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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新中國前期歷史回眸

點擊：作者：梅新育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10-01 11:21:12

前言：

　　正值建國68年之際，發出這篇舊文，以茲紀念。

　　本文原稿題為“《人民共和國早期歷史地位回眸》”，以“《對建國初30年的重新估值》”為題首發于《環球財經》雜志2009年第10期，限于篇幅，發表時有刪節，并作了數處修改?？l后我又把原稿略作修訂，題目也改為“《新中國前期歷史回眸》”，將修訂版全文貼上自己的博客。編輯部的某些修改我相當欣賞，修訂時吸取化用了一部分。今天發出的就是這個修訂版全文。

　　這篇文章的不少思考內容后來放進了我出版的《中國制造業向何處去》、《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兩書之中，有些思想在后來做了進一步深化發展。

　　我為什么由衷贊成習主席提出的“前后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理念，看看這篇文章，就能明白，“前后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確實道出了像我這樣一大批人的心聲。

　　八年過去，回顧這篇文章，我想特別強調一下這篇文章中的這段話：

　　“準確、客觀評估這一點，不僅是歷史問題，在國際競爭環境下更有現實意義。

　　因為與建國初期單純作為追趕者的地位不同，我們現在一方面仍在繼續趕超發達國家，同時又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成為越來越多國家趕超的對象。

　　在近代資本主義四百年歷史中，已有許多后發國家的‘趕超’事業在取得初步成就時半途而廢，不僅未能趕超守成大國，自身反而被新的趕超者所超越，我們現在未嘗沒有這樣的風險。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由于新趕超者產出市場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國，單純引用GDP指標衡量多半會低估最有潛力的新趕超者的增長實績與潛力，不利于我們準確評估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態勢、進而制定正確的競爭戰略。”

　　這段話中提出的判斷，我后來提煉成為這樣一個提法——從“趕超”轉向兼顧防范“被趕超”；幾年來，我感到了越來越大的“被趕超”壓力，在剛剛參加的2017中國服裝杭州峰會上就頗有感觸。所以，我愿向諸君強調自己的上述思考判斷，并展開進一步研究分析。

　　最后，讓我重復本文結束語：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由于牽涉當今人們的利益，對現代史的評價尤其復雜。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尋找復興之路，不可能有現成的答案，注定了中國的探索過程必然充滿波折，導致共和國前期歷史評價進一步復雜化。

　　正因為如此，對共和國前期歷史的評價也是對評價者的考驗。它考驗的是評價者是否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認識和思考問題，也是評價者能否超越個人恩怨和一時的個人私利而秉承客觀立場；它考驗的是評價者對歷史的了解，也是評價者對現實和未來發展的預見；它考驗的是評價者對當時當地的觀察，也是評價者的世界眼光；……

　　如果不能夠站在國家、民族立場超越個人恩怨和一時個人私利評價本國歷史，這一舉動本身就足以證明評價者沒有資格、沒有能力擔任這個社會的領導力量。

　　面對這場考驗，我們會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呢？”

2017.10.1

　　新中國前期歷史回眸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華民族歷史復興的起點

　　“時間開始了！”——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開國大典現場，一位詩人心潮澎湃之余，情不自禁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是的，任何一個從此前那個屈辱年代生活過來而又不甘屈辱的人，都不難理解他的感慨；若是對歷史背景具備足夠的了解，對這句話的理解當可更加深刻。

　　1949年10月1日標志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國勢下滑的趨勢走到了轉折點，標志著太平天國軍興以來中國誕生了第一個有能力對除港澳臺之外整個廣袤大陸實施有效統治的國家政權，標志著志士仁人109年的奮斗、億萬國民的犧牲終于贏來了一個有能力也有意志捍衛國家獨立自由的政權。

　　放眼更長的歷史跨度，我們還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也是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滿清入主中原以來中國第一個有能力也有意愿全力以赴推動中國經濟社會重新躋身世界前列的政權。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歷史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領導中國在保持國家主體完整的條件下贏得了平等參與國際經濟政治體系的資格。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限擴張的內在沖動決定了近代資本主義體系一經問世，就必然要無限制地追求對外擴張，力圖將整個地球納入其統治之下，中國就是這樣被帝國主義用鴉片和大炮轟開大門，一步步強行拖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并按在依附的位置上，實現民族復興、重新躋身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相應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重任。

