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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段學慧：《資本論》中關于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思想闡釋（下）

點擊：作者：程恩富段學慧來源：《經濟縱橫》2017年第4期發布時間:2017-06-02 11: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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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資本論》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的基礎上，預示了未來社會的經濟形態。本文從十三個方面梳理了《資本論》中關于未來社會經濟特征的思想，主要研究了共產主義再生產、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共產主義的各種基金、農業和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教育和人的發展等內容，并從中發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啟示。

　　《資本論》關于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思想，貫穿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和批判之中，因而貫穿于《資本論》的始終。《資本論》中關于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產品生產和交換方式、經濟計劃和按比例發展等思想已在《<資本論>中關于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思想闡釋（上）》[1]一文中做了詳細闡述。本文作為上文的續篇，繼續研究共產主義的再生產、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共產主義的各種基金、分配制度、農業和土地制度、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教育和人的發展等內容。通過上篇和下篇的系統梳理，以反映《資本論》中的共產主義經濟思想，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有所啟發。

　　七、共產主義社會的再生產

　　（一）共產主義社會的總產品仍然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將社會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社會總產品的實物形態分為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其價值構成為c、v、m，并在此基礎上研究了社會總資本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一般條件。馬克思對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進行的一般考察或理論抽象所揭示的社會再生產規律，目的是為了說明：

　　第一，任何社會的生產都要按比例進行。

　　第二，社會再生產要順利進行，不僅兩大部類之間即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需要保持平衡，而且各部類內部各產業之間、各產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生產也要保持平衡，即供給與需求的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

　　第三，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受剩余價值規律的支配，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目的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無秩序狀態，無法實現社會生產的按比例進行。要實現社會生產的按比例進行，必須首先消滅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私有制根源，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然后對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

　　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總產品仍然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類。

　　“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1]

　　馬克思在這里指出了未來社會總產品是屬于社會的，屬于聯合體全體成員的。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共產主義社會再生產不再是盲目的，人們可以計算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假定國民跟全體資本家有所不同，國民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把價值同價值這樣相比：國民可以計算用于補償消費了的不變資本部分和加入個人消費的產品部分的全部勞動時間，以及花在創造用來擴大再生產規模的余額上的勞動時間。”[2]

　　不表現為商品價值的勞動時間的直接計算，保證了社會勞動在可控的條件下按比例地分配到再生產的各個環節，這在日益先進的計算機和大數據時代，更容易較精確地實現。

　　（二）社會公共生產的第Ⅰ部類某些產品需要在本部類內交換

　　馬克思在分析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時曾不止一次指出，當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一旦廢除，在社會公有的生產基礎上，他所闡明的再生產理論仍將適用，共產主義社會產品的實現也存在社會總產品在兩大部類內部和外部進行交換的需要和運動。

　　馬克思在分析第Ⅰ部類的不變資本時指出：“如果生產是社會公有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那么很明顯，為了進行再生產，第Ⅰ部類的這些產品同樣會不斷地再作為生產資料在這個部類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這些產品的生產部門，另一部分則轉入其他生產場所，因此，在這個部類的不同生產場所之間發生一種不斷往返的運動。”[3]

　　同樣，第Ⅱ部類生產的生活資料也需要在各個生產部門之間進行分配，一部分供這些生活資料的生產部門的勞動者消費，另一部分則轉給其他生產部門的消費者消費。

　　（三）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一旦廢除，固定資本更新和物質儲備要由相對過剩來補償

　　共產主義社會再生產也必須有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用于補償消耗掉的勞動條件。工人“他自己也必須用總產品的一部分補償這些勞動條件，以便按原有的規模繼續再生產或者擴大再生產（而后者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長也是必需的）”。[4]因為共產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固定資本更新和物質儲備的需要，必須有剩余產品對其進行補償準備，也就是要有必要的生產過剩。

