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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建設黨自身和發展黨的事業,否則就不能稱其為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
社會制度是人類社會幸福指數的基礎性決定因素。馬克思主義主張人類社會“最大多數人利益,一個人的自由以每個社會成員的自由為前提”,科學社會主義是最人道的社會制度,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理論自信和執政合法性。違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宗旨,就失去了理想信仰和執政合法性。
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要與各國革命和建設的特殊性相結合。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發展真理,檢驗真理,修正謬誤,不斷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繼往開來。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進一步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類要改造世界,就必須掌握真理,把握客觀規律。但真理的客觀性、發展性、科學性又決定了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真理。社會實踐成功與否還依賴于掌握科學知識的總量。掌握科學知識的量愈多,愈能為實踐成功提供可能。尊重客觀世界而不充分發揮人的積極的革命的靈活的主觀能動性,就會陷入機械唯物主義或“宿命論”的觀點,尊重實踐而將其絕對化就會走入“唯經驗論”的誤區。
政治路線確立之后,必須以組織路線來保證。干部決定一切。黨的事業需要浩浩蕩蕩、千千萬萬優秀的干部人才和黨員,也需要杰出的卓越的領袖集體。中國共產黨人的神圣使命要求必須確保黨的肌體首先是領導干部的純潔性,決不允許既得利益者階層或特權階層的產生和存在。
一、貫徹執行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思想作風,堅持真理,發展真理,檢驗真理,修正謬誤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是19世紀40年代,主要是以當時的英、法、德等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為依據的。當時,英國已經開始工業革命,成為當時世界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法國大革命后,資本主義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對歐洲自由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矛盾進行全面的深刻的考察而做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判斷,提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但是,中國的情況遠不同于歐洲。當時中國則是處于封建社會末期,清政府朝不保夕、搖搖欲墜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況,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十分的微弱,產業工人數量極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產業工人人數僅達200萬人左右。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70-80%以上。這就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的理論,具有指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的普遍性,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走向勝利,還必須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相結合,并以實踐這場革命的載體為依托。“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沒有這種態度,“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歷程中形成、發展并經受實踐考驗的,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必然要求:既要堅持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就必然要反對與此相對立的錯誤的思想路線。否則,正確的思想路線就不能得到充分地貫徹執行,而給錯誤的思想路線大開門戶。客觀事物辯證發展的規律必然如此。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或認識路線是什么?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制定政治路線的理論前提和理論指導,是正確貫徹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證。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一條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時,對什么是“實事求是”曾作了精確的界定。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包括如下幾方面含義:(1)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實際,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但不能把理論當作教條;(2)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與時俱進;(3)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調查研究,通過深入周密的調查研究,認識和掌握事物運動的客觀規律;(4)調查研究必須走群眾路線。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5)堅持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要堅持真理,修正謬誤。對客觀事務的認識是不是真理,要回到實踐中去檢驗,通過實踐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為了進一步反對黨內“左”的錯誤及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為了反對本本主義的消極影響,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并第一次使用了“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這一概念,表明只有實行正確的思想路線,才能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這不僅是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方法,也不僅是反對“左”傾錯誤,更重要的是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認識中國的革命實踐,在實際上論證了對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和方法的基本點。《反對本本主義》這一初步的同時又是比較完整的論述,在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1931年4月2日,毛澤東在《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又將這一著名論斷完善為“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深刻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適應一定的民族特殊性才能實現。離開中國國情的特點來實踐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這就要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習馬克思主義,著重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集體智慧的結晶,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另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全黨的不斷馬克思主義化。在以往的黨史研究中,一般注重或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對長期以來堅持不懈地努力實踐的,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特別強調的黨性建設問題,則沒有給予明確的界定。