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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江宇：中國的核心競爭力=社會主義+市場
點擊：3326 作者：李玲、江宇 來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7-06-22 10:47:04
社會主義加市場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
在全球經濟一片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奇跡”的秘訣是什么？“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目前的理論尚未作出滿意回答。我們的答案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成功的保障，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的“核心競爭力”。
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問題導向”的理性選擇
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既是出于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同時也是面對中國作為落后農業國要救亡圖存、實現工業化的迫切歷史任務，所作出的科學的、理性的選擇，是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統一。
從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里，歷代的統治者和仁人志士也在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當時的洋務運動也是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追趕現代化，但甲午戰爭證明，僅學西方的技術，啟動不了中國現代化。因為全球資本主義格局已經將發展中國家邊緣化，而我們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沒有辦法把必要的人力資本和國家能力動員起來。1840年以后，歷史給了中國100多年時間走向資本主義，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從未發展起來，而是在封建束縛和外資壓迫下不斷夭折。
在一個農業國啟動工業化，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足夠的初始資本積累；二是技術和人力資源；三是保持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中國是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國家，農業產量僅夠勉強糊口，清政府和國民黨分別依靠封建士紳、工商資本家和官僚資本推進工業化，造成農村劇烈的貧富分化。
再加上外國資本和產品的沖擊，大量農戶和小工商業者破產，導致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斷，工業部門主要操縱在外國人手里，成為殖民地經濟，連國家安全都難以保證，談何發展。
舊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文盲率80%以上，政府軟弱無力，無從改善人力資本。歷史證明，對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場，對內依靠私人資本和自由市場，是無法啟動中國工業化的。這也是發展中大國的共同教訓。
早期工業化國家之所以可以“先工業革命再社會改革”，是因為歐美的人地矛盾本來就比中國和緩，而且還可以通過海外殖民等方式轉移國內的社會矛盾，但后來發展的大國已經沒有這些條件了。
這一宿命終于被中國共產黨打破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和當時的歷史境遇有機結合起來，在中國改天換地的偉大實踐中，創造性地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給秦朝以來大一統的中華制度注入了先進的理念和組織手段。
先進理念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理論基礎，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清明政治、民本主義和天下大同思想有機融合，建立了人民政權、人民軍隊、人民公仆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嶄新制度。先進組織手段是共產黨擔負起組織、動員和服務全體人民的責任。
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所積累的超強組織能力迅速滲透到城市、農村、企業和社區，國家意志遍布到最細微的神經末梢，全國一盤棋，萬眾一心，同心協力，如臂使指。徹底摒棄了過去中央的組織無法深入到基層，一盤散沙的局面。
正是由于中國進行了社會變革，才建立了強大而穩固的政權，結束了舊中國山頭林立、軍閥混戰的局面，在近代以來首次實現了對大陸全部國土的有效治理，為構建全國統一的市場創造了條件，拯救了面臨被瓜分和亡國危機的破碎的中國；也才能夠在人民的高度支持下，不依賴任何外部霸權主義，完成了建立獨立經濟、保護本國市場的歷史任務。
正是由于中國進行了社會變革，才打破了小農經濟的束縛，使得國家可以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建設了在發展中國家中領先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同時避免了土地兼并、高利貸和壟斷資本對小農的剝削，在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的同時確保了農村穩定和民生改善，并跳出了周期性土地兼并的歷史周期律。
正是由于中國體制能夠集中分散的資金、資源和經濟力量，才能對抗國際上經濟勢力強大、技術先進的壟斷資本，從而實現了獨立自主的工業化。
正是由于中國進行了社會變革，才對歷史上的等級思想進行了蕩滌，為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凝聚力。大力宣傳人民當家作主、人人都是國家的主人和社會公平的理念，是針對階級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精英主義和等級制文化而進行的一場群眾運動。“人民創造歷史、勞動者最光榮”的理念，改造了傳統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使勞動者獲得“為自己勞動”的主人翁心態，讓千百年來被侮辱被損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嚴、有安全感、有希望，這是現代化進程的強大動力。
正是由于中國進行了社會變革，才形成了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新型關系。正因為有一個公平的社會，所以黨和國家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新中國依靠強有力的組織和民主集中制，開展了大規模的集體協作，有效地集結了傳統社會形態下處于無序分散狀態的社會力量，從而比較迅速和大規模地推動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現代化運動。
歷史往往需要經過歲月的風雨才能看得更清楚，只有理解歷史的縱深，才能不被一時的潮流所迷惑。如果回到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情境，我們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既有深厚的歷史依據，也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
20世紀，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金融危機，面對資本主義擴張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災難，反思自由資本主義是全球的潮流。自20世紀初，除了中國共產黨以外，中國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
孫中山先生認為，由于中國當時還沒有實現現代化，還沒有大資本家，沒有形成貧富分化，所以進行社會革命比發達國家要容易。因此，中國應該“社會革命先于經濟革命”，在進行經濟建設之前，先解決好社會公平的問題。晚年孫中山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主義者。