　　“再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一旦廢除，問題就歸結如下：壽命已經完結因而要用實物補償的那部分固定資本（這里是指在消費資料生產中執行職能的固定資本）的數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數量很大（像人一樣，超過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會很小。假定其他條件不變，消費資料年生產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輔助材料的數量不會因此減少；因此，生產資料的生產總額在一個場合必須增加，在另一個場合必須減少。這種情況，只有用不斷的相對的生產過剩來補救；一方面要生產出超過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資本；另一方面，特別是原料等等的儲備也要超過每年的直接需要（這一點特別適用于生活資料）。這種生產過剩等于社會對它本身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質資料的控制。”[5]

　　保持整個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首先，必須保證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優先增長的剩余部分，一方面用于補償固定資本更新，另一方面用于物質儲備以預防各種意外和風險。其次，生活資料的生產也要有相對過剩，以滿足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的再生產以及各種風險的預防。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過剩與資本主義不同，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是由私有制的生產無政府狀態造成的，是相對于勞動人民購買力的普遍過剩。而共產主義的生產過剩是根據社會客觀需要而有計劃、有控制的后備性過剩或剩余。

　　（四）在公有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也要注意生產周期不同的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

　　社會生產由于“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不同、生產周期不同，“有些事業在較長時間內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在這個時間內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產品；而另一些生產部門不僅在一年間不斷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社會公有的生產的基礎上，必須確定前者按什么規模進行，才不致有損于后者。在社會公有的生產中，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一樣。在勞動期間較短的生產部門，工人將照舊只在較短時間內取走產品而不提供產品；在勞動期間長的生產部門，則在提供產品之前，在較長時間內不斷取走產品。因此，這種情況是由各該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造成的，而不是由這個過程的社會形式造成的。”[6]

　　也就是說，不僅共產主義生產，而是所有社會生產，都要注意生產規模大的長期投資與生產規模小的短期投資之間的比例關系。

　　對那些生產周期長的部門，“如鐵路建設，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較長時間內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會從全年總生產中取走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7]

　　“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理智總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會不斷發生巨大的紊亂。”[8]

　　在共產主義社會，“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9]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依然要遵循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尤其是共產主義再生產的思想，保持經濟總量平衡和經濟結構平衡，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和供給側與需求側的關系。對那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和長遠性的大投資項目，政府要在財力、物力許可的條件下有計劃地實施，確保經濟建設過程中的戰略重點，為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八、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

　　（一）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是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為了說明剩余價值的來源，把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相應地，工作時間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但這并不意味著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的特殊范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七篇“各種收入及其源泉”中對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進一步分析表明，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是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

　　馬克思分析指出：“當然，如果我們把工資歸結為它的一般基礎，也就是說，歸結為工人本人勞動產品中加入工人個人消費的部分；如果我們把這個部分從資本主義的限制下解放出來，把它擴大到一方面為社會現有的生產力（也就是工人的勞動作為現實的社會勞動所具有的社會生產力）所許可，另一方面為個性的充分發展所必要的消費的范圍；如果我們再把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縮小到社會現有生產條件下一方面為了形成保險基金和準備金，另一方面為了按社會需要所決定的程度來不斷擴大再生產所必要的限度；最后如果我們把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為社會上還不能勞動或已經不能勞動的成員而不斷進行的勞動，包括到1.必要勞動和2.剩余勞動中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工資和剩余價值，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獨特的資本主義性質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這幾種形式，而只是它們的為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10]

　　“在任何社會生產（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魯人的較多是人為發展的共產主義）中，總是能夠區分出勞動的兩個部分，一個部分的產品直接由生產者及其家屬用于個人的消費，另一個部分即始終是剩余勞動的那個部分的產品，總是用來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而不問這種剩余產品怎樣分配，也不問誰執行這種社會需要的代表的職能；在這里我們撇開用于生產消費的部分不說。”[11]

　　（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之間的對抗性矛盾

　　雖然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是一切社會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基礎，但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所采取的不同的社會形式，則反映著不同的生產關系。剩余勞動歸勞動條件的所有者占有。

