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這篇文章主要內容取自我的專著《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其實書稿尚未定稿時就寫好這一篇初稿了,2015年時曾想發表,但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刊物,一直擱到現在。或者說是因為文中分析的內容太犀利,好些刊物不敢刊發吧。借當前中印洞朗爭端曠日持久急劇升級之機,把這篇擱置許久的單篇發出來。自認為這篇文章的價值在于它提出和探討的問題,以及對印軍深陷提高軍隊內部團結、作戰效能與維持印度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國家政治團結難以兼得的兩難困境的分析,以及對美軍這一問題的分析,相信這篇文章會讓讀者有別開生面之感。
發表此文,一是給關注此次中印爭端的人提供參考。6年前,我就提出我軍30年未戰,需要打一仗了,否則前途堪虞;同時我認為首戰對手不應該是臺灣。幾年來,與軍隊的朋友們談論過30年后首戰該向哪里開刀,我考慮過非洲,因為當地中國國民、投資等利益足夠巨大,而且匪幫眾多,要替天行道師出有名,比較容易做到。但現在看來,搞不好印度會成為軍改后第一個對手。
8月2號,我看到特朗普捏著鼻子簽署加碼制裁俄羅斯法案的新聞,第一個想法是美國國會幫了中國坑了美國,第二想法是國際環境這一變局大大提高了中印此次爭端兵戎相見的概率。
8月3日21點17分,在有印裔達沃斯論壇前總經理的飯桌發出微信朋友圈,公開判斷國際環境為中國創造了與印度軍事攤牌的有利時間窗口。回家后寫了《梅新育:國際環境變局開啟中印攤牌時間窗口》就在同一分鐘,國防部網站高調發出聲明《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就印度邊防部隊非法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發表談話》,中方發聲語調急劇升級。只要熟悉新中國開國以來歷次對外自衛還擊戰的慣例,都明白國防部、外交部、《人民日報》、新華社的密集高調發聲意味著什么。
我判斷國際環境變局開啟中印攤牌時間窗口的文章與國防部半夜聲明同一分鐘發出。
當然,8月8日深夜至9日,四川九寨溝、新疆精河相繼發生地震,給此次中印爭端增添了意外的變數。地震是否會影響我方備戰?從下列已知損失情況來看,應該不至于:
截至8月9日18時00分,經初步核查,“8·8”九寨溝地震已致19人死亡(其中游客6人、本地群眾2人、身份不明11人),263人受傷(10人重傷,其中危重3人,253人輕傷),截至11時,地震共造成精河縣32人受傷(2人重傷),142間房屋倒塌,1060間房屋受損,61處院墻、26座畜圈倒塌,4條牧道受損,縣城6棟樓房裂縫;伊犁州2間房屋、1座畜圈倒塌,544間房屋、36座畜圈受損。
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一個選擇是借坡下驢,以地震作為退回本國境內的人道主義理由;另外一個選擇是以為地震會影響中國備戰,從而越發頑固不化。考慮到印度國大黨等反對黨不斷造輿論給莫迪“將軍”,不許他退卻,后者概率似乎略高。至于國大黨等反對黨大喊大叫不許印軍退卻,究竟是出于盲目的霸權主義激情,還是企圖借解放軍之手打垮莫迪,諸位看官可以自己判斷。
此次中印爭端見分曉,估計不會太久;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篇文章談到的內容有助于我國、我軍在建設中防患未然。客觀規律冷峻無情,我們不能用溫情脈脈的幻想麻醉、欺騙自己,那是對國家不負責任。
“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愿與諸君共勉。
印度軍隊致命隱患:民族宗教極度多元化
今年3月27日,莫迪家鄉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和穆斯林學生暴力沖突。圖片|Khybernews.tv)
印度軍隊很可能是當前中國民眾最關注的一支外軍,而對這支軍隊內部凝聚力、戰斗力損害最大的隱患之一就是其極端復雜的民族宗教構成;這支軍隊的戰史已經充分證實了這一點,甚至今日美軍類似的“多元化”(盡管程度遠遠不及印軍)也是其可資其對手利用的潛在突破口。
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占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狀態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此時也容易上升到群體沖突、乃至民族沖突的層次,正常狀態下的社會道德和行為規范此時都會淪為政治站隊的犧牲品,承擔維護秩序職責的強力部門、執法機構也常常備受掣肘。在極端情況下,這種沖突甚至有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正因為如此,人口眾多、民族宗教構成比中國復雜十倍百倍的印度從來就是滋生民族宗教沖突的“沃土”。僅就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爭而言,2007年印度就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681起,死亡96人,2117人受傷;2008年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656起,其中4起發展成騷亂,死亡123人,2272人受傷。