　　那么，什么樣的力量能夠完成這一使命呢？

　　滿清王朝？否！

　　至少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遙遙領先世界兩千余年之久，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關之戰則是中國在世界體系中地位淪落的轉折點。

　　明朝后期中國經濟、科技和社會生活的正常發展被天翻地覆的明清鼎革打斷，中國75%以上人口（根據《明史》等戶口統計計算）喪身于滿清入關后的戰亂之中，除北京之外全中國幾乎全部大中城市都在滿清軍隊的燒殺擄掠下化為廢墟，本已高度發達的中國制造業、商業和科技因此大幅度倒退。滿清統治者隨后又不遺余力扼殺漢族一切進步苗頭，企圖借此維護他們作為野蠻少數民族對一個文明多數民族的統治，從而“成功”地將中國從發達國家改造成為發展中國家。

　　鴉片戰爭以來，歷史上曾多次成功化解外來入侵挑戰的中國不得不首次面臨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高于自己的對手，時人驚呼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中國長期陷入“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加劇落后”的惡性循環，究其根源，實始于清初。即使在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之后，滿清統治集團念茲在茲的仍然是“漢人強則滿人亡”，寧可作為西方帝國主義代理人統治中國，也要遏制國家主體民族漢族力量上升。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結果迥異，這是關鍵原因之一。正值蓄意美化滿清統治乃至偽滿皇帝溥儀的所謂“學術研究”和文藝作品泛濫成災之際，很有必要重述這一常識。

　　中華民國？沒戲！

　　推翻滿清部族統治桎梏確實是一個偉大歷史功勛，但繼起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并沒有表現出這樣的能力和意志，以至于我們的開國先輩們在這樣一個國家出生成長：

　　大大小小的軍閥和土司、喇嘛、阿訇們各據一方，名義上的一國之內有數十上百支互不統屬的武裝，不僅沒有統一的財政、貨幣體系，甚至沒有統一的鐵路軌距；海關（舊中國最大稅源）和海岸警備部隊全部由西方人把持，財政支出須由駐華外國使團一致簽字批準，關稅稅率由西方國家制定，主要港口、咽喉要道和首都均駐扎外國軍隊，外國軍艦自由出入長江和其它中國主要內河一直深入到重慶和長沙，西方人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美軍大兵強奸兩江總督孫女和地方政府現任高官夫人也可逍遙法外（即1946年沈崇案和1948年20來個美軍飛行員設局輪奸30多名中國名媛的武漢“景明樓事件”）……。

　　當時的中國弱到了什么地步？

　　直到抗戰之后，中華民國名義上已是世界五強、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絕大多數人一致公認的某些小國、弱國也敢于向中國伸手，更不用說大國了。當時在分裂、反分裂斗爭激烈的新疆，不僅蘇聯、美國、英國等大國設立了領事館（其中蘇聯5個），連阿富汗這樣的中世紀王國，連剛剛獨立、還在為瓜分殖民者遺產大打出手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也在南疆設立了領事館，將政治觸角深深插入中國國土。

　　這么多外國領事館在新疆都干了些什么？

　　普通人都能看到的是這些領事館在新疆大力發展雙重國籍，僅同時擁有蘇聯國籍的中國公民就達一二十萬之眾，獲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國籍的中國公民也為數可觀。

　　這種滲透后果如何？

　　到1962年中蘇論戰激烈之時，依靠長期積累的影響，蘇聯策動“伊犁事件”，五六萬邊民外逃，兩名少將和40多名校、尉軍官出走，西陲震動。

　　這樣一個國家不可能開展任何可持續的經濟文化建設，任何一個血性尚存者都不可能安心接受這樣的屈辱，國家主權和獨立自由是人們的夢想。

　　渡江戰役時，國民政府營壘部分勢力寄希望于西方武裝干涉，英艦紫石英號確也曾武力阻攔解放軍渡江，解放軍開始還擊后，連英艦要“幫助”的對象——國軍炮兵也向英艦開火；當時旅居海外的化學家傅鷹先生聽了解放軍總部就此事所作的強硬聲明之后，頓感中國終于有了一個敢于昂首挺胸面向西方列強維護國家主權的強有力政府，立刻決定回國。

