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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勤題記：毛澤東這個人有一種獨特的魅力，任何人和他接觸，都會被這種魅力所吸引，很多外國人就是因為這個而成為毛澤東粉絲。延安時期有一個受美國總統羅斯福派遣的美軍觀察組，他們在延安住了一段時間，幾乎都成了毛澤東粉絲。這里簡單介紹一下包瑞德，重點介紹謝偉思。

毛主席與包瑞德上校（David Dean Barrett，1892年－1977年2月3日），包瑞德是美國軍人、外交家、中國通。1944年曾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迪克西使團，the Dixie Mission）組長。

毛主席與謝偉思

 約翰·Ｓ·謝偉思（John S.Service，1909年8月3日——1999年2月3日）抗戰時期親共外交官。出生于中國成都美國傳教士家庭。1933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同年返華，在美國駐昆明、上海等地領事館任職。1941 年起歷任駐華大使館三等和二等秘書、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等職。1944 年7 月作為美軍迪克西使團成員前往延安，曾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等。赫爾利使華后受排擠，1945 年6 月因《亞美》雜志案受審，同年9 月被宣告無罪。后任駐日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等職。1950年代受到麥卡錫主義嚴重迫害。

謝偉思的父親是浸禮會傳教士，1905年攜妻來到中國成都創辦基督教青年會。謝偉思是家中長子，1909年8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11歲時隨父母遷往上海，就讀于那里的美國學校。全家返回美國后，謝偉思在國內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畢業于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青年謝偉思立志從事外交，1933年通過國務院的資格考試，1936年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成為活躍在外交舞臺上的青年才俊，是美國外交界名副其實的“中國通”。 

1938年，謝偉思被調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任副領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謝偉思又被調往重慶，任大使館三等秘書。晚年在與有關研究人員的通信中，謝偉思曾透露：在1942年秋，他已經逐漸意識到，大多數美國人通過官方渠道得到的對中國的看法，過多地集中在國民黨和蔣介石家庭身上；而被國民黨封鎖隔離的抗日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人，卻可能在將來的中國發揮重要的作用。 

美國援華抗戰期間，解放區軍民積極救助美軍飛行員。為了將來更大規模對日作戰的需要，謝偉思等人提議與控制著廣大敵后地區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一條聯系渠道，以保證被救助的美軍飛行員能夠迅速回到后方。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認識到美國在戰后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國在延安設立領事館，以便在戰時和戰后與美國方面進行合作。但是，由于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阻撓，這一計劃遲遲得不到實現。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蔣介石對抗戰再次轉向消極。約瑟夫·史迪威 出于盡早擊敗日本、結束戰爭、減少美軍傷亡的目的，對蔣的表現甚為不滿。中共武裝對日軍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實地考察，但卻遭到蔣介石的反對。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史迪威等吁請華萊士向蔣交涉,蔣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這就是“美國軍事觀察小組”赴延安的由來。1944年7月,“中緬印戰區”司令官史迪威乘美駐華大使高思回國養病之機,將已升為美駐華使館二秘的謝偉思“抓”到手中,委任他為派往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的“政治顧問”。謝自那時起在延安一住就是近3個月。期間,和多位中共領導人接觸交談。與毛澤東的談話更由謝偉思及時、詳盡地報回給美國當局。然而,這些報告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室里被束之高閣,塵封了24年。毛澤東的談話涉及中美關系的許多方面。

要點是:

1.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懷有十分友好的感情。

2.中共不僅愿意加強和美國在對日作戰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戰后重建國家時得到美國的支持。中共無意損害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3.美國應當放棄只支持蔣介石的政策,因為那樣只會增強蔣壓制民主,以及在戰后發動內戰的決心。 

4.中美兩國人民長期相互同情,將來無論在戰略上和經濟上均不會有沖突。中共不會反美。相反,卻認為美國是當代世界上惟一有條件、有能力幫助中國戰后重建并實現工業化的國家。

