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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先生專訪——談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點擊：作者：記者來源：《財經智庫》2017年第2卷第3期發布時間:2017-06-19 13:58:00

　　訪問劉國光先生（2017年3月7日）

　　【導語】劉國光先生是當代中國最著名和最具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均有很深的造詣，出版大量論著，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以及宏觀經濟管理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為了記錄劉國光先生學術研究生涯和參與國家財經決策咨詢的歷史，《財經智庫》編輯部對劉國光先生進行了學術訪談。

　　訪談中，劉國光先生系統介紹了他的研究經歷和主要研究成果。他重點分析了當前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效率與公平的權衡問題以及宏觀經濟調控問題等。

　　劉國光先生專門強調，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的發展與繼承，要深入研究，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劉國光先生是當代中國最著名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從高中開始就學習《資本論》，大學受到正規的西方經濟學教育，也聽過馬克思主義課程，新中國成立以后獲得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的機會，鉆研了大量原著，改革開放之后，在兼收并蓄東、西方經濟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以及宏觀經濟管理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碩果累累，成就非凡，影響廣泛而深遠。可以說，劉國光先生一輩子始終踐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體”，西方經濟學為“用”的理念。

　　劉國光先生在本次訪談中著重回顧了他的學習工作歷程，并對計劃與市場關系、宏觀調控、通貨膨脹治理、收入分配等重大問題闡述了他的看法，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發展中的問題也發表了看法。這些看法無不凝聚著劉國光先生一輩子的研究心得，值得后輩學人細細品味。

　　研究歷程

　　《財經智庫》：劉老師您好！很高興有機會向您請教。您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與您和其他前輩的努力密不可分。中國社會科學院是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財經院也正在致力于財經類國家級學術型智庫的建設工作。智庫建設是新事物，過去雖然沒有智庫的提法，但是財經決策咨詢本身就屬于智庫工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您提出了許多有助于推進經濟改革的政策建議。作為一位資深的經濟理論工作者、黨和國家一些重大決策的參與者和知情人，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研究經歷與體會？

　　劉國光：回顧一下過去，以改革開放為界，我的經濟研究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改革開放以前，從蘇聯留學回來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前，那時候我在經濟研究所工作，研究領域主要是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國民經濟綜合平衡，這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在這段時期，我在社會主義再生產和國民經濟計劃平衡專業領域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通過一系列專論，我對社會主義再生產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關系問題，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的關系問題，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公式問題，等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獨立見解。同時，我還在以下三個重要方面，進行了專門的研究。

　　第一是社會主義再生產的速度、比例問題。過去我國經濟學界的研究，一般側重于從哲學概念角度討論速度與比例的矛盾統一關系。我的一系列文章，則試著把這個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推向探索決定速度和比例的經濟機制，從數量分析和質量分析的結合上找出具體的規律性。1960年，孫冶方組織撰寫《社會主義經濟論》一書，作為試稿，調部分研究人員前往中央黨校寫作。我負責兩章，一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速度的決定因素；二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波浪式。孫冶方稱“速度因素”是書稿最好的一章。我在《經濟研究》1962年第4期發表《社會主義再生產速度與比例的數量關系的初步探討》一文，在日本《現代中國》1963年第38號上，日本學者山名正孝評價這是“中國的經濟成長論”，學術刊物《東亞經濟研究》1963年第37卷第1號等曾有援引。

　　第二是固定資產再生產問題。這方面的主要論著有：《關于固定資產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表現形態的一些問題》（1963年）、《折舊基金和擴大再生產的關系》（1963年）、《關于固定資產無形損耗和更新的一些問題》（1978年）等。社會主義固定資產再生產問題，過去在我國經濟學界基本上是一個空白。

　　第三是國民經濟計劃平衡問題。這方面，除了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通過一系列文章，系統地介紹蘇聯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理論和方法論外，還在調查研究我國計劃平衡工作經驗的基礎上與其他同志合作寫出一些文章和調查研究報告。其中，《在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國民經濟平衡的基本原則和任務》一文，日本山口大學編的《東亞經濟研究》1962年第36卷第1期曾被援引過。我參與起草的內部研究報告《我們對遼寧省農輕重關系問題的一些看法》（1961年）和《十年計劃工作經驗總結》（1962年）等對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計劃平衡工作中的失誤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有參考意義。《關于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一些問題》（1979年）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國經濟學界第一篇比較全面地論述我國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問題的論作，還首次提出綜合平衡與經濟體制的相互關系問題。