　　在以自由主義著稱的燕京大學，一位無論如何也算不上社會主義者的教授經過和平解放后幾個月的觀察，慶幸道：我們終于有了一個踏踏實實做事的政府。

　　諸如此類的事情，反映了大眾的真情實感。

　　這個政權也確實沒有辜負國人的期望，剛剛建國便以極端劣勢裝備將進逼邊境的美軍擊退數百公里，隨后陸續經受住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蘇邊境沖突、西沙海戰、抗美援越、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考驗，在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相繼發起的全面經濟封鎖中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列強外交官們再也不能在咖啡桌上用輕薄的戲謔決定中國的命運，敵視中國的勢力不得不放棄暴力推翻中國的迷夢，轉而同中國開展正常的國家間交往。

　　聲稱不付出這樣的努力便可在如同今天一樣的外部環境中集中精力搞建設，倘若不是天真無知，便是別有用心。當中美關系正?；?、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標志著中國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努力贏得了外部世界決定性的承認之后，中國方才具備了集中精力從事經濟建設、爭取恢復昔日物質文明領先世界局面的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開放方針提出和實行，成功地將經濟建設確定為中國社會的中心工作，標志著中國及時抓住有利時機進入了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的新階段。

　　正值六十周年大慶之際，讓我們向共和國的奠基者們致敬，他們的奮斗不僅為中國贏得了自由獨立和平等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的資格，也惠及包括那些“小龍”、“小虎”在內的其它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因為在社會主義革命浪潮的壓力下，西方列強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他們對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壓榨性政策，甚至對毗鄰社會主義國家的“小龍”、“小虎”們加意扶植。

　9月30日天安門廣場紀念先烈。

　　二、工業化：國家民族的脫胎換骨

　　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之一、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曾作此斷言：“社會主義不是一種資本主義以外的階段，而是對它的替代——一種沒有分享工業革命的國家能夠效仿工業技術成就的手段，一種在不同的競爭規則下取得迅速積累的手段”；[1]

　　這一斷言根據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工業化的歷史總結得出，又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得到了驗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從舊中國接過來的是一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結構極不合理的爛攤子。

　　1949年，中國國民收入僅358億元，人均66元；國民收入中工業比重僅12.6%；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只占26.4%。相比之下，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為50%左右，如聯邦德國1950年為55%—60%，美國1953年為48.4%，加拿大1951—1955年為49.6%，瑞典1951—1955年為54%—58%。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工業品產量上，當時中國不僅瞠乎西方發達國家之后，甚至連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望塵莫及。1949年中國鋼產量只有15.8萬噸，而1950年美國鋼產量為8785萬噸，蘇聯為2733萬噸，日本為484萬噸，聯邦德國為1212萬噸，英國為1655萬噸；1949年中國現代能源生產總量（折合標準燃料）為2371萬噸，美國1950年為116620億噸，日本為6232萬噸，聯邦德國為14106萬噸，英國為22149萬噸。[2]一個起點如此低下的國家能夠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生存、發展、壯大，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何其巨大。

　　人民共和國前期歷史經濟成就的最直觀表現是初步完成了工業化，為歷史新階段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規?？矗?/span>從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至197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679億元增長至2943.7億元，增長333.5%，年均增長6.30%；1952—1978年間年均增長6.65%。[3]

　　比規模增長意義更為重大的是結構變遷，因為清朝中葉時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規模雖然仍高居世界之首，但“前現代”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彼時的中國不過是一頭空有一身膘的肥豬，在西方列強虎狼環伺之下完全沒有招架之功。

