的那套做法恰恰符合西方憲政民主的理念和要求。他通過修憲廢除了蘇共的“一黨專政”，在蘇聯確立了多黨制、議會制、三權分立、總統制等西方政治制度，經濟領域也主張搞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這些所謂“改革”同國內一些人鼓吹的“憲政改革”如出一轍。事實告訴我們，不是“憲政民主”能夠救蘇聯，而是“憲政民主”搞垮了蘇聯。

　　

       還有人是配合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需要，拿蘇聯問題說事。一些人對直接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所顧忌，不敢明目張膽，于是便借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否定列寧及十月革命道路，來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割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本質上的聯系，甚至以“蘇聯劇變證明了列寧主義的破產”為由，要求取消列寧主義在我們黨和國家中的根本指導地位。這就不是什么單純的學術問題了。

　　

       我們主張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客觀全面地看待蘇聯劇變，而不是為達目的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斷章取義，更不能站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立場上。

 

       五、要科學地評價十月革命和蘇聯劇變的原因

　　

       所謂十月革命先天不足說，是指把蘇聯劇變歸因于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搞早了的觀點。持這類觀點的人認為，20世紀初的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十月革命強行把落后的俄國引向社會主義道路，使得俄國的社會主義一開始就存在“先天不足”，加上斯大林模式等“后天失調”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的失敗。但追根溯源在于十月革命阻礙了俄國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而社會主義革命只有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到成熟的程度才能進行，因此，十月革命也可以說是蘇聯劇變的“原罪”。

　　

      比如，有人認為，全部問題的關鍵在于十月革命并不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十月革命猶如“潛入沒有灌滿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訶德式的行為”，是“俄國的悲劇”。十月革命充其量是與爭取社會主義無關的一次自發的事變。因為當時的俄國是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農民與無產者自發聯合的行動，只能說是資產階級革命范疇內的一次自發性質的事變。而俄國的共產黨硬把這次革命當作社會主義革命來接受和發展，其最終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只是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中才存在了半個多世紀，按照其本意它還要短命得多。人們完全有理由根據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的事實，對列寧主義做出最后的判決，完全有理由把蘇聯東歐的劇變歸咎于70多年前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和“早產”[8]。

　　

      主張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些民主社會主義者以及有“社會民主黨”背景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比如波蘭科學院院士亞當·沙夫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可能性是同具備相應的客觀和主觀條件的一定形勢相聯系的。超越這個規律而隨心所欲地建立社會主義會造成它的失敗。”“馬克思所指出的、而人們卻不能滿足的主要條件，變成了正是在那些不具備相應物質條件的國家中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原罪”。一些俄羅斯學者也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病態的早產兒”。

　　

      產生這一觀點源于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片面理解。馬克思在早年曾設想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資本主義發展得非常成熟的英、美、法、德等國家首先并同時取得勝利，希望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率先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并帶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但在后來隨著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調整與完善，克服內外危機能力的增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缺乏必要的革命形勢，馬克思在晚年又提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另一條道路，即寄希望于東方落后國家利用歷史提供的“最好的機會”，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列寧在繼承馬克思晚年思想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勝利論”，俄國十月革命就是在這一正確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了偉大勝利。此后，在其他一些落后國家里的共產黨組織，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領導本國人民也取得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并連續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了馬克思的晚年設想與十月革命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終究要替代資本主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般規律。但這個規律在具體的民族國家里能否實現以及如何去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能否取得勝利以及怎樣去取得勝利，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的革命條件和革命形勢是否具備以及具體形勢的發展狀況。首先要具備革命的基本條件。所謂基本條件，就是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擁有一定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出現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其次，還需要有有利的革命形勢及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所謂革命形勢，按照列寧在總結俄國20世紀三次革命的基本規律時指出的：“只有‘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9]所謂成熟的馬克思平義政黨，是指“一個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領導群眾并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10]。有沒有成熟的工人階級政黨去準備和爭取，這是社會主義革命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和俄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時指出：有一個成熟的黨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11]。只有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集合點，在既具備必要的物質條件，又擁有客觀的革命形勢和成熟的革命領導力量，多種因素構成一種合力的地方，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取得勝利。這幾個方而緊密聯系，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革命能否進行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有一定聯系，需要資本主義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條件，但這不等于說生產力越是發展，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就越是成熟。換句話說，社會主義革命并不必然首先在生產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爆發。事實也說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高的國家，革命都沒有搞起來。在資本主義有一定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能否成功，主要取決于客觀的革命形勢以及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只要革命形勢具備，有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正確領導，落后國家也可以首先取得革命的勝利，而與生產力水平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同時，由于資本主義還不發達，落后國家里的農民占了人口的絕大多數，因此，無產階級革命還要解決和農民如何結成革命同盟軍的問題。無產階級只有團結和依靠農民階級中的革命力量，并領導他們一道前進，革命才能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條基本經驗。農民的國度并不是說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農民起來革命也并不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如果有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是可以把農民革命引向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的。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的農民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進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踏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里的關鍵是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里。