　　改革開放之后，我的研究領域從經濟發展擴展到經濟體制，兼顧經濟發展和改革發展，側重研究經濟體制模式轉換和經濟發展模式轉換方面的問題。

　　改革初期，對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大家一貫是疏忽、歧視和否定市場的，但是市場也不能丟掉，那時候是計劃為主。我對計劃和市場關系的研究是比較多的，一直延續到前幾年。

　　改革開放的中期，市場經濟已經建立了，那時候著重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宏觀調控、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兩個模式的轉換。一直到現在，兩個模式都在轉換。一個是體制模式的轉換，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結合的模式，還有一個是發展模式的轉化，以數量為主的外延發展模式向內涵發展模式的轉換。我是把中國的經濟概括成這兩個大的過程，這兩個大的過程也是一個很重大的理論探討，所有的探討都圍繞這兩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計劃和市場，外延和內涵的問題。現在我們所謂的新常態，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21世紀初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了，矛盾也持續發生了，我強調對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的反思。改革的反思，大概是從21世紀開始的，一直到現在。反思內容很多，包括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所有制的關系，是強調私有制，還是以公有制為主，所有制關系怎么結合，還有分配關系。另外在整個研究方向上，涉及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導地位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關系等問題。這大概就是我的研究范圍。

　　在改革開放初期，那個時候，大家對市場經濟多是反對、甚至不理解。后來，問題就反過來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以后，也出現很多問題，都需要反思。

　　至于決策咨詢，我自己雖然參與其中，但卻不是我主要關心的問題。過去我在工作中，不像現在這么強調決策咨詢。我們就是參加中央的一些會議，一些文件的起草，再就是政府的工作報告，也參加起草了文件，然后就是座談會，總書記、總理每年都開座談會，還有各層次大大小小座談會，或者是跟他們個別地談談心，這些我都沒有記錄，什么時候我講的話他們聽進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也不好說。現在決策咨詢已經科學化了，過去是沒有的。所以你說的決策咨詢經驗，并不是我所熟悉的。

　　計劃與市場

　　《財經智庫》：您在改革之初就曾論述過社會主義中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為中國理論界確立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模式提供理論基礎。近年來，您多次提到不能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籠統的定義為“市場化改革”，您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應該包括哪些？現階段，“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如何協調？

　　劉國光：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學家一直爭論的話題，時至今日，擴展和改稱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依然沒有停止。我對計劃和市場的研究比較多。我主張市場與計劃的“結合論”。

　　改革初期，我比較強調市場。1979年，我在《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一文中就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是由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所決定的一種內在的有機結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發表該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未定稿》上批示：“這是一篇研究新問題的文章，也是一篇標兵文章。在更多理論工作者還沒有下最大決心，作最大努力轉到這條軌跡上的時候，我們必須大力提高這種理論研究風氣。”中央黨校、國家計委、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內部刊物全文轉載。此文改寫本提交1979年5月在奧地利召開的大西洋經濟學年會，年會執行主席HelmontShuster致胡喬木電函稱，該文受到年會的“熱烈歡迎”，認為“學術上有重要意義”，并決定將此文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詹姆斯·E.米德的論文一同全文刊登在《大西洋經濟學報》（Atlantic EconomicJournal）1979年第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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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一直沒有停止過思考。針對計劃與市場的兩種情結，我提出兩個堅持和破除兩個迷信的意見：一是我們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二是我們要堅持計劃調控，但不能迷信計劃。

　　計劃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除了貨幣金融、財政稅收，還包括國家計劃。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的。

　　社會主義有很豐富的內容，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共同富裕的內容，也包含“有計劃”的內容。所以我們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是完全正確的。不能籠統地提“市場化改革”，這不是要“回到傳統計劃經濟模式”，而是計劃與市場在改革的更高層次上的綜合。現在的計劃不是無所不包的，主要是管宏觀，微觀的事情主要由市場去管。現在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是市場，計劃是彌補市場缺陷與不足的必要手段。現在計劃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導性的、戰略性的和預測性的計劃，同時必須有導向作用和必要的約束、問責功能。這樣的國家計劃導向下的宏觀調控，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其他市場經濟所必備的內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經濟和政治的統一。我們的改革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

　　效率與公平

　　《財經智庫》：效率與公平一直是一對矛盾。您對效率和公平關系有非常深入的見解。 21世紀之后，您更加強調社會公平，社會反響比較強烈。與您不謀而合的是，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也分析了全球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并提出了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主張，在全世界都很有反響。您對效率和公平關系的認識有變化嗎？