現代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晚年在同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中從佛教說起，談到對社會主義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在解決人和自然界的關系上獲得巨大成功，但也導致了競爭和沖突，并沒有解決“人和人彼此相安”的問題，而“中國自從西洋強大的勢力過來，中國已經沒有走資本主義的路的余地了，不能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能讓個人的福利壓倒社會福利。所以共產黨在中國的出現，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別、不奇怪的”［1］。
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游歷之后，于1922年出版了《中國問題》一書，提出了給中國發展開出的三劑藥：第一，有序的政府；第二，中國支配下的工業化；第三，普及教育。正是由于社會主義中國解決了這些問題，以至于60年代羅素在修改《中國問題》時候對他自己當時的看法都贊不絕口。
羅素
社會主義革命先于經濟建設，是中國現代化獨特的成功經驗
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革命基礎上啟動經濟建設，通過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為實現現代化掃清障礙。
第一，把農村組織起來，打破小農經濟的低水平均衡，兼顧為工業化提供資源和保護農民利益兩大目標。
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職能：一是通過糧食統購統銷，大規模而又相對平均地從農村提取剩余產品，為工業化提供資金來源。二是組織集體勞動，進行農田水利、開荒等基礎建設，在機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規模供給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產量。三是組織農村救災救濟和醫療、教育、養老、治安等公共事業，保障農村基本民生。四是組織村民自治和社會管理。
這些做法改變了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結構，避免了士紳、豪強和工商資本對農民的剝奪，在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的同時確保了農村穩定和民生改善。
這一時期，農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食不果腹、懶漢遍地，而是實現了灌溉面積增加兩倍［2］，水庫總庫容量增加20倍，全國水庫庫容由解放前200億方增加到1976年4200億方，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 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參見董忠《下決心解決農田水利建設滯后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觀察》2011年第2期，第11頁）。
農業機械化普及率超過中等收入國家，70年代按照毛澤東“五七指示”發展社隊工業，使農業機械化迅速普及，1970到1980年農業機械普及率從每平方公里10馬力躍升至80馬力，遠高于當時低收入國家（15馬力）和中等收入國家（60馬力）。
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數據庫計算。，糧食畝產翻一番多，1976年畝產477斤，1952年231斤（根據《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數據計算）。這不僅為工業化提供了巨額的資本積累，還避免了惡性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為工業化和改革開放創造了最重要的社會條件。如果不是把農村組織起來，小農經濟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蓋”的社會保障，使得“高積累、低消費”成為可能。
百年中國夢首先是民族獨立的夢，這決定了中國工業化只能主要靠國內積累，依靠外援遲早要付出代價。為了在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同時不影響基本民生，新中國依托國有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在城鄉均建立了包括醫療、養老、住房、工傷、喪葬和撫恤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人民不必為基本民生擔憂，使大規模集中積累發展重工業成為可能。
這一時期，盡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這是“萬丈高樓平地起”的地基，是“篳路藍縷啟山林”的創業。中國超越西方國家“先實現現代化、再搞社會保障”的發展模式，在工業化早期就建立社會保障，這是確保快速工業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實行人力資本優先發展。
以健康、教育和性別平等為主要標志的人力資本發展水平滯后，使世界許多國家陷入貧困陷阱，呈現“窮、愚、病”的惡性循環。
新中國把醫療、教育和婦女解放作為重大政治問題，在毛澤東“教育要革命”、“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下，將優質資源向基層和農村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資本密集型的醫療模式。通過發揮集體協作的優勢，創造了以合作醫療、赤腳醫生和民辦教育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術路線，普及了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
教育和國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35歲增加到70年代末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初級衛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廣。青壯年文盲率從1949年80%下降到1981年15%左右［3］，1979年小學凈入學率達到93％，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
婦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社會共識，婦女就業人數從1949年60萬增加到1977年2036萬，后者僅指全民所有制單位（引自《中國勞動工資統計資料（1949-1985）》）。70年代中期，婦女初婚年齡達到22歲，比主要發展中國家提前20年實現這一標準，婦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
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東亞病夫”，成長為一支有文化、守紀律、年紀輕、身體好的產業工人和新型農民隊伍，為后來的發展積累了長達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成為支撐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有生力量［4］。
第四，通過組織集體協作，彌補了資本和技術的不足。
發展中國家普遍遇到的一個問題是，“許多事沒人干，許多人沒事干”，資本技術短缺和失業并存。新中國打破傳統的社會結構，建立了高度組織化、扁平化的社會，組織大規模集體協作，彌補了資本和技術的不足。
人民公社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組織起來，從事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科技領域組織大規模集體協作和攻關，突破技術瓶頸。兩彈一星、雜交水稻、運-10大飛機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協作取得的，從而使新中國躍出了落后國家資本和技術短缺的陷阱。這一切，如果沒有社會結構的根本變化是無法做到的。
第五，社會革命打破了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普及了平等文化，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激勵。
