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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說法是武斷的。”事實證明，連西方國家也高度肯定馬克思理論思想的重大貢獻。在進入新千年時，英國廣播公司網上評選千年最偉大思想家風云人物，評選結果依次是馬克思、愛因斯坦、牛頓、達爾文，馬克思位居榜首。路透社報道評選結果時，特別提出“《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在全球產生的深刻影響”。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時，《資本論》在一些西方國家成為暢銷書，因為書中論述了危機產生的原因、過程和結果。

      《資本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分析經濟和社會問題

       《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寶庫，也是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寶庫。恩格斯一再講到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由于這些發現，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在《資本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列寧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證明了的原理。”它科學地論證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的一般原理。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馬克思肯定了一位學者對自己唯物史觀的正確闡述：“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這種研究的科學性在于“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由此可知，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必經的社會制度，但不是永恒不變的制度。它會遵循客觀發展規律，最終轉向社會主義。

        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分析資本主義經濟，貫穿于他研究的全過程。諸如：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與統一；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對立與統一；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與統一；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對立與統一；流通領域勞動力與資本等價交換的平等關系與生產領域資本無償占有剩余價值的辯證關系；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辯證關系；隨著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會產生出自我揚棄的新的經濟因素，即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等等。

        我們應關注恩格斯評論《資本論》中的兩處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是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中說：“拉薩爾的全部社會主義在于辱罵資本家，……在這里（指《資本論》——引者）我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馬克思先生明白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他對現代社會階段就是這樣稱呼的）的歷史必然性。”盡管《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和利益的對立關系，但這種關系不是產生于社會道義的缺失，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講了這樣一段重要的說明：“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看作是一種客觀必然的歷史過程，因此，他只用理論邏輯的語言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既不辱罵資本家，也不要資本家和地主個人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負責。“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他運用唯物史觀特別做了說明。

        二是恩格斯批評了把生產力的決定作用錯解為唯生產力論或唯經濟因素決定論的觀點。“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形式及其成果……”“在這方面，我不能不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的確造成過驚人的混亂。”“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恩格斯特別用《資本論》中的有關內容證明這一重要觀點。他還勸告忽視政治行為作用的人看看《資本論》中關于工作日的那一篇和第一卷第二十四章，“那里表明立法起著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種政治行動”。還特別說明立法在資本原始積累推進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恩格斯強調：“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當然，歸根到底是經濟因素起決定作用。也就是說，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是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講的。恩格斯這里引用《資本論》中所講的政治權力的重大作用，甚至在這一定限度內可“改變經濟基礎”的事實，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制度、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我國是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的，難以簡單地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來說明。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解放了舊中國被束縛的生產力。但在革命勝利后，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走資本主義道路，或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一些原殖民地國家獨立后，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而我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歷史證明，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遠遠超過某些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中國家。這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決策是分不開的。但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又否定我們干超越生產力狀況的事情，決定了我們要經歷至少上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資本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規律

        《資本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及其經濟發展規律的。生產關系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生產關系是指參與生產的人們在直接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中的關系。廣義生產關系是指生產關系體系，既包括直接生產過程的關系，也包括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還包括直接生產過程開始之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特定關系。《資本論》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這種生產關系體系構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還須有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這是以血與火的記錄寫入文明史的。《資本論》對此做了專門論述。另一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一天也離不開商品市場關系，《資本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財富“表現為一個龐大的商品堆積”，商品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細胞，資本主義的一切經濟關系都要通過商品貨幣關系來實現。

        《資本論》中沒有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概念也是20世紀才流行起來的。《資本論》中所講的商品貨幣經濟，可以理解為現在所講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必然實行市場經濟，二者是魚水關系，但不能用市場經濟說明資本主義的本質關系。因此，不能把《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簡單說成是市場經濟，更不能把《資本論》作為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讀為市場經濟。要知道，用商品流通關系說明資本主義關系，這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觀點。馬克思一再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辯護士”詹姆斯·穆勒“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矛盾。”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同樣不能用以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關系，它只是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服務的經濟體制。

        《資本論》重視對商品貨幣關系的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即通過對商品二重性和勞動二重性的研究，形成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而剩余價值論如列寧所說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石。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與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剩余價值正是通過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而作用的產物。在《資本論》出版以前，馬克思出版過《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就是用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代表和決定全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可以說，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是《資本論》中著重研究的關系，這就涉及《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里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究竟是指什么？為什么作為研究對象的內容提出了交換關系而不提分配關系？其實，在《資本論》第三卷第51章《分配關系與生產關系》中就解答了這一問題。其中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分析卻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個既定的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這個條件“是新的生產方式由以產生的既定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地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具有一種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最后，分配關系本質上和這些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這段話的內容，在形式和邏輯思維上，與《資本論》第一卷序言所講的研究對象的內容是一致的。但它清楚地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其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為其條件的，并具有歷史規定性即暫時性。這就排除了將其解讀為生產力或勞動方式的迷誤。另外，這里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是分配關系，沒有講交換關系。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交換關系與分配關系，都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關系。《資本論》中有時提交換關系而沒提分配關系，有時又提分配關系而沒提交換關系，都是一種簡單概括的提法，并無什么研究區別。《資本論》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但更重視的是研究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結合所采取的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的特殊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論述《分配關系與生產關系》的同一章中反復說明：“已無須重新論證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怎樣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者）的全部性質”“勞動作為雇傭勞動的形式對整個過程的面貌和生產本身的特殊方式有決定的作用”，并特別說明：“只是由于勞動采取雇傭勞動的形式，生產資料采取資本的形式這樣的前提，……價值（產品）的一部分才表現為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才表現為利潤（地租），表現為資本家的贏利……”我們講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這是正確的。但怎樣區分或由什么決定諸如資本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差異？只有通過區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結合的特定生產方式的差異才能說明。正因如此，《資本論》第二卷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這清楚地說明了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特定生產方式對特定社會經濟制度的決定作用。

