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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近年來西方的經濟危機實則源于政治問題。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的問題不能只著眼于近數十年西方的發展歷程，而應從其歷史根源性上進行分析，西方政制的本質是為了維護精英階級的利益，這個本質在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未變。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在于它的不平等性，當經濟遇到問題，繁榮不再時，原來邊緣化的階級問題便有可能再次凸顯。西方國家經過幾百年的上升期和繁榮發展期，以資本主義為主要支撐的西方政治制度對各種社會問題愈發缺少平衡能力，有可能對其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關鍵詞：西方政制危機；歷史根源；精英利益階級

　　近十年來西方國家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出現的系列問題日益明顯，其政治制度愈發顯得步履蹣跚，但同樣的政治制度在以往的數十年中為何平安無事？是哪些因素導致西方政治制度面臨困局？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和思考。

　　歐洲早就有學者指出，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引發政治危機，其根源在于西方國家在制度和管理上的不足，西方國家政治的合法性依然建立在當初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同時，政客們似乎相信，過去的機構和制度還有可能繼續存在下去。①

　　歐洲學者的說法指出了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存在歷史根源性問題，但這些年來，國內關于西方政治制度危機的文章大多從西方國家當下的經濟、社會狀況進行分析，或者僅從近五六十年西方的發展歷程進行分析，而幾乎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歷史的深處，從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和發展道路分析西方政制的根源性問題。必須指出，西方政制今天面臨的問題可以從其根源上找到答案，它從一開始就是為精英階級利益服務的，這個根源決定了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必然出現危機。雖然西方政制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形式上經歷了許多變化，但迄今為止本質并未變化，而這一點卻被大多數研究者所忽略。

　   西方政治制度危機的歷史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學、經濟學受美國影響很大，由偏重于細節和技術分析、量化分析，日益向技術工作轉化。這種模式在細節的研究往往非常深入，無可挑剔，但在應對宏大歷史問題時，就難以把握全貌了。英國牛津大學的薩繆爾·芬納教授在其名著《統治史》一書中曾深刻地總結，研究政治學（或從事政治的人）必須有歷史功底。②這就更加證明研究國家、政治問題，需要有深厚的歷史知識和積淀，從歷史的角度把握國家、社會發展的脈絡，預見問題，避免危機。研究一個宏大問題的有效方式是正本清源，追溯歷史的本來面貌，抹去附著在它上面厚厚的塵埃，而不是糾纏于當前的細枝末節，管中窺豹。

　　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表面上形態各異，其中英國的議會制度最為典型，因為它發端最早，被視為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開端。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產生和發展與歐洲中世紀以來的封建政治形態和長期的戰爭有密切關系，無論是英國的議會制、法國的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本質上都是由于“錢”和利益的問題引發的。沿著歷史的脈絡分析，我們會看得更清楚，從它產生的那天起，危機的種子便早已播下。

　　中世紀以來的歐洲封建時代，由于大規模中央政權不復存在，歐洲大地上出現了一系列各自為政的封建王國、公國、領地，歐洲尤其是西歐陷于長期的混亂、戰亂、沖突和斗爭。在這種形勢下，騎士制度出現了，歐洲的封建騎士制度與東方封建制度完全不同，它是國王和受封貴族或騎士之間權利與義務的一種交換關系，經過數百年的演變，封建騎士制度逐漸在各王國確立。這種制度的確立和議會民主的形成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如果歐洲沒有形成這種層層分封的封建騎士制度，也就不會出現后來的議會政治。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下，擁有權力的雙方進行了長期的殘酷斗爭，這種維護精英階層私利的傳統，往往被后人稱為歐洲自古便擁有的所謂“自由”傳統。

　　當時的西方政治制度并未定型，但它的核心要義首先是維護封建貴族的權利，歐洲的封建騎士制度促成了協商機制，這種雙向的權利和義務成為封建制的重要內涵，并為君主和封臣所接受。被視為近現代英國議會制度起源的標志性文件——1215年《大憲章》的出現和這種制度受到國王單方面的破壞進而影響了貴族們的利益（非勞動人民的利益）有著密切的關系。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里議會協商形式實際上和封建時代的這種協商機制及傳統密不可分，只不過協商的內容、參加人員、具體形式等方面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后來居上的資產階級漸漸成為這協商的重要成員，并決定著協商的方向。

