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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語文新課改放開了語文教材編訂權，一下子打開了教材導向問題亂象的潘多拉魔盒。把語文教育的人文性片面地理解為人性，卻喪失了新中國語文教材區別舊社會的人民性價值觀，犯了去意識形態的重大錯誤。目前的中小學語文教材修訂導向問題主要體現在下述新“四化”：一、去意識形態化；二、西化傾向；三、泛宗教化；四、去思想化。

近年來中小學語文教材修訂已在網絡引發了多次爭議。認真梳理相關信息后發現，并非如教材修訂者所言公眾“不專業”、“過于敏感”，而是各出版社的語文教材修訂確實存在嚴重的導向問題。經過十多年的暗渡陳倉日積月累，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再不立即糾正就會發生“顛覆性的錯誤”了。

近日，網友拍照曝光小學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中，竟然有“求偉大的安拉保佑”這樣的宗教語言，無疑讓公眾觸目驚心。

目前的中小學語文教材修訂導向問題主要體現在下述新“四化”：

一、去意識形態化

各出版社的語文教材修訂或多或少地凸顯去革命化的導向問題，即以時代形勢變化為理由撤掉承載革命傳統教育的經典課文。而這必然會弱化中小學生對共和國的國家認同。

2005年，上海市課程改革語文教材正式刪除愛國主義題材課文《狼牙山五壯士》。據上海市教材編寫組主編徐根榮介紹，當初選擇這篇文章是出于與時代接軌的考慮。同樣當前把《狼牙山五壯士》從新課本中刪除也是現代社會的需要。現在社會以多元化為主，學生們需要更多更新鮮以及種類豐富的知識，過去單一以革命戰爭題材為主的文章結構就與學生們的思想脫節。同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新編小學教材也以適應新時代形勢為理由刪除了《狼牙山五壯士》。

2014年，語文出版社修訂語文教材，把周杰倫的《蝸牛》歌詞放進課本里同時，卻刪除了魏巍紀實志愿軍英雄事跡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語文出版社長王旭明解釋為“思來想去還是與現在的形勢總體不合。” 什么形勢？語焉不詳。志愿軍他們蓬頭垢面，他們浴血奮戰，他們負傷犧牲，正是為了國人幾十年來衣著整潔地在安定環境中讀書工作生活。此后，人民子弟兵在一次次保家衛國、抗險救災中譜寫出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始終無愧于“最可愛的人”稱號。頌揚子弟兵為國為民奉獻犧牲的精神永不過時，永遠應該是時代的強音。在教材中撤下《誰是最可愛的人》目的或許是一廂情愿地安撫美國、韓國友邦驚詫，或許正是為了分割人民與子弟兵的血肉聯系。無論是源于哪種目的，都必須對其保持高度警覺。

2016年，語文出版社又宣布在教材最新修訂中撤下課文《南京大屠殺》。遭到網友批評后出版社辯解為“用張純如《南京大屠殺》一書中的《死里逃生》一節替代溫樹林的文章《南京大屠殺》，并沒有撤下南京大屠殺內容。” 這辯解不能令人信服！兩文內容高下姑且不論，而題目如文章之魂，《南京大屠殺》題目銘刻著幾十萬國人被日軍血腥屠戮的苦難，《死里逃生》題目則是描述戰爭中個人的際遇，對日本侵華戰爭不義的控訴天地之別！

近年來輿論場上有股勢力不斷鼓噪去意識形態、去革命化的“告別革命”思潮，遭遇爭議與各界批評，更談不上成為社會共識。然而，部分教材編寫者卻利用手中權力已經在中小學教材修訂過程中執行了去意識形態、去革命化導向。

戈爾巴喬夫在執政期間鼓吹去意識形態、去革命化的新思維，用空泛的人道精神消解社會主義革命合法性，正是促成蘇聯解體崩潰的導火索。反觀美國中小學的意識形態教育無所不在。 美國公立學校的學生每天早晨都會全體起立，右手撫左胸面對美利堅國旗朗誦一段效忠祖國的誓詞。 而美國語文教材的選文也并沒有去意識形態化，幾篇描述美國建國和南北戰爭時期的作品（《獨立宣言》《美國的危機》《論公民的不服從》《華盛頓的性格》等）為美國國體的合法性作了很好的標榜。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距今已經一兩百年，大大久遠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美國教材編訂者也并沒有以不符合時代形勢理由而撤掉上述相關題材課文。