　　從結構方面看，1952年，中國第一、二、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依次為50.5%、20.9%和28.6%；在“文革”爆發的1966年，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比重；由于第二、三產業受政治動蕩影響較大而導致1967—1969三年第二產業比重再度低于第一產業，從1970年開始，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過了第一產業。自此，這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傳統農業國脫胎換骨步入工業國行列，在國際社會“叢林”中，昔日空有一身膘的肥豬中國就此蛻變成為筋強骨健的猛虎，雖然暫時還比較消瘦，但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到1976年，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變為32.8%、45.4%和21.7%；1978年，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依次為28.1%、48.2%和23.7%。[4]從工農業主要產品實物產量看，這一時期增幅更是動輒數十上百倍。

　　橫向比較，中國該時期經濟增長實績高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縱向比較雖然低于改革后30年GDP平均增幅，但不要忘了彼時大部分時間中國都在戰爭威脅之下，解放戰爭后期以來被美蔣軍隊切斷的南北沿海航運直到1974年方才得以開通，穿過臺灣海峽的南北沿海航線直到1979年才開通；而且改革前中國GDP中不包含外資取得的外國要素收入和許多不曾市場化的產出，而改革后這部分成分極為可觀。

　　準確、客觀評估這一點，不僅是歷史問題，在國際競爭環境下更有現實意義。因為與建國初期單純作為追趕者的地位不同，我們現在一方面仍在繼續趕超發達國家，同時又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成為越來越多國家趕超的對象。在近代資本主義四百年歷史中，已有許多后發國家的“趕超”事業在取得初步成就時半途而廢，不僅未能趕超守成大國，自身反而被新的趕超者所超越，我們現在未嘗沒有這樣的風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由于新趕超者產出市場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國，單純引用GDP指標衡量多半會低估最有潛力的新趕超者的增長實績與潛力，不利于我們準確評估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態勢、進而制定正確的競爭戰略。

　　三、全民思想和文化教育的歷史性成就

　　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人民共和國前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更體現在人力資源的培育，這種培育體現在自我奮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教育兩個方面。

　　有獨立自主之個人，方有獨立自主之民族；正是毛澤東時代強力推行的大規模社會改造運動進一步洗刷了滿清統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輸的奴性，在全社會大大普及、強化了平等和自我奮斗的思想觀念。

　　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共和國前期建立的全民教育體系徹底改變了中國國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全國文盲率近90%，1949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學校、普通小學在校學生人數分別只有11.7萬人、126.8萬人和2439.1萬人，招生人數分別為2.1萬人、35.2萬人和64.6萬人。1964年人口普查時文盲率已降到33.58%，1982年人口普查文盲率22.81%，2000年人口普查文盲率6.72%。[5]到1976年，普通高校、普通中等學校、普通小學在校學生人數分別為56.5萬人、5905.5萬人和15005.5萬人，招生人數分別為21.7萬人、3240.2萬人和3161.1萬人。

注釋：之所以選擇1976和1978兩年，是為了充分表明文革結束和改革前夕的情況；選擇1998年時因為1999年高校大規模擴招，當年普通高校招生159.7萬人，比上年增長47%。

　　資料來源：1、2004年之前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第80—82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

　　2、2007年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第779—78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年。

　　不必否認，一些文學作品對某些知識分子下鄉之類遭遇作了很多渲染，我母親也很遺憾由于出身成分不好而未敢報考清華大學，高考后清華招生者見我母親成績出眾，企圖挖人，但被我母親報考的學校堅決擋了回去，就連父親給我取的這個名字“新育”也是“接受新的再教育”的意思，因為當時我父親正在軍墾農場下放，對此不無牢騷。但我更明白，當時基于家庭成分實施的某些管理政策對于維護政權穩固是必要的，看看大漢奸殷汝耕侄女、臺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的所作所為就不難明白這一點；而沒有共和國前期的體制，我父親這樣的貧下中農子弟能否讀書自不待言，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我母親，倘若是在解放前的體制下，她此生也只可能是某個鄉間的文盲農婦，絕無可能讀大學并成為業務拔尖的高級工程師。得到一元錢千恩萬謝，得到十元錢卻抱怨人家沒有給自己100元，這樣的人永遠都會有，但我希望不要成為主流。

