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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當初中國如何抬舉莫迪，而且我認為那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經濟外交案例。全文中心思想是認為我們當初發掘、抬舉莫迪的成功不因此次爭端而失色，而且處理對印爭端必須把握好分寸，保持南亞次大陸均衡，決不可天真。

 

　　兩個關鍵論點：

 

　　——毫無疑問，在中印之爭中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原則立場，只要有必要就果斷運用力量維護核心利益；但即使發生不幸事件，我們在處理這場中印沖突時仍需把握分寸，確定合理、可持續的目標，這場沖突過后我們仍需面對中印關系恢復重建問題，我們仍然需要時刻銘記：保持南亞次大陸均衡才是中國利益所在，我們要避免為人利用火中取栗。

 

　　——西方政府和輿論之所以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里拿莫迪的所謂“污點”大做文章，背后隱藏著西方霸權遏制印度的深刻思考與安排。盡管新世紀以來西方做了不少抬高美印關系、歐印關系的姿態，“扶印制華”策略在美國和歐洲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輿論精英中已成共識，但美歐統治精英階層并未忘記印度與西方之間的戰略矛盾。因此，西方大國對待印度國內民族宗教沖突采取了扶小制大、扶弱抑強、扶落后抑先進的策略，以求遏制印度，并為未來有必要、有機會肢解印度時埋下伏筆。在印度國內印度教徒-穆斯林沖突中，西方之所以通常站在更偏向穆斯林一方的立場，如在阿約提亞重建羅摩廟之爭中刻意稱之為“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而淡化那里本來是印度教羅摩廟的歷史事實，淡化印度官方早已提出的羅摩廟與清真寺并立的更合理解決方案，淡化本來是穆斯林極端分子率先縱火制造戈德拉（Godhra City）火車站慘案的事實，片面強調慘案爆發后印度教徒極端分子對穆斯林的暴力攻擊，并以此為由制裁莫迪等人，根本奧妙就在于此。

　　莫迪：成由中國，敗由中國？

　　隨著中方連續密集發聲，口吻接近新中國政府開國以來數次對外自衛還擊戰前夕的警告，此次中印之爭正在快速逼近中印關系的分水嶺，很可能也會成為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個人政治命運的分水嶺。后人倘若回顧這次中印爭端，或許會這樣總結莫迪的政治生命：成由中國，敗由中國。

　　為什么說莫迪政治生命“成由中國”？這是因為在他被西方抹黑成“國際賤民”、政治生涯遭遇漫長沉重壓力之時，中國是唯一給予他高規格禮遇的大國，為他創造“古吉拉特奇跡”政績、熬過政治封鎖提供了雪中送炭的可貴助力，而且莫迪的政績很大一部分也可以歸功于汲取中國經驗、發展對華經貿。至于莫迪政治生命可能“敗由中國”，那是他自己處理對華關系冒險誤判所致，非中國刻意主動所為。

　　至于印度國大黨等反對黨在這次爭端中不斷制造輿論給莫迪“將軍”，不許印軍退卻，究竟是出于盲目的霸權主義激情，還是出于整垮莫迪的國內政治斗爭目的，世人可以自行判斷。

　　莫迪之所以被印度國內外許多勢力和媒體描繪為奉行印度教極端主義的污點政治家，理由是莫迪在2002年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宗教仇殺中煽動和縱容暴力，造成了重大傷亡；當時美、歐、澳等西方國家正是以此為由相繼對莫迪個人實施了長達10余年的個人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等等。