    十字軍東侵的一個附產品是經濟交往的范圍大大擴大了，這使得資產階級日益成長和強大起來，資產階級與民族君主政體結成了相互有利的聯盟。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里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夠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相應的，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這也是為什么資產階級特別強調法治的原因，因為在歐洲封建制的條件下，法治是資產階級獲得利潤的保障，而且使之合法化。這種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資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資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種種限制、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約束，轉而反對起國王。資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著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思想意識——的成功。在這種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資產階級打算借以為自己獲得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種控制的特殊綱領。

　　縱觀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和發展，其斗爭的核心始終圍繞著精英的利益。西方政治制度的雛形最早出現在13世紀，而后隨著資產階級經濟、政治力量的壯大，經過數百年的斗爭和變遷在17、18世紀發展定型，經19、20世紀的多次加工，才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模式。綜合分析，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是精英群體之間經濟、政治利益斗爭等現實問題的產物，這個產物仍對今天的西方政治制度有很大影響，甚至是本質的影響，忽視這一點就很難對西方政治制度危機的根源性有清楚的認識。一個只為精英利益打算的制度早晚都會面臨危機，無論它經過多少年的歷練與發展。

有的學者對西方歷史上這種國王與貴族、領主與封臣、國王與資產階級、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所謂協商機制和關系通常理想化地解釋為契約關系，并進而臆斷出自古以來西方世界上層精英們就有著遵守契約和法治的傳統。這種推斷實際是站不住腳的。從英國的歷史分析，國王與貴族、領主與封臣、國王與資產階級、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所謂遵守契約和協商很多情況下并未和平達成，而是大都伴隨著戰爭。貴族、資產階級們敢于向國王叫板并不是因為他們多么富有平等、戰斗的精神（或者說他們并不一定有平等的精神，但很富有戰斗精神，因為他們確實發動了很多次戰斗），而是因為他們有叫板的資本，而這種資本是貴族、資產階級“自由”精神的最重要基礎。

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是不平等

　　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法律上賦予人們平等的權利，在有限的條件和范圍內使人們獲得了民主和自由，這種在自由主義指導下建立的西方民主表面上關心公民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并不關心公民應該享有的平等的社會權利。這也就是為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社會主義不只是一場政治上的革命，而且更是一場社會革命，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夠打破經濟上的不平等，使人民擁有真正的民主，這是社會主義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根本區別。羅素也曾指出，“近代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代議制政府并非是適用這個地球上所有地區的靈丹妙藥。它的成功似乎主要限于操英語的國家以及法國。”③

　　當西方國家比較富足時，這些帶著階級屬性的深層次問題顯得比較邊緣化，但由于西方政治制度在根本上難以解決社會平等問題，因此，階級矛盾的再次顯現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將導致危機的產生。

　　現在大家看到的西方自由選舉，是二戰以后對財產、性別、種族等的限制逐步取消后形成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在實踐中經歷了一個長達近800年的發展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如此，去除了對選舉權各種限制的20、21世紀的西方政治制度本質上仍是占有社會中大部分財富的群體用來操控國家和社會的工具。因為在西式政治制度下，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始終會是阻礙民主價值實現的原因，“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必然導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經濟領域的平等機會是人們在政治領域擁有平等機會的前提。”④

西方政治制度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精巧復雜的國家機器，表面上看，只要符合法律規定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競選，似乎充分顯示了民主的公平性。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個巨大的障礙是選舉需要有巨額資金鋪路。西方政治制度框架中的精英們非常關注合法性，對他們來說，什么人可以成為政治精英，形式上要經過選舉，程序上要經過全民的認可。當然，精英分為很多派別，具體由哪一部分精英來管理國家由選舉來定，達到多數認可從而獲得“合法性”。

