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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

　　我們用100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的進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曾崇尚過各種思想主義，但最后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是馬克思主義，這是歷史的選擇。

　　第一，近代中國執著的探索

　　我們有過多次嘗試，但是屢屢失敗。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要用中國化的基督教來改造中國，最后證明那是行不通的。所以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最有利的旗幟，就是保衛中國的文化。后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提出以洋務自強，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興起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用了30年時間，發展產業、發展科技、發展教育，想要產業救國、科技救國、教育救國。最后，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戊戌維新想要中國走君主立憲制的道路，結果也是以失敗告終。

　　舊中國的問題出在制度上，要改制才能救中國。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從制度層面改造中國，推翻了封建統治。但是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篡奪了。袁世凱1912年死后，我們還嘗試了12年共和制，結果軍閥混戰、生靈涂炭。那幾十年，各種嘗試都不成功。五四運動興起，從“制度層面改造中國”發展到從“思想文化方面”改造中國，精英們提出要徹底拋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那一套。其實，當時的思想是有些極端的，措施也過于激烈。

　　第二，中國共產黨發展的艱辛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當時社會主義是邊緣性的思想，沒有人信服它，梁啟超認為搞不成，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孫中山也認為搞不成。因為他們認為，中國不存在成功的建立共產主義或者蘇維埃政府的條件，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同意這個看法，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共產國際和蘇俄的領導人斯大林、列寧等的意見。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只是當時中國社會300多個政治團體又多了一個黨派而已。當時的中國，每天成立的政治組織和每天解散的政治組織一樣多，誰都不知道這個新成立的黨能持續多長時間，甚至連參加者都不知道。

　　諸位早期的共產黨員其實也不是很重視“一大”。比如，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北京小組成員劉仁靜，當年才19歲。當年“一大”召開，李大釗要為北大教職工向北洋政府討薪，所以不能去。當時北京小組還有資深黨員鄧中夏，但是鄧中夏也沒去。他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沒有時間去上海。其實這些理由都是非常荒誕的。如果他們真的認為“一大”很重要，李大釗怎會放棄“一大”而去討薪？鄧中夏怎會選擇到南京參加那個相對比較成熟的、年年召開的年會？他們都不去，所以在北京最后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的落到了劉仁靜的頭上。雖然最后劉仁靜被黨開除，但不管什么時候介紹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一被展示出來，劉仁靜就赫赫在目。但中國共產黨絕不是命運的幸運兒。這些當年參加建黨的人，有誰知道這個黨28年后會奪取全國政權呀？所以黨剛一成立，走的走散的散。1921年7月底建黨，1922年陳公博脫黨，1923年李達脫黨，1924年李漢俊脫黨，1924年周佛海脫黨，1927年包惠僧脫黨，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另外，還有在后來革命中犧牲的，王盡美1925年病逝，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這13位代表，從頭走到尾的就毛澤東、董必武兩個人。從這一點我們就能看出這個黨的發展是何其艱難。所以，她絕不是一個命運的幸運兒，她的每一個發展和成功都來之不易。

　　艱苦斗爭中的指路人

　　第一，居功至偉的毛澤東

　　這樣一個黨，能夠從中國政治舞臺的邊緣走到今天，影響以至改變世界格局，毛澤東居功至偉。這個人物與新中國、與中國共產黨緊緊地連在一起。雖然他在指導經濟建設時也曾有過一些失誤，但是我們從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整個新中國的歷史來看，這個人所起到的作用至關重要。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曾講，如果沒有這個人，我們可能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

　　毛澤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成功”的問題。如果不看毛澤東1928年寫于井岡山的那篇文章，我們自己回答一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成功”這個問題。答案很可能是：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指引；第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第三，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第四，工農紅軍的英勇奮戰；還有第五、第六等。這種經驗式的、教科書式的回答比比皆是。當我們回答完這個問題之后，再回過頭去看毛澤東的回答，你就會覺得，如果當年毛澤東像我們今天這樣想，估計中國革命可能就不會成功了。當人們按照革命的一般理論在推斷革命發生不發生、成功不成功的時候，毛澤東卻在尋找革命的特殊規律。毛澤東認為，一個國家在白色政權包圍之內，可以有一小塊或者若干小塊紅色政權區域長期存在。這是世界其他國家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毛澤東說，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隨著另一種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最關鍵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擁護，而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毛澤東同志把中國社會看透了。后來的鄂豫皖蘇區、湘鄂贛蘇區、川黔蘇區、湘鄂西蘇區，都是在各個白色政權結合處。紅軍長征時，我們又充分利用了蔣介石與廣東軍閥陳炯明、廣西軍閥白崇禧、湖南軍閥何建、貴州軍閥王家烈、四川軍閥劉湘、云南軍閥龍云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

