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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具有兩個不同的概念,即:相對于物質的精神與相對于實踐的政治精神。前者歸屬于哲學研究的范疇,與意識、思維等屬于同一等次的概念,而后者則歸屬于政治學研究的范疇,僅僅是哲學范疇內的精神所包含的一個要素,與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政治、法律、宗教、信仰、意志等屬于一類性質的概念。盡管關于精神的這兩個概念存在不同,但是,兩者也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一方面無論哲學范疇的精神,還是政治范疇的精神,都是由客觀物質所決定,并反作用于客觀物質;另一方面,無論是哲學范疇的精神,還是政治學范疇的精神,都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要素,而政治學范疇的精神又是哲學范疇的精神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又為政治學提供認識事物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的精神是指其政治層面精神,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所體現出的創新奮進的、激情奉獻的革命政治精神。
一、精神的界定和內涵
什么是精神?精神是一種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并反作用于社會實踐的內在意志的外現。由此可知,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出發,實事求是,踐行其政治宗旨和綱領目標的外現。由于自世界歷史進入近代以來,人類社會已不可逆轉地邁進了政黨政治的時代,因此,中國共產黨的精神無疑已構成近代社會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部分。在中國,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繼續堅持不懈地“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動著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精神達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有力地推進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文明和發展。
正如哲學范疇的精神既為客觀物質所決定,又是對客觀物質的反映一樣,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也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它原自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歷程,具有豐富的內涵,是政治文化的精華。因此,又對中國的革命、建設、實踐具有指導、推進和激勵的作用,具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1)實踐性。沒有空洞的精神,空洞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一切精神都來自于客觀的實踐,沒有實踐的活動,尤其是來自于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活動,而搭建起精神的摩天大廈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是與其長期以來所進行的偉大的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密不可分的。正是在這一偉大的實踐過程中,體現并凝結了中國共產黨偉大而崇高的寶貴精神,成為黨的一份珍貴的政治文化財富;反過來,這種偉大而崇高的寶貴精神又不斷促進、激勵著黨的新的實踐。
(2)政治性。正如一切政黨都是一定的階級的政黨一樣,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所體現的精神也是由其政治宗旨所決定的。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實質無疑是其政黨的內在政治性質、政治宗旨所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必須始終堅持艱苦奮斗,積極奉獻的偉大精神,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實現全人類的解放而鞠躬盡瘁。這就是作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所應當體現出的偉大而崇高的精神魄力。
(3)民族性。一切精神都必須依托于人,或者民族的載體,沒有人或民族這一主觀的載體,任何精神的產生和再造,都只能是無本之末,無源之水。也就是說,人是精神產生和再造的主體。精神必須與人的因素相結合,離開了人的主管能動作用,精神就不會產生。但是,人是被區分為不同的民族群體的。由于不同民族存在著歷史文化的差異,因此,精神又會因民族歷史文化的差異表現出民族特殊性。也正因此,作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毫不例外也具有民族的特殊性。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得以產生的正確渠道。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為世界歷史的進步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明。但是,自清末以后,由于外國列強的侵略和瓜分,中華民族跌入了災難疊加的痛苦深淵。中國人民所經受的苦難是世界上所少有的。“五·四”運動以后,馬克思主義大量傳入中國,與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以及長期積貧積弱的悲慘狀況相結合,鑄就了中國工人階級與世界任何其它民族所不同的堅定的政治性、嚴格的紀律性、徹底的革命性以及大無畏的犧牲奉獻精神。中國工人階級同其他國家的工人階級一樣,是機器大工業的產物,是社會大生產的承擔者,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因此又是歷史上最先進、最革命和最具有遠大前途的階級。由于它分布比較集中,便于組織,與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因此又是最有力量的階級。這就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民族特殊性,并進一步促成了中國共產黨政治精神的民族特殊性。
(4)具體性。一切精神都是歷史的生動的。正如人們的價值取向一樣,不同的時代產生和再造著不同的價值,同樣,不同的時代也產生和再造著不同的精神。如:在戰爭年代的勇敢犧牲精神,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精神,二十一世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和平崛起精神等都因時代變化而各有不同。又由于精神必須是具體體現的,因此又表現出生動具體的特征。如:錢學森的愛國主義精神,王進喜的艱苦創業精神,孔繁森的愛黨愛民精神,兩彈一星的科學創新精神等各自反映了一種獨特的精神實質。由此可見,以上四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精神的豐富內涵,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不僅如此,精神的因素是一個變量,它的作用不是獨立地發揮,而是與政黨宗旨、社會實踐、民族特性、具體的環境條件或個體因素的狀況相結合而展示出來,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二、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
