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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據說中國一旦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就說明中國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使用了不公正手段取得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優先地位，因而美國就有理由對中國實施進行嚴厲經濟制裁。這就給善良的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國家政府是不應當對匯率進行控制的，否則就會成為所謂“匯率操縱國”。其實，反對國家控制匯率，這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學歷來的主張，是為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優勢地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服務的。

作者按語：

一段時期以來，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一個新名詞即“匯率操縱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美國先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然后又不得不取消。據說中國一旦被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就說明中國在國際經濟關系中，使用了不公正手段取得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優先地位，因而美國就有理由對中國實施進行嚴厲經濟制裁。這就給善良的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國家政府是不應當對匯率進行控制的，否則就會成為所謂“匯率操縱國”。其實，反對國家控制匯率，這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經濟學歷來的主張，是為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居于優勢地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服務的。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御用工具，更是鼓吹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匯率市場化，反對國家干預匯率。那么，國家政府究竟是否應當控制匯率?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作者研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匯率理論，撰寫了下面的論文。

本文認為，任何國家為了維護本國民族經濟整體利益，都有必要遵循國際價值規律，結合當代使用紙幣的匯率的特點，對匯率進行控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絕不應當被美國所謂“匯率操縱國”這根打著維護公平的幌子、搞經濟霸權主義的大棒所嚇倒，而應當理直氣壯地堅持對匯率的科學控制。

內容提要：我們要正確認識匯率現象，惟有堅持應用馬克思揭示的匯率及其變動的科學原理和方法。以國別紙幣的關系來表現匯率，這是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強加于世界各國的經濟形式;它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并不體現歷史的進步。當代紙幣條件下的匯率關系，實質上是與相關國家從本國利益出發的干預或控制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匯率關系的新的歷史特征。那種把匯率交給國際市場來決定的主張，只會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利。在紙幣條件下，要確定國別之間的公平匯率關系,仍應當弄清一定單位的國別紙幣包含多少國際價值，還是要比較兩國一定單位國別紙幣的含金量;國家對匯率的控制，必須從引起國際支付差額的多種因素入手。控制匯率的目標,應力求匯率價格關系趨向匯率的本質關系。

作者：何干強 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匯率及其變動是國際經濟關系的一種重要現象。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的擴大，匯率變動對宏觀經濟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從而越來越引起經濟學界的關注。不難發現，一段時間以來，在研討現實經濟中的匯率現象和國家的匯率政策時，相當多的學者主要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據，極少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作為方法論指導。這與一種認識誤區有關，即認為《資本論》只能用以指導研究經濟本質關系層面的問題;而研究經濟現象層面的問題，就不能不應用西方經濟學。其實，唯物辯證法揭示出，只有理解了事物的本質，才能從本質到現象的聯系上認識事物的真相;否則，就只能膚淺地描述事物的表層現象甚至假象，不能從內在聯系上全面、正確地認識事物。西方經濟學的匯率理論就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而《資本論》的匯率理論則滲透著唯物辯證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正確認識紙幣條件下的匯率現象，為國家調控匯率提出科學建言，惟有堅持應用馬克思揭示的匯率及其變動的科學原理和方法。本文擬就此談些認識，參加學界研討。

一、匯率及其變動原因

1.用勞動價值論認識匯率的本質關系。在《資本論》中文譯本中，匯率被譯為“匯兌率”、“外匯率”[①]。詞義是一樣的。人們一般認為，匯率是不同國家的貨幣在一定時點相互兌換的比例關系。這是對匯率現象的直觀描述。《資本論》對此并無異議;但是，對這種比例關系的本質及其變動的原因，則給出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至今也不明白的科學回答。

《資本論》是在世界經濟史上各國采用貨幣金本位時期，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貨幣理論為基礎，來揭示匯率這種國際貨幣兌換關系本質的。這種關系可以用馬克思揭示的商品交換的簡單價值形式來表現，即：A國的貨幣單位= (m/n)B國的貨幣單位，等式兩邊相等的基礎是價值量相等，m/n就是A國的貨幣單位與一定量B國貨幣兌換的匯率;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表現，n/m是B國的貨幣單位與一定量A國貨幣兌換的匯率。這個等式兩邊相等的國別貨幣包含的價值量，不應是國別貨幣所含的國別價值，而應當是以“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來衡量的“國際價值”。[②]而“國際價值”的貨幣表現，則是世界貨幣。這是因為，每個民族國家的國別貨幣只能在本國流通，當今除極少數國家使用別國的貨幣作為國內法定流通的貨幣之外，通常國別貨幣在法定貨幣名稱、計量單位方面都具有與別國不一樣的“地方形式”，所以，世界商品流通即世界貿易只能使用各國都承認的、具有“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購買手段和一般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執行職能”的貨幣，即“世界貨幣”。[③]