　　為什么在中國可以搞工農武裝奪取政權，而在德國搞不成？為什么在中國可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而在日本根本沒這可能？關鍵就是中國的白色政權四分五裂。所以毛澤東后來講，我們只需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持續不斷的，則紅色的存在和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病體，毛澤東把住了這個病體的脈象。如果說我們以前是有病亂投醫的話，毛澤東現在開出了一個管用的方子。這個方子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如果不把中國社會認識透，這種結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經常講，毛澤東從來不是共產國際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黨的上一屆領導人指定的接班人。毛澤東曾經講，真正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的大風大浪中成長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同志不是神，也會有犯錯的時候。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不犯錯誤，而是他的思維極富歷史自覺。什么是歷史自覺呢？第一，對社會運行規律有深刻理解。第二，對歷史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毛澤東一輩子不甘心被命運左右，一輩子都在主動營造，這是他身上最珍貴的東西。

　　第二，德高望重的朱德

　　朱德同志原來在滇軍當兵，已經當上主將了，卻一門心思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就是歷史自覺在推動他，讓他一定要干一點大事。

　　他到上海找陳獨秀，陳獨秀婉拒了他，因為陳獨秀把朱德當做軍閥了。朱德在國內入不了黨，就從上海跑到巴黎，想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了法國，才知道巴黎支部的負責人周恩來去了德國。于是朱德又追到德國。朱德同志為了入黨，從上海跑到巴黎，又從巴黎跑到德國，終于如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朱德回國后，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參加起義時，朱德地位很低，所帶兵力只有一個營，大約500人，而且年齡偏大。起義部隊南下，這500人幾乎跑光了，朱德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后來陳毅講，朱老總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一個老同志罷了。在整個南昌起義過程中，朱老總就扮演一個打雜的角色，不是開路，就是殿后。五六天后，朱德帶領部隊完成了阻擊任務，把部隊收攏了，準備南下與主力會合。可是，這時南下的主力軍全軍覆沒了，領導人也分散了，周恩來、聶榮臻去了香港，賀龍回湖南，劉伯承去了上海，葉挺去了南洋。一瞬間，整個南昌起義部隊只剩三河壩留守的那2000多人。當時大家說散了吧，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就是朱德。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辦時，朱德說他有辦法，于是大家就勉強跟著他了。

　　八一南昌起義時，士兵們都穿著短衣短褲，跟著朱德走到10月底，依然是短衣短褲，而且還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于是隊伍越走人越少，走到江西安遠時，只剩800人了，隊伍面臨一哄而散之勢。朱德沒有動搖，他在整編大會上堅定地說，大革命雖然失敗了，我們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我們還是要革命。同志們要革命的就跟我走。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1917年他們就成功了。我們今天就是俄國的1905年，我們一定會迎來我們的1917年。

　　后來據留下來的同志回憶說，我們當時站在下面，誰都不知道俄國人的1905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從朱德這種充滿激情的信心中，感覺到了信仰的力量。陳毅后來回憶，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光明前途，給大家以信心，這就是總司令的偉大。這800人誰能夠想到二十年之后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威風呢？但是每一個自愿留下的人，從朱德身上都感覺到了革命一定勝利的信念。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排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還有排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這800人的隊伍里面。這800人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埋葬蔣家王朝的基本班底。這是朱德的重大貢獻，朱德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工農紅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人。解放以后，譚政同志回憶說，假若朱德不能把南昌起義隊伍帶上井岡山，我們井岡山秋收起義的隊伍只有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八一南昌起義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全黨的典范周恩來