　　劉國光：效率和公平歷來是一對矛盾，需要結合不同時代背景找到相應的處理辦法。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響最大的核心問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財產占有上的差別往往是收入差別最重大的影響因素。“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目標是在生產力較為落后的背景下提出的。沒有蛋糕，或者蛋糕很少，何談分蛋糕的問題？我最初也是強調效率，后來發現強調效率過重了，公平就出了問題。

　　改革開放前，“大鍋飯”的分配體制使效率大受影響。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后，逐步講求效率，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農村到城市，經濟活躍起來，非常見效。于是經過十多年，就把“兼顧效率與公平”作為經驗總結，寫進了1992年黨的十四大的決議。據我所知，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提到效率與公平關系的問題。在此之前，無論是中央文件，還是學術界，都沒怎么談這個問題。但是，兩年以后，從十四屆三中全會開始，在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上的提法有一個新的變化，即把以前的“兼顧效率與公平”，改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使這兩者關系由效率、公平處于同等重要地位，改變為效率處于“優先”的第一位。公平雖然也很重要，但處于“兼顧”的次要地位。這兩次會議的兩個“兼顧”意義很不相同。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開始，一直到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每次中央重要會議都這么提。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它是我國在收入分配政策領域的正式精神。黨的十六大報告又補充了一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這也是很重要的分配政策。

　　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新提法，把“做大蛋糕”放在經濟工作的第一位，而把“分好蛋糕”放在第二位，這是適合我國當時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的，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在這一時期，中央文件一再強調“先富要帶動和幫助后富”“要注意防止兩極分化”，主觀上并沒有忽視社會公平的意思。

　　我的研究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我國一定時期收入分配的指導方針，而不是整個市場經濟歷史時期不變的法則。現代自由主義國家既強調效率，也不得不講公平；現代福利主義國家很強調公平，但也講效率。它們的效率和公平，都達到相當的水平。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社會公平、福利的一些措施，實在比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完備得多。當然這有歷史發展的背景，不好簡單地類比。但是，解決“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個“大問題”，已經很有必要。

　　2003年，我寫了一篇《研究宏觀經濟形勢要關注收入分配問題》的文章，提出“逐步淡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向實行‘效率與公平’并重的原則過渡”，并將這一意見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提出。當時我是起草組成員之一。當時，大家的認識還不一致，沒有接受我的意見。

　　2005年以后，我年紀大了，參加社會活動少了，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也沒再參加。我在2005年發表《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一文，后來又寫了《把效率優先放在該講的地方去》一篇短文，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要淡出，把公平置于“兼顧”的次要地位不妥，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效率優先不是方向，分配應該強調公平。我把文章的原稿呈送給了中央。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很重視，批給了十六屆五中全會文件起草組。但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報告征求意見稿當中又出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字樣，遭到各方面很多同志的非議。我在中國社科院也提出了反對意見。十六屆五中全會文件最終定稿時，勾掉了這兩個提法，同時突出了“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鮮明主張。據我所知，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毫無疑問，符合改革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也有利于調動大多數人的改革積極性，無疑是收入分配理論和政策領域的一個重大進步。

　　2006年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十六屆六中全會又強調了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并將初次分配也要實行社會公平這一原則寫進了中央文件。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文件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對“社會公平正義”目標給與了很高的位置。

　　把蛋糕做大，把我們的經濟實力做大，讓國家富強，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是同時要把蛋糕分好，做好社會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讓大家共同享受發展成果。過去三十多年，大部分時間是放在蛋糕做大上面，沒有把它放在蛋糕分好上面。這是一個缺陷，當然這也有道理，因為我們國家窮。先把蛋糕做大，然后等到我們現在蛋糕慢慢地大了，再把蛋糕分好，這也說得過去。人們說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責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知、良心。那么在蛋糕沒有分好的情況下，政府就沒有良知、良心嗎？不能這樣說。應該說這都是我們政府的責任，不僅僅是良知、良心的問題。但是政府在前一階段不可能把這個蛋糕又做得大，又切得好。所以前一階段我們要努力把這個蛋糕做大，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兩者并重，既要做大更要分好。社會主義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社會主義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數人侵吞發展的果實。同時不這樣做也不行，不這樣做怎么能進一步做大蛋糕？不這樣做，老百姓的不滿意多起來，大家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蛋糕就沒辦法繼續做大。現在已經到了“做大”與“分好”兩者并重，更加應當注重分好蛋糕的時候了。