        《資本論》的理論核心正是研究剩余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關系的。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剩余價值生產，資本積累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是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資本的流通過程即資本的循環與周轉，是剩余價值的實現過程。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之間的關系是獲取平均利潤率的剩余價值分配關系。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通過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揭示了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本質關系。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動力和競爭的外在壓力，推動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自發發展。但由于資本積累的規律是財富在一端積累，貧困在另一端積累，造成生產力的盲目無限擴張和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形成生產的相對過剩，從而產生周期性經濟危機。這反映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基本矛盾。《資本論》論述了經濟危機的根源、危機的過程和后果。馬克思指出：“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馬克思生動地描述了資本主義危機：工人群眾“當然需要棉布，但是他們買不起，因為他們沒有錢，而他們之所以沒有錢，是因為他們不能繼續生產，而他們之所以不能繼續生產，是因為已經生產的太多了。”要消滅經濟危機，就需消除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歷史的邏輯決定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將由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取代的必然性。在現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條件下，我國要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社會聯系，對《資本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應有深入了解與把握。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新的變化，具有了新的特點，需要有新的認識，但《資本論》所研究的資本主義本質關系及其基本矛盾沒有變，私有制以及資本與雇傭勞動的矛盾依然存在，兩極分化在擴大，經濟危機依然不斷爆發。怎樣正確認識和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也需要遵循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馬克思曾看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新出現的股份制和工人合作社，但將其看作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對私人資本的揚棄，是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經濟計劃，縮短勞動時間，有的國家還吸收工人代表參加企業管理。這是進一步出現的新的經濟因素，增加和擴大了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點，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極揚棄”和“消極揚棄”因素的新發展。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是以其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因素。”“工人階級……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經濟因素。”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是一種歷史進步，它適應并推動著生產力的新發展，同時又是轉向社會主義的“新經濟制度因素”的不斷積累，漸變會轉化為質變，當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新現象和新特點，不是離社會主義更遠，而是愈加趨近了。

      《資本論》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關系及其發展規律

        《資本論》第一卷對資本的生產過程進行全面研究后，歸結性地論述了“資本積累的歷史趨勢”。運用否定之否定辯證法，分析和闡述了資本主義怎樣通過資本原始積累，剝奪了廣大以小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民的生產資料。這樣，“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勞動者的私有制轉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發展以后，“勞動進一步社會化”，資本不斷集中，“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共同勞動的協作生產在不斷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運用于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而另一方面，被剝削和奴役的勞動群眾日益壯大，他們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機制所訓練，反抗也在加劇。生產資料在私人手中的集中和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要求“剝奪者被剝奪”。馬克思歸納這一辯證過程時說：“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否定之否定過程就是：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被剝奪而轉化為資本主義所有制；資本主義所有制又被剝奪，回歸勞動人民所有制，但不是回歸私有制，而是轉化為由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的社會所有制。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社會的、集體所有制的對立物”。馬克思設想，資本主義轉化到社會主義以后，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故多稱“社會所有制”。這里所講的“集體所有制”，與社會所有制的內涵是一致的，與我國所講的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不是一回事。

        《資本論》從資本主義發展歷史趨勢及其與未來社會主義的對比中，論述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經濟特點。《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未來的新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也就是擺脫了被剝削與壓迫的處境、成為社會的主人的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勞動、共同享用的集體社會結構。“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一個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這里還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勞動中個人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可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這段論述事實上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五個特點：其一，勞動者是擺脫了受剝削與壓迫的“自由人”，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主人；其二，生產資料歸社會公共所有，消費資料歸全體勞動者享用；其三，按照社會需要分配勞動時間于不同的部門，即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其四，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其五，作為上述特點的結果，必然消滅了剝削和貧富兩極分化。《資本論》中還指出，在新社會制度中，要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而這一原則的實現，要以生產力的發展為現實基礎。在作為《資本論》前期成果的1857—1858年的《經濟學手稿》中還指出，在新社會制度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這里已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而迅速發展生產力是其手段。搞社會主義，必須抓好這兩大環節。《資本論》中還有一系列怎樣發展生產力的理論論述，具有普遍意義，也適應于社會主義。諸如：時間的節約是首要規律；關注自然資源的節約問題；粗放型增長與集約型增長的區分與關系；內涵型和外延型擴大再生產的區分與聯系；怎樣改進和推動生產力的諸要素發展生產力；科學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在發展生產力中的重要作用等。《資本論》在論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提出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其首要規律是實現資源配置決定作用的價值規律，以及與價值規律共同發生作用的供求規律、競爭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等。這些規律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全過程。

