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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必須重視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10-07 1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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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帶領身邊工作人員，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邊讀邊議，發表了許多重要的、啟迪性的意見。今天，在大家熱烈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必須重視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表的意見，把它作為我們討論的指導思想。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發展而逐漸成熟起來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

　　“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來說，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

　　他說：“看來，這本書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這也是有客觀原因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1]

　　理論著作、尤其是成體系的教科書，絕不是幾個秀才關在書齋里拍腦袋能夠寫出來的，它是實踐的總結。沒有成熟的實踐，就不會有成熟的理論著作。

　　毛澤東批評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看起來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表明經濟學家不懂得實踐，他們對經濟問題不很內行。”[2]

　　就是說，他批評這本書不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毛澤東說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但用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來，大概也可以這么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到現在，不過35年時間，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算起，也不過近40年時間。這么點時間的實踐，經驗還不夠豐富，很多帶規律性的問題，現在還看不清楚。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的確還很難寫出一本像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的

　　毛澤東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3]

　　生產關系是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有巨大的反作用。

　　因此，“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

　　他主張，“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4]

　　毛澤東還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應該從分析矛盾出發。

　　他說：“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他認為，蘇聯這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最大的缺點是：

　　“說明問題不從分析矛盾出發”。

　　“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矛盾的發展和轉化，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還是矛盾，怕講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斗爭。這本書的缺點就在這里。”[5]

　　他批評說：“教科書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里就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里就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因為不一致，才有團結的任務，才需要為團結而斗爭。如果總是十分一致，那還有什么必要不斷進行團結的工作呢？”[6]

　　毛澤東提出：“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7]

　　從哲學的高度，始終運用唯物辯證法來研究經濟問題，這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一大特點。

　　毛澤東告訴我們，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的，不是像有的人說的那樣是研究經濟發展問題，即生產力問題。甚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說成是中國的發展經濟學。這就把研究對象搞錯了。

　　但是，我們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必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研究生產關系。要善于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來研究生產關系，從中發現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性。

　　我們來看一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狀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晶。這“中國具體實際”指的是什么？按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說法，它既包括中國國內的實際，也包括當前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實際。后者主要影響中國的對外經濟聯系。我們著重考察國內的實際。

　　就國內來說，我們最大的國情是；我國尚處在、而且在一段時間里仍將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意義上，實質上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經濟學。它的主要特點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產生的。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一定范圍內，即對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范圍內，具有普遍意義。因為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很難越過初級階段，直接進入發達階段。

　　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以后。有一段時間里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處在什么發展階段上缺乏清醒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仔細研究了這個問題，在黨的十三大上作出了明確的回答：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

　　十三大是怎么論證這個問題的呢？

　　十三大的決議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社會化、現代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就是要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十三大詳細描述了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景：

　　“我國當前的情況是，一方面，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已經確立，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已經消滅；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億多人口，八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還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狀況，同時存在。生產力的落后，決定了在生產關系方面，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必需的生產社會化程度還很低。”[8]

　　從這一實際情況出發，十三大提出，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社會并不要求純而又純，必須“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⑨]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大的特點，也是根本的特點。這是分析一切具體經濟問題的根本依據。它決定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決定了分配關系。

　　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為補充，意味著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又有非社會主義因素（其中主要的是資本主義因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因素并存的社會，既有公有制經濟，又有私有制經濟；既有按勞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既有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生產，又有以追逐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既有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又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在起作用。這大概就是說我國的社會主義“還不夠格”的原因吧。

　　既然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因素，怎么能叫社會主義社會呢？毛澤東告訴我們一個分析社會性質的方法論原則。他說，在一個存在多種矛盾的綜合體里，總有一個主要矛盾，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事物的性質就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兩種因素，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水平不高，發展又不平衡造成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但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在整個經濟運行過程中起主導作用，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論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的客觀條件，說明它的客觀必然性，同時要闡明兩者的相互關系以及發展趨勢：一方面，它們之間存在合作的關系，各自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這兩種因素，性質不同，它們之間必然存在矛盾和斗爭。這種矛盾和斗爭集中表現在兩種因素爭奪主體地位上。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它們不安于補充地位了，竭力想轉變成主體。學術界散布的各種把國有經濟妖魔化的言論，鼓吹私營經濟效率高、私營企業主是“社會最能干的精英”，都是為爭奪主體地位制造的輿論。他們爭奪主體地位的斗爭是得到西方國家支持的。在這方面國內外資產階級是相互支持的。