在金本位時期，世界貨幣的物質承擔者主要是黃金(如果是銀，要折合成黃金計量)。馬克思指出，“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地作為這樣一種商品執行職能，這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實現形式。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④] 因此，世界貨幣是商品價值的最一般的表現形式。由于在金本位時期的不同國別貨幣可以比較的“國際價值”是用貨幣的黃金含量來表現的，所以，可以用兩國貨幣的含金量的比例關系來表現匯率。這種國別貨幣含金量之間的比例關系，就是通常所說的匯率平價的本質關系。可見，根據勞動價值論，正是國別貨幣包含的國際價值或者說含金量決定匯率的數量關系。當然，實際經濟現象中的匯率是受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影響的，這會使對一國(例如A國)而言的外匯價格(B國貨幣表現)高于或低于這個平價。

2.匯率變動的原因。理解匯率變動，應當區分兩種含義，一是指國別貨幣之間本質關系含義上的變動，一是指外匯價格含義上的變動。人們直接感受到并且通常所說的，主要是后一種含義的變動。而正像弄清了價值的變動才能弄清價格的變動一樣，只有理解了前一種含義的匯率變動，才能弄清后一種含義的匯率變動。關于外匯價格含義上的匯率變動，馬克思從本質到現象做出了綜合的分析。

他明確指出，“外匯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發生變化：1.一時的支付差額。不管造成這種差額的是什么原因——純粹商業的原因，國外投資，或國家在戰爭等等場合所做的支出，只要由此會引起對外的現金支付。2.一國貨幣的貶值。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紙幣都一樣。在這里匯兌率的變化純粹是名義上的。如果現在1鎊只代表從前代表的貨幣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會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3.如果一國用銀，一國用金作‘貨幣’，那末，在談到這兩國之間的匯兌率時，這種匯兌率就取決于這兩種金屬價值的相對變動，因為這種變動顯然影響這兩種金屬的平價。”[⑤] 這段論述揭示了引起外匯價格含義上的匯率變動的兩個基本因素:

一是由商品進出口、國際投資和其他場合需要支付等原因引起的貨幣(黃金)國際支付差額，由于這種差額，一國就會與另一國兌換貨幣，以便進行支付。這種差額會引起外匯供求關系的變動，從而引起一國外匯價格的變動。

二是有關國家貨幣的含金量的變動是引起匯率平價變化的重要因素，這段話的第2、3點強調的都是,匯率的基礎或匯率平價的變動，是由參加國際支付兩國的國別貨幣包含的國際價值量或含金量(用黃金表現的價值)決定的。