　　“效率優先”不是不可以講，但應放到發展生產的領域去講，非常合適，而不是放在收入分配領域。有人擔心強調社會公平，會不會回到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我倒是不擔心。我國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有人想回到“大鍋飯”的舊體制。引發不滿的是體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體制內由于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規范的過高收入。殘余的平均主義要繼續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適當地校正。

　　我的憂慮是，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我們要避免這種情況，我們一定能夠避免這種情況，那就只有一種辦法，要更加重視公平問題。

　　收入分配不公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響最大的核心問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這就涉及社會的基本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了。財產占有上的差別往往是收入差別最重大的影響因素。我國貧富差距擴大，有一系列原因，也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跟“公”降“私”升有緊密的聯系。在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縮小貧富差距時，往往從分配領域本身著手，特別是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著手，完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我們做得還遠遠不夠，還要加大力度。但是，僅僅就分配談分配，僅僅從分配和再分配領域著手，還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還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需要從基本生產關系，從鞏固基本經濟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強化公有制為主體地位來解決這個問題，才能最終地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向兩級分化推進的趨勢，實現共同富裕。

　　宏觀調控，穩中求進

　　《財經智庫》：當前我國很多領域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對于深化改革的目標和路徑也存在很多爭論。有人主張應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改革，一次性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有人主張應先建立有利于推進改革的宏觀環境，實施綜合配套改革。從近年來中央重要文件和會議精神的表述看，一直強調推進改革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應“穩中求進”。您一直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穩中求進”，當時是怎么考慮的？90年代中國經濟的“軟著陸”是怎么樣實現的？

　　劉國光：在80年代，我們提出“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穩中求進”是宏觀經濟調控和經濟改革的有機結合。

　　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國家體改委組織了九個課題組，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經濟學家，對中期改革（1988—1995年）思路規劃展開熱烈討論。討論中，圍繞著經濟改革需不需要一個比較寬松的經濟環境，實際上就是如何看待通貨膨脹的問題，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經過九年多的改革，中國經濟的生機和活力大大增強，雖然當時的經濟環境仍然偏緊，但是仍朝好轉的方向發展。中國經濟改革只能在經濟緊張的環境下進行，而相對寬松的環境只是改革的結果，不是改革的前提。因此，他們認為，通貨膨脹、物價高一點不可怕，主張以適度的通貨膨脹政策，來加速經濟增長，“把蛋糕做大”。這種“通貨膨脹無害論”的意見，在1988年達到頂峰，當時實際上占優勢地位，中央一些領導都贊成。

　　另一種意見是在承認九年多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認為經濟形勢比較嚴峻，反對“適度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增長”的論點。這種意見認為通貨膨脹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發展。改革只能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中進行，具體來講就是總供給要略大于總需求，物價比較平穩。

　　如何治理通貨膨脹，也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主張，首先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緊縮社會總需求，實行嚴格的宏觀控制，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以價格為中心的配套改革；另一種思路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意見，我們不贊成治理經濟用“猛藥”，提出“雙向協同，穩中求進”的主張，即以穩定經濟的措施保證改革的繼續推進，同時用有計劃有步驟的改革措施推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具體來說，中期改革前三年以“穩”為主，主要著力于治理通貨膨脹，同時有選擇地進行改革；后五年從“穩”轉“進”，改革的步伐可以大一點。

　　1984—1988年的經濟是“空中飛人”，因為長期處于將要著陸又重新起飛的狀況，很難實現“著陸”。1988年2月，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召開。當時我是中央候補委員，在會上作了一個題為《正視通貨膨脹問題》的發言，強調“穩定物價”的方針口號不能放棄，引起廣泛共鳴。我在一次研討會上的發言，以《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發表在你們所的《財貿經濟》1988年第3期上。這個發言指出要認清形勢，穩定經濟；要從實際出發有選擇地深化改革；要實現協調配套，把階段性改革和目標模式銜接起來。

　　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此后五年內實現工資和價格改革“闖關”。5月末，在討論如何執行這一決策的高層會議上，我和吳敬璉提出“先治理，再闖關”的主張。但是，另外一些經濟學家的意見得到首肯。他們根據對拉美經濟的考察，認為百分之幾千的通貨膨脹都不至于對經濟繁榮造成障礙，此得出了在高通脹、高增長下實行物價改革“闖關”的結論。但是，事實并沒有像樂觀估計的那樣發展。6月初正式決定進行物價和工資政策闖關以后，物價迅速上漲，城市普遍出現搶購風潮，人們紛紛到銀行擠兌，搞得許多銀行沒有現金，不敢開門了。