        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不是很清楚的問題，他就此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這是對馬克思有關觀點的繼承與發展。筆者認為，還應提出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的問題。其實，在馬恩列的論著中已講清了這個問題。之所以要搞社會主義，一是為了消除舊制度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內在矛盾，以解放生產力；二是讓勞動人民擺脫幾千年來受剝削、受壓迫的困苦境地，成為社會的主人，不斷提高其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滿足其對生存資料、發展資料、享受資料多方面的需要，實現共同富裕。馬克思強調，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服從于快速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任務和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區別于以往一切社會的最本質特點，快速發展生產力是其物質保證，實行公有制是其制度保證。私有制是不可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這是社會主義必須實行公有制的根本原因。

      《資本論》對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意義

        《資本論》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著作，其基本原理與方法是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論來源，二者是源與流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和現代化的成果。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有人宣揚“當代馬克思主義”與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用前者否定后者，還有人宣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所謂“傳統社會主義”相對立，用前者摒棄后者，他們所否定和摒棄的正是作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

        根據《資本論》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規律，從我國生產力落后、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的國情出發，不應急于建立“一大二公三純”的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模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始了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的改革開放，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調整所有制結構，實行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消除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統治舊中國的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掠奪性的帝國主義在華經濟，但要允許、鼓勵和引導還大有生產力發展空間的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允許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外資企業進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必然要涉及怎樣看待商品經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要發展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提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資本論》中曾專門提出商品經濟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它起著瓦解自然經濟、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進步作用。《資本論》中指出：“作為商品而進入流通的產品，不論是在什么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都不會改變自己作為商品的性質。”在我國，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是既相聯系又不等同的兩個概念。即使在指令性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也存在商品經濟，但市場不起資源配置作用，決定資源配置的是指令性計劃，所以有商品經濟而無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市場起資源配置作用的商品經濟。在西方經濟學中沒有這種區分，因為西方學界在20世紀才開始流行起市場經濟概念，而不講商品經濟概念。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進一步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為了搞活經濟、更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習近平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強調：“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堅持與發展為條件。我國憲法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了規定與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就是國有制經濟。憲法還規定社會主義制度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是對《資本論》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特點的堅持與繼承。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搞單一的公有制，允許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以及小商品經濟性質的個體經濟共同發展，但應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公有制為主體也稱社會主義經濟為主體，將這種所有制結構稱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并列寫入了我國憲法，有意無意地混同兩者是不正確的。

        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區分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和“資本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它從兩方面表現出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一是致力于使勞動人民從資本的車輪下解放出來；二是致力于使勞動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搞社會主義，就要緊抓馬克思所講的兩大環節，即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福祉，實現共同富裕。《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不包括生產力，但它是緊密結合生產力的發展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與《資本論》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任務不同，它不僅要結合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而且應致力于研究怎樣更好更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但不是從生產力的技術層面，而是從其社會層面進行研究。如《資本論》中將協作與分工、管理工作、生產組織等，也作為生產力發展的要素。又如，轉變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推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等，也是屬于發展生產力的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從三個方面研究生產力：一是研究怎樣通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包括生產體制、流通體制、金融體制、外貿體制等諸方面的改革。二是用發展的眼光研究決定生產力發展的諸要素，并充分發揮其作用。馬克思把勞動、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三要素只是作為一切社會生產都必須具有的“簡單要素”。他已看到資本主義生產中科學的重大作用，并將科學視為生產力的獨立要素。他還重視自然力作為生產力要素的作用。他預見到未來還會有新的生產力要素出現，當前信息的發展就是印證。三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等方面的問題。我國目前學界作為熱點問題進行研究的諸如經濟發展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發展；“一帶一路”建設；新發展理念等，也都屬于發展生產力的社會層面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很重視發展理念問題。他說：發展理念是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東西。他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是對馬克思生產力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重視生產力的發展，其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群眾。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中央把保障與改善民生提高到很高的地位。習近平同志強調：“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任何社會形態都存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三個方面的矛盾與統一。《資本論》是緊密結合生產力與上層建筑，特別是國家的政治與立法，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與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要重視研究生產力的發展，也要重視和著力于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與完善，同樣要重視治國理政決策以及意識形態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要把生產力標準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標準和上層建筑標準統一起來。有人錯解生產力決定論，宣傳唯生產力論和唯生產力標準論，并將其作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強加于馬克思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當前，怎樣縮小與消除貧富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亟須研究的重要問題。實現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大做優做強國有經濟等，都是與此相關的課題，還需要有更多有效的思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來源：《光明日報》（ 2017年07月27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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