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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三十年來被所謂的主流精英們認可的毛主席功與過的問題，現在十分有必要厘清真偽，弄清是非，正本清源，公正公平公允的進行判斷！公在哪里，過在哪里，這些搞不清楚，就會讓一些偽裝成正義的人，混淆是非，左右逢源和從中漁利。這樣一來，混亂的是中國所有人的思想，只能讓一些小人高興，讓一些魑魔魍魎猖狂，讓一些牛鬼蛇神瘋狂踐踏中國的歷史尊嚴！

歷史漸漸清晰，終將回歸正途

還原真實的歷史，還原毛主席在人民心中最真實的面目，還原被扭曲的對毛主席的認知，讓歷史清晰。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負有的責任！

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面對一個世界進入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時期，在這樣的嚴峻的斗爭形勢之下，讓中國回歸正途。

總之，新的歷史起點，新的世界！要賦予新世界生命，就要認清舊世界的真實面目！

人民日報整版刊文：文章大家毛澤東

全文如下：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他離開這個世界將近37年，對他的功過已有評說，但對作為文章家的他還研究不夠，這筆財富有待挖掘。毛澤東說，革命奪權靠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他自己卻從沒拿過槍桿子，筆桿子倒是須臾不離手，毛筆、鋼筆、鉛筆，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那種風格、那種語言、那種氣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紙背的，只有他才會有。中國是個文章的國度，青史不絕，佳作迭出。向來說文章有漢司馬、唐韓柳、宋東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競秀。毛澤東算一個，是歷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與氣勢

毛文的特點首在磅礴凌厲的氣勢。

陸游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文章之勢，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氣、行事之勢。勢是不能強造假為的，得有大思想、真見識。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純文人，一是政治家。純文人之文情勝于理，政治家之文理勝于情。理者，思想也。寫文章，說到底是在拼思想。

只有政治家才能總結社會規律，借歷史交替、風云際會、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揚自己的政見。毛文屬這一類。這種文字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會實踐的結晶。勞其心，履其險，礪其志，成其業，然后發而為文。文章只是他事業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須、鳳之尾。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段落來看毛文的氣勢：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內撰寫《論持久戰》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民眾的大聯合》）

這還是他在“五四”時期的文章，真是鴻鵠一飛，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顯看出，這里有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影子。文章的氣勢來源于對時代的把握。***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大聲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于低潮時，他卻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再看解放戰爭中他為新華社寫的新聞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斗于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斗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發，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占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斗，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我軍摧枯拉朽，敵軍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你看這氣勢，是不是有《過秦論》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致詞：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口吻，時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國搞核訛詐，他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古今哪一個文章家有這樣的氣勢！

為文要有丹田之氣，不可裝腔作勢。古人論文，講氣貫長虹、力透紙背。唐朝韓愈搞古文運動，就是要恢復漢朝文章的質樸之氣。他每為文前要先讀一些司馬遷的文章，為的是借一口氣。以后，人們又推崇韓文，再后又推崇蘇東坡文，認為韓文蘇文都有雄渾、汪洋之勢。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泉涌，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

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他們的文章為什么有氣勢？是因為有思想，有個性化的思想。毛澤東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時代的思想，是一個先進的政黨、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的思想。他也論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黃河比：“文章須蓄勢。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一瀉到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講堂錄》中說：“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無論才學，他都是立志要超過古人的，也的確超過了古人。如果說蘇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濤了。

說理與用典

毛文的第二個特點是知識淵博、用典豐富。

我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重在繼承，小孩子從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書，先背一車經典，寶貝入庫，以后用時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毛澤東青少年時正當五四前后、新舊之交，是受過這種訓練的。他自述其學問，從孔夫子、梁啟超到拿破侖，什么都讀。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使命是從外國借來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舊中國。要讓廣大民眾和黨員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國人熟悉的舊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去注解，這就是他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種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論、傳統知識和革命實踐三樣皆通，缺一不可。特別需要對中國的典籍爛熟于心，還能結合當前實際翻新改造。在毛澤東的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他恰到好處的用典。這有三種情況。