在中小學進行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特別是在美國叫囂、籌措對華新冷戰的當前形勢下更應該加強中小學的革命傳統教育，讓學生能夠在語文學習中潛移默化地理解新中國的來之不易，從而發自心底地增強國家認同。

二、西化傾向

西化傾向的第一個表現是借修訂教材機會大幅增加外國題材課文。中小學階段本該把學生的學習重心放在認知本民族文化和優秀品質上，外國題材課文過多無疑不利于學生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以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為例，根據網友統計：整個小學六年，除去一年級上冊，總共416篇課文，其中以外國人和事為題材的課文共計100篇，占比例24%。 而且，選文所涉及的國家以西方國家為主，而以東歐、亞、非、拉美等國人和事為題材的課文卻屈指可數。

西化傾向的第二個表現是涉及到中國人多是負面形象，涉及到外國人多是正面形象，甚至不惜造假，給孩子從小就灌輸外國小孩品質和智慧更勝一籌的印象。仍以人教版語文教材為例， 小學12冊語文教材中，有12個單元的品質教育，其中4個單元涉及“環保品質”，8個單元涉及怎樣做人、誠信、努力、互助等品質教育。在4個“環保”單元中，中國小孩頻頻以“捉小鳥”、“扔垃圾”的形象出現，作為對比閱讀，教材卻頻頻通過造假、刪改等方式，違背現實常識和歷史常識，去歌頌西方白人的環保意識，如《這片土地是神圣的》篡改史實稱印第安人主動轉讓土地，美國人更加善待環境。肆意美化美國白人的殖民殺戮掠奪罪行。而在后面這8個“品質”教育單元的精讀課文中，只有一個單元，中國人正面形象與外國人正面形象在數量上保持1比1，而其他所有單元，中國人的“品質”均被外國人勝出，或者被動物勝出。 有8個單元涉及“智慧”主題，其中精讀課文中，歌頌外國智慧的有10篇，歌頌中國智慧的有4篇，貶低中國智慧的有3篇。實在找不到真實事件美化外國人的品德，教材編訂者不惜虛構事實。人教版一年級下冊第29課《手捧空花盆的孩子》，明明是一個朝鮮寓言，卻非要把主人公改名為一個叫“雄日”的日本孩子，謳歌其誠實品質。而二年級下冊第30課《愛迪生救媽媽》，文章開頭寫到：“愛迪生是一位偉大的發明家，他從小就愛動腦筋，常常想出一些好主意。有一次，他靠自己的聰明救了媽媽的命。”事實上這只是一個虛假故事，因為人類做第一例闌尾炎手術時，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已經年過四十了，年過四十的人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小孩。

西化傾向的第三個表現是在語文教材宣傳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2004年，廣東教育出版社編寫的廣東版語文新教材中“走近經濟”單元，收錄了茅于軾的《市場經濟中新的道德和法治》。茅于軾一貫鼓吹西方憲政和全盤私有化，這篇課文同樣存在導向問題，主張“改革開放巨大成就同樣是來源于個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而不是對什么主義的信念。”這也是語文教材修訂具有強烈西化傾向的明證。

三、泛宗教化

更為令人震驚的是，各種語文教材修訂正在把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的相關內容編訂入教材。2002年，北京教科院組織編寫的京版義務教育語文教材，在教材第13冊神話單元課后練習題中收錄了練習材料圣經舊約中的《上帝創造宇宙》，講述上帝創造世界的過程。事實上圣經記載并不是一般的神話故事，而是具有約束力的宗教教義。

還有本文開篇提到的小學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中出現“偉大的安拉”這樣的伊斯蘭教表述，這種編訂已經涉嫌違反憲法和教育法中的“教育與宗教相分離”原則，而這也是世界各國的通用原則。雖然美國信仰基督教人群占大多數，但根據憲法政教分離原則，美國法律會規定公立學校不允許教授神創論，由學校發起閱讀圣經的行為，同樣屬于違憲。