正如韋伯認為新教運動促進資本主義發展一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蕩滌了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是一次大規模的平民化運動。“人民創造歷史、勞動者最光榮”的理念，“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的經濟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的愿景，都從根本上改造了傳統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
當然，要打破幾千年的舊思想、舊文化，非朝夕之力，這方面成果也不徹底。但這一時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平等，使勞動者獲得了“為自己勞動”的主人翁心態，在經濟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數以千億方計的水利土方，是工人農民低工資甚至無償完成的，如果沒有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這樣強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過社會革命和建設，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公平、有保障、有組織力的扁平化社會，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一盤散沙、貧富懸殊、脆弱和充滿風險的社會結構，讓千百年來被侮辱被損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嚴、有安全感、有希望。這是共產黨能夠啟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根本原因。
1952年到1978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高于世界同期的3%（根據《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的數據計算）；1978年，我國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業體系。這就是習近平同志所說的“兩個時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內涵之一［5］。
今天有人認為，共產黨搞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中斷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耽誤了現代化的時間。這話恰恰說反了。
1840年以后，歷史給了中國100多年的時間走向資本主義，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從未發展起來，而是在封建束縛和外資壓迫下不斷夭折。反而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建設，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為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
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闡述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也要無產階級來領導的道理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后，卻真正出現了“走資”還是“走社”的問題，因為這時候“走資”也確實有條件了。
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奇跡，源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這一思路并不是在中國最先產生的，而是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改良的過程中，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組成部分。中國是歷史上第一個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跡，不僅源于市場經濟，也源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積累的大量公有資產，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使得中國不必經過殘酷的原始積累，就能夠直接把這些國有資產市場化。
改革前形成的比較完善的公共服務制度，使中國的人力資本水平高于同期的發展中國家，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一支優秀的勞動力。改革前形成的公平而穩定的社會，為改革開放初期奠定了公平的起點，有利于迅速形成競爭性的市場環境，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內需和投資。
中國建設了發展中國家中最優良的基礎設施，為經濟發展降低了成本。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中國用了幾十年時間，建設了遠遠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并且在一些領域超過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這是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有密切關系的。基礎設施投資大，而且往往具有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的。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大大降低了經濟發展的成本，為農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使他們可以在城市接受較低的工資；也降低了城市工業和交通建設的交易成本，避免了私有制國家由于土地產權條塊分割導致交易成本過高、扯皮的問題。
中國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好地解決了市場失靈問題。市場不能自動解決宏觀經濟穩定、社會公平、提供公共服務、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發展具有戰略性、規模效益的行業等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正是由于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始終保持了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雖然增速有起落，但是是有限的，而且中國并沒有像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發生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中國用十幾年的時間，就實現了基本社會保障的全覆蓋，走完了發達國家用了100多年、很多發展中國家至今尚未實現的目標。在面臨嚴峻的城鎮化和環境污染時，中國也能及時以較大的力度進行治理。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有效保證了獨立自主地對外開放。20世紀以來，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都面臨著一個已經被西方國家及其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秩序，發展中國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資本和資源，才可能在國際上開展競爭，也只有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實行獨立自主的開放，才能夠比較公平地參與國際競爭。中國依靠強有力的國有經濟，已經實現了大批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中國用自己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是可以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以往，人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往往強調的是“市場經濟”這層意思，好像社會主義國家是被打入另冊的，不能搞市場經濟，于是便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迅跑，很多人還怕屁股上打著的“社會主義”這個標簽，耽誤了融入全球市場經濟的“普世價值”。