謝偉思在這段時期的中美關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戴維斯(史迪威將軍的顧問)對他的評價是:“謝偉思通曉中文,在中國問題專家中他是最有才干的政治報道員,而且是精力過人的干才。”早在赴延安之前,他已從重慶就后方(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形勢向美國國務院發回了大量的報告,翔實地反映了那里的情況。他不僅揭露了國民黨的消極抗戰,抨擊了蔣政權的專制腐敗,還反映了廣大民眾的苦難。謝甫抵延安,就對中共的政治清明和抗戰熱忱產生了深刻印象。他從延安系統而全面地報道了根據地令人鼓舞的形勢。

他對中共領導人的印象是:“他們的舉止、思考方式和直截了當地處理問題的作風，看來更像美國人，而不像東方人。”

這種結論說明，謝偉思對毛主席和共產黨領袖的文化風格有了感性認識，并且上升為理性認識。這種文化上的認同，經過幾十年以后，到了尼克松基辛格時期，再一次得以證明。

根據謝發回到美國國務院的報告,1944年8月3日毛澤東與謝在談到戰后中國與美國的關系時說:“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將會使一切有關方面都有利和滿意。……” 

1944年9月26日，毛澤東又與謝偉思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謝偉思發回美國的報告中引用毛的談話如下:“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關切的紐帶。兩個國家實質上都是民主的和具有個性的。兩國都天生愛好和平，是非侵略性的，非帝國主義的。中國戰后最急需的是發展經濟。它缺乏獨自發展經濟所必須的資本主義的基礎。它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進一步壓低來提供所需的資本。美國和中國經濟上彼此互為補充,他們不會競爭。中國不具備大規模重工業所需要的東西。他不可能期待與有高度專業化制造業的美國相競爭。美國的重工業和這些專業化的制造業需要有一個出口市場。它也需要為它的資本尋找出路。美國不僅是援助中國發展經濟的最適當的國家,它也是能夠充分參加中國發展的僅有的國家。由于這一切理由,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沖突、疏遠和誤解。”

我們這里已經明顯感覺到謝偉思在精神層面，和我們黨的領袖之間，有了很深的交往，這也難怪后來美國的麥卡錫分子會說他是“共產黨分子”。

1945年3月底,謝偉思接到要其立即返回華盛頓的命令。命令沒有說明召他回國的原因。他本人以及中共領導人都認為有可能美國政府要與他磋商關于中國的事情。4月1日下午4時，謝應邀赴毛主席的住所懇談。

參加會見的還有周恩來、朱德和董必武(在談話接近尾聲時加入)。談話持續了很長時間。毛主席在這次談話中就中共和美國的關系作了如下闡述:“共產黨人將繼續尋求美國的友誼和了解，因為中國在戰后建設時期需要它。自然，美國是否與共產黨人合作，只能由美國來決定。但是共產黨人認為這只會對美國有好處——盡可能快地贏得戰爭,幫助中國團結和民主事業，在解決土地問題的基礎上通過工業化,促進中國健康的經濟發展和贏得壓倒多數的中國人民——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永恒的友誼。”

謝偉思在向國務院報告延安情況的同時，建議美國直接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

謝偉思不是共產黨人，甚至不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國職業外交官。但他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有真摯的同情。他心中充滿美國人民所具有的傳統良知。1944年，赫爾利接替高思任美駐華大使時，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政策已從“援蔣但不反共”轉向表面“中立”，實際上單方面支持蔣介石。

1945年2月中旬，在謝偉思為即將回國的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他首次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爾一樣，根據一切黨派在和德國人作戰中的努力的情況，而不是以他們的意識形態來判斷是否提供援助。 