　　在階級社會，廣大勞動階級投身于物質生產活動，以他們的剩余勞動使社會上少數人從必要勞動中解脫出來。這部分少數人，不僅不從事必要勞動，而且占有勞動階級的剩余勞動。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家同奴隸主、封建地主一樣，都是占有剩余勞動的剝削者。不同之處在于，資本家通過占有剩余價值表現出來的財富來占有剩余勞動。資本家將雇傭工人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一起混合在工作日中，因而對剩余勞動的剝削與以往的剝削相比，不是赤裸裸的，而是具有隱蔽性和無限性。可見，資本主義社會作為最后一個階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二者是對立的。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

　　在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條件歸勞動者共同所有，剩余勞動自然歸勞動者共同占有，進而消除了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之間的對抗性矛盾，“一切為養活不勞動的人而從事的勞動都會消失。”[12]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只有為資本家生產或帶來剩余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相反，在共產主義社會，只有創造和占有剩余勞動的工人的勞動才是真正意義的生產勞動。[2]共產主義社會剩余勞動存在的意義在于：一方面剩余勞動是為社會創造新財富的勞動，另一方面還需要“為那些由于年齡關系還不能參加生產或者已不能參加生產的人而從事的剩余勞動”。

　　那時，必要勞動時間被縮減到最低限度。但“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13]

　　在共產主義社會，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劃分的內涵與資本主義不同。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滅，所有勞動都直接成為社會勞動，剩余勞動的階級屬性消失；另一方面，“剩余勞動的一部分將會列入必要勞動”的范圍，剩余勞動與必要勞動的界限逐漸消失，從而把工作時間限制在必要勞動上。于是，必要勞動的范圍擴大了，它不僅要生產勞動者自己不斷擴大的生活需求，而且要為那些由于年齡關系還不能參加生產或已不能參加生產的人從事剩余勞動，即為社會生產準備金和積累基金[3]。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活勞動依然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的存在，要求我們必須厘清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性質與歸屬。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的剩余價值歸國家所有，即國有資本獲取“國有剩余價值”；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剩余價值歸集體所有，即集體資本獲取“集體剩余價值”；而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剩余價值歸私人資本所有，即私人資本獲取“私人剩余價值”，帶有明顯的剝削性質。這就要求我們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提高公有制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對非公有制經濟嚴格堅持“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方針。尤其要在“引導”上下功夫，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合法合理”地獲取剩余價值，限制其一切為追求剩余價值而無視勞動者利益和損害社會利益的行為。

　　與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相對應，社會主義階段勞動者活勞動的產品也分為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其中，必要產品用于勞動者及其家屬的生活需要，剩余產品用于擴大再生產和儲備，以及國家黨政管理、國防等某些非生產部門勞動者及其家屬的生活需要和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需要等。這就要求我們要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過高的積累率在短期會促進生產增長，但從長期看，卻犧牲了生產增長的后勁即消費。

　　不勞動的剝削階級占有勞動階級的剩余勞動，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生產力不夠發達的結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意味著剝削在一定范圍還存在，也意味著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將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任務。而實現這一長期任務的根本途徑，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不斷擴大公有制的活力、競爭力、控制力和影響力。

　　九、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種基金

　　（一）共產主義社會需要有剩余勞動來生產和提供各種基金

　　“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14]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都必須有剩余勞動，必須有積累以及為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等必須進行的社會總產品扣除。不同的是，資本家以占有私人剩余勞動為目的，而且對剩余勞動的追求超越了社會道德界限和勞動者的生理界限；共產主義剩余勞動的存在，目的是為了生產積累基金、保險基金和準備金等各種基金，此時剩余勞動將“縮小到社會現有生產條件下一方面為了形成保險基金和準備金，另一方面為了按社會需求所決定的程度來不斷擴大再生產所必要的限度”。[15]可見，共產主義社會的剩余勞動已不同于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為資本家進行的剩余勞動，而是勞動者直接為社會勞動，同時也是為自己勞動。從這個意義和性質上說，剩余勞動也是必要勞動。[4]

