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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話總是要再三琢磨才能領會其中的味道。

      比如，毛主席有個著名的“五不怕”的說法，是要求黨員尤其是黨的干部，要敢于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為此要做好“五不怕”的思想準備：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

      乍一聽，這個說法很豪邁，很提氣，很有英雄主義的精神。對吧？

      但細一想，不對啊，這個“五不怕”針對的并不是對敵斗爭的情況，而是針對黨內(nèi)斗爭提出的。黨內(nèi)斗爭按說應該是同志間的斗爭，應該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怎么能打打殺殺的呢？退一步，即便黨內(nèi)斗爭免不了如此，那么別人提這樣的要求就罷了，毛主席怎么能這么提呢？他是黨的領袖啊，如果黨內(nèi)斗爭會殘酷、失控到這個地步，那責任首先在他。作為領袖，難道他的責任不是進行機制建設，把黨內(nèi)斗爭納入規(guī)范的軌道嗎，怎么能反過來要求黨員干部靠做好“五不怕”的思想準備來堅持真理呢？

      但是，閱歷再多些，再想得深入一些，就會明白，毛主席這么講是真正有道理的，你也可以說是事出無奈。

      要理解毛主席提倡“五不怕”的深意，關鍵是要認識到一個問題：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不是萬能的，有一個設計完美、被所有人遵守的制度，社會狀況照樣可能江河日下，社會好不好，關鍵還在人，在于是否有不計私利、以公心為先，既遵守制度又能根據(jù)現(xiàn)實情況靈活變通的為人民服務的人。

      沒有制度不行，但制度不可能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說，合理的制度必然要以一部分的不合理為代價。舉例來說，16周歲是刑法規(guī)定的負刑事責任的年齡，就是說，一個人在未滿16周歲時實施犯罪行為，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不負刑事責任，而滿16周歲后，有犯罪行為就要負刑事責任。那么，一個人實施同樣的犯罪行為，是發(fā)生在16歲生日的前一天（甚至前一個小時）還是后一天（后一個小時），結果截然不同。但是，在一天（不到）的時間里，一個人的成長會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嗎？真的會在那一天中經(jīng)歷從沒有能力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到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臨界點嗎？當然不會。現(xiàn)實中，真遇到這種情況，人們通常會用幸運或者倒霉來解釋。

      細究的話，會發(fā)現(xiàn)制度的愚蠢，但制度又只能這樣定。在大多數(shù)時候，制度應該被遵守，才符合社會的利益；但個別的時候，制度需要被違反，才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但違反不能是隨機地無方向地違反，而是要向著符合人民利益的方向違反。

      朱蘇力教授曾經(jīng)生動地闡釋過這個道理，我就轉引他的觀點好了。

      現(xiàn)代法治禁止刑訊逼供，規(guī)定經(jīng)刑訊取得的證據(jù)在法庭上無效。這當然是文明進步的結果，是好的，我們不能不承認嚴禁刑訊逼供是個好制度。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刑訊逼供是必要的，堅持不能使用刑訊逼供是迂腐的，甚至是犯罪。什么樣的情況呢？假設，危害社會的恐怖犯罪活動正在進行的過程中，警方抓到一個犯罪分子，如果撬開他的嘴，就可以通過他提供的信息阻止犯罪，避免無辜者的死亡，那么在這樣的時候，使用包括刑訊逼供在內(nèi)的一切手段來使落網(wǎng)的犯罪分子開口，都是合理的。

      這種情況發(fā)生的概率是不高的，這種時候使用刑訊逼供合理，不能等同于刑訊逼供就合理。所以，禁止刑訊逼供作為一項制度，其權威性必須要得到維護。在上述情況下，如果一個警察出于公心和阻止恐怖犯罪行為傷及無辜的良好目的，對落網(wǎng)的犯罪分子進行了嚴刑拷打，拿到了有利的信息并制止了犯罪的蔓延，但他仍然要因為實施了刑訊逼供而受到懲罰。這就應了“好人沒好報”的俗話。相反，如果他機械地遵守規(guī)則，個人當然沒犯錯誤，卻事實上等同于坐視犯罪分子殘殺無辜而無動于衷。

      一個人面臨這種情形，應該如何選擇？是寧可損失個人利益也要為保全社會利益，還是明哲保身？這兩種選擇的高低、善惡是顯而易的見的。

      去年上映了一部港片，叫《三人行》，講的正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悍匪中彈落網(wǎng)，他的同伙仍在作案，并企圖營救，這個時候警察該怎么辦？醫(yī)生該怎么辦？

      被觀眾喜歡的電影中的英雄人物，多是為了實現(xiàn)良好的目的而不計個人得失的人，比如成龍在《警察故事》中扮演的人物。他為了正義不斷違反僵化的制度，所以一邊不斷立功，一邊不斷犯錯，到頭來，工作沒少干，卻升不上去，還老是被貶。

      在現(xiàn)實中，處于社會管理崗位（尤其是關鍵崗位）上的人，經(jīng)常性地要面臨類似的選擇。那些能不計個人得失，秉承公心為社會利益最大化而工作的人，才是人民最需要的人。他們所具備的品質(zhì)，是最寶貴的品質(zhì)。

      這種品質(zhì)，我們只能稱之為，擔當。

      以上只談了“制度”，但現(xiàn)實的生活和工作中，我們不是只跟成文的、規(guī)范化的“制度”打交道，還要跟不成文的、不那么規(guī)范的各種“機制”打交道。制度都免不了需要突破，需要擔當?shù)木癫拍苷嬲瀼刂贫戎邪木瘢渌?ldquo;機制”就更不必說了。

      戚本禹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毛主席經(jīng)常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曹營的事不易辦”。主席說這個話時，是在表達歉意，因為他自己的想法總是變，讓工作人員很為難。同理，身處龐大的官僚系統(tǒng)，上面變來變?nèi)ヌＡ恕?/span>

      上面變來變?nèi)?，不總是對的，有時候是錯的。對個人來說，怎么辦呢？跟著上面的錯誤跑，自己沒有責任，這是最容易的；指出上級的錯誤，堅持正確的態(tài)度，堅持真理，結果可能是得罪上級，自己沒好果子吃。哪種選擇是對的，是對國家對人民有好處的呢？

      答案是明擺著的，是后一種。想做到堅持真理并不容易，時常要付出犧牲，所以毛主席要求干部要做到“五不怕”。再重復一遍，這是建基于制度以及各種機制不可能完全正確的前提下。因為制度和機制會出錯，那么人的擔當精神就成了最后一道糾錯的機制。

      然而，能做到“五不怕”這一要求的人太少了。主席個人做到了，他的親人也做到了，但回頭望去，滄海茫茫，幾無人跡。這是革命最后失敗的原因。有擔當?shù)娜松伲瑸榱怂嚼耐稒C鉆營者太多。

      到了如今，有擔當?shù)娜司透倭?，所以上面的好?jīng)一步步往下都給念歪了。今天先寫到這里，下一篇談談如今盛行的種種沒擔當?shù)默F(xiàn)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