一是從典籍中找根據，證目前之理，比如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是在一個戰士追悼會上的講話，作為領袖，除表示哀悼之外，還要闡明當時為民族大業犧牲的意義。他一下子拉回兩千年前，解釋我們這個民族怎樣看待生死。你看，司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馬遷的這句話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義，更廣為流傳。

忠、孝、仁、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毛澤東對它們給予新的解釋：

要特別忠于大多數人民，孝于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關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弘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到經典中找方法，以之來作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毛澤東的文章大部分是論說文，是寫給中國的老百姓或黨的中基層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證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這個典不一定客觀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戶曉，蘊含的道理顛撲不破。如七大閉幕詞這樣重要的文章，不但簡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講了一個《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將《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這樣來闡述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作智慧化身，鉆入鐵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會兒比作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講話中，他還從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概括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這樣重要的命題，這樣大的方針，他都能從典故中順手拈來，從容化出。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云集，歡聲笑語，毫無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進了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三是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隨手拿來一典，妙趣橫生。在《別了，司徒雷登》中，他這樣來寫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這里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個孤立、無奈、可憐的樣子，永遠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毛澤東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作高深地吊書袋。他是認真研究并消化了經典的，甚至認真到了考據癖的程度。如1958年劉少奇同志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人在外為官不帶家眷。他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后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這里引出一個問題：領袖應當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博學的雜家，只是一方面的專家不行；只讀自然科學不行，要讀社會科學，讀歷史，讀哲學。因為領導一個集團、一場斗爭、一個時代，靠的是戰略思維、歷史案例、斗爭魄力和人格魅力。這些只有到歷史典籍中去找，在數理化中和單一學科中是找不到的。

諷刺與幽默

毛文的第三個特點是充滿辛辣的諷刺和輕松的幽默。

人一當官就易假，就愛端個架子，這是官場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會說話。毛澤東是在黨政軍都當過一把手的，卻仍然嬉笑怒罵，這不容易。當然他的身份讓他有權這樣，但一些人就是灑脫不起來。權力不等于才華。毛澤東的文章雖然大都是嚴肅重要的指示、講話、決定、社論等，又大都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生成的，卻并不死板，并不壓抑。透過硝煙，我們隨處可見文章中對敵辛辣的諷刺和對自己人輕松的幽默。諷刺和幽默都是輕松的表現，是一種舉重若輕的動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銀針輕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難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這是諷刺；我可以長篇大論地闡述一個問題，但我不用，我只用一個笑話就妙解其理，讓你在輕松愉快中茅塞頓開，這是幽默。總之，是四兩撥千斤。這是一個領袖對自己的事業、力量和韜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現。

先看他的諷刺。

對國民黨不敢發動群眾抗戰，他說：可是國民黨先生們啊，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們的，它是中國人民生于斯、長于斯、聚族處于斯的可愛的家鄉。你們國民黨人把人民手足緊緊捆住，敵人來了，不讓人民自己起來保衛，而你們卻總是“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

遼沈戰役敵軍大敗，他這樣為新華社寫消息：

從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內，蔣介石三至沈陽，救錦州，救長春，救廖兵團，并且決定了所謂“總退卻”，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睜起眼睛向東北看著。他看著失錦州，他看著失長春，現在他又看著廖兵團覆滅。總之一條規則，蔣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恥事業的滅亡。（《東北解放軍正舉行全線進攻》）

他諷刺黨八股像“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真是個漫畫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擔軍國之重任，不知經歷了多少危急關頭、艱難局面，但在他的筆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極推手輕松化開。長征是人類史上少有的苦難歷程，他卻樂觀地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到文化的重要性時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正式發表時改為“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

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大的理論問題，他說：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還要好，還要進步。（1956年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

1939年7月7日，他對即將上前線的華北聯合大學師生講話，以《封神演義》故事作比：“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是比興手法，只借“三樣法寶”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黨代表會議上說“現在的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這是借《紅樓夢》里林黛玉的話，與原意無關，只借“東風、西風”這兩個字意。文章有意蕩開去，顯得開闊、輕松，好似從遠處往眼前要說的這個問題上搭了一座引橋。