　　周恩來終身從事的工作，就是把黨內力量聚焦起來。

　　1934年長征之初，毛澤東曾經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帶領一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堅持蘇區的斗爭，最后歡迎中央再回來。當時他可是低估了蔣介石剿滅江西紅軍的決心。這封信交給了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手中。博古當時很年輕，不知道怎么辦，于是他把信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看完信，帶著三個警衛，連夜騎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那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但是，毛澤東在談話后就決定和大部隊一起走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周恩來對中共黨極為重大的貢獻。

　　長征途中周恩來與博古也曾有一次重要談話。遵義會議開過以后，博古不適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要讓張聞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權力交出來。所以，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周恩來對博古講，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么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第二天一早，博古把全部權力交到中共中央。在后來毛澤東與張國燾、與王明的斗爭中，博古也堅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博古后來說，周恩來那一席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中國革命確實一定要由一個懂中國的人來搞。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集團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樣的領袖的結合，他們相互彌補，彼此完善。他們都是偉人，但并不是完人。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有分歧，也會有意見。不像現在所拍攝的領袖電視劇那樣，毛澤東不出來誰都不出來，毛澤東一出來大家都跟著出來。毛澤東不說話大家都不吭氣，毛澤東一說話大家都贊同，都爭著去執行。我們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黨，領袖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意見分歧，方法觀點不一樣的比比皆是。但是，這些并不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他們依然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完整的整體，而他們之間的斗爭，他們的矛盾，正是形成黨的生命力的重要前提。中國共產黨正是依托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體，才能夠戰勝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強大的蔣介石集團。

　　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美國有一位著名作家寫《蔣介石傳》，他說蔣介石幾乎具備成為歷史偉人的一切要素。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手段、他的實力幾乎一切具備，只欠缺最后一點運氣。我認為用運氣差來解釋他的失敗是不夠的，但是這位作家講的另外一句話我是很贊同的，他說，國民黨的確有些好故事，但共產黨的故事更好。國民黨打了敗仗就散了，共產黨打了敗仗卻可以不屈不撓，繼續奮斗，一往如前。我覺得這就是雙方的差距。

　　艱辛而殘酷的革命歷程

　　人必須要有理想，沒理想的人走不遠，沒有理想的人就是行尸走肉。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前所未有的為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黨曾經在1927和1934年遭遇了兩次重大挫折。世界政黨史上，從沒有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領袖集團一層層被強大的敵人清除掉，再換一批，再被清除掉，然后再換一批，一直前仆后繼，百折不撓，這種情況真是前所未有。當然，其中也有因為大革命失敗而犧牲或是叛變的。

　　大革命時期犧牲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是羅亦農。他是政治局、組織局主任，相當于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被朱德的前夫人賀治華出賣。賀治華做過朱德的夫人，與朱德同志生了一個孩子，后來離開了朱德同志，與黨內另外一個叫霍家新的人結婚。大革命失敗后霍家新、賀治華希望出國定居，他們為了兩張到德國的護照和3000美元獎金，就把政治局常委羅亦農給出賣了。當天羅亦農在家里被捕，他回家是約了小平同志談話的。小平同志晚到了幾分鐘，幸免于難。所以我說，1927年那幾分鐘就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否則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1927年就夭折了。這些領導人們都是艱苦斗爭中的幸存者，都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他們革命到底的決心和意志，絕非是我們今天所能想象的。

　　1927年革命的失敗是殘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了，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了，這都是政治局以上職務的叛徒。1934年紅軍長征時，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叛變，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叛變，閩浙贛省委書記曾洪易叛變，閩北分區司令李德勝叛變，閩贛分區司令宋清泉叛變。高級領導干部叛徒比比皆是。革命就是大浪淘沙，中國革命風太高、浪太急，能堅持到底實在不容易。

　　張國燾與毛澤東都極富領袖氣質。首先，兩個人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出身。第二，兩個人都非常好地完成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結合。毛澤東的影響力在中央蘇區，張國燾的影響力在鄂豫皖蘇區。第三，這兩個人的共同特點是都想撇開共產國際。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張國燾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張國燾在中共黨內的資格，除了陳獨秀，誰都蓋不過他。毛澤東卻長期游離于中共中央核心層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才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所以，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資格，跟張國燾是無法比的。但是，張國燾這么一個極具領袖氣質的人物，1938年竟然叛變了。周恩來與張國燾長談，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沒能說服張國燾。今天來看張國燾的出走，是有他的理由的。他說在延安一山不容二虎，他與毛澤東的矛盾太深。張國燾叛變后，做了戴笠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戴笠很多中共黨內的派系斗爭，幫助戴笠搞垮中國共產黨。1949年中共獲得全國勝利，張國燾跑到香港，后來從香港跑到臺灣，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倫多的養老院。