在政治上，公民的自由權和選舉權并不能使勞動人民免受由失業、疾病、老年等各種社會問題引起的貧困和不安。在西方政治制度下，公民的社會權利遭到了更加嚴重的侵害。西式民主政治的特征在于，“金錢”特權取代了封建制度下的等級特權。而封建特權之所以會被打翻在地，就是因為它的特權太明顯了，很容易喚起人們對不平等的憤怒，特別是新興有產者（擁有生產資料者）的憤怒，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的特權則非常隱蔽。關于這一點，早在20世紀初，就連中國當時追求極端自由無政府主義分子也都能夠認識到，他們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謂民權者，實富權也”，西方民主“其為毒也，隱而不顯，尤毒于專制”。⑤

　　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會給人們以民主的印象，關鍵在于它的選舉過程，在“普選制下，……以直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錢的政權，它的基礎同樣是暴力，但已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復雜的傳遞建筑在這種基礎之上。”⑥在今天發達的西方國家，隨著政治活動日趨復雜化、職業化，大部分勞動人民日益遠離對國家的管理。對大眾而言，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維持成了比政治自由更為重要的事情。

近現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建立以維護西方精英的利益為首要目標。雖然這個體系以后有多次調整，但其總的價值觀沒有變。在這個體系中，西方的制度、觀念和習慣成為通行于全球的國際法和國際習慣的基礎，而判決者又是西方本身，加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激發出來的巨大生產力以及強大的軍事力量，使西方政治制度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都能夠暢行無阻。

西方政治制度的價值觀有可能導致全球危機

　　我們應深刻認識到的是，西方政制的危機并不僅僅局限在西方國家，也不僅僅局限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領域，它還存在于價值觀領域。近二三百年，在西方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的支持下，人類歷史首次進入由少數幾個國家的資產階級主宰的時代，這個時代延續至今。在這個由資產階級主政的時代，傳統的道德精神遭到徹底破壞，對物質消費的追求在大量宣傳下被人們接受，并成為流行全球的“正確”生活觀念。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在這個小小的地球上創造幾千年的文明史，恰恰是因為在傳統社會中，沒有進入西方民主光環下的“物化”狀態，在傳統非“物化”的情況下，地球的資源可以被認為是無限的。一些先哲們早已洞察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后果：雖然會在短期內因競爭而使物質生活豐富多彩，但從長遠來看，卻使全人類陷入資源短缺的境地。先哲的遠見往往只有在人類遭受巨大的災難之后，才會為人所識，而在此之前則多被視為落后的奇談怪論。

　　今天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核心仍是資產階級對政治的操控，這種操控以最大限度獲得利益為目標。馬克思早就指出利潤對資產階級的引誘是無窮的：“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⑦

　　早期曾追求按照西方模式建設中國政治制度的孫中山先生就意識到這個問題，要想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必不能采取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讓經濟放任自流，若如此則必對民主有重大破壞而不是促進。因此，孫中山提倡“節制資本”，他早就明確指出：“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一段時期以來，由于對經濟利益和經濟增長的過分強調使人們的社會心理發生了重大變化，造成了社會群體思想上的混亂，而這種混亂往往又易被經濟的狂熱掩蓋。許多人相信自由市場經濟方式和西式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和必然的形式，但在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的社會里，絕大部分人都有求富心理，尤其是暴富、急富，而且這種心態還被輿論所鼓勵，被影視劇所宣揚，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人們的行為實質上正在不斷地被導向馬克思所說的“物化”方向。物化實際上來源于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它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社會結果，又是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定時期內得以穩定地生存和發展的原因之一。對于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系統，后者具有真正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它可以通過思想退化的方式，起到維護現代西方國家政治系統平衡與穩定的作用。但這種平穩與穩定由于時代的深刻變化，正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

　　西方政治制度的問題和危機并不僅僅表現在西方世界，同樣也出現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與該國的歷史、國情、國際形勢等因素密切相關，政治制度對一個國家的穩定、繁榮與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在當今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采取了與西方國家比較接近的政治制度，在其中一些國家，西式政治制度已實施很久，但令人疑惑的是，這種在西方發達國家看似成功的制度并沒有普遍給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帶來穩定和幸福。