　　

      十月革命正是落后的俄國革命條件與革命形勢已經成熟的產物。從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條件看，在沙皇俄國，盡管資本主義沒有高度發展，但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機器大工業，有了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隊伍，并且在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產生了工人階級政黨。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生產力具有社會性質，這就為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同時，俄國當時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尖銳，有著有利的革命形勢，是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加上有列寧領導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因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因此，還不能說十月革命是先天不足的“早產兒”。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后，他針對孟什維克蘇哈諾夫以俄國生產力沒有發展至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為由反對十月革命，曾作過非常有力的回擊。他說:“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他還說：“你們說，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12]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不必坐等資本主義發展到足夠成熟才革命，而是可以先取得政權，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不斷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實現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至于說74年后蘇聯發生劇變的悲劇，更不是生產力落后的緣故。相反，蘇聯人民經過幾十年的奮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把蘇聯劇變的根源歸結為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歸結為落后的生產力狀況，顯然是風牛馬不相及的。

　　

      蘇聯劇變絕不是“證明了列寧主義的破產”，也不是因為搞了斯大林模式的結果，根本原因在于戈爾巴喬夫執行了一條錯誤的改革路線。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決不是具體政策或措施上的毛病，而是在性質與方向上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徹底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實質在于：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來改造黨，把蘇聯共產黨改變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民主黨；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來改造社會制度，把蘇聯的社會制度從社會主義改變成了資本主義；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來對待政治斗爭，使得共產黨在蘇聯演變過程中看不清斗爭的實質，一味妥協，步步退讓，最后在一定意義上是拱手讓權。這一改革路線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從思想政治淵源來說，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時期。

　　

       毫無疑問，斯大林模式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弊端，但這些問題不帶有根本性，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具體體制和機制不能適應蘇聯社會進一步發展要求的問題，是通過正確的改革有可能妥善處理解決的問題。從整個蘇聯劇變的歷程看，斯大林模式的問題說明了蘇聯改革的必要性和艱巨性，但并不意味著蘇聯必然要發生演變，蘇共必然要垮臺。蘇聯劇變說到底是由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出現原則性方向性的錯誤，這個決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原本可以通過改革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變成了導致蘇聯演變的重要原因。

　　

       蘇聯劇變充分證明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在歷史虛無主義的幫助下，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逐漸取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蘇聯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之后，蘇聯的意識形態被搞亂了，蘇共的思想基礎被瓦解了，蘇聯的社會失去了凝聚黨心民心的精神支柱。在此背景下，黨內外境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紛紛出籠，相互勾結，共同竊取了蘇維埃政權，并摧垮了蘇共，解體了國家。

　　

       2013年1月5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意味深長地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習近平書記的這一論斷完全符合蘇聯劇變的實際，對中國共產黨搞好自身的建設，旗幟鮮明地批駁歷史虛無主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第7頁。

　　[2]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第1頁。

　　[3]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第4頁。

　　[4]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第5頁。

　　[5] [俄]《文化報》1994年1月19日。

　　[6] [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4頁。

　　[7] 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第83-87頁。文內此處以下的引文均出自該文。此文的責編為“大名鼎鼎”的楊繼繩。

　　[8] 戈爾巴喬夫、勃蘭特等著：《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第91、94頁。

　　[9]《列寧選集》，中文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頁。

　　[10]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8頁。

　　[11]《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頁。

　　[12] 《列寧選集》，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7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