這一問題的實質就是實現全黨的馬克思主義化。毫無疑問,加強黨性建設的必然目的,只能是鞏固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性質;不加強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性質,否則必然喪失黨性。井岡山斗爭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黨的馬克思主義化都在革命實踐中得到了體現,而在此期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地位還有必要進一步探索。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原理,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實踐推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實踐是不斷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不斷將全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歷程。在此長期歷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認真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時反對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和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并糾正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到路上發生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嚴重錯誤。
(一)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建獨特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的成功結合,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由此開始逐步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的基本規律。這表現在:既不是在中國革命中機械搬用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歐洲無產階級的“共同勝利理論”,也不是簡單模仿列寧領導俄國革命的“城市中心理論”;既不是以中國工人階級為革命主體,也不是走歐洲工人階級的“合法斗爭”,或“議會道路”,而是在中國廣大的鄉村,以中國農民為革命的主力,以土地革命為推動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必然手段,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是將中國革命的中心放在廣大的農村,在農村長期積蓄革命力量,深入開展土地革命,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建立工農革命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最終奪取城市。在革命的策略上,建立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實施革命“兩步走”戰略,先實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將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一同進行,“畢其功于一役”。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新民主主義的偉大歷程中,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了重大歷史成就,具有崇高的思想價值和歷史意義。1945年黨的七大修改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這就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統一了全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客觀規律的認識,是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大會選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政治上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穩定的、有崇高威望的中央領導集體,全黨的團結有了一個堅強的核心。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長期過程中,同時達到了成熟。
(二)實行“一化三改”,以 “和平方式”成功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本質上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這一革命使得中國中國人民恢復了國家主權和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體制雖然在政治上奠定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但在經濟生產方式以及社會生產力水平依然十分落后,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停留在自然半自然的落后狀況中,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后,“少數人所得而私”以及大資本家仍掙扎著力圖操控國計民生。“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沖突越來越明顯。打擊投機倒把、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運動、工人監督生產、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同時,“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就為黨和人民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任務,為中國社會提出了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緊迫任務。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即已提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1953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在社會主義“一化三改”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性地實行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對民族資本(十分之二),限制、利用、改造。限制其不利于國民經濟。1949—1953年,主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向私人工業采取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對私人商業實行經銷代銷,引導私人經濟聯系國營經濟,初步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渠道。特點:實現“四馬分肥”,34.5%所得稅上交國家,30%作為企業公積金,15%作為工人福利費,20.5%作為資方紅利。到1956年底,全國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有四股股東114萬人,股額24億。1956—1966年,國家付給資本家年利5%,7年為期,屆時延長3年,資本家共獲利32.5億。其中,“四馬分肥”階段13億,“定息”階段11億,支付高新8.5億。這是不等價交換,卻購買了一個階級——“贖買”,在中國順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這是將其納入到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主權獨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發展創造了政治條件,也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將數千年來盤踞在中國廣大農村根深蒂固的小農生產方式實行了徹底的變革,徹底廢止了數千年來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根本上切斷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屢屢出現的周而復始的由富農到地主土地集中到農民起義推翻封建王朝的物質基礎,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準備了政治經濟條件。縱觀三十多年的革命奮斗歷史,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所取得的勝利成果既包括民族民主革命、社會政治革命,也包括更加深層次的經濟革命。這些多層面的革命勝利成果即醞釀和滋生了新的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革新、革命由此開始。更難得的是,這些革命成果還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條件,同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又進一步促進了社會主義文化的進步發展。