尖銳的諷刺，見棱見角，說明他眼光不凡，總是能看到要害；輕松的幽默，不慌不忙，說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貨。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人大擬決議給毛澤東授大元帥銜，他說：“我穿上你那個元帥服怎么下基層，免了吧”。這是一種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瀟灑和幽默！

通俗與典雅

毛文的第四個特點是通俗與典雅完美地結合。

毛澤東是鄉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又是戰火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他在學生時期就受過嚴格的古文訓練，后來在長期的斗爭生涯中，一方面和工農兵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一方面又手不釋卷，和各種書包括文學書籍，小說、詩詞、曲賦、筆記纏裹在一起，須臾不離。他寫詩、寫詞、寫賦、作對、寫新聞稿和各種報告、電稿。如果拋開他的軍事、政治活動不說，他完全夠得上一個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毛澤東與他們的不同是多了與工農更密切的接觸。所以，他的文章典雅與通俗共存、樸實與浪漫互見，時常既有鄉間農民的口語，又能見到唐詩、宋詞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頭說古、娓娓道來，又如詩人江邊行吟、感天動地。

請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這是他1916年在游學的路上寫給友人的信：

今朝九鐘抵岸，行七十里，宿銀田市……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云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今夕書此，明日發郵……欲以取一笑為快，少慰關垂也。（《致蕭子升信》）

這封手書與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徐霞客的《三峽》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時期的《祭黃帝陵》：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尚饗！

從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說，他學習韓愈文章是下過苦功的，如果需要他還可以寫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為了斗爭的需要、時代的需要，他放棄了自己熟悉的文體，學會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說，講話要讓人懂，反對使用“霓裳”之類的生僻詞。請看這一段：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為人民服務》）

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上

再看這一段：

此間首長們指示地方各界切勿驚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準備，就有辦法避開其破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今春敵擾河間，因我方事前毫無準備，受到部分損失，敵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務須全體動員對敵，不使敢于冒險的敵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華社消息《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準備迎擊蔣傅軍進擾》）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還不夠”、“切勿驚慌”、“就有辦法”等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語言，是一種面對面的告誡、談心。雖是大會講話、新聞電稿，卻通俗到明白如話。但典雅并沒有丟掉，他也有許多文字端莊嚴謹、氣貫長虹的文章。如：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

而更多的時候卻是“既上得廳堂，又下得廚房”，亦莊亦諧，輕松自如。如：

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訣”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論文、講話、電稿等何種文體，他都能隨手抓來一個形象，借典說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淺出。毛文開創了政論文從未有的生動局面。***是有大志的人，他永遠有追求不完的目標。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放下身段，當一個行吟詩人，當一個作家。他多次說過要學徐霞客，順著長江、黃河把祖國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個好斗爭的人，他有一句名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其實，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還有一個斗爭對象，就是文風。

他對群眾語言、古典語言是那樣熱愛，對教條主義的語言、官僚主義的語言是那樣憎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把文風與學風、黨風并提，討伐“黨八股”，給它列了八大罪狀，說它是對五四運動的反動，是不良黨風的最后一個“防空洞”。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日報》發表長篇社論，號召正確使用祖國語言，他在改稿時特別加了一句：“我們的同志中，我們的黨政軍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中，我們的文學家教育家和新聞記者中，有許多是精通語法、會寫文章、會寫報告的人。

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這一步，為什么我們大家不能做到呢？當然是能夠的。”（《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后來，我們漸漸機關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語言多了。他對此極為反感，甚至是憤怒，嚴厲要求領導干部親自寫文章，不要秘書代勞。他批評那些空洞的官樣文字：“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輩子都在與“黨八股”的壞文風作斗爭的。

文章是一門獨立的藝術。細讀毛澤東的文章，特別是他獨特的語言風格，足可自立為一門一派。在大力倡導改文風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靜下心來研究一下他的文章。這至少有兩個用處：一是專門搞寫作的人可以從中汲取營養，特別是補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桿；二是領導干部可以向他學一點寫作，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領導的魅力。須知：打天下要靠筆桿子，治天下更要靠筆桿子。（作者：侗家一俗人；來源：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