　　（二）共產主義社會的幾類基金

　　積累基金是共產主義社會擴大再生產、使物質財富極大富有的手段。共產主義社會的積累基金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是加大剝削工人的條件，而共產主義的積累基金是勞動者為自己積累，是保證社會生產順利進行的基本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證，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以后，為了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社會也必須有固定資本的實物更新所需要的物質儲備和人口再生產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儲備，即：

　　“為了對偶然事故提供保險，為了保證必要的、同需要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相適應的累進的擴大再生產（從資本主義觀點來說叫作積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勞動。”[16]

　　防止意外如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疾病、殘障等所需要的社會保障基金是社會的安全網，任何社會都應當有社會保障基金以應對各種風險。

　　“即使不談資本主義的生產，生產者在這方面也會有一定的支出，就是說，他們必須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勞動或者說一部分勞動產品，以防自己的產品、財富或財富的要素遇到意外等等。”[17]

　　然而，資本主義的積累一方面是通過對剩余勞動的占有而形成的財富積累，另一方面是勞動者失業、貧困的積累。

　　“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18]

　　資本主義只是在階級矛盾尖銳化時，為緩和階級矛盾、維護資本主義統治和社會穩定、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得不采取社會保障措施以救濟貧民、撫恤傷殘等。況且，資本主義社會或高或低的各種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實質都是剩余價值或工資的一種扣除，但表面上似乎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高保障相似，因而帶有“人民資本主義”“真正社會主義”等理論迷惑性。

　　共產主義的社會保障基金“也是在剩余價值、剩余產品、從而剩余勞動中，除了用來積累，即用來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后，也必須繼續存在的唯一部分。當然，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通常由直接生產者消費的部分，不再限于它目前的最低水平。”[19]

　　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保障基金來源于勞動人民剩余勞動的積累，它是通過社會總產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共產主義社會把各種保障基金通過計劃分配納入正常的社會運行體系，以保證每個人平等的發展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市場經濟，社會風險超出了馬克思的預想，因此，必須處理好消費與積累、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做好社會保障，降低社會風險，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用于教育、保健、社會福利等的發展基金是保障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手段。

　　“這部分利潤歸結為剩余勞動時間，即使沒有資本存在，社會也必須不斷地完成這個剩余勞動時間，以便能支配一個所謂發展基金——僅僅人口的增長，就已使這個發展基金成為必要的了。”[20]

　　教育、保健、社會福利等發展基金是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基本保障，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內容，是每個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我國現階段教育、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的城鄉差異和地區差異還很大，必須按照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揮公共財政的積極作用，實現發展基金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公平分配。

　　十、共產主義社會的農業和土地

　　（一）合理的農業需要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

　　相比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土地所有權，資本主義土地制度把人從超經濟統治關系和從屬關系中解放出來，并使所有權與使用權完全分離，一方面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為資本主義大農業，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的社會化程度；另一方面，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農業資本家和農業雇傭工人三者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而這種物質利益關系的集中體現就是地租。

　　地租反映了農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關系，是農業雇傭工人創造的、農業資本家繳納給土地所有者的超過平均利潤的那部分剩余價值（超額利潤）。租種土地的農業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利潤，總是盡其所能地榨取土地的自然生產率和農業工人的剩余勞動。

　　“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1]

　　因此，“在現代農業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在一定時期內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22]

　　資本主義對土地的掠奪式經營和對農業工人身體與精神的摧殘，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

　　“土地所有權本來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剝削土地，剝削地下資源，剝削空氣，從而剝削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23]

　　這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么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24]

　　然而，小農經濟與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和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

　　“在小規模園藝式的農業中，例如在倫巴第，在中國南部，在日本，也有過這種巨大的節約。不過總的說來，這種制度下的農業生產率，以人類勞動力的巨大浪費為代價，而這種勞動力則是從其他生產部門剝奪來的。”[25]