　　然而，倘若深入細致審視事情來龍去脈，我們不難發現，對莫迪這項所謂“污點”的指控并無確鑿的司法證明，印度法院早已對此作出明確裁定；而且2002年印度宗教仇殺起因更多地應當歸咎于印度穆斯林極端分子首先實施了滅絕人性的殺戮。因為引爆這場宗教仇殺的事件是一批印度教徒志愿者在古吉拉特邦戈德拉（Godhra City）火車站遭到穆斯林極端分子縱火襲擊，55名印度教徒慘死，致使宗教仇殺頓時爆發并席卷印度各地，至少2000多人死亡，古吉拉特邦成為暴亂重災區。如果僅僅因為穆斯林在印度屬于少數就將此事完全歸咎于印度教社會，并不客觀，既難以令印度教社會信服，也不利于印度穆斯林群體自我反省，清理極端分子與思潮，降低自己被極端分子綁架而受損的風險。

　　事實上，在2014年大選期間，盡管印度國內外都有不少媒體和知名人士把莫迪抹黑成濫殺無辜穆斯林的兇徒，某些宗教勢力對此更是大加渲染，但許多穆斯林群眾已經厭倦了被極端分子綁架淪為其牟取政治經濟個人私利的工具，開始正視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經濟增長、社會安定實績，選擇了投他一票而不是跟著宗教勢力大叫大嚷“維權”而抵制莫迪。

　　印度人民黨以大比分優勢贏得2014年印度大選，成立了印度25年以來第一個議會過半數政府，改變了嚴重阻礙印度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的“懸浮議會”格局，又在此后3年的幾次選舉中大幅度擴張了對邦一級政府的控制，足以證實選擇支持他的穆斯林群眾為數不少，足以證實許多少數民族、少數宗教群眾愿意跟隨他去做大“蛋糕”，而不是成天為瓜分“蛋糕”而吵鬧不休。

　　從中立客觀立場審視，印度絕不是一個實行壓迫穆斯林體制的國家，莫迪即使真有印度教極端主義思想，掌權后也很難全面、長期付諸實施。正由于印度體制對本土少數民族、弱勢群體給予了許多優惠待遇，在發展中國家中寬容程度堪稱一流，印度本土少數民族、小宗教信徒在現行秩序下通過正常自我奮斗求得發展的機會并不算少，我們才得以看到帕西族、錫克族、泰米爾族等多個少數民族在印度國家經濟生活中占據了突出優勢，生于巴基斯坦且沒有世家背景后盾的穆斯林沙魯克·汗（Shahrukh Khan）依靠自我奮斗成為寶萊塢頭號影帝，妮哈·達爾維（Neha Dalvi）出道伊始就被奉為印度“國寶級美女”而集萬千寵愛于一身；……更不用說“印度導彈之父”、前總統阿卜杜勒·卡拉姆（Abdul Kalam），穆斯林出身的他贏得聲望靠的不是無需涉足國家機密的文藝事業，而是在航天這種國家要害部門長期從事核心、領導工作的成就，沒有什么比他的履歷更能體現印度國家體制給予穆斯林的平等待遇與信任了，而且任命他為總理首席科學顧問、授予國家最高榮譽——印度鉆石勛章的是瓦杰帕伊總理，而瓦杰帕伊和莫迪一樣都屬于被扣上“印度教極端主義”帽子的人民黨。

　　印度教徒民間社會與穆斯林有矛盾沖突，但印度政治體制沒有壓迫穆斯林的基因；而由于印度民族宗教構成復雜等原因，以及它繼承的英式政治體制先天的分權特點使其容易陷入“否決政治”泥潭，即使莫迪確實極端敵視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他和人民黨也很難長期穩固掌權并將印度改造成一個對穆斯林的壓制性國家。

　　西方政府和輿論之所以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里拿莫迪的所謂“污點”大做文章，背后隱藏著西方霸權遏制印度的深刻思考與安排。盡管新世紀以來西方做了不少抬高美印關系、歐印關系的姿態，“扶印制華”策略在美國和歐洲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輿論精英中已成共識，但美歐統治精英階層并未忘記印度與西方之間的戰略矛盾。因此，西方大國對待印度國內民族宗教沖突采取了扶小制大、扶弱抑強、扶落后抑先進的策略，以求遏制印度，并為未來有必要、有機會肢解印度時埋下伏筆。