而經過20多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之后，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暴露了自由市場的危機、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整體，中國的市場經濟并不特殊，特殊的是在市場經濟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
一些人士搬來西方政治學的術語，把中國的政治力量貼上“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標簽，越支持市場化，就越算“改革派”，把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描繪成“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爭（并且暗示在每次斗爭中都是改革派取得了勝利），這種觀點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從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還是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都是堅持“兩點論”的。
最早提出這個命題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指出：“公有制占主體，實現共同富裕。這兩條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義”，“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堅定表明了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劃清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了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界限，提出在經濟改革中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在社會領域以增進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強化政府責任。這一定位把市場的作用劃定在了其應該起作用的領域。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共產黨幾代人的努力奮斗，就是要讓中國跳出王朝興衰輪回的歷史周期律，避免付出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巨大代價，走出一條新路，建立一個永遠屬于人民的國家。
新社會主義將是21世紀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隨著時代進入21世紀，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對中國和世界意味著什么”，需要作出新的回答。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和政治混亂的局面至今沒有改變，世界向何處去，也需要作出新的回答。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矚目中國模式、矚目社會主義的人越來越多。
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古老社會理想。《禮記·禮運》中曾經描述過這樣一個理想的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早期的思想家的社會理想都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然而，他們都沒有指出，通過什么樣的途徑才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
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為實現社會主義找到了途徑。科學社會主義是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提出來的，資本主義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為進入社會主義打下了物質基礎。同時，資本主義也使人類社會存在的兩極分化、生態破壞、道德危機等問題走到了極端，這些問題的存在，促使一切追求社會進步的人們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從廣義上說，一切旨在批判資本主義、糾正資本主義弊端的辦法，都是社會主義運動。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世界從北到南、從東到西，掀起了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這是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必然的反思。金融危機表明，歷史沒有終結，歷史也永遠不會終結。歷史的辯證法告訴我們，只有資本主義矛盾充分暴露，并不可調和的時候，才有可能開辟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只要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還存在，社會主義運動就不可能消失，全人類繼續尋找更好社會制度的努力就不會停止。
進入21世紀，中國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一方面則是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這兩項任務是什么關系？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誤解，認為中國信仰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出于信仰書本上的共產主義或者照搬蘇聯，而不是為了追求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這種把共產主義理想和現代化目標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
中國的歷史說明，中國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和對民族復興目標的追求是一致的，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新中國初期選擇社會主義，本身就是救亡圖存的一種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膽引進了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但在基本經濟制度上又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利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彌補市場失靈，參與國際競爭，沒有丟掉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事業的突飛猛進和綜合國力的強勢崛起；而輕率地追隨了所謂“歷史潮流”的前蘇聯、東歐，卻危機不斷、江河日下。
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大國依靠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現代化，兩相對比，說明了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復興的一致性。對于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對內集中資源和民心，對外爭得獨立自主的發展權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是一致的，只有社會主義制度得到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才有可能實現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給社會主義制度賦予強大的生命力和說服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逐步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既不同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0年，也不同于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而是在前兩個歷史時期的基礎上，開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時期。