(三)繼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探索。1956年發生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或者說“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存在的嚴重弊病,一個是蘇聯國內的計劃經濟體制,一個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鑒于此,中共中央及毛澤東決定從中國建設的實際出發,開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此方面,具有標志性的思想理論成果包括: 《論十大關系》、黨的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轉化和基本矛盾的決議、《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次具有開創新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
1956年9月15日,黨的八大明確提出:“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大會報告進一步指出:“這一矛盾的實質,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并根據黨的八大決議制定了第二個五年(1958-1962)計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又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明確指出了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明確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并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提了出來,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正確方針的繼續和發展。明確劃分了敵我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再次強調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
(四)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探索中發生失誤,邊糾正,邊犯錯誤。“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不斷發生、不斷糾正,但并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致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從某種程度上講,“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開是對過去“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擴大化”的錯誤認識不清不徹底的繼續延續。毛澤東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同時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再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探索,錯誤難免發生。
(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理解其內涵及其實質?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方案相比還不夠,還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是從蘇聯嫁接、建立在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小農生產方式的中國封建社會基礎之上,是特指中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說是初級階段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其實質是社會主義性質,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但也不能超越社會生產力的必要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并非是指所有國家進入社會主義的必經階段,而是特指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中國必然經歷的發展階段。建立在此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思想理論文化的不斷創新歷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并再次強調了為實現這一戰略任務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技、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戰略任務,強調要發揚民主,并使民主生活制度化、法律化,體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性要求,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進程,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概括和全面闡發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1992年,中共十四大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本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歸結為鄧小平理論,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大會同時做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論斷,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強民主文化建設。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
三、繼續解放思想,革新理念,實事求是,堅持和創新馬克思主義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開班式上做了《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重要講話,提出了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實踐方面的“四個問題”和“五個基本原則”,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實行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的按勞分配原則”等。新時期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落實推進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實現都需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革新創新。
(一)創新思維,鞏固馬克思主義陣地,提升政治干部的專業化水平和能力,確保黨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領導權。共產黨要能稱得上共產黨,保持和堅持黨性,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強調政治干部的專業化素質是促進領導干部的專業化能力的提升必要途徑,而阻礙和削弱領導干部專業化能力的問題在各部門各行業各級別則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針對這些問題,必須嚴肅對待,科學分析,革新創新,創建領導干部專業化能力的新階段新水平。