作為政治范疇的精神,是構成社會上層建筑中意識形態領域所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精神,無疑歸屬于相對于客觀物質的哲學范疇的精神、意識或者思維。因此,為準確界定政治精神對社會實踐生活所產生的作用,就有必要進一步將政治精神提升到哲學范疇的精神所涵蓋的高度給予認識和解釋。即為準確量化精神的積極作用,同時又避免其可能的消極或偏激的影響,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就精神與物質的關系,精神在人類社會的運動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社會實踐中的著力點展開分析和論述,以達到發揚光大科學的精神,并能夠科學地發揚光大精神及其積極作用。
(一)精神決定于物質。辯證唯物主義首先承認物質對精神的決定作用。什么是物質?首先,物質是世界上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切事物,其唯一特性是客觀實在性。正是物質的這種特性鑄就了物質對精神決定作用,并由此進一步決定著一切精神的活動過程及其結果都不能脫離客觀物質的基礎。人類社會以來的一切精神生活,無不是以當時已有的社會發展狀況為條件的,即使最優秀的文化成果,也不例外。沒有一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即使低水平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不可想象。這就是物質的客觀實在性所體現出的對精神的根本決定性。
其次,物質是不停頓地運動和發展著的。世界上不存在不運動的物質,也不存在無物質的運動。運動是物質的絕對性,靜止是相對的,是物質的相對性。矛盾運動是客觀事物發展的內在的根本的動力。正是由于物質世界內部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矛盾運動,推動了物質世界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社會形態的更替。而在每一次人類社會形態的更替中,無不是新的矛盾主要方面力量的提升壓倒了舊的矛盾次要方面的活動過程。在階級社會的更替中,也無例外地是新階級對舊階級的傾覆,新政權對舊政權的替代。每一次新舊社會形態的更替,同樣也伴生著思想文化精神的相互激蕩和推陳出新,最終在新的社會形態中由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法律等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素來主導新社會形態的時代精神。
再次,物質的運動和發展過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內在的必然的規律性。物質的運動和發展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量變到質變,循環往復的過程。在階級社會中,社會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促進社會向更高階段發展進步的直接動力。而與一定階段的社會生產力以及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相伴生的,必然還其時代精神的產物——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如:社會主流意識、政權性質、法律制度思想、社會道德標準等。由于社會運動的因素包羅萬象,矛盾錯綜復雜,因此,社會運動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是社會合力作用的結果,往往要經歷多次的曲折反復。這是由物質運動本身的自然屬性所決定的。
最后,物質的運動發展是以一切現有的條件為基礎而運動發展的,一切現有的成果都是以往物質運動的結果。在人類社會的運發展過程中,每一新的社會形態及其社會生產力狀況,或者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都是對先前已有的辯證否定,并以現有的條件為基礎繼續發展。這就是物質運動發展的歷史繼承性。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繼承性包括這樣的必然內涵:既不能徹底地肯定原有的物質運動成果,也不能徹底地否定,而必須堅持“揚棄”的原則,即: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如果與此相反,照搬照抄,完全接受,或者徹底否定,盲目排除一切,就會犯復古倒退的保守主義或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
(二)精神對客觀物質具有反作用。辯證唯物主義在首先承認物質對精神的決定作用的同時,任何條件下都不否認精神對其相關的客觀物質的具有反作用。什么是精神?精神是客觀物質世界在人們大腦中的反映。
首先,主觀能動性或主觀能動作用是精神的根本特性,即:精神對客觀物質世界做出主觀能動的反應。精神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反作用,或者說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并非亦步亦趨,而是在一般情況下具有相對的滯后性。如果將社會意識的這種滯后性完全置于自然狀態,聽之任之,任憑其放任自流,那么,就會導致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混亂想象,阻礙社會文明進步,給生活經濟關系造成消極影響;相反,如果將精神的反作用置于理性狀態,正確引導,就會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和諧的外圍環境。
其次,精神包含著對客觀事物的內在主導性。一切客觀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映,都是精神的范疇,包括人類社會的道德、政治、法律、宗教、藝術等一切精神文化生活。其中,必然有居于支配的位的精神要素,也不乏有精神因素中的精華,精神范疇的這些要素不能與同一精神范疇其它因素等量齊觀,而是享有更加崇高的地位,突出地表現為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作用。正是精神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主導作用,為能動地指導社會實踐提供了空間和可能。忽視精神的主導作用,就會造成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思想混亂,就會貽誤社會文化的進步和發展。充分發揮精神所具有的這種對社會實踐積極的指導作用,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能量和廣泛的社會效應,就會有力地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
再次,精神與合理的現實性相聯系。一切精神都來源于客觀現實,脫離現實的精神是虛無的,不可想象的。介紹必須對客觀現實做出真實的科學的反映,而不是扭曲的虛假的反映。否則,就會誤導社會實踐。這就規定了精神必須:一方面,精神對現實的反作用,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必須與現實需要相符合,而不能超越它所需求的范圍;另一方面,精神的反作用也不能落后于現實的需求。落后于時代的思想文化同樣是與現實不符合的。
