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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調整好中國的經濟結構必須糾正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態勢

點擊：3248  作者：何干強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發布時間:2017-08-09 12:19:54

 

 

 

　　調整好中國的經濟結構必須糾正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態勢——論公有制在調結構中的基礎地位

 

　　【摘 要】馬克思關于市場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以及所有制對產業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原理，對于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指導價值。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必然弄不清經濟結構失衡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提出調結構的科學方法。要科學地調結構，在理論指導上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要堅決調整所有制結構的失衡，堅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并同時采取多方面的調節措施，包括發揮好市場調節的作用，就能較快糾正目前的產能過剩和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不僅體現經濟的社會形態具有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同時是促進宏觀經濟可持續地穩定運行和發展的基礎。但是，搬用西方宏觀經濟學提出的主張，卻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基礎割裂開來，把宏觀經濟調控從當前的調整經濟結構，與維護公有制經濟基礎割裂開來。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調整好當下中國的經濟結構，必須糾正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態勢，盡快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加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導地位。

 

　　一、搬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的調結構主張存在片面性

 

　　黨的十八大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求“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這有很強的針對性。我國出現市場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等問題，都是經濟結構失衡的表現；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就必須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但是如何才能科學地解決好“重大結構性問題”，理論界認識并不一致。

 

　　搬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研究經濟現實的學者認為，目前經濟結構的失衡表現為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失衡，主要原因在市場體制機制不完善；要解決產能過剩和產業結構失衡問題，應當從市場需求方面或者市場供給方面調整。他們認為，2012年以后中國宏觀經濟連續幾年出現下行態勢，從國際經驗看，這屬于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國家發生的正常現象，但是，要避免經濟增長繼續下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調結構。他們先是搬用凱恩斯主義，從駕馭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角度提出“需求拉動”的調結構對策；在2015年黨中央做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署后，又從供給方面提出調結構主張，代表性觀點主要有三個：

 

　　一是認為經濟“結構”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資源配置的結構”，中國經濟減速最主要的問題是由于“資源錯配”，經濟結構發生了扭曲；第二層意義上的“結構”是“體制機制的結構”。“結構性改革”講的是后一層體制機制意義上的“結構”改革，要通過這種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起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實現第一層含義的經濟結構的優化和供給質量的提高；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直接出手去調結構，而是提供公共品等；采用行政命令方法解決經濟結構扭曲的問題，效果很差，而且往往適得其反。

 

　　二是認為供給側是與需求側的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相對應的。提出了“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概念，認為這“實際上構成了供給側的動力機制，這種動力機制帶有非常明顯的結構性特征”；“供給側”還包括與“物”的供給能力相匹配的、從“人”的利益關系來看的“制度供給”。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以創新引領消費；要提升創新能力，“瞄準惠民生、利長遠的發展項目，創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模式，制度供給的創新成為市場活力迸發的重要引擎”；“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

 

　　三是認為供給側方面結構調整的主要含義是培育獨立的自主經營企業。“最要緊的任務是形成自主經營的、獨立經營的產業主體”；“民營企業活力和企業家精神是供給側的”；企業活力必定主要靠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的增強取決于政府行政干預的減少”。

 

　　上述主張提出完善市場機制體制、擴大市場有效供給、增加生產要素供給數量和質量、增強企業的效率與活力、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等，似不無道理。但是，所談的“結構”，除了“資源配置的結構”屬于產業結構范疇，其余都不直接涉及宏觀經濟結構。

 

　　所謂“體制機制的結構”，這屬于經濟管理制度范疇，并不是經濟結構范疇；顯然不能用解決管理方面的組織關系問題，來替代解決社會再生產各部門之間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所謂調整“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方面的結構，把國內經濟本身的結構和國際經濟關系混為一談，不能用以揭示國內民族經濟各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因而不能用于指導解決產業結構的失衡問題。

　　所謂“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雖然從生產角度值得強調，但是這些都屬于提高生產供給的效率和效益問題，并不能替代宏觀經濟的調結構。