1.政治干部的專業化能力和氛圍迫切需要提升和改善。在政治上,掌握思想領導是第一位的領導,是思想靈魂的領導。在理論指導上,政治干部專業化能力的提升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來充實。在業務上,思想水平體現領導水平。政治工作是黨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線。一切黨的政治干部,最關鍵的是實現高級政治干部都要首先成為捍衛馬克思主義陣地的先行者和骨干分子,都要承擔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的領導者和踐行者。這是提高領導干部隊伍整體專業化水平關鍵,是關系到黨性修養水平和黨的執政能力或領導力的根本大事,是一個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
正是由于黨的政治干部在這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是專職從事黨務工作的干部,是管干部的干部,而且政治部門的高級干部決定對其它部門干部的選拔和使用,并由此決定了黨的命運甚至中國的命運,所以,其專業化水平就顯得異常重要。通過對300名廳局級領導干部的問卷調研結果顯示:贊同占90.3%,占壓倒性多數,不同意僅占3.3%,保留意見占6.3%。
政治領導干部專業化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修養不足,一是還不能熟練地藝術化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指導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前一個問題:不僅不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原理,而且其中的基本概念也糊里糊涂。這嚴重影響了馬克思主義話語權、指導權,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就會“失語”,嚴重削弱了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后一個問題:既不能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也不會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是專業化、知識化準備不足以及不能熟練指導實際工作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集中在一起就是政治思想理論修養和領導力或執政能力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建設現代化專業水平的政工干部隊伍,創建黨建文化,充實黨的事業之原動力之“源”。建設一支現代化的高素質的精通黨的政治理論的干部隊伍,由專職的懂專業具有實干實戰能力的過硬的高素質人才組成黨的智庫體系,創建現代化的黨建文化基地。這是做好接班人“戰略工程”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所必須。調查結果顯示:76%認同,6.7%不認同。加強黨的歷史學習,贊同達87.7%,不認同僅占4.7%。
2.領導干部專業化的業務素質、能力和外部環境迫切需要提升和改革。領導干部僅僅具備政治熱情、美好愿望是不夠的,僅靠這點還不稱職、合格,還不能勝任領導工作。干部的條件必須是德才兼備,又紅又專。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具備專業化、知識化素質。在當今高速競爭發展的社會還要加強職業化素質培養。換句話說,黨的干部隊伍必須具有符合本部門工作的專業知識,學以致用,用其所學,用其所長,揚長避短。而非用非所學,學非所用。嚴格講,沒有專業知識,就不能勝任本職工作。不專業就是不合格、不勝任、不稱職。此外,還必須加強干部在專業知識基礎上的閱歷和積淀,即職業化,成為該部門行業的專家。此項調查結果顯示:贊同專業化、知識化占66.3%,不贊同占10.7%,保留意見占21.7%。從結果上看,贊同雖占據多數,但保留意見占據比例并不算少,甚至有不贊同者。不少干部對干部的專業化、知識化素質挑戰還缺少足夠的認識和敏感。面對國內國際激烈競爭,若不實現干部隊伍整體的專業化、知識化、職業化并選用專家型領導,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必然遭遇嚴峻困難。
3.領導干部專業化能力的根本體現就在于科學分析,科學決策,以決策的科學含量,保證科學的實踐。科學分析,科學決策,以決策的科學含量保證科學的實踐,是確保黨的事業科學發展和成功實踐的關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發展的保證。科學是真理的杠桿,不科學就不是真理。沒有科學決策,就沒有科學發展。提高領導干部的專業化能力要求,必須崇尚科學,尊重科學,形成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濃厚氛圍和良好習慣,堅持發展科學,科學創新,科學實踐,將科學的精神體現在生活和工作中,實現應用科學的價值。領導干部的工作,其決策是否科學,還依賴于社會實踐效果好壞的檢驗,而且是人民群眾為主體的實踐檢驗。為保證領導干部科學決策,科學實踐,有必要制定出科學的措施。如:不僅要進行可行性論證,還要進行非可行性論證;建立并完善科學的政績考評制度;重大決策要納入專家論證及專家委員會的參評意見;進一步提高領導干部及干部隊伍的專業化、知識化水平,部門行業的干部要強調職業化經歷。
當代中國急需大量理念先進、知識結構新穎、技術尖端的干部人才。這無疑對當今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要求,必須實行以重點大學教育滿足國家戰略發展需求,以普通高校教育承擔職業教育、素質教育。根據社會對全日制、定向、委托培養等人才培養途徑和需求上,調查結果顯示:首選全日制畢業生源占79.3%,選擇定向培養占17%,選擇委托培養占3.7%。有資深學者表示:在培養高層次人才必須堅持全日制教育,確保質量。為此,還將博士研究生培養延長為四年,同時要廢止一切非正規學歷學位教育,廓清教育環境。
(二)繼續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科學踐行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其內在要求必然是:為做好經濟建設這一具有戰略性的中心任務,必須一方面堅持改革開放,一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四項基本原則包括: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指導中國特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則列寧主義。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還要加上毛澤東思想,否則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理論邏輯體系就會斷檔,改革開放就不會成功;領導中國特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是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的改革開放只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開放,否則就是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又由于新中國脫胎于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這種資本主義由于解脫了社會主義的遏制,必然帶有廣泛而深厚的小農生產方式和濃重卻不難察覺的封建思想觀念。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對敵人實行專政,對人民實行民主。哪些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性質,哪些屬于敵我矛盾性質,這是區別實行民主還是專政的戒規。當今,一切經濟領域的犯罪問題、危害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的行為都屬于敵我矛盾的性質。在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黨的領導是最活躍最具生命力最具能動性的關鍵因素,是堅持其它三項原則關鍵。所以,必須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一要管住,而要管好。
為做好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必須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改革是改造、革除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障礙因素,開放的目的是利用、借鑒國外一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在此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脫節”、“錯位”等政策、制度或監管漏洞,以致造成經濟領域的犯罪問題;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魚目混珠,泥石具下的現象,各種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資本主義消極腐敗因素也乘機進入中國,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價值理念,以及危害社會主義建設安全的破壞因素對中國造成了嚴重威脅。
從理論邏輯及其歷史實踐來看,基本路線的邏輯關系還有待理清。即: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是不是同一等次的概念?