后來，人們在評價謝偉思的這些報告時稱贊道：“這些報告和建議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不一定直接導致中美之間的一場冷戰。的確，存在另外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可能避免后來發生的打亂了美國同亞洲關系的許多災難。就算華盛頓的決策者僅僅認識到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還在成長的力量和她明顯希望在戰后避免同美國發生沖突，那么，中美敵對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然而，謝偉思對美國的忠誠卻給自身帶來了料想不到的災禍。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開在即。謝偉思再度“請纓”赴延安就地觀察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數度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再次明確地表示愿意和美國友好和合作。謝將這些情況及時地一一報告重慶和華盛頓。3月30日，謝接到要其立即返回華盛頓報到的命令。中共領導人還以為美國政府在收到他的報告和使館電報后要進一步聽取他的意見。4月1日下午4時，謝應邀前往毛澤東的住所。周恩來和朱德已先行到場。談話徹夜進行。董必武在談話即將結束時也來了。這是謝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最后一次談話，涉及國共、中美、中蘇關系等許多重要問題，其深度和廣度均超過以往的歷次談話。 

謝偉思于4月4日離開延安。他事后回憶說：“給我的命令很不明確。只說要我立即返回華盛頓。當時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中共領導人希望，召我回國是要向我咨詢重要問題或要我參加討論有關對華政策的重要會議。我也這樣想。”然而，這只是一廂情愿。由于當時美國政府和蘇聯已就蘇聯出兵東北，以及戰后分享在華利益以保證蘇方和蔣介石合作達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富蘭克林·羅斯福 總統已不認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對華政策的辯論中傾向了主張支持蔣的帕特里克·杰伊·赫爾利 。此外，親蔣的“院外援華集團”和極端反蘇、反共的共和黨右翼開始聯手向民主黨政府發難。4月12日，謝抵達華盛頓。這一天恰逢羅斯福逝世。氣氛急轉直下，對謝的歸來無人問津。

此時，他偶爾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賈飛的報人。賈飛是《美亞》雜志主編。謝將自己撰寫的有關中國問題的一些報告借給賈飛閱讀。誰知，這導致了一場飛來橫禍。“聯邦調查局”一直懷疑賈飛為蘇聯間諜，將其置于長期監控之下。6月6日，謝受此案牽連與包括賈飛在內的另外5人同時被捕。謝在此案中是完全無辜的，因為外交官和報人之間的這種交往和交換信息在美國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卻成了當時轟動全國的頭條新聞。6月7日，《舊金山新聞報》的頭條大標題是《共產黨獲得了美國機密》。第二天，報紙進一步點名集中攻擊謝偉思。頭條大標題竟說：《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蔣介石的分裂》。謝偉思一下子變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蔣矛盾的“罪魁禍首”。 

逮捕行動看上去像是“反間諜”，而實際上帶有強烈的政治含義。賈飛等雖被指控為蘇聯間諜，但此事對蘇聯所造成的震撼還遠不及中共所感受到的。在大洋彼岸的邊陲小城延安，中共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據說為毛澤東親自執筆撰寫的社論，認為這次逮捕“標志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隨著謝的被捕和受審，美國的對華政策日復一日地將自己和蔣介石集團緊緊捆綁在一起而再也無法回頭。謝雖被判無罪，但在結論中留了條“尾巴”，說他“不夠檢點和謹慎”，無非是說逮捕他不無道理。謝在獄中挨過漫長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審。 

賈夫案結束后，謝偉思先是被派往美軍占領下的日本，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手下工作，后來又被派往新西蘭。但國會右翼勢力一直對他對亞洲問題的態度耿耿于懷，根據聯邦調查局提供的“材料”，國務院又對他進行了4次調查，但一直沒有查出任何不當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政府急需尋找“丟失了中國”的替罪羔羊，國務院里的“中國通”們結束外交生涯的時機也就來了。謝偉思被從新西蘭調回，國務院內部對他爭議很大，參議院的右翼分子強烈反對對他委以重任，對謝偉思的任命先后變動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沒機會派上用場。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館任參贊的路上，剛剛到達日本橫濱，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飛機返回華盛頓的命令。約瑟夫·麥卡錫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們召回了謝偉思。我終于抓到他了。” 

