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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大國如烹小鮮。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他還強調：“增強駕馭風險本領，健全各方面風險防控機制，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勇于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艱難險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動權。”這些重要論述意味著，我們黨和國家的發展戰略正在發生歷史性調整，不再追求高速度的經濟增長，而是追求平衡的發展和充分的發展，努力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破解“發展后問題”

　　迄今為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都是要解決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它們是賴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礎。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要致力于解決如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地帶或“薄弱環節”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

　　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不再孤立于國際社會之外，也不再處于國際舞臺邊緣地帶，已經逐步進入國際舞臺的中心，飽受世界輿論的關注。同時，中國自身也發生了革故鼎新的變化，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已經達到和發達國家不相上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東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與中西部內陸地區和廣大鄉村之間的發展差距在日益擴大。關于在一些地區已經“先富起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中如何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在理論上還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進行新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努力回答“發展起來以后”中國面臨的各種新問題以及對此所要進行的戰略調整。

　　最先意識到對“發展后問題”進行戰略調整的是鄧小平，他對“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的嚴重性做了充分的估計。1993年9月，鄧小平在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考作出了新的闡述，對此前的發展理論進行了必要的補充和完善。鄧小平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反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動搖”，“要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現代化建設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這一切在本質上都是堅持發展起來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前提，“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在看到中共十四大后中國發展形勢熱浪奔涌的喜人景象時，鄧小平敏銳地發現，“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些問題會“自然出現”，“到一定時候就會出來”。關于“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是什么含義，鄧小平談到了以下兩點。

　　一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問題。鄧小平認為，“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項基本原則，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他強調，“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習近平同志進一步提出“發展不充分”問題，特別強調我們不僅需要高度的物質文明，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兩個文明都發展起來，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是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他指出，“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要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困難。”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富收入差距拉大、發展不配套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也就是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發展不平衡”問題，與鄧小平的認識是內在一致的。

　　在鄧小平看來，發展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基礎問題，即使出問題，適時進行戰略調整就能化解。1991年8月，鄧小平談到中國發展戰略時，在強調“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意識到“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顯然，鄧小平在當時已經意識到了快速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問題，強調適當進行經濟戰略性調整的必要性，但最終目標仍然是調整后的“再前進”。然而，鄧小平晚年思考發現，“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將更多是政治上層建筑的問題，它將決定國家政權的性質和黨的執政地位。這方面一旦出了問題就是“大問題”，就是大的政治問題，輕則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傷筋動骨，重則有丟失政權的危險。這也就是習近平同志所告誡的“顛覆性錯誤”。如今，習近平同志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高度更準確地把握了治國理政的大局，指明了中國今后發展的方向。

　　發展戰略的再次調整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必然意味著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再次調整。三十九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全黨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向經濟建設的轉移，推動現代化建設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任務。在發展戰略上，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當今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也大大擴展。然而，在中國取得巨大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從戰略全局來看，中國日益呈現出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制約了中國和平發展、和諧發展、科學發展的潛力和后勁。

　　一是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東部沿海地區發展明顯快于中西部地區，城市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大城市發展明顯快于廣大鄉村地區。一方面，大量的資金、人才、信息、技術聚集在東南沿海地區和大城市，造成對交通、電力、住房、通信、環境等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的巨大壓力，高房價、交通堵塞、電力供應緊張、霧霾天氣等“城市病”歸根到底都是發展不平衡造成的，發展越快的地區，這些問題暴露越嚴重；另一方面，廣大中西部地區和鄉村地區發展滯后，人才流失、勞動力老化、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問題，嚴重制約了這些地區的發展，甚至在一些地區出現了治理盲區和短板，各種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地方黑惡勢力抬頭，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

