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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辨明有關理論是非
點擊：4774 作者：衛興華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5-19 11:25:06
【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發展。不能將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當代馬克思主義”、“傳統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割裂和對立起來。不應虛構馬克思講過走社會主義道路只限于西歐的告誡，虛構馬恩晚年放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觀點。不能以反對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為借口，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我國搞社會主義，要把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標準以及上層建筑標準統一起來。不能把生產力決定論錯解為唯生產力論，也不能把生產力標準論錯解為唯生產力標準論。此外，不應通過曲解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關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來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的事實。不能把按勞分配和一切等級差別都看作是資產階級法權，要加以破除或限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二者是一脈相承的源與流的關系。“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既要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創建的政治經濟學，也要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學好用好”，應首先學好，才能用好。但是，從新中國建立以來近70年中學習與研究的情況來看，無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存在不少誤區與盲區。撇開公開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點不講，只就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以及經濟工作者來說，也存在種種明顯的誤解、錯解問題。有些錯解是學理性和純學術性問題，不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如貨幣的本質屬性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反復講過貨幣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一般商品，與其他各種特殊商品相對立。由于蘇聯早期的教材中錯解為貨幣的本質是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我國學界受其影響，也這樣講。盡管后來蘇聯教材中放棄了這種提法，我國至今還有人在繼續堅持其錯解。這類問題不少，但這里可不必辨明此種是非。本文提出需要辨明的是會影響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的有關的理論是非問題。這類問題很多，只能以例舉形式對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問題提出來，進行辨別。
一、不能將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與“當代馬克思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用后者否定前者
一位重點大學的經濟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于2005年在多家報刊發表論文，用以鄧小平理論為代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將后者稱作“傳統馬克思主義”，將前者稱作“當代馬克思主義”，將兩者完全割裂和對立起來。他斷言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過時的、錯誤的，對社會主義事業沒有指導意義。這位先生否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依據主要有三條。第一條是馬列主義主張勞動價值理論，勞動價值論是按勞分配的理論依據。而改革開放后，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這是以要素價值論為理論基礎的。
他說：“傳統理論認為商品價值源泉只有勞動，而且是抽象勞動，其他要素不可能是價值源泉。”
他批評馬克思否定“多要素的供求均衡價值論”。
他認為，十六大報告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十六大報告發表后，他曾在一家刊物的采訪中說：“報告實際上超越了勞動價值論”，“特別是肯定了‘資本’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這是個巨大的認識上的飛躍。”“這不僅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不實現這個突破，改革就會受阻。”“勞動價值論是‘左’的最終理論根源。”
筆者認為，如果誰不贊同勞動價值論，主張西方學者的共求價值論、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等，沒有必要與其爭論。問題在于這位教授曲解勞動價值論，斷言勞動價值論只適用于原始物物交換，又說勞動價值論是按勞分配的理論基礎，進一步又說它是改革的障礙，是“左”的理論根源。錯解十六大報告，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講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就是肯定要素價值論，否定勞動價值論。他以此作為用“現代馬克思主義”否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根據。并自詡這是為改革開放提供新的理論支持。
其實，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為他創建的剩余價值論奠定理論基礎的。并不存在為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提供理論根據問題。因為馬恩曾認為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生產，勞動不再形成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私營、外資企業實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并不等于肯定這位先生的要素價值論，否定勞動價值。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并未與勞動價值論相聯系。因此，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否定科學社會主義是完全悖理的偽命題。
否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據之二是：社會主義要建立和諧社會。而傳統馬克思主義卻認為社會主義作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始終存在著階級斗爭，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思維混亂的錯解。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講過：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過渡時期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分成低級和高級階段，低級階段就是社會主義階段。因此，過渡時期是指過渡到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的時期。馬克思主義沒有講過社會主義建成后，還搞“階級斗爭為綱”。不能把我國在改革開放前曾用過的某些不科學的提法加之于馬列主義。至于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當代馬克思主義”并未否定。鄧小平強調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包括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國憲法和黨章中就規定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可見，用“當代馬克思主義”否定“傳統馬克思主義”，顯示出作者既沒有搞清楚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的真諦，也沒有搞懂“當代馬克思主義”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意，而是用歪理將二者對立起來。
否定“傳統馬克思主義”根據之三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否定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而是要實行計劃經濟。我們正在探索和實行的經濟運行方式、分配制度和私有制結構等等，都“不可能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找到肯定的答案”。