現實的外匯價格含義上的匯率比價是上述因素綜合形成的，就是說，在匯率基礎或匯率平價確定之后，實際匯率是受第1點引起的外匯供求關系影響確定的。如果A國對外匯(B國貨幣)的需求大于供給，外匯價格就會上漲;反之，就會下跌。恩格斯在編輯《資本論》關于匯兌率章節的插入語中，對此做了明確的闡釋：“眾所周知，匯兌率是貨幣金屬的國際運動的晴雨計。如果英國對德國的支付多于德國對英國的支付，馬克的價格，以英鎊表示，就會在倫敦上漲;英鎊的價格，以馬克表示，就會在漢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國多于德國的這個支付義務，比如說，不能由德國在英國的超額購買來恢復平衡，向德國開出的馬克匯票的英鎊價格，就必然會上漲到這樣一點，那時不是由英國向德國開出匯票來支付，而是輸出金屬——金幣或金塊——來支付變得合算了。這就是典型的過程。”[⑥] 意思是，如果在英國和德國的國際經貿關系中，英國要向德國支付差額(償還欠款)，就要用本國英鎊兌換外匯(德國的馬克)來支付給德國，這時候，相比在兩國支付平衡時，對馬克的需求大于馬克的供給，馬克外匯在英國就會上漲，也就是外匯馬克的英鎊標價會提高，要用較多的英鎊才能兌換到一定量馬克。而在德國正好相反，由于德國對英鎊外匯需求降低，那么外匯英鎊的馬克標價就會下降，用較少的馬克就可以兌換到一定量英鎊。在金本位時代，對于英國來說，如果英國對德國支付的差額不能由德國對英國新的支付(例如“在英國的超額購買”)來恢復平衡，那么英國對德國的支付差額就會導致馬克外匯的價格在英國持續上漲，如果外匯價格上漲超過了匯率平價的一定點，由外匯價格大于外匯價值而造成的英國購買馬克外匯所付出的英鎊就過多了。由于每個英鎊含一定量的黃金，這種過多也就意味著為了兌換馬克，英國支付給德國的黃金過多了，還不如直接用黃金支付(包括輸出黃金的運輸費)給德國，來恢復兩國之間的收支平衡劃算了。這就引起了世界貨幣黃金從英國向德國流動。可見，金本位時代，匯率變動可以表現出世界貨幣在國際之間的運動方向。這就是為什么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指出，“匯兌率是貨幣金屬的國際運動的晴雨計。”

3.在理解匯率時應當區分一些概念。根據馬克思關于匯率變動的論述，理解匯率，就需要區分以下概念：

首先，要區分匯率本質關系與匯率價格關系。如上所述，匯率本質關系是兩國貨幣所含國際價值的比例關系，這種比例關系在國際收支平衡時也存在，它不會引起世界貨幣在兩國之間流動，因為兩國支付關系是平衡的，可以通過國別貨幣的兌換來平衡支付。而外匯價格的上漲或下降則是國際收支存在差額的表現。這種差額是引起世界貨幣在國際間流動的真正原因，否則，就不需要把國別貨幣換成世界貨幣從一國流向另一國。

其次，應當把外匯價格的升降變化與國別貨幣價值本身變化引起的匯率變化區分開來。因為前者是受多種因素造成的外匯供求關系影響而形成的，如馬克思所述，國際支付差額由商品進出口、國際投資和其他場合需要的支付，以及貨幣價值本身的變化等因素綜合引起的國際支付差額造成的。而后者指的是國別貨幣本身含金量的變化引起的。所以，嚴格說來，通常把外匯價格上升(如本來1美元=6.2人民幣元，現在1美元=6.9人民幣元)說成外匯的價值“升值”，或者把外匯價格下降說成外匯的價值貶值，這種表述是不科學的，因為這混淆了外匯的國際價值和外匯的價格。

第三，應當把國際收支差額引起的世界貨幣的流動與資本的國際投資流動區分開來。前者是世界貨幣的運動，在這種運動中，世界貨幣被用于支付兩國間的國際收支差額，執行支付手段的貨幣職能。而后者是資本的運動，是一國的一定量以國際價值計量的資本以貨幣資本形式或以實物形態的生產資本形式向別國投資，執行資本增值的職能。這兩者在性質上顯然是不同的：前者是世界貨幣執行支付手段職能，后者是一國的資本在國際增值運動中執行貨幣資本或生產資本職能。當然，這兩種流動也是有一定聯系的，當國際投資流動影響到國際收支差額的變化，就會引起外匯價格的變化，從而引起世界貨幣流動。

第四，應當把貨幣資本輸出對匯率的影響和實物資本輸出對匯率的影響區分開來。在金本位時代，黃金是貨幣制度的基礎，一國輸出貨幣資本，這意味著國際支付差額已經導致不能用A國貨幣兌換B國貨幣(外匯)的方法，向B國輸出B國貨幣形式的資本，而只能用世界貨幣黃金直接輸出，而這種輸出會直接引起國際收支差額的變化，從而會直接引起外匯價格關系的變動。而實物資本輸出，例如A國直接輸出鐵軌形態的資本到B國，由于這是投資，不是出售商品, B國不需要立刻向A國支付貨幣，這就不會直接使國際支付差額發生變化，因而也就不會直接引起國際收支差額變化從而匯率的變化;除非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投資的利潤收入，引起了國際間支付差額的變化，才會間接地引起匯率的變化。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這兩種影響混為一談的錯誤。[⑦]