　　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生產關系并存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應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鍵問題。從靜態來說，我國出現的一切經濟現象，歸根結底是這個問題造成的，不抓住兩種因素并存及其矛盾和斗爭，就不可能揭示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從動態來說，這種矛盾和斗爭，關系到我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兩種因素并存及其斗爭，使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確實存在朝哪兒走的問題，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斗爭的結局取決于兩種因素的力量對比。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最終解決，也許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直存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回避這種矛盾和斗爭，因為它是客觀存在的，而應該正面闡述如何處理這種矛盾和斗爭，從中得出一些帶規律性的結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發展的社會，它帶有過渡性，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問題是往那兒變，無非是兩條道路：或者向社會主義的較高級階段發展，未來發展到共產主義；或者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倒退到資本主義去。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躲是躲不開的，我們應該正視它，把它當作一個重大問題來研究。全部經濟工作都要明確一條：我們是把當前的現實綱領與最高綱領統一起來的，我們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向最高綱領邁進的一步，而不是背離最終目標。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共產主義這一最終奮斗目標，堅定我們的理想信念，就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較高級階段發展，而不會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倒退到資本主義去。

　　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從所有制出發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肯定了教科書從所有制出發的寫作方法。

　　他說：“蘇聯教科書的整個結構是從所有制變革開始的，這樣一種寫法，原則上是可以的。

　　”“我們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可以從所有制出發”。

　　“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也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研究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如何決定產品的分配。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質是基本矛盾，這個矛盾表現為商品的兩重性。所以，馬克思從商品出發，來揭露商品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的人與人、階級與階級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雖然還有兩重性，但是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勞動力已經不是商品，社會主義商品的兩重性已經不同于資本主義商品的兩重性，人與人的關系已經不再被商品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如果照抄馬克思的方法，從商品出發，從商品的兩重性出發，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反而可能把問題模糊起來，不容易使人了解。”[10]

　　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視所有制的。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人們要生活，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人們作為單個孤立的個人是不可能從事物質生產的，必須組織成一定的社會關系才能生產。在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中，誰占有生產資料，他處于優勢地位。他可以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驅使喪失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進行勞動，并無償地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產品。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體系的基礎，也是整個社會關系的基礎。一個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就是由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在談到工人階級乃至全人類獲得解放的共產主義運動時，強調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11]“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12]他們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13]

　　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指出社會革命雖然是政治行動，但歸根到底是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

　　他說：“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犧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確，一切所謂政治革命，從頭一個起到末一個止，都是為了保護一種財產而實行的，都是通過沒收（或者也叫作盜竊）另一種財產而進行的。”[14]

　　這段話，確切地闡明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

　　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把所有制問題放到首位。一切淡化所有制的想法都是錯誤的。“不問所有，只問所用”，是會把整個研究工作引到邪路上去的。

　　由于分配直接關系到人們的切身利益，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人們往往更關心分配問題。以至有的經濟學家提出，應該確立分配問題在經濟學中的中心地位。這種看法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決定分配，不就對象來說是如此（只有生產出了產品，才能進行分配），而且就分配方式來說，也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分配，作為生產關系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由所有制決定的。離開了所有制，分配問題是說不清楚的。馬克思曾經批評，拉薩爾主義者把社會主義描繪成主要圍繞著分配問題兜圈子，這是“仿效資產階級濟學”的“庸俗社會主義”。

　　毛澤東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他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研究分配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即聯系生產條件的分配來研究消費品的分配。

　　他批評教科書撇開生產資料的分配（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來談論消費品的分配，并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種觀點，指出：

　　“這是一種分配決定論的錯誤觀點。就以分配問題來說，按照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的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極大的錯誤。”

　　這實際上也是我們目前在分配問題上常見的錯誤研究方法。

　　在市場經濟問題上，我們也應該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市場經濟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關鍵是誰來用這種方法、手段，為什么目的來運用這種方法、手段。這就是所有制問題。相對于所有制來說，市場經濟是第二位的、從屬的。不能撇開所有制，就市場經濟研究市場經濟。一定要記住，我們的市場經濟前面還有“社會主義”四個字。這不是畫蛇添足，可有可無，而是畫龍點睛，點明了我國市場經濟的性質。我們要研究的是，市場經濟是怎樣在公有制基礎上運轉的，它怎樣為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服務。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重視所有制問題，把所有制作為研究的出發點。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寫作方法

　　他批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

　　“這本書的寫法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這本書“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定義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15]

　　毛澤東對寫作政治經濟學著作提出一個原則，即必須具有戰斗性。他指出：

　　“寫書要有批評對象，就會有生氣。這本書，沒有展開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所以看起來很沉悶。”[16]

　　客觀上存在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存在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有應該批評的批評對象。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批判的，它是在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斗爭中發展的。毛澤東號召學習魯迅的戰斗精神和方法，魯迅的文章是投槍、匕首，是同敵人戰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幾乎每一個問題都遇到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我們在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不能不同新自由主義進行斗爭。如果回避爭論，平鋪直敘，不回答讀者思想上的疑惑，那種著作是沒人要看的。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意見，對我們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具有指導意義的。我們應該重視他的意見，認真學習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注和談話，并把它貫徹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中去。

注釋：

　　[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803—804、152—153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2]《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402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3]《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804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4]《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422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5]《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12、742—743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6]《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803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7]《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273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

　　[8]《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804、805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