根據“忠誠審查委員會”的要求，謝偉思不得不接受“忠誠安全委員會”的裁決。在那種黑云壓城的氣氛下，幾乎沒有誰敢為他的清白作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因為說了一句公道話，失去了訪問日本的機會。1950年10月19日，“忠誠安全委員會”做出了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的裁決，國務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謝偉思赴任達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國。但到了1951年秋，謝偉思又被召到了“忠誠審查委員會”，“美亞事件”亦舊事重提，審查結果終于推翻了原先的判決，謝偉思的忠誠“值得懷疑”，國務卿艾奇遜馬上決定：開除謝偉思。富有傳奇色彩的優秀外交官，就這樣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謝偉思遷居紐約，靠著40歲后學到的手藝，得以養家糊口。謝偉思倒有點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奮斗作風。

他們在紐約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間，他一刻也沒有放棄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努力。1956年，情況開始有了轉機。美國最高法院同意重審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謝偉思訴杜勒斯(國務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棄權外都裁定謝偉思勝訴。裁定書說，原國務卿艾奇遜作出的有關開除謝偉思的決定有悖于國務院自身的規定，從而無效。1957年7月3日，一家聯邦地區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國務院恢復謝偉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后的道路仍遠非坦途。他開始在國務院打雜，后被派往德國波恩，又受到國防部的異議，最后被派到英國利物浦當總領事。眼看政府對他的中國經驗毫無興趣，而且升遷無望，他三年任滿后決定提前退休，舉家遷往加州伯克利。年過50的謝偉思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了碩士學位后，又攻讀博士學位(他沒有完成博士學位)。有一次，他參加在密執安大學舉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學術會議時見到一位年輕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在攻讀學位時閱讀過對方的著作，于是上前說：“教授先生，我很想和你談談，我的名字叫謝偉思。”“我不禁大吃一驚”，這位年輕教授事后說，“因為在干我們這一行人的心目中，謝偉思是一位‘圣人’。而他卻是如此含蓄和不自我炫耀。”

即使在退休之后，謝偉思仍然關心著中美友好事業。他曾擔任美中人民友好協會舊金山分會名譽會長，積極參加中美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活動。謝偉思自1945年離開中國之后，直到1971年秋，才在闊別中國將近30年后重新踏上中國這塊被他視為第二故鄉的土地。之后，他重訪中國4次。

他1971年來訪時，正值尼克松總統訪華前夕。由于謝偉思在中美交往中曾扮演過的特殊角色，他的這次訪問受到了中美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周總理親切會見了謝偉思夫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許多國際和雙邊問題。美國時任國務卿基辛格在謝偉思訪華前后兩次單獨約見，了解他對中美關系發展的看法以及訪華的感受。謝偉思夫婦在這次長達兩個月的訪問中，走訪了中國沿海和內陸的許多城市，參觀了工廠、農村、學校等。作為一個對舊中國有所了解的美國人，謝偉思對新中國建立后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產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71年訪華回國之后，謝偉思著文、演講，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情況，支持尼克松訪華和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1974年9月，他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作證時，批評美國政府缺乏履行上海公報的誠意，敦促政府將美駐北京聯絡處和駐臺北“大使館”顛倒過來。1975年謝偉思再次訪華3個月，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回國之后，他積極呼吁美國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國內政，要改善中美關系。尤其在臺灣問題上，他指出美國政府應該面對現實，放棄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幻想，真正履行其在“上海公報”中承擔的諾言，從臺灣完全撤軍并與中國正式建交。1975年他在美中友協年會上發表講話說，“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為了和平和人類的利益，讓我們向前進，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常化。”

1985年的謝偉思夫婦

1999年2月3日，90歲高齡的謝偉思在家中安然辭世。著有《亞美論集：中美關系史上若干問題》等，其戰時電訊文稿被人整理成《在中國失去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

謝偉思自從認識了毛主席和一批中國共產黨人，他的人生路就發生了改變，毛澤東的人格魅力讓他傾倒，但是他始終都是為他自己的國家服務的，這個到了幾十年以后才為一些美國人所認識，所接受。

作為毛澤東的粉絲，我們要說謝偉思具有一般美國人，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國人遠遠不及的智慧與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