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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一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僅要求經濟發展將提高質量和效益放在中心位置，跨越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三大關口”，而且對金融業提高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效率和水平、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較長時期在波動中下行的態勢，從2016年以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市場預期改善，加之國際經濟環境有所改善，經濟呈現穩中向好態勢。如果把我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過程分為上下兩個半程，初步判斷，以增速放緩為主要特征的上半程已告一段落，正在進入到以提質增效為主要任務的下半程。經濟增速已連續九個季度穩定在6.7%～6.9%，經濟增速趨于穩定，波動幅度明顯收窄，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將成為主旋律。今年年初以來，經濟增速已連續三個季度超出市場預期，達到6.9%。在增速趨穩、就業改善、物價穩定、企業盈利回升的同時，結構調整、動力轉換、微觀基礎、市場環境等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重大變化，預示著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造條件

從需求結構看，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邊際影響相對下降。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連續八年回落，今年前三季度，投資同比增長7.5%，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速已連續三個季度低于GDP增速。與此同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引領作用增強，服務消費成為穩定消費增長的重要力量。2015年和2016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達到59.7%和64.6%，今年前三季度為64.5%。從產業結構看，與需求結構變化相適應，制造業比重下降，服務業比重提升，2015年和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占比分別為50.2%和51.6%，今年前三季度達到52.9%。投資增速下降、消費貢獻上升、服務業占比提高,標志著我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度下降，經濟運行更加穩定,這對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具有基礎性作用。

增長動力轉換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供了有力支撐

隨著創新進入活躍期和新技術擴散加快，產業加快向中高端邁進。今年前三季度高技術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3.4%和11.3%，快于規模以上工業6.7個和4.6個百分點，在工業中的占比和對工業增長的貢獻明顯提升。新經濟進入擴張期，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平臺經濟、無人零售、共享單車、新能源汽車等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快速發展。根據CB Insights分析報告，2017年中國新增“獨角獸”企業數占全球的36%，已成為擁有“獨角獸”企業第二多的國家。我國產業技術逐步接近國際前沿，部分領域進入領跑階段，新技術加速向各領域擴散，為提升產品、工程、服務質量，推動產業發展質量水平整體躍升，實現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企業逐步適應市場環境變化增強了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微觀基礎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企業逐步適應日趨收緊的市場環境，加大成本控制力度，通過兼并重組提升集中度、改善產品和服務質量等方式，盈利能力得到提升，較好適應了增速下臺階的影響。今年前8個月，雖然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與2011年同期相比，下降約7.5個百分點，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累計增長21.6%，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回升至6.13%，為2011年以來最高。我國企業對市場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增強，為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奠定了良好的微觀基礎。

防風險取得初步成效為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營造了有利環境

今年年初以來，通過加強監管力度、整治金融亂象、補齊制度短板、規范地方舉債，經濟去杠桿取得初步成效，脫實向虛的態勢得到初步扭轉。初步測算，今年第三季度末我國非金融部門債務總量與GDP之比為252.4%，較年初增加8.8個百分點，增幅較上年同期下降9.2個百分點。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債務與GDP之比為155.7%，較年初增加5.4個百分點,增幅較上年同期下降7.7個百分點。若按照國際清算銀行口徑，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在今年第一季度已經出現下降。8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7%,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金融監管協調性和穿透性增強，監管套利亂象減少，同業業務、影子銀行、資管理財快速膨脹的勢頭得到遏制，經濟金融風險聚集的勢頭減緩，為推動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營造了良好環境。

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堅期

經過多年調整，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也必須看到，受深層次體制因素影響，經濟運行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風險尚未根本消除，產品和服務質量短板仍然突出、新增長動力還不夠強大，依靠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依靠工業產能增量擴能形成的經濟結構、依靠資源和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形成的增長動力，已經越來越不適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要求，必須跨越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三大關口”。

第一，依靠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必須加快轉變。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我國通過擴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取得積極成效，但隨著傳統產業產能接近或達到上限規模，再簡單沿用老辦法擴大投資需求，越來越受到投資效率下降和債務杠桿攀升的約束。2015年我國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也就是每新增1元GDP所需的投資達到6.7元，比2010年4.2元提高近60%；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2010～2015年我國非金融部門負債總規模年均增長16.6%，比同期名義GDP年均增速快約6個百分點。可見，依靠擴大投資“穩增長”，不僅投資效率會繼續下降，債務杠桿會繼續攀升，還將增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也難以從根本上緩解經濟下行的壓力。