既然“中心工作”是目的,“兩個基本點”是途徑,那么,為實現經濟建設這一中心目的,必然“舍末求本”,“丟車保帥”。即:為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必須做到只要有利于經濟建設中心任務的,都可以“改革、開放”,即使四項基本原則也可以忽視輕視,“大打折扣”,置之于形同虛設,甚至有違反黨性原則直至直接攻擊謾罵四項基本原則內容的言論和行為也漠不關心,淡定處之,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因為四項基本原則處于經濟建設“大局”、“中心”的從屬地位。
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的關系。在新中國,四項基本原則包括——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既是《黨章》,也是《憲法》。這就是當代中國的大政治。政治工作是關于思想理論實踐的大是大非的統領者,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中國,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在當今,中國不僅是個大國,而且是數十年跨越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數百年發展歷程的問題叢生而發展迅速的大國,大政治、大智慧、大決策就成為黨和人民的必須選擇。先進的政治抵得過一萬條法律,大智慧的決策就是歷史的跨越。經濟建設是中心工作,但不能代替政治工作,否則改革開放就必然會失去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就必然會迷失改革開放的目的和初衷。試問:若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經濟建設的附屬或割裂開來,那么,經濟建設的目的又是什么?
小政府與大社會的關系。根據西方的資產階級政治學,小政府、大社會是政府廉潔高效之道。這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社會制度的優勢在于政治工作,換句話說,就是黨對全社會的組織領導力。這是中國社會制度的特質,也是中國社會制度的優勢。正是這一政治優勢領導組織實現了中國社會發展所需的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民族獨立革命、推翻封建專制(夾雜著軍閥混戰)壓迫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社會主義革命(改造)。這三大革命的勝利已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跨越。而毛澤東只把其看作“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并號召全黨和各族人民開始新的長征。在確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同時基本奠定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民族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一偉業后,即已開始探索有別于前蘇聯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并開始創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體系,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的完整形態。“小政府”的改革與黨的領導和政府組織力的削弱存在很大負面關系。
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期,市縣鄉三級集體企業改制在全國造成了數億人失業。古曰: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很多工人一家幾代全在一個企業工作,一時未能就業,生活沒有著落,黨和政府在他們心中的擺在什么地位?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之間的距離量化幾多?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狠。
對待群眾的工作方法,必須給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并宣傳、教育、組織、領導,遇到問題時,還要談心、批評、糾錯、團結。而這還遠遠不夠。這一工作的根本解決要依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為廣大人民生存生活的基礎。
最后的結論:四項基本原則是《黨章》,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憲法》,動搖不得。在新時期,以經濟建設為黨的戰略性中心任務,一手抓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分清敵我矛盾性質,一手打擊經濟領域犯罪,反對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在理論邏輯上更加成立,三位一體,互為依托,主次分明。
(三)全面落實和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戰略任務,創建社會主義文化體系,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社會文化由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社會主義革命文化、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小農小市民文化以及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文化等多個板塊構成。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社會主義革命文化皆為馬克思主義文化體系,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主導的社會主義主體文化。馬克思主義主導的社會主義主體文化基礎與其他文化因素是領導與被領導、主導與跟隨、主體與附屬的關系。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必然是不斷增生發展著的社會主義文化與逐漸減弱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文化生態競爭關系。既然社會主義文化與其他文化因素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是主導與被主導的關系,是核心與外圍的關系,一元與多元的關系。那么,先進與落后、領導與被領導就必然發生矛盾和斗爭。新時期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主要表現在“非馬”、“去馬”、“避馬”等各種資產階級思潮和觀念,目前突出表現為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否定、貶低、篡改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歷史業績;(2)污損、扭曲、詆毀黨的偉大領袖人物;(3)污蔑、詆毀、扭曲黨在歷史上樹立的革命英雄人物和各個時期的勞動模范。這是階級斗爭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這種斗爭會隨著社會現實中的其它社會問題進一步激化。