應明確幾點：第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想要從馬列著作中找具體的和肯定的答案，這種想法本身就是違反馬列主義教導的。
恩格斯在為《資本論》第一卷寫的書評中，明確指出：誰要是想從《資本論》中尋找“真正社會主義的秘密學說和萬靈藥方”，或是想從這里找到“共產主義的千年王國看來到底是什么樣子”，那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找不到“肯定的答案”，就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這個根據不能成立。而且，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將《資本論》中關于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如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價值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等很好掌握與運用。
第二，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當代馬克思主義”，其宗旨本身就意味著反對一切照搬照套馬恩論述的教條主義。具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國情特色和理論特色。但是應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有關基本原理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科學社會主義要求社會主義要建立公有制。
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要把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中，也就是要建立國有經濟，要盡快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以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
馬恩一再強調國有制或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社會主義要實行共同富裕等。這些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或“當代馬克思主義”中都繼承了下來。
我國憲法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制度”。
鄧小平所講的社會主義本質：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也是對馬恩列有關理論的堅持和發展。
如果把經典馬克思主義作為過時的主義被否定，還會存在“當代馬克思主義”嗎？哪有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呢？哪有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源頭的社會主義。
習近平同志告誡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么別的主義。
他于2012年6月19日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與研究中心時的講話指出：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黨，所以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追本溯源，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指導下取得的。《資本論》是經典的經典，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現代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源頭的。
第三，馬恩曾設想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而中國是在生產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的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搞單一的公有制，而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和鼓勵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個體經濟存在和發展。與所有制結構相適應，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實行按要素所有權分配，這也是遵循了馬克思主義有關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在我國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只能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或輔體，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產力的發展的結果，就又是生產力發展不夠的結果。在生產力極端落后的情況下，沒有剩余產品，不可能出現階級剝削和私有制社會。另一方面，在生產力沒有的達到一定的較高水平時，私有制的存在是難以消除的。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科學的說明。當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達到所必要的條件時，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存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無產階級“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頁。）
由此可見，在我國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實行憲法中所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與恩格斯所講的有關原理是相一致的。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與 “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用后者否定前者，是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真知并持對立情緒的主觀臆造。
還有一個曾經被當作學界“共識”的理論問題。就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所謂 “傳統社會主義”對立起來。
其主要觀點是：傳統社會主義把公有制經濟視作社會主義經濟，而把非公有制經濟排除于社會主義經濟之外。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對待。
特別是黨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學者包括一位有社會影響的老經濟學家都寫文章說，中央十五大文件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
他們高調宣稱：誰不認同這種“共識”，就是堅持“左”的應被摒棄的傳統社會主義觀點，是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傳統制度，是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倒退。
他們要摒棄的“傳統社會主義”，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外資企業是資本主義經濟，這沒有什么可爭論的。不能將外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引進中國來，就變成社會主義經濟。私營經濟，有的雇傭幾百、幾千的工人，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也是資本主義經濟。不能把資本主義經濟定性為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和中央文件既講公有制為主體，又講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就是只把公有制經濟定性為社會主義經濟。如果私有制經濟也看作是社會主義經濟，還需要講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或公有制為主體嗎？
為了堅持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有人還曲解憲法的有關規定。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他們硬要把這里的“基礎”解讀為“主體”。其實，這是兩個內涵完全不同的概念。講“基礎”，是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體系內部的結構層次來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與其相適應的按勞分配、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等。這與非公有制經濟無關系。而講“主體”，是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關系。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就只能是補充或輔體。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一回事，它的社會經濟性質是另一回事。針對這個問題，我與對方爭論了兩年，寫過多篇文章。這里就不展開論述了。現在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否定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觀點雖然衰微了。但是，認為非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人民社會主義”的還大有人在。有必要辨明理論是非。