　　因此，與馬克思分析的“私地悲劇”不同，合理的農業必須是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控制。

　　“如果土地所有權歸人民所有，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基礎，使勞動條件變成一種獨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人相對立的力量的基礎，就不再存在了。”[26]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把農業建立在土地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有計劃、合理地開發利用土地，并保障農業勞動者的自由全面發展。

　　由于投入土地的資本以獲得平均利潤為前提，因而在農業中，農產品的市場價值由條件最差土地產品的個別生產價格決定，它的市場價值含量要比它所包含的勞動時間高得多，所以在它的市場價值中出現了一個虛假的社會價值。[5]農產品虛假的社會價值是由資本在所有領域都要獲得平均利潤，以及肥力有差別的土地的私人壟斷經營造成的。它意味著級差地租中包含著由農業以外的其他部門支付的剩余價值，從而降低了非農生產部門獲取的平均利潤，最終會損害社會再生產的平衡。

　　所以，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不僅不能實現農業的合理經營，還會給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造成影響。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建立自覺的有計劃的聯合體，農產品才能按照實際包含的勞動時間與其他部門進行交換。

　　（二）共產主義社會只是土地的占有者與合理利用者

　　“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后傳給后代。”[27]

　　在共產主義社會土地公有的條件下，絕對地租、級差地租都將不復存在，人們投入到土地上的勞動量不會因為利潤的驅使而有所不同。那時投入到土地上的總勞動量會減少，投入到不同土地上的勞動量卻相等，[6]這樣不管土地等級的優劣，土地都能得到合理的改良和利用。

　　（三）公有生產要安排好用于林業生產的土地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周轉時間時，不僅分析了農業部門生產時間與其他部門生產時間的不同，而且分析了農業中林業部門生產時間與其他農業生產時間的不同。林業生產的周轉時間漫長，資本周轉速度慢，為購買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資本，只有經過長時期以后，才會獲得有益的成果，因此不適合私人經營，也不適合資本主義經營。

　　“在公社生產的情況下，不需要這種資本；問題只是在于公社從耕地和牧場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業生產。”[28]

　　因為在社會共同占有的土地制度下，不是以利潤為生產目的，不因林木的周轉期長而不生產，只需根據社會的需要合理地計劃和安排用于林業生產的土地。

　　馬克思關于農業和土地制度的理論，對我國當前農村經濟改革具有重要啟示。

　　第一，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與農戶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兩權分離”基礎上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目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釋放的生產力相對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和新型工業化的需要具有一定局限性，必須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第二，必須真正落實農業雙層經營制度中的集體層生產經營，而不宜長期維持“一分了之”個體家庭層生產經營，進而在不斷壯大村或聯村集體層生產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第二次飛躍”[7]。鄧小平多次強調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二次飛躍”，就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或集體化。河南省的南街村、河北省的周家莊鄉等均為“第二次飛躍”的先例。

　　第三，應在土地“三權分置”的基礎上實現農村合作經濟。2015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提出以“三權分置”為內容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其內容就是在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的基礎上放活土地經營權，堅守土地公有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和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應在“三權分置”基礎上積極組織村或聯村的合作經濟，學習借鑒目前貴州等多省市廣泛推行的“塘約合作經濟模式”。防止盲目以擴大私人家庭農場為改革最終目標的土地變相私有化和“私地悲劇”，防止私人資本下鄉對農業的破壞和對農民利益的侵犯。簡言之，應在家庭經營的同時，大力組織村或若干聯村的集體層經營、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高度重視貫徹鄧小平多次強調的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的“第二次飛躍”。這無疑有利于現代農業的發展和現代農民的培育，對緩解“三農”困境、推動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將起到深遠影響。

　　十一、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

　　（一）分配制度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

　　分配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決定的，是所有制的“背面”和收益實現形式。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分配關系時指出：

　　“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29]