　　二是發展不充分。主要表現在，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群和高收入群體盡管物質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其他方面發展還不夠充分，普遍存在著“四個意識”不夠強、黨的領導作用發揮不夠、基層黨組織建設存在虛化弱化現象、反腐執紀存在重大漏洞、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文明程度還有很大差距，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還有待提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需要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也需要建設高度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只有五個文明都協調發展、全面進步，才能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長期以來，我們在發展戰略上強調，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各種矛盾和問題就會相應得到解決。然而，對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發展不僅不會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發展在性質上屬于 “如何做大蛋糕”的“效率”問題，而不平衡、不充分等問題在性質上是“如何分好蛋糕”的“公平”問題。盡管“做大蛋糕”有助于緩解“分好蛋糕”中的壓力，但不會根本消除“分蛋糕”的矛盾。要想真正解決好“分好蛋糕”問題，必須在繼續推進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特別是要通過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切實提升社會公平正義。這也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的重點問題，更是十九大報告集中闡述的重點問題。因此，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

　　重在掌握戰略主動權

　　為什么要進行戰略調整，關鍵在掌握戰略主動權。掌握主動權，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十分強調的戰略思維。何謂戰略主動權，從詞義來看，主動就是不依靠外力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動，主動權就是不受制于人的優勢地位。關于占據“優勢”的意義，在中國兵法中得到了反復強調。《呂氏春秋》上說孫臏貴勢，何謂勢？《孫子兵法》云：“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意思是說，所謂勢就是要根據戰爭實際創造出有利于己的作戰態勢，因利而制權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掌握戰略主動權。唐代兵法家李靖說，中國兵法千章萬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歷史上，孫臏圍魏救趙的關鍵正在于獲得主動權，駕馭戰爭全局，后發先至，調動敵人，變被動為主動，掌握戰略主動權。毛澤東對圍魏救趙這一戰法非常重視，對這一戰法所蘊含的思想認識深刻。抗日戰爭時期，他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論述外線作戰靈活機動打擊敵人時指出，這就是“圍魏救趙”的辦法；解放戰爭時期，他創造性地運用這一思想，指揮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實現了人民軍隊由內線防御作戰向外線進攻作戰的戰略轉變，牢牢掌握了解放戰爭的主動權。

　　由此可見，把握戰略主動權意味著從全局出發，搶占戰略先機，以此“利”制造優勢地位的“權”。進而言之，戰略主動權包括三個要素：一是觀全局，善于從宏觀的戰略視野分析局勢，把握方向，做到綱舉目張。二是搶先機，從決定戰略全局的主要矛盾出發，搶占戰略要地，以逸待勞。三是謀優勢，充分利用戰略要地的利益，在關鍵地帶靈活出擊，營造若干戰略局部的優勢，進而確立在全局中的優勢地位。國際事務是復雜的，不管面對如何復雜的局勢和嚴峻的挑戰，都應該著眼全局，搶奪戰略要地，通權達變，從贏得戰略主動權的高度分析形勢，切實提高科學判斷形勢和進行戰略思維的能力。

　　關于如何處理發展起來以后的新問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主動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了新的謀劃和部署，包括提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宏偉構想，提出了“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盡管對于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的解答還在進行之中，但指導這一解答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誕生了，必將推動我們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來，社會主義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產生并找到自身發展的條件。在《共產主義原理》、《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等經典文獻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和策略進行了理論的分析和闡述。后來，列寧修改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在幾個西方發達國家“同時勝利”的設想，創立了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理論，并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此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沿著列寧開創的理論和道路展開的。如今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已經快速發展到與西方發達國家類似的水平，具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所設想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需要結合中國發展新的實際情況以及世界發展的時代背景進行創造性的探索，以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局面。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還需要把新中國的發展成就與中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相對接，實現中華文明的創造性復興。中華文明有著數千年的悠久歷史，與眾多外來文化在交流互動中不斷吐故納新，造就了世界上惟一獲得數千年持續發展、不被中斷的光輝燦爛的文明大國。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步伐的加快，中華文明與世界多樣性文明在交流互動中傳承延續并發揚光大，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

　　總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和戰略性調整決不是我們為尋求一己之私而作出的謀劃，更不是我們尋求擴大勢力范圍而進行的考量，而是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從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推動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交流互鑒的角度，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動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要義，也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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