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是一個具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6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1977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干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干得比他們好。1985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友人的談話中指出：“現在我們干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干過的事。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復興，不是為了超英趕美，不是為了爭霸，而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讓中國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自覺追求。
站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起點上，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充滿著前所未有的自信。這種自信來源于徹底的理論和高度的歷史自覺。
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并沒有改變，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將不斷獲得新的時代內涵。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有更強的基礎和更大的可能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德國學者夏爾·布里認為，社會主義誕生以來，有過三次浪潮。
社會主義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789-1917年之間，這一時期，社會主義運動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改善工人待遇、促進社會公正方面的一面旗幟。
社會主義第二次浪潮是在1917年至1991年期間。這一時期，蘇聯走上了工業現代化的道路，新中國成立，結束了受帝國主義統治及內戰時代，隨后逐漸走上了一條不同于蘇聯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北歐和西歐實現了社會民主改革，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限制并減弱了資本主義。金融危機之后，當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深刻危機清楚表明社會主義問題絕沒有從當今世界消失，而是重新變得更加現實。
蘇聯的解體是社會主義第三次浪潮的開始，即“社會主義3.0”的開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3.0”最重要的誕生地，將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重要作用。
為什么說中國可能成為“社會主義3.0”最重要的誕生地呢？我們認為，起碼有這樣三個原因。
第一，中國傳統的文化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傳統文化在國內外得到復興。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如何繼承和發展傳統文化？仍然是那句老話：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中國傳統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就是和社會主義相通的，其中關于天下大同、社會公正、天人和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都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這也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制度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并且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原因。
同時要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同樣有糟粕，只有經過社會主義的改造，傳統文化才能煥發出更強大的力量。中國傳統的宗族文化、等級文化和忠孝文化，曾經成為制約中國現代化的障礙，只有經過徹底的社會革命，這些文化中的積極成分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或許這就是馬克思所設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和歐洲社會主義相比，就好比中國哲學和黑格爾哲學。
第二，中國經過60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模式都有過探索。蘇聯的失敗證明，在一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處在一種類似物理學上所說的“不穩定平衡”當中，這個體系自身的運行是自洽的，但一旦有強大的外力打破平衡，就會不斷產生偏離平衡的趨勢。
蘇聯很容易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社會民主主義也不能長久控制資本主義不斷積累的趨勢。也就是說，20世紀解決了“社會主義可以和資本主義同臺競爭”的問題，但并沒有解決如何使社會主義穩定平衡、長治久安的問題。
而中國的實踐表明，社會主義國家穩定平衡的力量只能是自身，只能是黨，只能是人民，而不能來自任何外部。這就是毛澤東終生反復強調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黨領導人民團結起來，利用和約束資本，讓資本為人民服務，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讓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目標是滿足人的真實需要，實現共同富裕，最終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第三，最重要的是，這一輪全球化經過60多年的發展，已經又到了一個矛盾集聚的關口，已經證明，人類對新社會制度的探索正未有窮期。歷史沒有終結，歷史也不可能終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自身具備天時地利人和，而且對全世界來說，也是為人類尋找新發展道路的探索和貢獻。在今天的世界，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解決眼下我們面臨挑戰的重要工具。
中國在剛剛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由于起點太低，國力不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雖然體現在增長速度快上，但由于絕對發展水平低，難以讓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直觀的體現，而且為了快速趕超的需要，還曾經影響和犧牲社會主義原則的實現。
現在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已經有條件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只要胸懷理想、堅定信念、堅持方向、探索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就越來越寬廣，也必將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李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來源“中央社院（zhongyangsheyuan）”，原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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