第四,精神具有歷史發展性。精神是隨著物質的運動而發展的。客觀物質存在著不停頓地運動的絕對性。物質運動的絕對性決定了精神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精神的發展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精神隨著物質的運動發展而呈現為永不停止的趨勢;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矛盾運動,社會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也是促進精神發展的激素。因此,既不能抱著陳舊的思想觀念,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也不能抑制社會思想文化相對獨立的存在和發展。
最后,精神的兩面性——積極與消極。精神范疇的具體因素是依托于一定的實體而產生的,并能夠反作用于一定的實體。但是,由于精神產生的時空局限性,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能夠反作用于一定實體的精神因素,則不能適用于其它的物質實體。甚至會隨著時空的轉移,而由革命的、先進的、激進的、開放的、奮進的、誠實的、智慧的、內耗的因素退化為滯后的、保守的、腐朽的、封閉的、倒退的、虛偽的、愚昧的、和諧的因素。物質世界是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運動發展的,新陳代謝是自然世界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物質運動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求,必須抑制社會文化的消極因素,同時大力張揚其積極因素。
三、對絕對精神與精神虛無之反思。物質世界的本源到底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在對待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上,存在著兩種錯誤的極端認識:一是唯心主義“精神決定論”,認為世界是精神的,精神決定一切,無限放大了精神的作用,夸大了精神的絕對性,最終不得不借助于“無所不能”的“上帝的王國”或“萬能”的“神”,走向主觀主義的誤區;一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論”,認為整個世界都是物質的,精神的因素是根本不存在的,無限放大了物質的作用,夸大了物質的絕對性,最終必然陷入“不可知論”的泥潭。因此,對這兩種錯誤認識必須給予反思和批判,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康德的批判精神:“一切東西都必須經受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繼承和批判黑格爾“合理辯證法”的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物質決定論”的機械唯物主義基礎之上而發展起來科學理論體系。因此,以黑格爾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機械唯物主義為例進行反思是必要的。
(一)唯心主義的“精神決定論”。“精神決定論”否定物質的決定作用,在承認絕對的精神的同時,又否定了物質的客觀實在性,由此進入了超現實的物質虛無主義的荒謬境地。黑格爾堪稱“精神決定論”之大集成者。黑格爾是哲學大師里的大師,他是最龐大體系的構建者,是最艱深理論的創立者,也是倫理學的終結者。他將復雜萬狀的全體稱之為“絕對”,“絕對”是精神的費爾巴哈通過對宗教和思辯哲學進行唯物主義的批判,將被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哲學所顛倒的存在與思維、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完全顛倒了過來:存在決定思維、物質決定精神。他把法歸結為“感覺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成了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法哲學的重要思想武器。馬克思繼承了費爾巴哈關于存在決定思維、物質決定精神的本體論思想,聯系現實的社會生活,從“市民社會”——“物質生活關系的總和”,來考究法的產生及其本質,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剝去包裹著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外殼,吸取其思想的合理“內核”——辯證法。
(二)機械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論”。在認識論上與“精神決定論”相對應的另一個錯誤極端,是 “物質決定論”,即客觀物質決定一切,否認精神對客觀世界的反作用,否認精神的主觀能動作用。這樣就過度地夸大了物質的作用,走向了物質主義的誤區,引入“宿命論”的悲哀境地。同時又過低地估計了人在客觀世界面前的能動作用、主體地位、主導功能,矮化了人所具有的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偉大形象,最終導致了精神的虛無和文化的貧困,拋棄了人類社會中的最為珍貴的人本思想,以致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人生觀與社會道德需求錯位脫節,價值取向低級趣味,道德失衡,拜金主義泛濫,人性變態,心理扭曲。嚴重遲滯社會文明的進步。費爾巴哈哲學思想堪稱的“物質決定論”的代表。費爾巴哈哲學思想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費爾巴哈哲學在批判黑格爾哲學思想的同時,拋棄了黑格爾哲學的精髓——辯證法。
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上,在黑格爾哲學中思維和精神是第一性的,存在和物質是第二性的,是絕對精神的外化。費爾巴哈反對從思維派生出存在,從抽象概念推出具體實在的唯心主義觀點。針對黑格爾的存在或自然界是從思維或觀念派生出來的唯心主義觀點,費爾巴哈認為:物質先于精神,即不是精神產生物質,而是物質產生精神。這是毫無掩飾的、純粹的、明顯的真理。“因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簡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然而,費爾巴哈在批判黑格爾“精神決定論”,承認物質存在是一切的一切的同時,卻并沒有將抽象的思維訴諸感性的直觀或實踐的、人的具體感性活動。
綜上所述,唯心主義的“精神決定論”或機械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論”都表現為認識論上的兩個錯誤的極端。黑格爾的思辯哲學以及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來源,是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繼承的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必須反對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避免走向“絕對精神”或“絕對物質”認識誤區,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把革命精神與科學精神良好地結合起來,實事求是,倡導和煥發出新的時代精神,科學地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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