　　四、社會公正之一：“平均主義”再認識

　　作為一個起點低下的發展中國家，倘若不能實現社會公正，就不可能凝聚人心抵抗外部如此長期、如此強大的壓力。人民共和國前期歷史社會公正成果首先體現在更加公正的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這一成果的遺產即使在以“打破大鍋飯”為開端的改革時期，也對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促進作用。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相對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購買力集中于國內產品而非昂貴的進口品。而且，一個國家收入分配較為平均，也意味著每種消費品的需求一旦出現就會迅速爆炸式膨脹，這既進一步強化了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也令在發現并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方面決策相對迅速的內資企業（因為決策環節少于外資跨國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場）優勢更為突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中國市場家電消費熱潮中，正是憑借這一點和當時的貿易壁壘，中國家電行業幾乎白手起家，就迅速成長為可與西方同行同臺競技的巨頭。

　　當然，改革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公正的優勢已經顯著削弱；更令人憂慮的是，隨著收入分配失衡的惡果日益顯著，某些高舉“改革”旗號的人不是努力矯正，而是一方面努力維護甚至加強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另一方面竭力把收入分配失衡說成是改革前即已有之的缺陷，絲毫不顧改革初期的旗號恰恰是“打破大鍋飯”而不是“平均主義”。這樣的表現令人不能不擔心改革30年后的中國社會是否已經喪失了承認并改正失誤的能力；但我相信，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現實壓力必然推動人民共和國前期歷史這一遺產至少部分回歸。

　　五、社會公正之二：對人民政治權利的超前探索

　　共和國前期社會公正成果同樣體現在對實現人民政治權利的探索。共和國創始者之所以是人民領袖，就是因為他在開國創業成功之后沒有把自己當做新權貴階層的代表人，而是畢生不懈地思考、探索如何有效維護人民大眾的經濟和政治權利，其思考之深邃、目光之遠大，遠遠超越了時代，直到他身后數十年后，人們才開始理解。

　　早在1950年代，毛澤東就通過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著作，思考、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而沒有盲從。《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卷第275頁有一段重要的話：

　　“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在這本書中還有一段：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的問題。……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里，絕大多數人民的權利就有保證了；掌握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們就可能變質，人民的權利就不能保證?？傊嗣褡约罕仨毠芾砩蠈咏ㄖ还芾砩蠈咏ㄖ遣恍械?。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6]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正是為了樹立和維護人民大眾的經濟和政治權利，他不僅注重收入和財富分配體制的安排，更關注培育人民大眾維護自身權利的能力和意志，如全民教育制度既是對經濟建設人力資源的培育，也是賦予人民群眾維護自身權利的工具。如果一方面高喊“民主”，另一方面卻從收入和財富分配、教育機會等各個方面剝奪大眾行使民主的能力，那么這種“民主”有何意義？

　　不可否認，共和國前期在這方面的某些探索走了極端，遭到了失敗；但時至今日，面對現實，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我們后來的某些做法矯枉過正了呢？我們是否應該回顧、領會和發展開國領袖這方面思想的合理內核，去探索長久的安排呢？

　　六、對共和國前期歷史的評價也是對評價者的考驗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由于牽涉當今人們的利益，對現代史的評價尤其復雜。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尋找復興之路，不可能有現成的答案，注定了中國的探索過程必然充滿波折，導致共和國前期歷史評價進一步復雜化。正因為如此，對共和國前期歷史的評價也是對評價者的考驗。

　　它考驗的是評價者是否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認識和思考問題，也是評價者能否超越個人恩怨和一時的個人私利而秉承客觀立場；它考驗的是評價者對歷史的了解，也是評價者對現實和未來發展的預見；它考驗的是評價者對當時當地的觀察，也是評價者的世界眼光；……

　　面對這場考驗，我們會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呢？

（初稿2009.9.18，修訂2009.10.19，僅代表個人意見）

注釋：

[1]【英】瓊·羅賓遜：《現代經濟學導論》，第399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

[2]林毅夫等：《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第16—17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第9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

[4]國家統計局：《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第1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

[5]見“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基本情況”，載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第90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