第二，依靠工業產能增量擴能形成的經濟結構必須加快調整。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2010年以來，隨著傳統產業市場需求趨于飽和，工業增速持續回落，服務業比重逐年上升。在工業內部，鋼鐵、煤炭、建材、有色、石化、電力等行業漸次達到或超過峰值。由此可見，再像過去那樣，依靠“鋪攤子”擴大制造業產能推動經濟增長，勢必將加劇重復生產和產能過剩，扭曲經濟結構和資源配置，已經越來越走不下去了。

第三，依靠資源和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形成的增長動力必須加快轉變。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生產要素供求關系發生明顯變化，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下降，土地供給日趨緊張，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原有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開始減弱，繼續依靠大規模增加要素投入支撐經濟增長已經越來越困難，必須加快推動增長動力從主要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為主轉向創新驅動為主。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三大關口”的關鍵

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提出緊迫要求，必須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要求，將有關任務落到實處，為跨越“三大關口”創造條件。

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實體經濟是強國之本、富民之基。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變成中等收入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是實體經濟，今后要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也只能和必須依靠實體經濟。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增強產業競爭力，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

提高供給體系質量

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化，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加快建立落后產能退出機制，以處置僵尸企業為突破口，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真正實現市場出清。加快形成產業升級機制，以資產重組、資本整合、產業融合為路徑，推動企業兼并重組，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農業“接二連三”、傳統產業嫁接新技術新模式，真正實現產業升級換代。通過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不斷提高供給體系質量。

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跨越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三大關口”，必須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加快三大變革，關鍵是要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要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推進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在更多領域躋身世界領先行列。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要素生產率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提升潛力和空間很大，關鍵在于深化改革。要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強化知識產權創造、保護、運用，加大科技創新的產權激勵力度。加快要素市場改革，促進形成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創造各類企業平等競爭的環境。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要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準國際標桿，持續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水平、質量層次和品牌影響力，推動我國產業價值鏈從低端向中高端延伸，形成高質量供給體系。提高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效率和水平，優化融資結構體系，打造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鏈，推動存量資產重組，為新興產業提供金融支持，做好中長期資金供給的制度安排。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

建設適應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的經濟體制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金融業要把防范和化解風險放到更加重要位置

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金融業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提出更高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強調“要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學防范，早識別、早預警、早發現、早處置，著力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著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線和風險應急處置機制”。

我國經濟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主要經濟變量關系深刻調整，經濟結構性失衡矛盾趨于突出，加之金融監管體系不完善,監管的穿透性不足,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強，金融領域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過去一個時期，政府在有效應對風險上發揮了較大作用，避免了系統性風險，但也使得市場主體“風險免疫系統”沒有經受洗禮，防范風險的主體意識不強。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堅持主動防范、系統應對、標本兼治、守住底線,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主動防范，就是要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加強對各類風險的評估，制定系統的防范和化解風險的實施方案,加強風險防范的頂層設計、系統規劃、穩步推進,明確每個階段風險管理的重點。比如，在處置高杠桿率問題上，從控制杠桿增速、穩定杠桿率、調整杠桿結構到最后降低杠桿水平，都需要有戰略規劃。

系統應對，就是要將防范和應對風險作為一個系統性工程,進行系統性謀劃，從事前、事中、事后的整體視角進行設計，事前加強風險的預判和防范，事中加強風險的應對和處置,事后加強風險免疫和管理能力建設。與此同時，要從矯正經濟結構性失衡，完善金融監管框架，修復資產負債表，建立新型風險管理體系，加強風險管理能力建設等系統性視角來有效防范和應對風險。

標本兼治，就是要緊緊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深化國有企業、財稅、金融等基礎性領域和關鍵性環節改革。要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加快處置“僵尸企業”。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完善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健全市場規則，嚴格規范金融市場交易行為，強化金融機構防范風險主體責任。

守住底線，就是要堅持底線思維,既要敢于面對風險，勇于應對風險，又要保持清醒頭腦，冷靜客觀地分析和評估風險，對各種情景做到心中有數。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著力控制增量,積極處置存量，通過科學的風險處置，不斷提高金融業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原載于《中國金融》雜志2017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