從三甘地之死;到延續數十年的克什米爾動亂;到1980年特里普拉邦大規模民族仇殺;到2008年11月震動世界的孟買特大恐怖襲擊案件;到2011年7月13日孟買鬧市區的三起連環爆炸案;以及9月7日新德里高等法院爆炸案;再到2012年阿薩姆原住民博多族(Bodo)與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仇殺沖突及其波及南印度;再到2013年8月末至9月初北方邦穆扎法爾訥格爾鎮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宗教沖突造成30余人喪生,逼得印度中央政府緊急調撥五千軍警維護秩序;……
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沖突所潛藏的巨大破壞力,在可預見的未來也還會繼續看到。就總體而言,2003—2012年間印軍在印控克什米爾與反政府武裝發生的戰斗/武裝沖突次數幾達1.3萬場,2001—2012年間印度東北部戰斗沖突次數更接近1.5萬場。[1]不可避免地,即使在印度軍隊這個政府維護秩序的終極工具內部,復雜的民族構成也大大削弱了其內部團結和作戰效能,而且深陷提高軍隊內部團結、作戰效能與維持印度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國家政治團結難以兼得的兩難困境。
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時,作為我軍對手的印度軍隊在規模、裝備和戰史等方面基礎其實相當不錯。印度軍隊曾經是英帝國最大的殖民地武裝力量,二戰時期一度擴充至200萬人,且陸海空三軍兵種齊全。數百年來,在英國殖民者統率下,英印軍隊足跡遍布亞、非、歐廣大地區,為保衛英國本土和擴張英帝國殖民地立下了汗馬功勞。僅在中國,其“武功”就包括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定海和鎮江城之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圓明園之劫、八國聯軍之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僅半年,英印當局就從印度向法國戰場派出了21萬印度官兵和8萬英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從殖民地征兵共計450萬人,其中印度士兵就占120—150萬。[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將領統率英印軍隊在北非、歐洲等戰場立下不少戰功,僅在意大利一國就戰死印度士兵5782人,6人獲得英軍最高勛章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特別是后來在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戰中擔任東線印軍主力的第四印度師,二戰期間在中東、北非、意大利、希臘等戰場轉戰6年,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諾戰役中表現優良,也因此在印度獨立后成為印軍“王牌部隊”,號稱“標準師”,是印軍推行一切改革的試點部隊。正因為有此戰史淵源,印度獨立后至1962年對印自衛還擊戰期間,印度軍隊多次受邀在海外執行維和任務。然而,民族構成復雜成為這支軍隊最大的軟肋之一。
在我國軍事科學院、成都軍區、蘭州軍區和新疆軍區、西藏軍區聯合編寫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中,提及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時西線當面印軍主力十五軍十九師一一四旅時,就指出,其最大弱點在于內部民族、宗教構成復雜,具有兩個國籍(印度、尼泊爾)、三種宗教(印度教、錫克教、伊斯蘭教)、四個民族(印度斯坦族、錫克族、拉達克族、廓爾喀族)、五種語言(印地語、錫克語、拉達克語、廓爾喀語、英語),致使官兵平時彼此歧視,隔閡甚深,互不信任,各存戒心,戰時各自為戰,互不支持。[3]
盡管這支印軍曾在緬甸戰場參加對日作戰3年,印度獨立后參加了印巴爭奪克什米爾之戰,擁有良好的戰史記錄;1960年又在改編克什米爾地方武裝基礎上重組,長期駐扎克什米爾,適應高原環境,士兵射擊技術好,但內部民族宗教矛盾錯綜復雜,導致其在上下齊心的解放軍面前幾乎是不堪一擊。
在克節朗河谷的兼則馬尼戰斗中,我軍俘獲印軍阿薩姆聯隊第五步兵營辛格少校。圖為1962年10月20日,在兼則馬尼的瑪尼堆旁,西藏邊防部隊從建筑物中搜索出印軍并俘虜他們。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放眼更廣闊歷史背景,民族宗教構成復雜、缺乏單一主體核心,從來就是損害一支軍隊士氣和戰斗力的烈性腐蝕劑,不管這支軍隊曾經創建過何等輝煌的武功。希波戰爭中的波斯軍隊如此,帝國后期充斥各色蠻族的羅馬軍隊如此,淝水之戰中兵敗如山倒的前秦軍隊如此,潰敗于日本、安南的元軍如此,從統一使用德語轉而使用12種語言的奧匈二元帝國軍隊如此,二戰中望風披靡成建制向人數只及自己零頭的日軍投降的英法殖民軍如此,晚期的南斯拉夫軍隊如此,印度軍隊也將長期無法避免這一問題的嚴重困擾。
