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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準確地評價歷史人物，已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關系到民族道德、社會良心的政治問題，更是一個悠關國家生死存亡與整個民族命運興衰的問題。

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為什么能夠綿延發展而不絕？為什么能歷經近代百年的危難而不亡？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她自古以來就有一個愛國主義傳統，有一個良好的民族道德與社會良心。從孔子著第一部史書《春秋》，即寓褒貶于其中。太史公司馬遷著《史記》，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立下了“史評”的規矩：對立傳人物，或褒“重于泰山”之偉人；或貶“輕于鴻毛”之小人，均有一個較為公正的評價。

文天祥被俘、寫《正氣歌》而不屈，青史留名；吳三桂輩降清、即使為清王朝立功，仍被乾隆打入《清史·貳臣傳》；民族英雄被世代傳頌，內奸國賊遭千古罵名┄┄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公正臧否，這才使中華民族養成了一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良好傳統；這才造就了近代數以千萬計的志士仁人，甘為挽救祖國危亡而進行前仆后繼的斗爭；這才有了我中華民族傲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

存在決定意識。只要國家、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會有愛國主義與賣國主義。國家、民族要興旺發達，就必然要發揚愛國主義，批判賣國主義。

一個民族，什么時候如果不能準確地評價自己的民族英雄與民族罪人，而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視秦檜為“功臣”，以岳飛為奸佞；把宣揚賣國主義當作“言論自由”，將愛國主義貶斥為“愛國賊”、“民粹”；聽任把為國捐軀的烈士咒罵成“掛爐烤鴨”，縱容民族敗類惡毒地攻擊革命先烈；┄┄其結果，必然會給國家、民族招來災禍，這無疑是在自己“作死”。

道理很簡單。聽任漢奸言論張狂，必然是民族道德、社會良心泯滅；必然是恥榮扭曲、洋奴哲學盛行。今后如再遇外敵入侵，還有誰去當岳飛？還有誰愿意去為國捐軀、犧牲在前？恐怕只會涌現大批溥儀、汪精衛之流，去爭當漢奸！恐怕還會有無數個“旅順慘案”、“南京大屠殺”重演了。如果這樣，那這個國家、民族還有希望嗎？可見，準確評價歷史人物是何等地重要！

準確地評價歷史人物，筆者以為，必須堅持三條。

第一，必須堅持人民史觀的立場。

研究歷史，首先要解決立場問題。同樣一件事，立場不同，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不同結論。同樣一個毛澤東，不同的人們就有不同的評價。

陜北農民李有源的評價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相反，反共、反社、反革命的袁騰飛的評價呢？則惡狠狠地認為“毛澤東是惡魔”。

一個是“人民大救星”；一個是“惡魔”。兩者反差是何等地強烈！

仔細一想，一點也不奇怪。“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是站在不同階級立場上，對歷史人物進行不同評價所得出的必然結果。

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鬧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解放了被壓在底層的廣大工農勞苦大眾，昔日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們倒了霉：“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卻吃齏”——不同的人們自然會產生出不同的愛憎。

只是，前者是站在舊中國廣大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立場上說的話，后者是站在所有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壞右”立場，從內心發泄的“階級情感”；前者是革命者的立場，后者是反革命的立場；前者體現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史觀；后者，反映的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僅此而已。

那么，后人究竟應該怎樣評價？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史觀立場，還是站在歷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立場？這是一個嚴肅的選擇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他們不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更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英雄人物來自于人民群眾，是人民群眾意志的集中體現。英雄人物如果背離了人民群眾的意志，甚至站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那他就什么也不是了，最終必將被歷史所唾棄。因此，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史觀，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好惡為好惡，才能科學地認清歷史，準確地評價歷史人物。

堅持人民史觀，必須站在占人口極大多數、以工農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看問題，而不是站在少數剝削階級者的立場上看問題。

李有源的評價得到全國翻身人民群眾的認同，這才有了《東方紅》這首歌曲的廣泛傳播。袁騰飛的評價，自然也受到一切持反革命立場的人們——從走資派、黑二代到所有反動分子的擁躉，但他們只能是一小撮。

第二，必須堅持唯物史觀。

所謂唯物史觀，就是“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要求：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要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評述，決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去作判斷。說白了，就是要按照當時的“社會存在”——歷史條件，來確定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并以此來評定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

“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

比如，對近代中國歷史人物的評價，就不能脫離近代中國的歷史背景。

整部中國近代史，就是帝國主義通過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征服中國的統治階級，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然后相互勾結，逐步地把一個獨立的封建的中國，變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過程；同時又是中國人民不斷地進行反侵略、反封建斗爭的過程，最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在中國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過程，進而推進了歷史的發展。

以上史實表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嚴酷現實，就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結合近代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決定了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這就是：一要擺脫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完成反帝斗爭的歷史使命，解決民族獨立問題；二要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后，走社會主義道路，解決近代化問題，趕超世界的發展水平。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國近代史上，凡是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凡是為中國的近代化事業作出過卓越貢獻的歷史人物，都是應該肯定的；反之，凡是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派一邊的歷史人物，都是應該否定的。

像毛主席那樣，為解決近代中國兩大歷史主題——為民族獨立和實現近代化，立下奇功偉業的人民領袖，自然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第三，必須堅持以全面、發展的觀點評價歷史人物。

準確地評價歷史人物，不僅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還得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即以全面的、發展的和聯系的觀點觀察問題，分析問題。

人類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人的復雜性。“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毛澤東：《吳玉章同志六十壽辰祝詞》）

做好人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好人必須是一個“不做壞事”的人，是一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的人，是一個始終如一的人。

由于環境的影響和思想的變遷，人往往是會變的。有的人開始是好的，像秦檜、汪精衛、張國燾，都曾經做過好事，是很不錯的人物；但后來都變壞了。

秦檜在歷史上是個狀元，很有才華，做過好事，曾經是個強烈的主戰派（堅決反對割地、賠款向金求和）；但被俘后變節了，墮落成為內奸（為保護這條走狗，金人在1142年《紹興和約》中，特地加了一條：不準南宋無故撤換這個宰相，坐實了秦檜的內奸身份）。

汪精衛曾是孫中山的親信，堅定的革命黨人。1910年他因刺殺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在獄中他寫有“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詩句。多慷慨激昂啊！但后來，他卻因與蔣介石爭雄不利，竟然投靠日本人，當了漢奸，晚節不保，落了個遺臭萬年。

張國燾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后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因個人野心得不到滿足，1938年4月初，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邊區，投靠中國國民黨，成了可恥的叛徒。

有的人是由壞變好的，如張學良、傅作義。兩人原都是軍閥，后都成為杰出的抗日愛國人士。張對實現全民族抗戰——促使中國歷史的轉折，作出過重大貢獻；傅不僅是抗日愛國將領，還在和平解放北平問題上有過自己的歷史性貢獻。

評價歷史人物，得看發展，看大節。決不能用靜止的、片面的觀點看問題。從發展看問題，從大節論是非，像秦檜、汪精衛、張國燾這類的歷史人物，必須否定；決不能因為他們前期也曾經做過好事而混淆黑白。同樣，對由壞變好的歷史人物，則應該予以肯定。即使是對反面人物，在具體歷史事件上，也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必須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

準確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聽其言觀其行，決不能重言不重行。恩格斯說得好：

“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實際是怎樣一個人”？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堅定地站在人民史觀立場上，以唯物史觀論是非，以發展的辯證史觀看問題，真正看清楚了歷史人物的真面目，才可能準確地評價歷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