四、去思想化

2004年，人教版高中語文新教材中魯迅的作品撤掉了《為了忘卻的紀念》、《阿Q正傳》和《藥》，這三篇都是魯迅也是近代文學中比較有思想性和戰斗性的作品，編訂者把撤掉的理由歸結為必修課學時減少和學生認為魯迅文章難懂。其他出版社也存在撤掉魯迅作品的現象，導致媒體熱評“魯迅作品大撤退”。輿論場上一邊倒地反對呼聲高漲，多認為魯迅的現實主義批判性作品有著無可替代的教育意義。

2007年，北京教材修訂中減少了很多優秀的文言文、詩詞作品。例如《觸龍說趙太后》、《六國論》 、《過秦論》、《病梅館記》、《石鐘山記》、《五人墓碑記》等思想性強的古文名篇都被撤下。其中，賈誼的《過秦論》和蘇洵的《六國論》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政論散文杰作。其立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和“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對于當下也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2014年9月初，媒體報道上海市小學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版語文課本中刪去《尋隱者不遇》《登鸛雀樓》等8首古詩，編訂者解釋為“生字、背景文學知識難學，無形中加重孩子學習負擔”。9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北京師范大學看望一線教師。他說，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

語文教材在修訂時撤下有思想性的古今經典文章，換上過于淺白的課文，已成為各版本教材修訂過程中的常規動作。毛澤東同志曾說過：“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一味減輕課文難度，雖然可以迎合學生一時的叫好，卻不利于學生提升閱讀理解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而這正是學習其他科目知識的基礎能力，長期以往必然會減弱中國持續發展的民智競爭力。而且中國自古以來提倡文以載道。語文教材選文若過度強調工具性而弱化人文思想性，那么這種語文教育就是失敗的，教出來的只是讀寫機器而不是有思想有靈魂的人。

為什么中小學語文教材會出現上述導向問題亂象呢？

首先是2000年語文新課改放開了語文教材編訂權，一下子打開了教材導向問題亂象的潘多拉魔盒。由全國統一使用人教版教材，改為十多種版本教材自行修訂、各自圈地。除了人教版、北師大版和蘇教版語文教材在全國劃出最大三塊勢力范圍外，北京使用北京版，上海使用滬教版，廣東使用粵教版，湖南使用湘教版，還有語文版、魯教版、冀教版、浙教版、閩教版、青島版等等。新中國剛剛建立，中央就要求中小學教材必須統一供應，“教科書要由國家辦，因為必須如此，教科書的內容才能符合國家的政策。”在任何一個國家在國民教育體系里教材都要體現國家的意志和核心價值觀，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教材，因為絕大多數文科教材都有價值導向，所以統一的承載國家意志教育導向就必然要求統一的教材來落實。若不如此，隨著目前各版本語文教材在修訂時動輒撤換50%課文的“脫胎換骨”，不用多久各版本教材就會改得面目全非，不僅會在教育導向上摔大跟頭，而且會難以避免地造成地方主義抬頭，會削弱中國統一、高效的中央集權制運行。中國正處于民族復興的爬坡關鍵期，中央集權“辦大事”的高執行效率至關重要。