 

　　這些主張具有的共同片面性是，都撇開了公有制基礎來談市場機制與調結構的關系。都不把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所有制結構作為調結構的內容，也并沒有講清經濟結構失衡的原因，沒有提出科學的調結構對策，實屬調結構的認識誤區。

 

　　二、市場調節機制是與所有制關系結合在一起的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撇開所有制談市場機制及其對社會生產的調節作用是片面的。這就有必要從流通的概念談起。

 

　　馬克思揭示出，流通是由生產決定的分配同消費（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之間的中間環節，是無數不同種類、不同社會性質的商品交換關系相互交錯的總和，“是從交換總體上看的交換”。市場就是這種總體意義上交換關系的表現形態。它是全社會商品流通的網絡，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既有共性又有區別的三種流通范疇：

 

　　一是簡單商品流通范疇。這是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與小生產者相聯系的商品流通；與此聯系的市場，可稱為簡單商品交換市場。這種市場的供求關系受價值規律調節。由于自然經濟并不以商品流通為必要前提，這種市場雖對個別生產者有反作用，但是對全社會的生產結構則起不到多少調節作用。

 

　　二是資本流通范疇。這是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獨立價值，采取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三種形態的循環運動過程。無數單個資本流通過程相互聯系，綜合形成了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過程，從商品資本形態的公式W'—G'—W…P…W'可以看出，其流通環節W'—G'—W在形式上與簡單商品流通W—G—W相同，但是內容上則有根本區別：在商品資本W'中包含著剩余價值，而貨幣資本G'＝G＋g，其中G是資本價值，g是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W'—G'不但是資本價值的實現過程，而且是剩余價值的實現過程。因此，作為社會總資本流通環節表現形式的市場，它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P有內在的聯系。正因為如此，這種市場理應稱為資本主義市場，它已成為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前提條件。從流通對生產的反作用角度看 ，它對全社會的生產過程以至產業結構，已具有調節作用。也只有這種作用，才稱得上是一種與社會生產過程相聯系的市場調節機制。顯然，只有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中才形成市場機制范疇。這種市場機制不僅受價值規律調節，而且受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調節，換句話，是受這兩種基本經濟規律相結合的平均利潤率規律調節的。在資本主義市場上，與供求規律聯系的商品（商品資本）的價格已轉化為生產價格。因為這種市場是生產的前提，與生產領域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所以它是與資本主義所有制或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

 

　　三是作為簡單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共性的商品流通一般范疇。這是反映上述兩種流通的共性的范疇。這種共性是客觀存在的，因為資本流通同樣具有簡單商品流通的規定性。資本只有通過執行貨幣一般、生產一般和商品一般的職能，才能執行資本自行增殖的職能；只有通過遵循價值規律的運動，才能達到實現追求剩余價值的目的。這種共性顯然不包括資本的生產過程，從而也不包括所有制或生產關系的規定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有商品流通一般含義上的市場一般范疇，但是不能說存在簡單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共性含義上的市場機制一般，因為如前所述，簡單商品流通并不具有調節全社會生產的作用機制。

 

　　不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形態出現之后，卻產生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共性的市場經濟機制一般。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同樣是商品生產普遍化的經濟形態。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中，公有制的生產資料依然要通過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交換進入生產過程，從而依然要以價值體的形態運動，也即還要采取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的“資本”（簡稱“公本”）的形態運動。這樣，在私有制資本和公有制公本之間就形成了資本一般范疇。從社會的角度看，也就形成了與社會再生產過程相聯系的社會總資本一般的流通環節，以及作為這種流通環節表現形式的市場一般范疇。這種市場一般是商品生產普遍化的社會化生產過程的前提，因而它作用于社會再生產過程，這就形成了市場機制一般。當然，這種市場機制一般是一種理論上的抽象。

 