以上的區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指導意義。雖然現在世界各國的貨幣已經不再實行金本位，而是使用紙幣，但是，在研究國家之間的匯率變動時，仍然應當遵守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論、貨幣理論和資本理論，尤其不能忽視《資本論》揭示的，在商品生產社會，市場流通包括資本流通和貨幣流通，這兩種流通具有共性、聯系和區別;[⑧] 在國際經濟關系中，這兩種流通，表現為國際商品流通和國際資本流通，而這兩方面的運動變化，都會在國際之間的匯率變動中表現出來。只有遵循這些基本原理，才能理解匯率關系的本質，避免把外匯價格關系與國別貨幣價值關系混為一談;在分析匯率變動原因時，才能深入分析引起國際支付差額的多種因素，避免把世界貨幣的國際流通與資本一般的國際流通混為一談。

二、走出匯率與利率、價格關系的認識誤區

1.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認識誤區。從以上引用的《資本論》有關論述可以知道，在宏觀經濟運動中，匯率變動或外匯價格變動主要涉及國別貨幣的國際價值含量的變動、商品進出口、國際投資和其他場合需要支付世界貨幣這些因素，這些因素是通過引起國際支付差額的變動，來影響的匯率變動的。《資本論》揭示的這些原理，與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把匯率變動與利率、商品價格水平等因素直接聯系起來，有明顯的不同。確實，在市場經濟中，利率、商品價格水平都是影響面很廣泛的經濟因素，如何看待這些因素與匯率變動的關系呢?西方宏觀經濟學的關于這些因素之間存在數理分析原理正確嗎?在發展開放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不能回避這個重要議題的。其實，如果研讀《資本論》，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誤區，馬克思當年就認真地對待過，并給出了科學的分析。馬克思揭示出，匯率和利率、商品價格水平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只有綜合宏觀經濟的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多種因素，研究這些因素對國際收支差額的影響，才能真正弄清匯率變動的原因。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離開勞動價值論的科學基礎來看匯率，他們不懂得貨幣的本質;不懂商品流通與資本流通的區別，不懂借貸貨幣資本與工商業職能資本的區別，因而弄不清匯率關系的本質和匯率發生變動的真正原因，而把影響宏觀經濟運動但是與匯率變動并無因果關系的一些因素，牽強地聯系起來。當時有位叫威爾遜的英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國內商品過剩會引起價格變動，價格變動會影響利息率;而利息率變動又會影響匯率變動。[⑨]他把商品價格變動、利息率變動和匯率變動看成是一串因果鏈。馬克思對威爾遜的錯誤從理論上進行了深入地批判。

2.深刻理解馬克思的有關科學經濟思想。先看商品價格和銀行利息率是否有因果關系?馬克思指出，“利息率和商品價格各自進行著完全獨立的運動”[⑩]。這是因為，影響銀行利息率變動的，是對借貸貨幣資本的市場供求關系，涉及的是資本流通關系;而影響商品價格變動的，是價值規律和商品的市場供求關系，涉及的是商品流通關系。資本流通與商品流通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經濟關系,他們雖有一定聯系，但是并不是互為因果關系。換句話說，借貸貨幣資本的供求關系與商品供求關系之間，并不存在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系，因而銀行利率變動和商品價格變動之間，也不存在直接關聯的因果關系。

再看銀行利息率和匯率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馬克思指出，“利息率會影響匯兌率，匯兌率也會影響利息率，但匯兌率變動時，利息率可以不變，利息率變動時，匯兌率也可以不變。”[11] 這就是說，一國利息率變動雖然會引起的對國內外貨幣投資量的變動，但是這是否會影響匯率變動，則要做具體分析：如果影響到國際支付差額變動，就會影響匯率變動;而如果沒有影響國際支付差額變動，就不會影響到匯率變動。另一方面，匯率變動對宏觀經濟因素有反作用，這也要具體分析：匯率變動在金本位的條件下，如果影響到國家銀行的金屬儲備的變動，就會引起銀行利息率的變動;而如果沒有影響到國家銀行的金屬儲備的變動，就不會引起利息率的變動。因此，引起利息率變動的是國內貨幣借貸資本的供求關系，引起匯率變動的是國際支付差額的變動，這兩種變動彼此也具有相互獨立性，他們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才間接地存在著聯系。