其次是取代教學大綱的語文課程標準過于強調語文的工具性，同時又把語文教育的人文性片面地理解為人性，卻喪失了新中國語文教材區別舊社會的人民性價值觀，犯了去意識形態的重大錯誤。在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賦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主要任務，這是中國對兩千多年教育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重大顛覆，人民性就此融入中小學語文教育的指導思想。誠然，自大躍進開始，語文教育政治掛帥越走越遠，過猶不及，本應潤物細無聲的價值觀教育變得生硬不堪。因此，1978年后教材開始削減政治內涵課文，中國古典詩文數量急劇增加，而有關政治宣教的內容則大幅度減少。據有關研究者統計，上世紀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學課本中僅黨史、革命史等相關內容所占的比例就達到34%，而這一比例在10年后則減為8.5%。這又走入了另一種極端，那就是過度地去意識形態、去革命化，青少年的價值觀教育空心化，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思潮影響青年學生熱衷于搞學潮運動，終于釀成一場本不該發生的動亂悲劇。1990年，國家再次對語文教學大綱進行了修訂，加強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語文教育要“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的要求。國家有關方面于1991年頒布的《中小學語文學科思想政治教育綱要》進一步強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出要對小學生、中學生一直到大學生“由淺入深、堅持不懈地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的教育”，培養學生熱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感情，樹立社會主義信念，增強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使命感和緊迫感。應該說，這一版大綱的價值觀教育與工具性教育平衡得最好。然而進入新世紀，2000年語文教學大綱修訂版改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強調了語文學科“對于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和吸收人類的進步文化”的功能，與1992年版大綱相比，突出了語文學科的工具屬性，而弱化了價值觀教育屬性。而2001年7月發布計劃要取代教學大綱的《語文課程標準》更進一步，改為宣稱“現代社會要求公民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具備創新精神、合作意識和開放的視野。”這種完全西化、不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意志的表述已經為語文教材修訂出現導向問題埋下了伏筆。2014~2015版課程標準更是把提高學生思想道德標準的思想二字都摳去了。這種把語文教育定義為純工具學科的課程標準，怎么會不指引各出版社教材出現各種導向錯誤？

最后，各出版社掌握教材修訂權的關鍵崗位上遍布立場不正人員。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和前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室副主任溫立三便是代表人物。王旭明，回族，在微博公開宣稱：“阿拉伯語，俺民族之最崇高神圣的問候。賽倆目”王旭明從副局級教育部發言人升任正局級語文出版社社長后，大肆抨擊現行語文教育是“品德課”、“社會課”的假語文，提倡真語文是“聽說讀寫、字詞句段、語修邏文。”簡而言之，就是要把語文課變成修辭工具課，徹底地消滅語文教育的價值觀教育屬性。此后，便毫無合理解釋地撤掉《誰是最可愛的人》、《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和《南京大屠殺》等經典課文，這不得不讓人懷疑王旭明是被安排沖鋒陷陣的“改革旗手”。

溫立三就是更是一個逆向種族主義者，他極端親美、媚日，仇恨中華民族；十八大以后，他期望美國應當準備動手滅亡中國政府（“美國政府應丟掉幻想，準備動手”）；他主張日本無需為侵華屠殺千萬中國人民道歉；他鼓吹暗示中國的教科書應當由美國人編寫，嘲諷教科書正面宣傳愛國主義、革命領袖、革命烈士、解放軍等。溫還聲稱：“漢語讓我終身陷于這個文化泥潭無法走向外面的世界。”“被地球上最先進的文明（美國）教化過的亞非拉落后民族，幾乎全都走上了民主憲政的道路。語言在其中立了大功。”這樣對祖國語言文字恨之入骨，居然負責語文課本的編審。雖然在引發公眾廣泛批評后，教育部對溫立三作撤職處理，但是其多年貽害卻并未得到充分糾正。

除了王旭明、溫立三，中小學語文教材編審人員立場詭異的人員還有不少，否則無法解釋語文教材放開修訂這十幾年來的眾多亂相。

怎么辦？

一、立即停止放開語文教材修訂權政策。包括語文、政治、歷史、地理等的文科教材由國家組織專家統一編訂教材，接受教育部專門機構審定之外要報送國安委相關文化安全部門審核。同時，重大修訂最好能夠在互聯網公示，征集公眾意見建議。

二、重新制定語文教材的課程標準，借鑒1992年語文教學大綱，提倡語文教育的價值觀教育屬性和工具性教育屬性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把社會主義的人民立場和為人民服務宗旨以及新中國革命傳統所承載的國家認同有機地融入到語文教育中，用樸實生動、有感染力的選文來影響中小學生提升對新中國的國家認同和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

三、安排巡視對十多年來語文教材爆發嚴重導向問題的相關責任部門，并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在社會公示。選拔具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教育人才充實到教材編訂和審定崗位，確保教材的修訂和審核權掌握在真正認同新中國的專業人士手中。

若能如此，學生幸甚，家長幸甚，國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