　　可見，理解商品生產普遍化的社會的市場，不應當撇開社會總資本一般的流通環節，只把它理解為商品流通一般含義上的市場一般。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市場時曾指出，“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因此，商品生產普遍化的社會的市場，是商品流通一般和資本流通環節的統一，是流通領域的市場一般和體現生產關系的總資本或總公本的流通環節的“總表現”。也因此，理解現實社會的市場機制，不應當撇開與市場相結合的生產過程的所有制性質，應當認識到，它要么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機制，要么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機制。而不同的所有制基礎決定了市場機制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必然具有顯著不同的歷史特征。

 

　　三、所有制是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作用的基礎

 

　　市場機制一般是通過市場供求關系對生產過程，從而對產業結構起調節作用的。唯物史觀認為，生產決定流通，流通對生產具有反作用。市場供求關系的調節作用本質上是流通對生產的反作用。市場供求狀態，不過是宏觀經濟在流通領域的表現形態。停留在供求關系層面看市場和市場機制，只能看到“感覺到了的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正是由此形成了對資本主義市場供求機制的認識。馬克思針對這種“膚淺”性強調，“在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得到說明以前，供求關系絕對不能說明什么問題”。

 

　　“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是什么？對這個問題，馬克思指出：“在簡單的買和賣上，只要有商品生產者自身互相對立就行了。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供求還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這些階級和階層在自己中間分配社會的總收入，把它當作收入來消費，因此造成那種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為了理解那種由生產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這里包含兩層基本意思：

 

　　其一，不同階級的相互關系及其階級地位，這是資本主義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作用的基礎性原因。這是因為，“‘社會需要’，就是說，調節需要原則的東西，本質上是由不同階級的相互關系和它們各自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價值和工資的比率決定的，第二是由剩余價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潤、利息、地租、賦稅等等）的比率決定的”。不難理解，“全部剩余價值和工資的比率”（即剩余價值率）越高，全社會資本家等剝削階級在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產品（全社會新創造的價值）中占的比重就越多，即在“社會的總收入”中占的比重就越大，雇傭勞動者階級在其中占的比重就越小。既然不同階級的收入構成的總收入都要作為有購買力的需求投入市場，那么，市場有購買力的總需求就勢必有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部分，雇傭勞動者階級的需求只占很小部分，資本家等剝削階級的需求就占很大部分。前者只對必要的個人消費資料形成需求，而后者的收入既要用于個人消費資料（其中包括奢侈品）需求，還要用于擴大再生產的追加生產資料商品的需求，所以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就會在市場總需求結構上表現為全社會對生產資料商品需求、奢侈品需求相應增大，必要消費資料商品需求相應減少。在“利潤、利息、地租、賦稅等等”的比例中，利潤是職能資本家直接剝削并實現剩余價值的收入；利息、地租是非職能資本家（銀行家）和土地所有者等食利者階級以各種方式分享剩余價值的收入；稅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在這些收入中，職能資本家利潤占的比重越大，扣除自己個人消費的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的部分越大，這在市場需求上就會表現為全社會對生產資料的商品的需求增大。可見，不同階級的相互關系和他們各自的經濟地位確實決定著市場的總需求和總需求的基本結構。

 

　　其二，社會再生產各產業部門的分工比例關系或產業結構是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作用的另一基礎性原因。關于這一方面，有必要弄清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的含義。這可以從馬克思的另一段論述得到啟發，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進行直接剝削的條件和實現這種剝削的條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僅在時間和地點上是分開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開的。前者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關系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這就是說，資本主義過程的全貌，包括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直接生產過程和使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流通過程，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這兩個環節在時間和地點上是分開的，在生產環節，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剝削只受社會生產力的限制，而在流通環節，即在剩余價值得以實現的市場關系中，則受“生產部門的比例關系”和有購買力的“社會消費力”的限制。有購買力的“社會消費力”，也就是上述不同階級的相互關系和他們各自的經濟地位造成的市場需求，包括生產消費對生產資料商品的需求和個人消費對個人消費資料的需求。“生產部門的比例關系”，也就是商品生產者的社會分工比例關系或產業結構關系，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的另一重要方面。