　　為了抑制通貨膨脹，中央決定進行治理整頓，采取強行著陸的宏觀調控政策。由此，物價迅速下降，然而付出的代價雖然沒有“大躍進”那么大，但也確實不小，經濟出現了過冷的局面。從1991年開始，我國經濟開始復蘇，GDP從1990年的4.1%上升到1991年的9.1%。1992年年初，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極大地激發了廣大干部群眾發展經濟的熱情。各地政府、有關部門、企業都表現出很高的積極性，但是主要注意力放在搞經濟開發區、鋪基本建設攤子上。各地出現投資熱、房地產熱、股票熱、開發區熱等現象，全年GDP增長14.2%，顯示出過熱跡象。1993年一部分地區出現搶購、擠兌現象，但沒有1988年那么厲害。

　　從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將近一年左右的時間，各方面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認識和主張很不一致。當時主要有三種意見：第一種認為經濟過熱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主張采取過去使用的老辦法，用行政命令的辦法進行整頓，全面壓縮需求，基建項目下馬，進行急剎車；第二種認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勢頭很好，主張采取擴張性的政策，保持這種好的勢頭，防止經濟下滑；第三種是審時度勢，研究采用新的舉措，使經濟逐步降溫，最終實現“軟著陸”。我贊成第三種意見。1993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比較早地提出，要采取“微調、降溫、軟著陸”的辦法。1994年5月，在《求是》雜志社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我進一步把“微調、降溫、軟著陸”表述為順應當時經濟形勢唯一可行的宏觀調控思路。這種思路就是把住財政貨幣投放和信貸貨幣投放兩個正門，國民經濟總量保持一個偏緊的盤子，審時度勢進行微調，有松有緊，時松時緊，爭取通過幾年的努力來抓緊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把經濟增長和物價上漲控制在比較好的目標范圍內，以平穩過渡到下一個經濟周期。中央采取了多種措施之后，到1996年年底，宏觀調控“軟著陸”的趨勢已經很明顯，當年GDP增長率9.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8.3%。這既避免了“大躍進”前后那樣的大起大落，也避免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樣的“空中飛人”，非常成功。

　　《人民日報》的同志說根據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意見，請我寫一篇文章，從理論上總結“軟著陸”的成功經驗。我和劉樹成合寫的《論“軟著陸”》在1997年1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這篇文章闡述了什么是“軟著陸”，為什么要進行“軟著陸”，怎么樣進行“軟著陸”等問題。怎么樣進行“軟著陸”，實際上就是講這幾年中央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我概括為四條：一是及時消峰；二是適度從緊；三是適時微調；四是抓住主線。時任副總理朱镕基同志在文章的原稿上批示：“這是迄今為止總結宏觀調控經驗的一篇最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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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寬松的現實和寬松的實現：雙重體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一書中，系統論述和強調了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創造有利于改革和發展寬松環境的重要性，并提出以“穩中求進”為主線的改革思路和相關政策主張。

　　劉國光、戴園晨等：《不寬松的現實和寬松的實現：雙重體制下的宏觀經濟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經濟學教學與研究

　　《財經智庫》：2005年您曾發表《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一文，提出在當前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教學中，應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與西方經濟學的應用作用。您認為在現階段，如何突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經濟理論指導理論的地位和作用？

　　劉國光：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現了科學性和階級性的高度統一，它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這是不錯的。人們又通常講，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就是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般地講，這也不錯。但是要分析，廣大人民是劃分為階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不能代表剝削階級的利益，只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如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懷和照顧一部分剝削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合法私營企業主階層等）的正當利益，以團結他們為革命和建設而努力。不能無條件、毫不動搖、毫無限制地支持剝削階級。絕對不能為了遷就或成全他們的利益而損害勞動人民的利益。貧富差距的擴大，兩極分化趨勢的形成，就是這種損害的表現。這是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與共產黨的宗旨格格不入的。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也要貫徹這個立場，處處不要忘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在于它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運用的基本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把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統一起來。過去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一般采用規范的方法。學者的注意力集中在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怎樣”，從給定的前提中合乎邏輯地推出結論。現在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當然也不能不關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實際上是怎么樣”的問題，即對客觀存在的事實及其內在聯系和規律予以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說明。沒有這種分析說明，就不可能對它面臨的問題有明晰的概念和提出可行的方案。我們要注意經濟學教學中的一個現實，即實事求是的實證分析，要比規范原理的說教更能喚起學習熱情和探索興趣。為什么某些西方資產階級教材能在社會主義國家大行其道，吸引了不少學生，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里被邊緣化，甚至被學生們嘲笑？我想，這與其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上存在的缺點，可能有一定的關系。我希望有關教材能在這方面有所改進，比如說增加一些定量分析，用方塊事例解說一些經濟原理等，以達到更有效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目的。