二、不能用錯解、曲解，甚至虛構馬恩的理論觀點來否定走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與科學社會主義是源與流的關系。有些學者以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維護者的姿態出現，用錯誤、曲解乃至虛構馬恩的觀點來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有一位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教授，在離退休后，不斷發表論著，用曲解和編造馬恩的觀點，來否定和批判我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他一再強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的理論或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把馬恩列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包括公有制、按勞分配、經濟計劃等，都將其批判為斯大林版本的社會主義。他先后在多家報刊發表論文（參見《經濟學家周報》2010年8月8日《如何認識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0期《評價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我見》；自編自印的《文存》2011年8月15日，《炎黃春秋》2012年第1期。），實際上是在否定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認為新中國所走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他的理論根據之一是曲解和編造馬克思的一段話。他在《炎黃春秋》等所發表的論文中講：馬克思恩格斯告誡人們，《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所指引的社會主義道路只適用于西歐，而斯大林沒有尊重這一告誡。就是說斯大林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告誡，走拉社會主義道路。
明眼人一看就知，這也是批評中國照搬斯大林版本的理論，走了社會主義道路。凡讀過《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人都可以辨明，這里根本沒有所謂走社會主義道路“只限于西歐的告誡”。馬恩的任何著作中都沒有這樣的意思。考察一下這位教授所引證的一段話的來源，就一切明了了。
馬克思在1881年的一封信的草稿中講：“我明確地將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
這一運動是指社會主義運動嗎？決不是。而是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中掠奪農民土地的“運動”。請看原文：
“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過，它的基礎是‘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
并且說：“這整個發展的基礎，就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
又接著說：“可見，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0頁。）
馬克思明確地講的是英國剝奪農民土地的運動在西歐也正在經歷著。但這只限于西歐各國。也就是說，西歐以外的其他國家發展資本主義不一定要以剝奪農民的土地為前提。如此表述明確的理論觀點，這位先生竟背離原話與愿意，編造謊言，虛構馬克思告誡人們，西歐以外的國家不要搞社會主義運動。
這位教授還批評我國憲法中所規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他在2010年發表的文章中說：“目前的經濟體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還有倒退，其原因就是斯大林的陰魂不散，作為一種潛在的主旋律籠罩在我們上空，就擺脫不了‘死人抓住活人’。我國憲法第七條已將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界定為‘國有經濟’，而憲法第六條卻將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作者反對憲法將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他認為，講“全民所有制”是斯大林的陰魂不散。
其實，馬恩常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稱作“社會所有制”，即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也就是歸全民所有。他們也把國有制稱做社會所有制。將馬克思的觀點批評為“斯大林的主旋律”，純屬臆造與曲解。
這位教授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都說成是斯大林的理論，予以否定。并宣稱他是“離經不叛道”，即離斯大林之經，不叛馬克思之道。他認為馬恩晚期的著作中已否定了《資本論》等著作中的觀點，而斯大林還堅守馬恩已放棄的早期著作中的理論觀點。所以，他反對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他的一個重要根據是恩格斯晚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即1895年為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寫的導言。他通過曲解《導言》大作文章。
他在《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等文章中說：恩格斯根據當時歐洲的憲政運動，提出了通過議會選舉過渡到社會主義。并非常明確地說：“我們采取合法手段卻比采取不合法手段或采取變革的辦法獲得的多得多的成就。這是恩格斯繼馬克思在所有制上由‘消滅私有制’，轉變為‘私人資本自行揚棄’，過渡到社會所有制后，又提出政權的和平過渡。這樣就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有了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路線圖。這在理論上戰略上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位教授認為，恩格斯的《導言》中表明馬克思后來放棄了“消滅私有制”的主張，“轉變為私人資本自行揚棄”。這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揚棄了私人資本，他認為也就是揚棄了私有制。
他在多篇文章中講，資本主義國家的股份制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他引證恩格斯的《導言》，提出兩點“新認識”：一是馬克思后來放棄了消滅私有制，主張通過股份制過渡到社會主義；二是恩格斯晚年主張通過議會選舉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才是真馬克思主義。并據此批評斯大林搞暴力革命和毛澤東講“槍桿子里出政權”。
他根據兩條被曲解了的理由，斷言馬恩后期的著作否定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早期著作中的觀點。因而誰再堅持這些早期著作中觀點，就是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應被否定。因此，他否定我國的國有經濟是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主張“國退民進”是改革的方向。反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斷言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股份制，就是對私有制的否定，不需要再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來消滅私有制。這完全錯解了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認為，股份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私人財產的揚棄，轉向了社會資本，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點。其原意是指原來由私人占有、私人經營的私人資本，建立股份制后就成為社會資本，這個“社會資本”是指成為公司范圍的資本，不再是由各個私人占有和經營的資本。股份制的社會資本比起眾多私人資本來，有利于將來轉向社會主義公有制，因此是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點。這種過渡點是指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時的過渡點，并不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內就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股份制并沒有超越資本主義，也沒有消滅私有制，它是由眾多私有資本組成的。股份依然歸私人所有。馬克思的股份制理論在我國學界存在不少誤解和錯解，需要辨明其真意。
恩格斯的《導言》中，不但沒有講要放棄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而且強調了建立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區別于以往一切私有制國家和一切非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重要特點。