　　在印度國內印度教徒-穆斯林沖突中，西方之所以通常站在更偏向穆斯林一方的立場，如在阿約提亞重建羅摩廟之爭中刻意稱之為“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而淡化那里本來是印度教羅摩廟的歷史事實，淡化印度官方早已提出的羅摩廟與清真寺并立的更合理解決方案，淡化本來是穆斯林極端分子率先縱火制造戈德拉（Godhra City）火車站慘案的事實，片面強調慘案爆發后印度教徒極端分子對穆斯林的暴力攻擊，并以此為由制裁莫迪等人，根本奧妙就在于此。

　　正當西方國家競賽般對莫迪實施個人制裁，西方主流輿論鋪天蓋地抹黑辱罵他為“國際賤民”之際，對于中國政府而言，最省事的做法當然是隨波逐流，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是如此。事實上，直到2014年印度大選時，我國幾乎所有媒體仍然都不假思索地跟著渲染莫迪的所謂“印度教極端主義”傾向和“污點”，有的高級別媒體居然把克什米爾全身黑罩袍（吉里巴甫）只露雙眼的婦女舉著抵制莫迪標語的照片放在突出版面，全然不知飽受三股勢力暴恐之苦的我國新疆明令禁止此種極端服飾，不知克什米爾社會近10余年動亂中極端主義勢力大漲，極端分子到處公然動用暴力阻攔女性上學，逼迫女性穿戴全身黑罩袍和面紗，抗議莫迪的婦女這副打扮本身就表明其背后受極端勢力操縱。此次中印爭端期間，國內某些媒體文章對莫迪和印度的叫罵正在重蹈2014年之覆轍。

　　然而，我國政府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表現出了獨立、冷靜、客觀的觀察判斷能力，看破了個中奧妙，預見到了莫迪的政治發展潛力，沒有如同當時中國國內相當一部分專家和媒體那樣盲從所謂“國際主流輿論”壓力而隨波逐流，而是給予了莫迪4次訪華的破格禮遇。須知，我國此前很少邀請印度邦首席部長訪問，2009—2013年間總共只有5位印度邦首席部長訪華，莫迪不僅是其中唯一4次訪華者，而且是唯一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專題論壇并發表主題演講的人。相比之下，美國、歐洲直到2014年印度大選競選后期莫迪優勢已經極為明顯之際才與他接觸和開始為他取消制裁，勝選之后又紛紛邀請他訪問；與中國相比，孰高孰低，不言而喻。

　　盡管中印關系當前已經猝然逼近分水嶺，莫迪個人政治生命也完全有可能因為這次冒險誤判而發生根本性轉折，但無論此次爭端如何發展，縱覽莫迪當選總理后直至此次爭端陡然爆發的中印經濟政治關系進展，縱覽莫迪上臺以來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我們仍然可以判斷，當年雪中送炭給予莫迪4次訪華和在人民大會堂主題演講的高規格禮遇是中國經濟外交的一個成功案例。

　　毫無疑問，在中印之爭中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原則立場，只要有必要就果斷運用力量維護核心利益；但即使發生不幸事件，我們在處理這場中印沖突時仍需把握分寸，確定合理、可持續的目標，這場沖突過后我們仍需面對中印關系恢復重建問題，我們仍然需要時刻銘記：保持南亞次大陸均衡才是中國利益所在，我們要避免為人利用火中取栗。

　　同時，時至今日，中國海外經濟利益已經相當龐大，其面臨的各類風險也相應不斷上升，2014年越南排華暴亂等事件就一再凸顯了這一點。要為我國海外經濟利益創造良好的安全與發展環境，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內容就是與東道國政界、商界和社會各界建立前瞻性建設性關系，而我們當初對莫迪的待遇就創造了一個頗有價值的案例。

　　冷靜客觀總結這個比較成功的經濟外交案例，有助于啟迪我國各部門為海外經濟政治利益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初稿2017.8.8，修訂2017.8.9，僅代表個人意見）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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