　　那種理論上彼此制衡、互相監督的理想政治狀態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出現，反而恰恰由于各黨派、政治組織勢均力敵，導致彼此在各個層面相互制約、掣肘，在很多議題上較少達成妥協或一致，國家政治生活始終不能穩定下來，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受到不小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一個國家如果內部不具備相應的社會條件和基礎，貿然引入競爭性的、全國范圍內的選舉機制，往往容易造成社會群體的分裂和嚴重對立。因為對規則的遵守和習慣的養成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在社會中逐步建立，如果缺乏這一意識，再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可能難以發揮理想的作用。

以西方政治、外交價值觀為主的國際關系體系講究的是實力、逐利和私利，實力是一個國家能否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保證。沒有這樣的保證，民族復興、國家繁榮、人民幸福等理想目標都難以實現。早在近二百年前，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就深刻指出了這一點，“政治上的強大是民族繁榮的條件。……如果一國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并制定了全球市場的規則，那么別的國家即使制造業和商業就很難獲益。小民族經常是悲慘的，它們之所以悲慘并非因為其小，而是因為弱；大帝國之所以繁榮發達，并非因其大，而是因其強。強盛的實力是國家、民族繁榮甚至生存的首要條件之一。”⑨托克維爾對政治的解讀在今天看來仍是對當今世界恰如其分的寫照。”⑧但孫中山的這個論斷卻早已被今天的人們所忽視。

階級問題可能再次凸顯

　　西方以選舉、多黨為主要內容的政治制度經過一百多年來的發展，總體是在擴大選舉范圍的方向上發展，這與西方世界與那個時代的國際力量對比和國際形勢密切相關。那時的西方總體處在幾百年的對外侵略掠奪后，整體上升的時代，但盛極必衰、物極必反，如今世事正在悄然變化，西方的政制或許正在慢慢走過其極盛時期，只不過因為過去“盛”習慣了，要其調整會有比較大的難度。

　　以人們最關注的美國為例，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利益的變化和沖突，導致美國社會形勢產生變化，使得人心思變，“政治正確”初步被打破，但相當多的美國人似乎仍未意識到這一點。輿論一般認為，2016年特朗普獲得總統選舉的勝利是因為選戰策略和戰術運用得當，充分發揮了新媒體作用，影響了大量活躍在網絡上的選民，新媒體的作用從表面上看似乎已經可以影響美國選民乃至社會輿論的走向，但其實最主要的是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抓住了相當一部分美國人最為關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與普通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些問題導致美國社會的分裂程度加大、加深，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深刻影響。

　　例如，過去五六十年來，大部分美國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群體，這個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最高時曾達到70%以上，但由于美國政府持續進行對外戰爭和國內問題積重難返，政府難以有效調整，中產階層的生活質量不斷下降，相當數量的家庭更已跌出中產階層的隊伍，落入貧困階層。21世紀第一個10年，美國中產階級的比例已下降到50%以下，而同時認為自己屬于工人階級的群體則從2000年的33%上升到2015年的48%，接近人口的一半。⑩有專家指出，富有的群體已從經濟危機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并繼續得益，但相當部分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已處于或臨近窘迫的邊緣。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階級”一詞帶有強烈的階級色彩，未來這一色彩將不斷加重。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美國社會內部的分歧在近十幾年不斷加劇，正向分裂轉化，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日益復雜。簡單來說，美國精英階層之間有分化，相互之間產生了利益沖突；同時，美國普通階層之間的利益也日益分化，甚至變為沖突。例如，特朗普代表的一小部分精英階層與大多數精英階層之間存在沖突；代表美國普通民眾的中產階層和中產階層之外的群體之間有沖突；精英階層的主流與普通民眾之間同樣存在沖突，這些沖突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些矛盾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愈來愈難以調和。

　　美國大選反映出美國社會深層依然存在階級階層問題，這個問題在英國等歐洲國家同樣存在，英國發生的退歐運動也是一場工人階級的抵抗運動，英國近年經濟狀況持續不振，階級階層問題再次凸顯。歐洲其他國家也面臨著相同的情形，自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移民問題使歐洲的福利社會難以為繼，各種矛盾持續激化，民眾在價值觀上的分歧日益擴大，呈現不可彌合的狀態。例如，希臘反對財政緊縮的示威和騷亂、法國極右黨派總統候選人出人意料地進入選舉第二輪以及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的游行和罷工等，都使西方國家在應對即將或已到來的社會重大變革時缺乏應對能力，這種能力的缺乏如果積累起來將導致政治、經濟危機頻發，從而最終使得政治制度出現變化。