　　張國燾一生最輝煌的時刻，應該是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時候了。他騎著一匹白色的駿馬，在十余騎警衛簇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3里路，于蒙蒙細雨中恭候。當時，毛主席對張主席的資格、資歷、經歷、實力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張國燾很感動。但之后張國燾發現，中央紅軍人數很少，而且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沒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門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紅軍一門重火力炮都沒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這在今天屬于步兵輕武器。所以，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就出現了問題，四方面軍8萬人，中央紅軍1萬人。張國燾對遵義會議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事實上，一、四方面軍分裂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為力量失衡。對于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寫的很輕易：張國燾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其實，當時毛澤東把一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

　　毛澤東很難判斷自己這7000人到底能堅持多長時間，他甚至準備把這7000紅軍打散，做白區地下工作，后來幸虧發現了陜北根據地。到陜北一看，紅二十五軍已經把陜北完全控制了。紅二十五軍是原來張國燾的勢力。而陜北正在搞肅反擴大化，紅軍的高崗、劉志丹、習仲勛都被抓起來了。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他如果聽張國燾這個偽中央的指揮，那中共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毛澤東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因為這時中央紅軍就剩6000多人，財政基本上已經完全破產。當然借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態度。徐海東接到信，把軍中供給部長叫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告訴他，我們還有6000多大洋。徐海東吩咐：我們留1000就行了，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是給，不是借。還附了一封信，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毛澤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后來多次提到，徐海東是于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東在那個關鍵時刻，聽張國燾的指揮，那中央紅軍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中國革命的勝利過程，遇到了多少急流險灘呀！所以毛澤東同志對徐海東同志褒獎有佳。徐海東同志一生受傷9次，由于嚴重傷病，沒有能夠參加解放戰爭。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同志講，我不授銜也可以，因為解放戰爭我沒有參加。但是毛澤東堅持給徐海東授銜，而且授大將，地位僅次于粟裕。

　　下面，我們再來介紹一下陳賡。

　　陳賡是黃埔一期畢業學員。蔣介石最欣賞黃埔一期的學生，陳賡就是所謂黃埔三杰之一，東征時出任步兵連連長。后來，蔣介石把陳賡這個連調為總司令部警衛連。這樣陳賡就成了蔣介石的貼身衛隊的衛隊長。有一次東征軍與廣東軍閥林虎作戰，林虎的部隊攻擊非常猛，把黃埔軍全部打垮了。戰場形勢急速變化使蔣介石來不及撤退，處境非常危險，眼看敵人已向他沖過來，蔣介石準備拔槍自盡。此刻陳賡沖了上來，他背起蔣介石便跑。救了蔣介石一命。由此可見陳賡與蔣介石關系之深，以及蔣介石對陳賡的欣賞。但是陳賡最后棄蔣而去，因為他認為蔣介石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陳賡離開蔣介石后到蘇聯學習，從蘇聯學習回來就到上海搞地下工作，然后又轉到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出任紅軍師長。在一次作戰中身負重傷，鄂豫皖蘇區無法救治他，只好把他秘密送到上海，在我們黨控制的醫院秘密治傷。他到上海恰逢顧順章叛變，顧順章把中央的聯絡點全部供出。于是，國民黨沖到醫院抓人。陳賡腿上有傷跑不掉，也被抓了。蔣介石一聽說把陳賡抓了，馬上去看他。陳賡卻不想見他，他抓起床邊一張報紙，擋在臉上。蔣介石最后只好苦笑一聲走了。臨走之前跟身邊人講要給他治好傷。我們今天總是說，陳賡是在上海地下組織的幫助下得以從上海脫逃，其實更客觀一些說，應該是蔣介石放了陳賡。蔣介石一輩子殺共產黨人無數，唯獨放了陳賡一馬。這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底線，你救我一命，我還你一命。這條底線蔣介石也是不能逾越的，逾越了，蔣介石對他的下屬、對歷史也是無法交代的。