社會主義建設則是人類社會的新課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是人類的新課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對社會主義文化的襲擾還會時而發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還會不斷受到國內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襲擾,沖擊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在國內,存留中國社會數千年的封建的官僚的思想觀念、中庸之道、宗法崇拜、愚昧迷信等傳統文化中糟粕沉渣泛起,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和剝削意識還會長期而廣泛地存在;在國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以及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還會不斷涌入國門。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國存在,是因為在中國廣大區域的農村社會,小農生產方式已然存在,反映此經濟發展水平的文化也同樣廣泛地存在著。在小農生產方式轉向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過程中,還夾雜著一個夢想進入大資產者階層的小資產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若不能吸收資本主義文明,就只能與封建主義文明相嫁接。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客觀存在并正在不斷地由小農生產方式向工業生產方式前進的步伐,同時夢想進入大資產者階層的思想觀念也不斷產生著。這就是中國社會資產階級思想不斷滋生的溫床。又由于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對外開放已成為中國的重要國策,在外國先進文化思想進入中國的同時,也難免其糟粕的成分魚目混珠,泥石俱下,一同涌入。對待歷史文化和外來文化,關鍵要做到對中外文化的“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實際對待上,必須給予抵制和批判,這是革命性體現。如果與此相反,對中外文化不加分析辨別,不反對其糟粕,則會不斷啄食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安全將受影響。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而徹底排斥資本主義已有文明,是保守和自封;完全照搬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則是錯誤。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吸收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是社會歷史繼承發展的必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必需。
任何政黨都來源于其所代表的階級,中性的政黨是不存在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其廣大干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來武裝。黨的領導干部,如果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武裝和指導,就會精神匱乏,營養枯竭,就不能體現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就會失去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前進方向,就會脫離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文化。理論是思想的表達,是戰斗的武器。殊不知,沒有理論,就是沒有戰斗的武器,就沒有文化,就是貧困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列寧指出:“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鋒戰士的作用。”馬克思主義政黨若不學文化,不學理論,就是甘當俘虜,就是自愿放棄文化意識形態陣地,固步自封,作繭自縛,不懂得如何檢驗真理,發展真理。
沒有科學的真理作指導,就沒有成功的實踐,就沒有社會的科學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真理。中國共產黨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為指導,才會有對馬克思主義崇高信仰的毫不動搖,對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忠貞不渝,才會有艱苦奮斗、戰天斗地、犧牲奉獻的大無畏精神,才會有忠貞不屈、百折不撓的堅定信念,才會有浩浩蕩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才能永葆先進的青春,才會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成功實踐,才會培養出廣大干部的實干實戰的能力和健康純潔的作風。一切黨員和黨的干部都堅決必須反對來自于國際國內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消極影響,必須堅決抵制國際國內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侵蝕。在是非面前,一切黨員和黨的干部都要亮明態度,弄清是非。提倡什么,反對什么,孰是孰非,明白清楚,含糊不得。否則,就會造成模棱兩可思想認識,就是是非不分,黨性不純,黨風不正的表現。這是檢驗一名黨員政治信仰是否堅定和政治覺悟高低的標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任務神圣而艱巨,任重而道遠,將來還會遇到新情況、新問題。實踐的功能在于檢驗真理,發展真理,而真理的價值則在于科學地指導實踐。在承認實踐對真理的檢驗功能的同時,否定真理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真理就會變得毫無價值,實踐則成為與真理相脫節的事務主義,大大失去了實踐的意義。為實現又好又快地發展,就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發現真理,把握真理,堅持真理。以科學真理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獻身于對科學真理的追求。否則,就會走入實踐的誤區,陷入主觀臆斷,官僚作風的泥潭,就會成為“山野村夫”而被拒絕于科學的殿堂之外。