 

　　綜合上述含義，可以把資本主義市場供求關系借以發生的基礎歸結為兩個基本因素：一是不同的階級和階層對社會總收入的分配關系，也就是生產關系或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二是資本主義整個生產過程決定的生產者自身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就是生產者之間的社會分工比例關系，以及其固定資本補償的比例關系、社會擴大再生產中貨幣積累和實際積累之間的比例關系等（以下統稱社會分工比例關系）。這兩方面的基本因素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供求關系的表現形態。后一種因素社會分工比例關系或產業結構關系具有社會化商品生產的一般性；而前一種因素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系，這體現了資本主義供求關系的特殊性，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供求關系的本質。這種本質的突出表現就是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會經常出現不平衡，并必然發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可見，在這兩種因素中，所有制又對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起能動的決定作用。由于生產資料所有者是生產過程的控制者、指揮者；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狹義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因而它不但對商品流通的供給與需求起基礎性作用，而且對作為廣義生產關系另一層面的社會分工比例關系也會起決定作用。

 

　　馬克思關于市場供求關系借以發生作用的基礎，以及所有制對產業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原理，對于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指導價值。既然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對產品分配關系起決定作用，又對社會分工比例關系起制約作用，這些作用是通過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能動作用進行的，因此，它是在整個宏觀經濟形態中起能動作用的基礎層面。

 

　　四、私有制為基礎的宏觀調控不可能科學地調結構

 

　　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指出這種固有的基本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必然發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原因就在于：

 

　　從擴大的商品流通一般或市場一般來看，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決定了“在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資料在社會不同勞動部門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發揮著自己的雜亂無章的作用”，使社會分工形成“無政府狀態”。這就必然使宏觀經濟不斷面臨產業結構失衡的威脅，只有通過危機的爆發，才能使各產業部門形成符合價值規律要求的比例關系。

 

　　從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總資本的流通環節來看，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社會收入分配關系必然造成兩極分化，導致社會大多數人有購買力的“消費力”變得十分有限；而資本家階級為了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的最大化，則不斷地將產品價值投入市場，形成不斷增長的市場供給，這就使大量的商品因市場缺乏購買力而無法實現其價值，導致生產供給和市場有購買力需求的失衡。

 

　　馬克思的上述理論邏輯是經得起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檢驗的。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并付諸實踐。為何仍然爆發周期性的危機乃至世界性的金融經濟危機？根源就在于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這里不妨簡要梳理一下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調控的四種理論：

 

　　一是凱恩斯主義的調結構理論。 凱恩斯主義是以凱恩斯的宏觀經濟思想為基礎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理論，提出駕馭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來調節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從理論上看，它不懂勞動的二重性，只從價值角度調結構，看不到生產領域的使用價值角度的產業比例關系；從宏觀調控的實踐主張上看，它貫徹斯密教條，只從總收入的流通出發，即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說的∑v＋m的流通出發，卻丟掉了社會再生產中最重要的不變資本∑c如何補償的問題。這就決定了凱恩斯主義的非科學性。尤其不可忽視的是，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理論是以保證私人企業的利潤，也就是以鞏固私有制經濟基礎為前提的。凱恩斯十分明確地認為：“就業量取決于企業家對該就業量的產品所預期的賣價。因為企業家會致力于把就業量維持在能使預期的賣價超過要素成本的部分為最大的水平。”可見，他所謂增加就業的條件是“根據最大利潤來決定”的；“就業量決定于總需求與總供給函數的交點”的所謂充分就業，是以資本家的“預期利潤會達到最大化”為前提的；也就是以維護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最大化為前提。這種理論以維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為前提，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調整經濟結構，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基本矛盾。

 