　　“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30]

　　資本家之所以占有工人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工資之所以是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勞動的報酬，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因為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代表而獲得了索取剩余為私有的經濟權力。

　　然而，“只要工人和資本家的社會關系發生改變，只要支配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發生革命，這種情況（指較多工人為資本家生產消費品，較少工人為自己生產消費品——編者注）就會立即發生變化。收入，用李嘉圖的話來說，就會‘實現在不同的商品上’。”[31]

　　顯然，要消滅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分配關系，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

　　（二）勞動時間將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

　　馬克思設想了一個自由人聯合體，聯合體成員用共同所有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產品在成員之間共同分配。那里沒有私有制，沒有商品生產，作為價值表現形式的交換價值和貨幣都將消失，但是作為價值決定的物質內容的勞動時間，仍在生產和分配中起著計量尺度的作用。

　　“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32]

　　馬克思在這里闡述的是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依據和分配方式：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勞動時間是衡量個人在共同勞動中貢獻大小的尺度，依據勞動貢獻的大小確定分配給個人的消費品份額，即按勞分配。

　　（三）社會公有的生產將通過不流通的“紙的憑證”來實現按勞動時間分配

　　在馬克思設想的全社會公有制和無商品貨幣關系的計劃社會主義自由人聯合體中，隨著勞動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分配不再通過價值形式，而是通過“紙的憑證”來進行。

　　“在社會公有的生產中，貨幣資本不再存在了。社會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生產者也許會得到紙的憑證，以此從社會的消費品儲備中，取走一個與他們的勞動時間相當的量。這些憑證不是貨幣。它們是不流通的。”[33]

　　這個“紙的憑證”，就是每個人提供的勞動時間多少的證明。

　　誠然，我國現階段實行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社會主義，因而不僅按勞分配需要采取貨幣和市場的形式，而且在堅持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其他多種分配方式也是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馬克思和我國目前設定或劃分社會主義的標準不同，因而不存在二選一的對錯問題，而應分別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基本分配制度。[34]

　　（四）未來社會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

　　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指出，自由人聯合體“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35]

　　首先，未來社會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生產力還不是高度發展，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不可能使物質極大富有，所以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只有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生產力水平極大發展，物質財富充分涌流，才具備實行按需分配的物質基礎。

　　其次，未來社會的生產關系也在不斷完善之中。在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實行全社會所有，還會存在較低級的公有制形式，如合作制、集體所有制；舊的分工還存在，所以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只有當公有制發展成熟為全社會占有和完全計劃經濟時，才能實行按需分配。

　　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發達，公有制的形式還不成熟，且公有制與私有制并存。與此相適應，收入分配制度實行按勞分配與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馬克思設想的“完全社會所有制+完全社會按勞分配+完全計劃經濟”還有很大差距。[36]在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只有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才能逐步實現共富共享。針對當前收入分配差距仍較大的現狀，應從所有制狀況尋找根源，才能從根本上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

　　十二、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

　　（一）工作日縮短是在必然王國基礎上建立的自由王國繁榮起來的根本條件

　　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自由王國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一種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自由時間的社會形態——共產主義。自由王國存在于真正的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但并不是說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就是自由王國，只有當人類把自己能力的發展作為目的本身時，才有真正的自由王國。在那里，勞動不是為了謀生，而是超越生存和個人物質需求的自覺進行的勞動。物質生產活動的“此岸”與“彼岸”的對立，實質上是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的對立。自由王國的實現是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對立的揚棄，其直接表現是工作日的縮短和勞動的普遍化。

　　所以馬克思指出，“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斗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37]

　　（二）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時間是財富的創造實體和生產費用的尺度，自由時間則是財富本身