3.不能照搬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主觀設計的有關數理模型。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有關錯誤觀點的批判，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因為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仍然不能區分貨幣和貨幣資本，不能區分貨幣信貸和貨幣資本的信貸。[12] 他們認為國內貨幣量的需求“負向地取決于利率”，貨幣周轉率(即貨幣流通速度)被“假定為利率的增函數”;于是根據一定的假定條件，就在銀行利率(與貨幣供應量、貨幣周轉率相聯系)、匯率和商品價格之間建立起體現“經濟機制”的數理模型，他們根據中央銀行管理的匯率體系的不同，或者把貨幣供應量看作匯率的函數，或者把匯率看作貨幣供應量的函數，由此說明匯率、貨幣需求量、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13] 其實，由于他們建立的有關數理模型，看不到匯率與國際收支差額之間的內在聯系，所以，這不過是他們用主觀設計替代實際經濟關系的產物，并不能反映現實宏觀經濟因素之間的客觀聯系。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針對威爾遜的錯誤進行的分析，應當成為我們認清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有關謬誤，積極探索匯率與宏觀經濟運動內在聯系的科學方法論指導。

三、紙幣條件下的匯率本質關系

1.《資本論》關于匯率及其變動的原理并未過時。《資本論》揭示的關于匯率本質關系及其變動原因的論述，可以簡要地概括為兩條方法論原理：其一，國別貨幣中包含的國際價值是相關國家之間匯率的本質關系的物質基礎。其二，國家之間的國際收支差額變動，是引起相關國家之間的匯率變動的原因。

當今世界各國已使用紙幣形態的貨幣;在國際貿易中，也不再直接使用黃金作為世界貨幣來執行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職能。那么，馬克思在金本位時代闡述的上述方法論原理是否已經過時?這是不能回避的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盡管當今世界各國的商品品種復雜，面廣量大，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但是，這并沒有改變它們的商品性質，沒有改變“商品本性的規律”[14]仍然是馬克思揭示的價值規律;盡管各國廣泛使用紙幣，在國際商品交換中作為中介的“世界貨幣”職能已經由紙幣來充當，但是并沒有改變“紙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15]這一紙幣流通的客觀規律。正因為如此，決定國別紙幣之間匯率相互兌換比例關系基礎的，本質上依然是單位國別紙幣包含的用“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來計量的國際價值量;引起外匯市場供求變化的依然是相關國家的國際支付差額。只不過在使用紙幣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匯率關系的現象與本質之間，中介因素更多、更復雜了，例如增加了國別紙幣有可能通貨膨脹這種因素。所以，在研究匯率的時候，應當考慮現象與本質之間的諸如通貨膨脹這些中介因素，力求撇開它們的干擾，弄清國別紙幣所含的國際價值量;也只有這樣，才能公平地結算國際支付差額，并進一步分析引起這種差額的各種因素，從而把握匯率變動的真正原因，為國家科學調控匯率提供依據。因此，《資本論》關于匯率及其變動的原理并未過時。

2.紙幣條件下匯率關系的由來和特征。有人可能會說，當代紙幣匯率制度已經大勢所趨，不可逆轉，不可能再回到馬克思時代的金本位匯率制度了。其實，說《資本論》關于匯率及其變動的原理沒有過時，絕沒有要倒轉歷史的意思，而是說，我們應當依此為科學指導，弄清當代使用紙幣條件下的匯率關系的本質，這將有利于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采取科學的方法指導匯率的宏觀調控。

不能忘記，當代的所謂“黃金非貨幣化”，是從頭號帝國主義國家美國開始的。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嚴重經濟危機。與此相關，1976年8月，美國被迫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國內貨幣制度從貨幣金本位制轉為“抵押發行”制，即用虛擬資本作抵押來發行紙幣美元。同年，由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牙買加協定》，規定完全停止國際貿易的金本位制，該協定于1978年4月正式生效。從那以后，因為紙幣美元屬于“硬通貨”(這由美國經濟實力強于其他國家所決定)，世界上的多數國家以紙幣美元作為制定匯率和國際支付結算的依據，于是紙幣美元就開始在相當大程度上充當起“世界貨幣”來。由美元紙幣充當世界貨幣，這是違背馬克思關于只有貴金屬金(或銀)才能承擔世界貨幣這個科學原理的。可以說，被迫放棄用貴金屬作為世界貨幣，而以國別紙幣的關系來表現匯率，這是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強加于世界各國的經濟形式;它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并不體現歷史的進步。由于失去了由黃金表現世界貨幣的國際價值這種客觀要求，這導致了不同國別的紙幣究竟含多少國際價值量的難以確定,造成了國際匯率關系出現不統一、不公平的混亂狀態。