文化的核心實質是道德價值,善于糾正繆誤,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是達到道德價值巔峰的必然途徑。實踐是真理的源泉,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共產黨的干部要信奉科學,要把科學真理當作指導實踐的思想武器,要善于科學調研,科學分析,科學判斷,科學決策。要善于發現真理,更要堅持真理,并檢驗真理。領導干部的工作,若不堅持科學真理,就必然陷入謬誤。二者必居其一,舍此無它。因此,黨的一切領導工作都是科學與反科學的戰斗,是真理與謬誤的戰斗。
置于新時期新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即使沒有完全實現,其作為一個概念已經變得陳舊,現在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迫切需要實現全社會的現代化,建立現代化的政治文明、現代化的社會管理、現代化的企業制度等,創建全社會的現代化價值理念,以全社會的現代化理念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價值發展體系,以先進的社會意識推進全社會的文明進步,以先進的文化引導社會發展,以全社會的現代文化價值理念培養出具有現代文化、現代人格、現代價值的社會主義新人統領的社會主體。可以預見,新時期新世紀的中國文化將不斷沿著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的不斷文明的方向發展,以全社會的現代化文化塑造出具有現代價值的社會主義人格和社會主義道德體系。
所謂民族的文化,即堅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服務于新時期新世紀的現代化建設,服務于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所謂民主的文化,即繼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充分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建設社會主政治文明;所謂科學的文化,即以科技引領新時期新世紀的改革開放,以科技產業支撐民族的發展,實現全社會各行業的科學進步;所為現代化的文化,即有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轉向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建設,通過社會的全面現代化建設推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進程,以現代化的價值理念創建新時期新世紀的社會主義文化結構體系;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即非資本主義的,非民主社會主義的,更不是封建專制的文化,而是能夠體現道德核心價值的先進文化。
(四)必須鞏固和創建馬克思主義的國民教育陣地,宣傳和創建黨史黨建文化,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及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和言論,實施“接班人戰略”,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要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堅決抵制、反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為此,必須制定應用對策,切實革新創新的戰略布局。簡述如下:(1)破除障礙,調整或革新創新制度機制。以人才政策創新帶動體制機制創新,科學規劃、合理布局;(2)教育體制改革:教學主體化、科研先鋒化、管理去行政化(官僚化)、后勤保障社會化。實行知識分子動態自行管理,機會平等,激發活力,綻放思想和智慧;(3)人才知識化、專業化,再加職業化,造就杰出專家、大師級專業人才;(4)實施“接班人戰略”或人才梯隊建設。歷史證明:不能丟棄“老祖宗”,“老祖宗”更不能沒有“后人”;(5)組織上大幅調整、適度約束。對各社會學科歷史虛無主義者在思想上進行有組織的批評和糾正,在組織上進行免職、調整和適度約束,對有關領導(教育主管領導、校長及院系主任、學術帶頭人等)監管不力者,要追究責任;(6)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條戰線:黨務工作、課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共青團及學生工作。領導、教師、輔導員不得經商,而要到社會各部門行業蹲點、學習;(7)地方黨史必須進地方黨校,高校所在地思想教育要增加參觀了解地方黨史的社會實踐課;(8)盤活專家資源,建立二線專家庫,續聘返聘政治思想過硬業務精的專家,培養博士、碩士、本科專業人才;(9)取締一切高額學費、非全日制“企業化市場化買賣”學歷學位的教育,嚴肅整頓教、學、科研烏煙瘴氣的風氣和亂象,清理教育工作環境。(10)認真區分歷史虛無主義、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市場化和言論與社會上流行牢騷抱怨現象,前者是明確反黨反馬克思主義,后者還僅僅停留在發泄不滿情緒的階段,性質不同,對待辦法也要區分開來。
對待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及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必須首先在黨內加以批判和清除,不在黨內批判和清除這種錯誤思想傾向的影響,黨外的各種錯誤思想觀念就無法解決。所以,結論就是: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及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就在黨內,由此就有必要從思想上甚至組織上、實際工作中予以批判和清除。這一論斷的前提是基于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的領導地位及其在中國作為唯一執政黨的特點和重大責任。