　　我解放前自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南聯大時，又受到正規的西方經濟學教育，陳岱孫教授和徐毓枏教授都是我的老師；新中國成立以后又進一步研習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又受到西方經濟學的沖擊、影響。這兩種經濟學在我身上交錯并存。我是怎么處理它們的關系的呢？借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我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體”，西方經濟學為“用”。

　　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學者應秉持的基本原則，是不能丟棄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也是要堅持的。當然，研究具體社會經濟問題的觀點、方法，可以借鑒西方相關理論中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流”；要在繼承和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中國（和世界）的實際，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我2005年發表的《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一文就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邊緣化談了幾點意見。我認為內外兩方面原因都在。一些人誤以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行了，只有西方經濟學才行，這是外部原因。內部原因比較多，高等院校經濟學教育、教學的方針和目標不明確；教師隊伍、干部隊伍的問題、領導權問題等等。

　　如果說中國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那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應該是指導、是主流，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是參考、借鑒。把西方主流經濟學當作中國主流經濟學固然不可，兩門基礎經濟理論的觀點也不能成立，應該是一門基礎經濟理論，即用與時俱進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教學的主體、經濟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的導向，不能是雙軌的。當然，對于西方經濟學中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理論，只要不違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要盡量吸收、借鑒到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消化了的組成部分。現代西方經濟學也有科學的成分，有反映現代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成分，也有反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成分。其科學性充分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但其基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理論前提與我們根本不同，所以整體上它不適合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主導。在西方經濟學當中曾經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研究市場經濟一般問題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鑒學習，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體系應該包括：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國際經濟。這些內容有交叉重復，邏輯上怎么處理、體系上怎么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可以通過這樣的體系，把西方經濟學的精華，把西方經濟學當中反映市場經濟一般的內容吸收進來，作為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部分新的內容。

　　我后來又補充了幾點意見：要重視經濟領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斗爭；對從事經濟學教學、研究和在財經部門工作的海外歸來的愛國人士，歡迎他們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幫助他們進行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或再教育；對各級黨政領導，特別是高層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主要經典著作的選讀，批判敵對思潮和反社會主義的雜音和噪音，防止上理論騙子的當；對媒體輿論，一定要強調“主旋律”，強調切實地而不是形式主義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主旋律來教育人民，筑牢社會團結進步的思想基柱。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爭，必將有利于錯誤思潮的糾正和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我們黨歷來重視發展哲學社會科學。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我有理由相信有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將迎來全面繁榮！

　　《財經智庫》：經濟學研究要學以致用。現在全國上下掀起智庫建設熱潮，社科院原來是學術研究、決策研究都做得很好，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面臨決策研究和學術研究的矛盾，投身智庫建設時間多了，學術研究的成果可能就會偏少，您覺得應該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矛盾？

　　劉國光：建設財經智庫，需要經濟學的支持。經濟學基礎研究和決策研究這兩個東西是有矛盾的，但是也可以結合得很好。關鍵是要處理好矛盾。決策研究前期是學術研究，是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最重要的。但是決策咨詢是我們的研究結果，我們不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決策上，研究應該有具體分工，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理論學習上，基礎研究是最重要的。年輕人不能只看眼前，一定要打好基礎。經濟學基礎打好了，和實踐結合好，優秀的決策研究成果自然而然就會有。

　　《財經智庫》：謝謝劉老師撥冗接受我們的訪問！這些訪問，時間雖然很短，但是我們還是有了不少收獲。希望有機會再向您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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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國光先生親筆修訂訪談錄。

　　附：《劉國光經濟論著全集》簡介

　　劉國光先生著作等身。《劉國光經濟論著全集》凡17卷5127千字，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

　　《全集》收錄了劉國光先生經濟學文章、專著等所有保存下來的作品，并以文章、專著寫作、發表或出版的時間為序分為四大部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研究、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過渡時期的探索、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的思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與發展時期的反思）分卷出版。書后附有劉國光經濟學年譜、劉國光簡歷、劉國光編著目錄、《劉國光經濟論著全集》總目錄，便于讀者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