這種匯率關系的不統一表現在,由于國別紙幣究竟包含多少國際價值，失去了會金屬這種確定的表現。于是，各國只好憑經驗，以一些發達國家的“硬通貨”紙幣來表現與本國紙幣的匯率關系。目前有的國家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的國家實行的是用由多種貨幣分別按一定的權重所構成的一組貨幣分別與本國紙幣做比較的所謂“一攬子貨幣”匯率制度，這些紙幣條件下的匯率制度，都難免帶上由本國利益決定的主觀意志和利益訴求。[16]因此，在匯率的確定上，也就必定存在不同國家之間為本國經濟利益的博弈。

這種匯率關系存在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美國可以決定紙幣美元的發行量，也就掌握了紙幣美元“升值”和“貶值”的決定權，這使美國與別國在匯率關系上占有了主動權和控制權;更為美國憑借自己的軍事實力，實施金融霸權主義，“合法地”占別國的便宜，提供了方便。這正是當代使用紙幣條件下匯率關系存在不公平的實質。為了擺脫匯率關系上越來越顯露出來的有利于美國的這種不公平，本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歐洲聯盟，在歐盟各國內部，開始撇開美元，用統一使用的區域性國際貨幣歐元，作為內部國家間表現匯率的依據，并使歐元成為歐盟以外的國家所重視的一種用于制定匯率和國際結算的貨幣。其他國家采用各自的匯率制度，也無非是為了維護自己國家民族經濟的利益。這些情況證明了使用紙幣條件下的匯率關系的不公平性是客觀存在，一個國家如果自己缺乏維護本國民族經濟利益的匯率制度，勢必會在國際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

由此可知，在當代紙幣條件下的匯率關系，實質上是與相關國家從本國利益出發的干預或控制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匯率關系的新的歷史特征。

3.讓市場自發決定匯率只會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利。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當代各國匯率管理制度的改革目標，就是要排除國家政府的行政干預，讓市場決定匯率。初看起來，排斥各國政府干預，似乎可以形成符合市場客觀規律的匯率。這其實否定了紙幣條件下匯率關系必然存在的主觀性和有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公平性。上面的分析說明，在使用紙幣的條件下，國別紙幣的國際價值是不可能得到客觀表現的，因而也就難以產生客觀的、公平的匯率。既然帝國主義國家必然實施經濟霸權主義，它們也就必然在匯率關系上做文章，力圖促成對它們有利的匯率。所以，處于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惟有發揮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職能，自覺捍衛民族經濟主權和利益，才有可能控制好本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匯率關系。[17]

在帝國主義國家依然存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條件下，如果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放棄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任由國際市場決定自己的對外貿易和外資的進入，那么，在國際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勢必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高的高端商品占領本國市場，勢必導致外資掌控本國的民族制造業和企業。而既然要求國家控制對外貿易和外資自由進入，也就勢必要求國家控制匯率。所謂排除國家對匯率關系的干擾，實質是放任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由控制它們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匯率關系。

不能忽視，雖然宏觀經濟運動產生的國際收支差額是匯率變動的原因，但是匯率關系一旦形成，它對宏觀經濟就會發生反作用。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時期，壓迫人民幣“升值”或“貶值”，都是為了形成對自己宏觀經濟有利的匯率。例如，一定時期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反過來即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這有利于美國高端商品(不過有些中國需要的高新技術產品是不賣給中國的)進入中國，以便控制中國市場，阻止中國自主生產同類高端產品;同時，這種讓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的匯率關系，又有利于美國阻止中國商品的對外出口，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非但如此，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美元紙幣外匯量很大的情況下，美元相對人民幣的“貶值”，無疑會給中國外匯儲備帶來巨大損失。不少學者都談到，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到美國，往往被美國當局有意壓低價格，這已經使經濟利益遭到損失;而在外貿易順差條件下換回的美元作為外匯儲備，又遇到美元“貶值”，這就遭到民族經濟利益的雙重損失。