舉個例子:1938年武漢、太原失陷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毛澤東敏銳地洞察到了蔣介石國民黨的民族投降傾向及其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影響,預瞻性地指出:“在全黨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并進一步指出了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與民族投降主義的關系和對策是:“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后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為了爭取中華民族和勞動群眾的解放,為了使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斗爭堅決有力,必須反對共產黨內部和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的投降傾向,要使這一斗爭開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這就不難明白,首先在黨內反對和清除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觀念及歷史虛無主義錯誤的必要性,以及由此才能達到批評和糾正黨外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觀念及歷史虛無主義錯誤的效果。辯證地聯系地矛盾地看,這一問題就不難認清和解決。同理,對“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句話不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認識方法,所以,也要辯證認識和對待。
全黨必須將此作為一項重要的意識形態工作來對待。思想政治宣傳專業干部、文化管理專業干部、教育管理專業干部及相關配套專業干部。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堅實可靠的組織來保證,干部決定一切。必須建設一支現代化的高素質的精通黨的政治理論的干部隊伍,建設現代化整齊的懂專業的政工干部隊伍,創建黨建文化,充實黨的事業之原動力之“源”,首先是思想理論這一占第一位的領導權。為確保馬克思主義領導地位和發展方向,推進“四個全面”貫徹落實,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就必須實行一條科學有效的組織路線,對“非馬”、“去馬”、“避馬”者必須制定組織上的對策,實行撤、免、停、究、換。說到底,這關系到要不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放權,要不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權掌握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手中,能不能保證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
(五)促進國民教育改革,國內培養為主,引進國外為輔,黨的政治干部必須自己負責教育培養,千千萬萬的專業化領導干部隊伍國民教育體系及其各個創新,以滿足新常態社會發展的需求。中國全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現以及國際激烈競爭對黨的干部隊伍必然提出更多更新的要求。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黨的各項工作,包括干部隊伍工作都必須以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論指導,創立新政策、新制度、新措施、新方法等。有關中央人才工作透漏:中國尚需1300萬人才,但目前可供引進人才僅160萬左右,還不能確保其不再回流。相關調查顯示:95%贊同高精尖人才來自全日制正規教育。而認為中國已具備迎接國際競爭人才隊伍的僅占13.3%,認為不具備的占30%,認為部分具備占56.7%。實際上,作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隊伍,部分具備也是不具備,認同率達86.7%。因此,必須加強實施國內培養為主的人才并制定相應配套政策。黨和政府自己培養的人才更加了解中國,對祖國的感情更加濃厚。
但是,改革開放以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及封建的腐朽落后思想觀念沉渣泛起,極力宣揚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價值理念,在如何對待黨的歷史、偉大領袖以及黨和人民尊敬的英雄模范人物問題上,給予了極端的污損、貶低、篡改,甚至謾罵、侮辱,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圖否定黨的領導,達到顛覆中國社會主義政權和制度的罪惡目的。同時,黨內也存在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輕視、忽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錯誤。主要表現在:(1)歷史虛無主義抬頭,肆意攻擊、污蔑、貶低、篡改黨的歷史、領袖、英雄人物;(2)輕視、忽視、邊緣化,實行砍、減、弱,招生嚴重不足導致嚴重不能滿足社會需求、黨的政治工作及教育科研工作需求,造成嚴重青黃不接,老中青人才結構嚴重斷代;(3)專業人才嚴重不足。高校及黨校黨史教學科研人才不足造成鳩占鵲巢,外行領導內行突出。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比比皆是;(4)人才不專業、不過硬,布局不合理。更難解決的是黨史學科人才分布不均衡和政治理論素養不夠,專業基礎知識結構及相關專業知識結構嚴重不完整、不扎實;(5)教學科研官僚化、商業化及唯學歷、唯年齡等問題嚴重。有些單位教學、主持課題甚至參加研討會都看領導職務高低來定,有的單位竟然售賣碩士、博士文憑。考生不僅不具備碩士研究生專業學習和培養經歷,甚至連本科專業學習經歷都沒有,即通過非正當途徑錄取為在職博士研究生并順利如期獲得相應學位。這嚴重損毀科研風氣,嚴重敗壞學風,嚴重破壞教育制度;(6)地方黨史要進地方黨校課堂。地方黨史不僅在高校教育中找不到地位,即使在地方黨校中也找不到地位。這不僅是國民教育的缺失,也是黨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缺失。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黨史黨建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學科建設發展,會對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致命的影響。相關調查結果顯示:82.7%認為改革開放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重大失誤;有76%認同改革開放以后忽略了黨的“接班人才”的戰略培養;95%贊同教育改革,不贊同僅占1%。可見,有些問題早已成為多數干部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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