　　二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自動調結構理論。新自由主義是與凱恩斯主義對立的西方經濟學派，它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認為只有私有制經濟才是有效率的經濟，才能使市場機制起作用，宣揚只有沒有干預的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才能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其實，自發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只能事后促進產業結構的平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出，商品流通一般的內部矛盾就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全社會分工或各產業部門之間形成一定比例關系，但是企業自主生產決策和自發的市場交換并不能預先適應這種客觀要求。盡管說，自發的市場機制能使市場價格趨向市場價值，但是絕不應當忽視，它最終只有通過爆發經濟危機，才能事后迫使產業結構服從價值規律的調節，使宏觀經濟實現一段時間的暫時平衡。這種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經濟結構論，無異于放任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對社會生產力的定期破壞。

 

　　三是西方供給學派的調結構理論。供給學派主張降低稅收來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但是，在產業結構已經失衡的情況下，降稅只能起減輕企業成本負擔的作用，對于私有制經濟來說，這有利于維護私人企業主的利益。然而，由于降稅同時涉及社會的所有企業，這就不能改變由企業構成的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同時，降低企業稅收，勢必降低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節是不能沒有財政支出的，尤其在國家財政負擔較重，甚至仍有赤字的情況下，普遍地降稅反而降低了國家實施財政政策調結構的能力。可見，這種主張并不能對調整經濟結構起積極作用。習近平專門批評了一些人把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給學派的錯誤觀點，這是很及時的。

 

　　四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宏觀經濟調節理論。民主社會主義屬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經濟思想，主張發展混合經濟，但是不改變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從宏觀經濟方面看，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國家對經濟進行控制和干預，對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權實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通過高稅收，推行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對社會產品進行再分配來推行階級合作，消除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矛盾，因此，可以把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簡稱為“維護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問題在于，不改變私有制經濟基礎，就無法消除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也不能真正控制市場機制的自發性；而實施高福利政策，國家財政支出過重，必然入不敷出，不能持續。2014年有一本西方流行的書《21世紀資本論》， 受到中國理論界關注。該書作者法國學者皮凱蒂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貧富分化持批評態度，相對那些認為貧富差距是經濟有效率的動力的資產階級學者，有一定進步性；但是，他的經濟思想和方法卻仍然屬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范疇。他是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立場上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他所提出的消除貧富分化積弊的方法，主要是從再分配關系（如稅收方面）上做文章，并沒深刻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個經濟基礎的嚴重弊端和腐朽性。在唯物史觀看來，改良主義只能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隔靴搔癢”，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總的來看，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以拜物教觀念和私有制天然合理的觀念看待宏觀經濟。它看不到宏觀經濟一般的結構包括商品流通一般、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的社會分工、人與自然的關系和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結構關系（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關系）這五個基本經濟層面的結構關系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聯系；片面地把產業結構視為第一、二、三次產業之間的結構，混淆了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它只從物的方面看“資源配置的結構”，看不到其背后是人們在社會總勞動中的社會勞動分工關系；看不到在產業結構中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既要滿足相互之間的實物補償，又要滿足相互之間的價值（社會勞動）補償；看不到經濟結構中的所有制層面與產業結構層面是不可分離的；它更看不到體現生產關系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是經濟結構中具有能動性、對其他經濟層面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性層面。因此，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必然弄不清經濟結構失衡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提出調結構的科學方法。

 

　　總之，只要私有制基礎不加改變，即使有宏觀經濟調控，也必然無效。原因就在于，即使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產生宏觀經濟調控和“國家計劃”，只要并未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經濟機制的主動輪就仍然是剝削階級。在現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資本更為集中，極少數人與絕大多數人的對抗性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即便統治階級用國際剝削的超額利潤來緩和國內階級矛盾，搞福利制度，也不可能避免危機爆發，還會使經濟危機越來越加重。要科學地調結構，在理論指導上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五、科學地調結構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

 