還要看到，在國家放松對匯率管理的條件下，匯率的變動走勢，會引起所謂“海外熱錢”即投機性外國貨幣資本大量進入或外逃，造成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上的混亂(因為外匯兌換的人民幣屬于基礎貨幣)，從而造成流通中的人民幣的數量失控。凡此等等，說明國家對匯率不加干預是不行的。當然，這種管理應當尊重國內宏觀經濟運動規律，尊重國際價值規律，要克服憑主觀意志辦事，同時，還必須尊重國際經濟關系中客觀存在的國際資本之間的競爭規律，這樣才有可能維護國家自身經濟安全和民族經濟整體利益。實際上，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謂國家貨幣當局不加任何控制的匯率。所謂讓匯率完全由市場決定，國家政府不應干預匯率的“改革”主張，其實是一種市場迷信或國際市場迷信;這種主張只會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利。

4.關于“匯率市場化”主張的實質。應當說，如果國家政府離開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隨意地用行政手段干預任何經濟關系，那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但是，如果國家政府能夠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從民族經濟整體利益出發，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對宏觀經濟實施必要的計劃調控，那就是對經濟發展有利的，而且可以起自發的市場調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關鍵在于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在對外經濟關系中，匯率控制權或者說對外匯價格變動調節權，屬于重要的國家經濟主權之一。這是不應當讓市場自發來決定的。

實際上，只要牢記《資本論》對商品拜物教觀念、貨幣拜物教觀念、資本拜物教觀念的揭露，就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在國際市場關系中商品關系、國際資本關系的物與物的關系背后，都是人與人的關系。在對外經貿關系中，形成怎樣的商品進出口關系，形成怎樣的外資引進和對外投資關系，從而宏觀經濟形成怎樣的國際收支關系，背后離不開國家之間民族經濟利益關系、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內民族資本(占主體地位的公有資本、民族私有資本)之間經濟利益的關系的博弈。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勢資本及其超經濟的霸權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政府，理應主動從維護民族經濟安全和獨立自主出發來指揮、控制好宏觀經濟運動和對外經貿關系，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牢牢把握制定匯率的主動權，使匯率對宏觀經濟發揮有利的反作用。

那種把匯率交給國際市場來決定的主張，實際上是放任國家的對外經貿關系處于一種自發的無政府狀態，放棄在對外經貿關系中對強勢的國際壟斷資本家階級的抗爭，把國家的匯率控制權，交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來決定。這是絕不可取的。國家政府的對外經貿關系管理部門，一定要堅決破除“市場絕對公平”的迷信，建立起對外經貿關系的預警信息系統和管控系統，敢于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尤其是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與帝國主義經濟霸權主義作斗爭，這樣才能控制好匯率，與外國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國際市場關系。

四、匯率的國家調控

1.用一定單位國別紙幣的黃金含量來表現兩國匯率關系。那么，在紙幣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怎樣才能夠從維護本國經濟利益出發，與別國尤其是與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建立公平的匯率關系呢?用馬克思揭示的金屬貨幣是信用制度的基礎、世界貨幣的本質是黃金這些科學原理為指導，可以認為，只有使國別紙幣單位中包含的國際價值量有統一的、確定的表現，才能形成建立在國際價值含量基礎上的國別紙幣之間的平等的匯率關系。在沒有其他更好辦法可以取代的情況下，仍然應當重視用黃金來表現國際價值。

有人會說，在當代事實上已經“黃金非貨幣化了”，要用黃金來衡量國別紙幣的國際價值，這種看法豈不是開歷史的倒車?不是的。黃金之所以不再直接成為世界貨幣，如前所述，那是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導致的結果。用紙幣來充當世界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這是違背世界貨幣的本性規律的;用國別紙幣來表現的匯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霸權主義來維持的。