　　西方政治體制問題的核心在于當經濟繁榮、物價穩定、國家比較富裕時，階級問題往往讓位于那些與生活質量相關的問題，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根本性矛盾——如階級矛盾——有可能被掩蓋、忽略。但當經濟持續出現問題，物價不穩時，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生活質量而是生存問題，原來的小問題和小矛盾有可能激化為階級問題，更易讓人們體會到自己的階級屬性。美國選民的選擇結果、英國退歐運動以及法國的大選，本身就說明經濟因素的變化對社會的影響是持續性的，最終有可能影響到政治領域的動向，但就目前來看，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仍未做好應對這些變化的準備，大部分人對西方政治的思考仍在按過去幾十年來的慣性模式行進。

　　西方政制如今出現的問題可以從中國古代成語中得到答案——時移世易，時代變了，形勢變了，為政者需要在政策、機制等方面做出調整，以適應時代的變化和需要，從而更好地為社會服務，為國家發展服務。如果固守成規、固步自封、固執己見，就有可能導致行為、機制僵化，缺乏應變之手段，不能適應和滿足時代的要求。但調整并不意味著劇烈的變革，那樣往往帶來動蕩，不但未解決好時代需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更進一步導致社會走向不安。而應在時移世易的前提下，在深入思考后，進行穩妥、有節奏的調整，順應大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早已習慣于站在經濟的立場，從經濟角度出發，用經濟思維去分析，把經濟心理代替社會心理、政治心理，而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并不僅僅由一串串經濟發展的數據決定，決定它的最主要的是政治因素、社會因素，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心理和社會心理。那種以為，只要經濟繁榮，人們自然就對政府有向心力的觀點有失偏頗。要不然，很難解釋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為何在經濟繁榮的同時，社會矛盾卻日益激烈，不安的種子在各處埋下。

　　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經過幾百年的上升期和繁榮發展期，以資本主義為主要支撐的西方政治制度對各種社會問題愈發缺少平衡能力。更有人尖銳指出，當前西方這套制度已無法維系下去，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不穩定性將破壞整個西方政治經濟體系的穩定，從而給西方國家帶來一系列久違的各種危機。

　　西方政治制度確實遇到了問題，有問題并不可怕，根據當時社會形勢和未來可能的變化，對體制、機制進行及時的調整，把工作做在前面，未雨綢繆，問題就有可能解決。如果對問題視而不見、回避，不愿做出調整，那本來微小的問題積累起來就有可能演化成危機。17 世紀中期的英國、18 世紀末的法國、19 世紀末的清朝、20 世紀末的蘇聯等都曾遇到過類似的問題、危機，世界范圍內的歷史教訓尤在眼前，以史為鑒并非虛言。

　　也許世界再次來到了十字路口，向哪個方向前進考驗著人們的智慧。

　　注釋

　　①參見［法］埃里克·勒布歇：《世界危機首先是政治危機》，新華網，2011年10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0/c_122135567.htm。

　　②參見羅崗、張維為：《芬納〈統治史〉對實錄》，2014年8月14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8836804/。

　　③王正平主編：《羅素文集》，王正平等，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218頁。

　　④Lively, J., Democracy , New York:St.MartinPress, 1975, p.149.

　　⑤千夜：《就社會主義以正革命之義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二）下冊，北：三聯書店，1978年第2版，第1010頁。

　　⑥［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文集·政》，馮增義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550～551頁。

　　⑦《資本論》第1卷第24章，《馬克思恩格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265頁。

　　⑧《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1986年，第120頁。

　　⑨［法］托克維爾：《論美國民主》英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62～163頁。

⑩［英］馬丁·雅克：《新自由主義之與西方政治危機》，觀察者網，2 0 1 6 年8月3 1日，http://www.guancha.cn/MaDing-YaKe/2016_08_31_372957_2.shtml。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