《導言》中指出：使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3頁。）
并且引證了《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的話：“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
恩格斯就此評論說：“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形形色色封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的和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
由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反而在恩格斯的《導言》中再次強調：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馬恩科學社會主義區別于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的根本所在點。從《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三卷，《法蘭西階級斗爭》到恩格斯晚年的《導言》，始終堅持其主張社會主義要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理論觀點。這些先生們不顧《導言》論述得如此明確的觀點，妄稱恩格斯的《導言》放棄了馬恩早期著作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假冒觀點。
三、正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理論觀點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在經濟關系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相應的上層建筑，即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和一定的意識形態。因此，任何社會制度都存在三個方面的組成部分。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既要快速發展生產力，又要著力于建立、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包括建立、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不斷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也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同時要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社會主義要盡快發展生產力的根本目的是生產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以滿足人民的需要，實現共同富裕。因而，馬恩列等經典作家論述社會主義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時，往往是與滿足人民需要和共同富裕聯系在一起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到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理論論述都是既強調發展生產力，又強調滿足人民需要、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前兩句是講生產力問題，后三句是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三條“是否有利于”的第一條是，是否有利于提高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條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還講“四項基本原則”，是講上層建筑問題。搞社會主義要把三者統一起來。
習近平總書記對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他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4頁。）
針對“左”風時期忽視生產力的發展，把重視生產力的發展誣之為搞“唯生產力論”。還宣傳什么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鄧小平批評了這種錯誤觀點，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黨的十三大報告還提出了“生產力標準”，是用以判斷我國改革與發展中是非得失的標準。但是，當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同時貶損國有企業、“國退民進”的聲音甚囂塵上。我提出了要把生產力標準和作為社會主義價值標準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標準和上層建筑標準統一起來。雖獲得了許多學者的贊同，但是也有學者發表論文進行批判。
有為榮譽學部委員認為，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就是“唯生產力論”，只能講“生產力標準”，不能再講生產關系標準和上層建筑標準。說什么生產力決定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元論，再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標準就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決定生產關系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和三元論。他還說，唯生產力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顯然，他錯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理論邏輯上也是混亂的，把根本扯不上的邏輯關系要扯在一起。講生產關系標準，就是說，我們搞改革開放，致力于經濟發展，是既要快速發展的生產力，又要同時促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與完善。也應以此作為判斷改革與發展是非得失的標準。這怎么扯得上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關系的“二元論”呢？社會主義應實現分配公平，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習近平同志既強調經濟建設，也強調政治建設、法制建設、文化建設等，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這就涉及到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問題。如果在上層建筑領域出現顛覆性錯誤，也會斷送社會主義事業。社會主義上層建筑應當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應當有自己的上層建筑標準。如果強調生產力標準，甚至搞“唯生產力論”，反對提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標準和上層建筑標準，搞全面私有化和去馬克思主義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能取得勝利和成功嗎？
把生產力決定論錯解為唯生產力論，把生產力標準論錯解為唯生產力標準論，還自稱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他說：“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唯生產力論。”“正是這個‘唯生產力論’，把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從根本上區別開來。”
這位先生完全顛倒了理論是非，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鄧小平批判過的唯生產力論，竟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唯生產力論，也稱庸俗生產力論。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批評過一種庸俗歷史唯物主義論的觀點。
他說：持這種觀點的人不懂得“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并且在某種程度內改變經濟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頁。）
列寧曾在俄國革命問題上，同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進行過斗爭。考茨基認為，只有靠資本主義帶來的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社會主義才會成為可能。列寧給予系統批評。
列寧指出：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但在俄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可以先奪取政權，然后提高生產力和文化水平。
斯大林也批評了第二國際的首領們的庸俗化的生產力論。
鄧小平也講：“馬克思主義沒有‘唯生產力論’這個詞，這個詞不科學。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反對庸俗生產力論的。”（《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22- 223頁。）