即使是當今貌似獨步天下的美國軍隊,在這方面也栽過跟頭。抗美援朝二次戰役時,美軍第25步兵師24團本是擁有對華作戰勝利戰史的黑人部隊,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號稱率先破城,在朝鮮戰場上卻因士氣低落、開小差多、動輒丟棄裝備逃跑而被白人士兵編派出了“逃竄舞蹈”小調:“中國人的迫擊炮轟轟叫,24團的老爺們撒腳跑”,其C連更是在1950年11月抗美援朝二次戰役時向我軍投降,成為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第一支向外國軍隊投降的整編連隊。此戰之后,美軍解散黑人步兵24團,全面推行白人黑人士兵混編,朝鮮戰場上也就不再出現向志愿軍集體投降的美軍建制連隊了。今天,美軍如果持續追求軍校學員、軍隊官兵構成的“多元化”,不惜為此大幅度降低對黑人、拉丁裔、印第安人等少數民族入伍和讀軍校的錄用標準,[4]假以時日,這支軍隊的士氣和戰斗力也必將蒙受深刻損傷。
在極端情況下,過度復雜的民族宗教構成甚至會為軍隊內訌自相殘殺和叛亂創造良機。羅馬帝國晚期的軍隊便是這樣成為國家和人民的劫掠者、壓迫者而非保衛者;安史之亂因此被稱為“內亂形式的邊患”;努爾哈赤與明朝東北邊防軍李成梁部的關系也是千絲萬縷,有的學者認為他曾在明朝正規軍內任職歷練。南斯拉夫末期人民軍內發生阿爾巴尼亞族士兵向熟睡的戰友開火打死數十人的慘劇;蘇聯末期率先組織、領導車臣分裂主義叛亂的匪首杜達耶夫本是蘇軍少將,擔任過戰略轟炸師師長、愛沙尼亞駐軍司令等職位,12次獲得蘇聯政府授勛,獲得“蘇聯英雄”稱號;接替杜達耶夫的車臣匪首馬斯哈多夫本是蘇軍第七近衛空降師副師長。
在美國本土最大的裝甲兵基地——得克薩斯州胡德堡基地(Fort Hood),五年之內發生兩起軍人內訌槍殺大案,兇手都是少數族裔:
2009年11月5日,現役美軍少校尼達爾·馬利克·哈桑(NidalMalik Hasan)向戰友及其家屬開火,造成包括孕婦在內的13人死亡、30人受傷,成為有史以來在美軍基地內部發生的最大槍擊案,創造了多年來美軍單日傷亡最高紀錄,這個在美國土生土長的阿拉伯裔美軍軍官做到了成百上千伊拉克、阿富汗武裝分子都無法企及的事情。
2014年4月2日,西裔美軍士兵伊萬·洛佩斯在胡德堡基地內打死3人、打傷16人后自盡。
此外,美軍內部還發生了一些未遂少數族裔軍人內訌案件。如2011年7月27日,美軍逃兵納賽爾·杰森·阿卜杜爾在臨近胡德堡基地的基林市被捕,其住處搜出槍支彈藥和可以制作炸彈的高壓鍋。與尼達爾·馬利克·哈桑一樣,他也是以與其宗教信仰沖突為由拒絕服從軍令赴阿富汗作戰,因電腦中藏有兒童色情資料而遭到起訴、調查。
印度不是不能選擇使其軍隊民族宗教構成單一化,以求提高軍隊內部團結和作戰效能;問題是那樣做有可能將對其國家政治統一構成重大威脅。1962年自衛還擊戰時印軍的混雜編制做法始于1857—1858年印度反英大起義之后,為了降低印軍士兵串聯發動兵變的風險,英印殖民政府刻意安排每一個團隊都由不同民族、種姓和語言的士兵組成,且相鄰團隊的兵源地相隔遙遠。作為具有豐富統治經驗和戰爭經歷的統治者,英國人不會不知道這樣的代價將是降低軍隊內部凝聚力和協同作戰效能,但為了保住自己殖民帝國的整體秩序,他們選擇了兩害相權求其輕,畢竟當時英帝國面對亞、非對手時占有壓倒性的技術和組織優勢,印度殖民地軍隊混雜編制對作戰效能的損害僅僅是潛在的,直到80多年后遭遇日軍這樣組織良好的東亞軍隊時方才暴露出來,在解放軍面前更是暴露無遺。獨立后的印度面臨類似的兩難選擇:如果軍隊軍、師、團等編制的民族宗教語言構成單一化,固然可以提高這些單位自身的戰斗力和效能,但如何防微杜漸避免這些軍隊自視為、也被視為不是統一印度國家的軍隊,而首先是某個語言邦、某個民族地區的軍隊?
2017年7月8日叛逃巴基斯坦的印軍士兵。
與當年英印軍隊潛在弱點暴露類似,冷戰后的美軍直接交鋒過的對手與其國力、技術水平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面對敵人的壓倒性優勢使得美國政府和軍隊決策者似乎不用在意軍校學員、軍隊官兵構成“多元化”花架子對其戰斗力的潛在損害,但假如遇到了意志足夠堅韌、組織足夠堅強靈活、技術和國力差距不甚大的對手呢?對于這樣的對手而言,美軍“多元化”是不是一個可資利用的突破口呢?
資料來源:
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
注 釋:
[1]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第四章,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
[2]培倫主編:《印度通史》,第482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第四章第五節之二,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12月。
[4]在其《一個超級大國的自殺:美國能挺到2025年嗎?》一書第七章中,作者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對美國軍隊的“多樣性”主張及其誤區做了犀利的分析。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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