　　可以說，近代以來沒有哪一個政治團體，像中國共產黨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為了心中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義無反顧，舍生忘死的奮斗者。他們不為官、不為錢、不怕苦、不怕死，只為主義，只為信仰。沒有一批這樣的人，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建黨28年就奪取全國政權，這個軍隊不可能建軍22年，就能有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氣勢，它的力量首先來源于它的信仰，來源于一批這樣的人的獻身。

　　縱觀新中國成立的過程，一方面歷史給中國共產黨的磨難超過給所有其他政治團體的磨難，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烈士有370萬。這就是蘇聯、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紛紛垮臺，而中國社會主義巋然不動的原因。蘇聯是一夜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東歐是在蘇聯坦克幫助之下建立的，他們這種社會主義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我們的社會主義穩固性完全相反。我們有那個艱苦年代鍛煉出來的一批人，最有獻身精神的斗士們維護著穩定。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它擁有這樣一個團體。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

　　第一，永遠不能脫離群眾

　　我們當年為什么取得成功？我們的力量根源到底在哪里？劉少奇同志曾講，我們共產黨什么都不怕。美帝國主義我們不怕，蔣介石的飛機大炮我們不怕。但是共產黨怕一件事情，就是怕脫離群眾，脫離群眾就會像希臘神話里的安泰一樣，在半空中被敵人勒死。希臘神話中的安泰所向無敵。他的秘密就在于大地是他的一切能量之源。他只要牢牢的站在大地上，不管跟任何人搏斗，他的大地母親都會從地下給他提供能量，誰都弄不死他。后來赫拉克勒斯發現了這一點，于是，花言巧語靠近安泰，突然之間把他抱起來，讓他脫離和大地的聯系，在半空中把安泰給勒死了。

　　今天，我們的黨就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一定不要被別人抱起來，或者我們一定不要自己把自己抱起來，脫離跟大地母親的聯系。我們一定要牢記過去是靠什么取勝的。國民黨將軍杜聿明評價淮海戰役時講到，粟裕的部隊只有10萬人，可是后邊跟了40萬、50萬農民，推著小車運傷員、運彈藥、運糧食、運給養；而我們30萬部隊從徐州出來，走過村莊老百姓早就跑的精光，所有的糧食全都埋起來，水井全部填掉，你說我能不失敗嗎！

　　今天如果丟開這些力量根源，我們怎能奪取未來的勝利呢？中國的紅色政權還能不能存在，還將怎樣存在，我們一代代人還將回答這個問題。尤其在今天，我們經常提到信仰問題。毛澤東講，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的信仰嗎？鄧小平同志講，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難道不是小平同志的信仰嗎？不僅僅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有堅定的信仰。張學良將軍就曾講，我是個愛國狂，國家要我命，我立刻就給，要我腦袋拿去就可以。從毛澤東、鄧小平到張學良，他們被中華民族的歷史深深銘記，因為他們有這樣一種愛國情懷。這也是我們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第二，培養健康的精神氛圍

　　去年，臺灣的龍應臺寫了一本《大江大海1949》，很受歡迎。我認為她的觀點有問題，我有意見。但是，讓我更有意見的是，她的忠實讀者中竟然有眾多的是我們年輕的政府官員，還排著長隊哽咽著請龍應臺簽名。我覺得，他們連基本的是非觀都沒有了。

　　《大江大海1949》這本書的核心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必須向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道歉。因為這場內戰，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家不能回、隔海相望。龍應臺寫的很有人情味，但是龍應臺忘了最根本一點，就是龍應臺的父親也是國民黨的軍官，而這場內戰正是國民黨發動的。1945年、1946年時，中國共產黨人充滿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夢想，毛澤東當時都準備把辦公地點由延安搬到淮陰了。因為他覺得搬到淮陰離南京近，將來開會方便。共產黨是想搞聯合政府，通過議會斗爭來平衡國民黨的力量，但是國民黨不愿意和共產黨搞聯合政府，蔣介石堅持打內戰，消滅共產黨。內戰失敗后，國民黨撤退時把大陸的黃金席卷一空，卷到海外。可是，龍應臺不讓她的父輩的那個集團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道歉，卻要讓新中國政府對海峽兩岸中國人道歉，這很有問題。