如果把生產力決定論，錯解為唯生產力論。那就無法說明：為什么生產力高度發展的英美等國家依然實行資本主義，而生產力落后的中國卻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依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舊中國落后的生產關系阻礙著生產力發展，需要打破舊的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又因為中國生產力落后，民族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還有發展生產力的空間，所以，需要經歷長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建立單一的公有制。而是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促進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有些原經濟社會條件與中國相近的落后國家，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與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相比，顯示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差距。
四、不要誤解、錯解《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資產階級法權”（現譯為“資產階級權利”）觀點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為了消除《綱領》中受拉薩爾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離開所有制問題，空談“公平分配”、“權利平等”等，強調指出：即使到社會主義，也只能實行按勞分配；而按勞分配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分配理想。因為它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實上的不平等。按勞分配是從每個勞動者的全部勞動中扣除社會必要的多項生產基金和消費基金后，按其勞動量領取內含勞動量相同的消費資料。這是等量勞動相交換，與商品等價交換是同一原則。當然兩者的內容和形式是不同的。由于每個勞動者的天賦不同，子女負擔不同，所以等量勞動領取等量消費品，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這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法權”（權利），是舊社會的痕跡。這種分配關系雖然有進步性，但這個平等的權利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架里”。應正確理解馬克思的這段論述的本意。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曾肯定按撈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它與資本主義以按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權分配相比是進步的、公平的。馬克思之所以用負面的語句進行評價，是為了消除《綱領》中空談“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等拉薩爾主義的影響。它離開了馬克思已講清楚的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分配關系的基礎的根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最高分配原則是共產主義旗幟上所飄揚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對馬克思有關“資產階級權利”的這段論述，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錯解和誤解。一種是顛倒了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將按勞分配中的等量勞動相交換與商品價等價交換視為同一原則。因為價值是勞動的凝結，等價交換也是等量勞動交換。
而一位從事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教學的教師竟錯解馬克思的原意，得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關系是等量勞動交換的結論。認為等量勞動交換與商品等價交換相對立，它否定商品經濟的存在。斷言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理論在我國已成為現實。他否定我國的人民幣是貨幣。并批評說誰認為人民幣是貨幣，那是浮淺的看法。他斷言，國家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的工人群眾到國家商品去買東西，不是商品交換，因為同一全民所有制內部不可能存在商品經濟關系。他把馬克思稱之為“舊社會痕跡”，不可避免的“弊病”，是“資產階級權利”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確定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關系。認為這種本質關系會被商品關系的表面現象所掩蓋。從1959年以來的幾十年中，他一直宣傳這種這一觀點。
作為學術觀點，盡管違反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也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文件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進一步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相對立，只可作為教條主義的東西看待罷了。問題在于他多年來毫無事實根據地到處不斷自我宣揚，聲稱他的這種理論觀點得到了黨和學界的“極大重視”和認同，是“最突出的創新性見解”和“重要學術貢獻”。并吹噓他1959年發表的一篇錯解《哥達綱領批判》的原意，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存在的觀點，
“這一重要學術貢獻，實際上為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的確定做了理論鋪墊。”“這一理論創新不僅為國家制定分配政策提供了參照，更重要的是它為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可以相結合，做了理論鋪墊。”（作者的觀點和所發表論文的期刊，均見衛興華《走進馬克思經濟學殿堂》一書中《竟把錯解馬克思理論自詡為“最突出的理論創新”和“重要學術貢獻”》一文。）
這種高調自我炫耀全屬虛構，也太離譜。他在1959年發表的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文章，竟成為40多年后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理論鋪墊”，也為當今的分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他除講這類大話外，沒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任何具有內在聯系的具體論證分析。看來，物質產品有假冒偽劣，文化產品也同樣存在。單從該作者論文的理論是非說，1959年《紅旗》雜志就發表著名經濟學家蘇星和關夢覺老先生的論文，指名道姓地反駁了他的有關觀點。
另一種對資產階級權利的錯解，產生了較大的政治和經濟的負面影響。1958年，在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同時提出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把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體腦收入差別等，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殘余。把農村人民公社取消勞動工分制，搞“吃飯不要錢”的農村公共食堂，稱作是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共產主義萌芽。把一切等級差別都看作是資產階級法權，需要破除。于是取消了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制度。必然走向平均主義。
1958年9月，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了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人民日報》于10月13日全文轉載。該文認為將革命戰爭年代實行的供給制改為工資制是錯誤的，是擴大了資產階級法權，形成了等級制度，刺激了人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此后還繼續強調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問題。1975年，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再次強調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其實，真正的等級制度存在于封建制度。資產階級宣傳和主張的權利是公平、自由、平等，并以此反對封建主義的等級制度。雖然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公平、自由、平等的內涵不同，但與封建等級制相比，還是進步的。同時應指出：馬克思并沒有說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權利。而只是從其中分解出與商品等價交換相同原則的等量勞動互換。資產階級是承認和實行等價交換的公平原則的。通過等價交換實現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的平等權利，才是資產階級權利。因此，資產階級并不要求按勞分配的平等權利，而是要求按資（本）分配的平等權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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