《資本論》揭示出，在一國之內，流通的金幣被紙幣所取代，這并不能說金幣或黃金已不具備貨幣的職能，已不能表現國內社會價值，而是因為金幣的流通手段職能可以為國家法定的紙幣所替代;但是，金的價值尺度和世界貨幣的職能，是紙幣無法取代的。而一國紙幣能在多大程度上執行金幣的價值尺度的職能，就要看紙幣發行總量與流通中需要的實際金幣量是否相當，如果過量，就會發生通貨膨脹。馬克思揭示的這個科學道理，對于世界貨幣是同樣適用的。雖然當今世界貨幣在流通手段職能上可以用紙幣來替代，但是，任何紙幣由于本身不是有抽象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的商品，因而都不能替代黃金具有的衡量國際價值的價值尺度的職能，甚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能替代黃金的貨幣儲藏手段職能。正因為如此，當今黃金在世界各國中央銀行都仍然是重要的儲備資產，而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黃金儲備量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往往更多，這說明，黃金雖然不直接進入流通，但仍然是不可替代地具有國際價值尺度的職能的世界貨幣。

可見，要確定國別之間的公平匯率關系,仍應當弄清一定單位的國別紙幣包含多少國際價值，還是要比較兩國一定單位國別紙幣的含金量。能否弄清一定單位的國別紙幣的含金量呢? 看來,可以用國際市場上這種紙幣能買到多少黃金來衡量。兩國以相同的含金量的國別紙幣，建立匯率關系，這應當是公平、客觀的辦法。當然，這指的是，國際價值關系基礎上的匯率關系是匯率變動或外匯價格高低變動的中心;要使匯率變動趨向這個中心，離不開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

2.國家調控匯率的目標。既然在匯率變動的因果關系中，由商品進出口、國際投資和其他場合需要支付世界貨幣等因素引起的國際支付差額是原因，匯率變動是結果，那么，國家對匯率的控制，就必須從引起的國際支付差額的多種因素入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具有比較完備工商業體系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對外經貿關系必須服從于國內社會再生產各產業部門之間建立的平衡的比例關系，這包括從使用價值角度來看的各產業部門產品結構關系和從價值角度來看的各產業部門資本價值量的結構關系;這種一定時期平衡的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決定了國際收支關系也必須基本平衡，否則就會因國際收支不平衡影響導致宏觀經濟的不穩定。而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也就意味著應當盡可能縮小國際支付差額，形成基本穩定的匯率。因此，力求匯率的基本穩定，這應當是中國控制匯率的目標。

3.國家調控匯率的科學路徑。遵循馬克思揭示的匯率關系的本質，只有調節好對外經貿關系才能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因此，為了實現匯率的基本穩定這種目標，國家宏觀經濟調控中心，有必要遵循涉及匯率變動的基本因果聯系，即：促進國內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促進主要由國際貿易(進出口)+ 國際資本流動(外資引進和對外投資)綜合形成的國際收支平衡—→基本穩定的匯率。其中，國民經濟的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平衡，或者說著眼于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社會分工比例關系的平衡，這是實現匯率基本穩定的宏觀經濟基礎。離開這種基礎來調節匯率是片面的。而那種照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對外開放不要以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為基礎，出口商品和對外投資不要國家統一指揮和宏觀調控，認為應當讓國外商品和外資自由地進出國門，從而讓中國經濟自由地“融入”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這種主張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全球化的條件下，只會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而這樣形成的所謂“市場化”的匯率，也必然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利的匯率。這是需要堅決反對的。 (2017.1.10完稿)

[①]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0頁、第669頁。

[②] 參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頁。在金本位時代，“國際價值”用貨幣的黃金含量來表現。

[③]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168頁。

[④]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6頁。

[⑤]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9頁。

[⑥]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1頁。

[⑦] 參見“對亞洲的匯兌率”，《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3～668頁。

[⑧] 《資本論》第1卷第4章“1.資本的總公式”這次做了詳細的闡釋，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2～181頁

[⑨]參見《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3～666頁。

[⑩]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6頁。

[11]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7頁。

[12] 恩格斯在編輯出版《資本論》第3卷過程中，專門對貨幣信貸和貨幣資本信貸的區別，做了詳細闡釋，參見《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5頁、第516～517頁。

[13] 參見[美]杰弗里·薩克斯、費利普·拉雷恩 著、費方域等譯：《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2、439、440頁。

[14]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5頁。

[15]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頁。

[16]目前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7]目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