　　很多方面都能讓我們體會到，現在最基本的是非觀正在喪失。比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記者，他的父親還是個長征老干部。他卻在宣揚一種觀點：長征是敗落逃亡，真正原因不是什么革命理想高于天，而是殘酷的適者生存的法則。可是有很多國家的青年，正在重走長征路，因為今天的長征路線已經完全超越了國共內戰，超越了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變成了人類不屈精神的象征。這條道路成為了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可是我們自己卻有人在批判它、貶低它。

　　我們來看看美國好萊塢文化。

　　好萊塢總是愿意表現美國的英雄主義的情結，所有好萊塢男影星們都是因扮演硬漢而出名。再來看看我們中國，這些年我們推出了一批明星，很多都是笑星。回顧中國近代歷史，過去我們是東亞病夫，現在站起來了。但今天，我們是物質站起來了，精神卻正在垮下去。引用肯尼迪講的一段話：評判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要看他培養什么樣的人民，還要看他的人民選擇對什么樣的人致敬，對什么樣的人追懷。我們今天對什么人致敬，對什么人追懷呢？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警惕。一個在北京學習的美國學生說，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周圍的中國同學總在罵自己的先人。我們美國人從來不罵我們的先人，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他們全是英雄。美軍的麥克阿瑟，剛愎自用、惟我獨尊，在美軍內部爭議極大。麥克阿瑟在世的時候，反對他的人非常多。但是，麥克阿瑟死后，今天的五角大樓里到處都是麥克阿瑟的紀念品，他戴過的軍帽、叼過的煙斗、用過的鋼筆、穿過的軍裝、靴子，等等……。他們認為英雄們都是完美無缺的，他們在營造那種氛圍。

　　反過來看現在我們國家，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關注在物質上，我們的精神呢？精神依托在哪？我們沒有英雄嗎？我們從苦難中走來，獲得了這樣的輝煌，我們產生了多么大的一批英雄呀！我們到黑龍江的黑瞎子島上，那里邊防四團的團長告訴我們，他們經常因為中俄要談判而過境。在那里他最大的震動就是在俄羅斯無名烈士墓前，看到俄羅斯幼兒園的老師在給一群小朋友講烈士的故事，他看見老師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團。其實幼兒園的小孩三四歲懂得什么。孩子在無名烈士墓前掉淚，關鍵是老師掉淚，孩子們看見老師掉淚，孩子們也跟著掉淚。俄羅斯有一批能夠在無名烈士墓前掉淚的老師，所以他們能夠培養出優秀的孩子來。俄羅斯的孩子們從小就知道在無名烈士墓前掉淚，青年夫婦結婚必向無名烈士墓獻花，這是他們一個固定的程序。這些都是在營造那種英雄的、愛國的氛圍。

　　我們現在一定要明確，不能企圖用物質取代精神。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英雄主義的熏陶，民族精神的養育，歷史文化的傳承，都是必須的。它不僅是在時代變遷過程中迎接思想文化挑戰的一個有力武器，更是通過心理認同、歷史認同實現國家團結統一的堅實基礎。今天的中國正在高速發展，但是各地發展差異很大。東、西部，南、北方差異很大。同一個地區內，領導、被領導，藍領、白領差距很大。差異要產生矛盾，矛盾要產生沖突，沖突會引發危機，危機要導致分裂，會往“散”的方向走。我們如何擺脫這個命運呢？今天，我們中華民族要實現真正的復興，就一定要發掘我們的共同點。否則，我們真的會四分五裂。我們必須發掘出我們的共同點，并且維護它、培養它、擴大它，形成中華民族緊緊凝聚的核心。

　　我們今天正處在發展的關鍵點，我們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從1840到2050年，中華民族命運在這200年內發生了何等波瀾壯闊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犧牲奮斗的成果。對于我們來說，真正認識這些驚天動地的偉大事件，才能使我們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避免幼稚、浮躁與淺薄，走向沉穩、厚重與成熟。民族的凝聚力是那么多中國人犧牲奮斗而得來的，我們今天絕對不能把它丟掉，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