　　根據馬克思關于所有制和生產領域的社會分工形成市場供求關系基礎的基本原理就可以得出，在我國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現階段，如果在所有制結構中削弱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讓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所占比重超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范圍，而對所有制結構的這種不良變化又不及時加以調整，那么，宏觀經濟就會發生與資本主義經濟同樣性質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乃至發生不應有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危機。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不應忽視，目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經存在公有制主體地位嚴重削弱的態勢。到 2013年末，我國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在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的第二、第三次產業9個行業（從業人員占所有行業的91.5%）中，按加權平均計算的占比計算，只占7.5%；如果把“股份制和其他企業”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資本控股（實際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只占25.5%。從馬克思關于所有制是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個本質特征來看，可以判斷，在我國第二、第三產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已經不占主體地位。這正是我國產業結構失衡從而市場供求關系失衡的最深層原因。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產業結構失衡情況來看，它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情況下發生，還是在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的情況下發生，兩者有顯著的不同。在公有制主體地位比較穩固的情況下，產業結構失衡有的是因政治運動對經濟工作的干擾，有的是因指導思想發生“左”的冒進；一旦發生，能夠在較短時間內（2—3年）糾錯，能夠使產業結構較快地恢復平衡。但是，在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的情況下，盡管國家政府一直強調要調整產業結構，并持續多年采取措施，效果卻仍然不明顯。原因就在于，私有制經濟成分比重超過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允許的界限，與生產社會化形成的矛盾就顯示出來，從而對宏觀經濟發生負作用的程度已經嚴重加大。這種矛盾導致了市場供給的自發性加大，從而對產業結構發生失衡的作用力加大；導致了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由此引起市場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能適應市場供給的失衡程度加大，這又引起市場產品過剩，導致產業結構方面的產能過剩。因此，只要沒有把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恢復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最低限度，就難以控制私有制經濟對宏觀經濟造成的負作用，也就不能有效地糾正產業結構的失衡。

 

　　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只有鞏固和逐步擴大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尤其是壯大作為國民經濟主導力量的國有經濟的比重，才有可能避免宏觀經濟出現結構失衡的后果。這是因為，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為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調結構創造了前提條件：

 

　　一是公有制為主體決定了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按勞分配為主體。這就使得私營經濟造成的收入兩極分化現象，只在有限的社會范圍內存在。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還只能體現在各公有制企業內部，因而同樣的勞動者在不同企業收入會有差距，但是這畢竟消滅了剝削關系的收入差距。因此，從全社會看，這就有條件避免收入兩極分化，保證市場有購買力的需求與生產的供給同步增長。

 

　　二是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使全社會能夠形成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目標。由此出發，就能夠自覺遵循公正無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指導，來制定宏觀經濟調控計劃和措施，有條件克服狹隘的私人利益造成的主觀性和片面性，也有條件克服工作中出現的失誤；從而遵循價值規律、社會擴大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和與生產目的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從生產和流通兩方面的結合上，從社會總產品的使用價值結構和價值結構兩方面來制定具有預測性的宏觀經濟發展計劃，調節社會再生產的比例關系或產業結構。努力做到從國情出發，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堅持經濟發展速度以產業結構平衡為前提，并把按比例發展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

 

　　三是作為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有經濟科技力量強，具有市場競爭優勢。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中心把它作為調結構的“抓手”，一方面，及時掌握和利用流通領域的市場供求信息，把握生產領域經濟結構的變化動態，另一方面可以促進國有經濟逐步壯大的條件下，控制和調整好國有經濟的整體結構，以此控制具有自發性的其他經濟成分，從而把市場機制固有的自發性控制在宏觀經濟結構不被破壞的范圍，避免市場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出現大的失衡，使宏觀經濟運行在按比例發展的軌道上。

 

　　當然，上述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為調結構提供的前提條件，還只是一種有效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可能性。要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還要求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中心發揮好主觀能動性，在實踐中克服各種困難，創造性地采取具體政策和措施。只要堅決調整所有制結構的失衡，恢復和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并同時采取多方面的調節措施，包括利用好市場調節的作用，就一定能較快糾正目前出現的產能過剩和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來源：“毛鄧理論研究”微信公號，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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