　　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時間作為財富的創造實體和生產財富的費用尺度，依然存在。[8]不過，它與資本主義社會創造財富的勞動性質完全不同。資本主義勞動的特點是“勞動從屬于資本”，資本主義條件下所謂“自由”勞動，具有極大的對抗性、強迫性和剝削性：資產階級享有的自由時間，是以工人的全部生活時間都轉化為勞動時間為條件的。即使在正常工作日確立以后，資本還會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以延長剩余勞動時間，工人的勞動時間依然受資本支配。只有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勞動，才能使勞動從資本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內，使這種剩余勞動能夠同一般物質勞動所占用的時間的較顯著的縮短結合在一起。因為，按照勞動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情況，剩余勞動可以在一個小的總工作日中顯得大，也可以在一個大的總工作日中相對地顯得小。”[38]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時間支配上的體現是：工作日縮短，勞動時間較顯著地縮短，自由時間顯著增加。

　　“不言而喻，隨著雇主和工人之間的社會對立的消滅等等，勞動時間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長度之內，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別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將作為真正的社會勞動，最后，作為自由時間的基礎，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質，這種同時作為擁有自由時間的人的勞動時間，必將比役畜的勞動時間具有高得多的質量。”[39]

　　人真正成為自己、社會和自然的主人。一方面，“自由時間，可以支配的時間，就是財富本身”。[40]因為“一部分用于消費產品，一部分用于從事自由活動，這種自由活動不像勞動那樣是在必須實現的外在目的的壓力下決定的，而這種外在目的的實現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說社會義務——怎么說都行。”[41]另一方面，財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因為一個國家“只有在勞動6小時而不是勞動12小時的時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財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如此而已”。[42]

　　（三）共產主義社會勞動的普遍化是工作日縮短從而自由時間增加的社會基礎

　　共產主義社會公有制的實行，消滅了剝削，“一切為養活不勞動的人而從事的勞動都會消失。”勞動的特征之一是“勞動的普遍化”，除了老病殘幼等特殊情況外，每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必須從事勞動。

　　勞動普遍化的前提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須勞動，如果過度勞動者和有閑者之間的對立消失了，——而這一點無論如何只能是資本不再存在，產品不再提供占有別人剩余勞動的權力的結果。”[43]

　　“如果資本不再存在，那么工人將只勞動6小時，有閑者也必須勞動同樣多的時間。這樣，所有的人的物質財富都將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將有自由時間，都將有可供自己發展的時間。”[44]

　　資本主義消滅后，大多數“非生產”工人都會因勞動狀況變化而轉化為“生產”工人。

　　“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階級的各個階級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適當安排，那么，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45]

　　只有勞動實現了普遍化，工作日的縮短才能成為可能。

　　“在勞動強度和勞動生產力已定的情況下，勞動在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得越平均，一個社會階層把勞動的自然必然性從自身上解脫下來并轉嫁給另一個社會階層的可能性越小，社會工作日中必須用于物質生產的部分就越小，從而個人從事自由活動，腦力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就越大。從這一方面來說，工作日的縮短的絕對界限就是勞動的普遍化。”[46]

　　只有所有人都勞動，才能使所有人都有更多的用于發展才能等的自由支配時間。

　　（四）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縮短工作日、實現勞動普遍化的技術條件

　　“如果把資本創造的生產力的發展也考慮在內，那么，社會在6小時內將生產出必要的豐富產品，這6小時生產的將比現在12小時生產的還多，同時所有的人都會有6小時‘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有真正的財富，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廣闊天地。時間是發展才能等等的廣闊天地。”[9][47]

　　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作為自然必然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勞動時間不斷縮短，為共產主義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奠定了基礎，也為自由時間的擴大創造了條件。但是，縱觀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勞動力參與率普遍比社會主義國家低，而且法定工作日制度也難以真正實行，變相延長工作日的情況屬于常態。

　　因此，要真正消除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的對立，實質性地主動縮短勞動時間，必須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限制，在公有制和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積極提升全體勞動者的自由時間。

　　十三、共產主義社會的教育、人的發展和家庭

　　（一）機器大工業在對勞動力摧殘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轉變為人類教育發展的源泉

　　“現代工廠和手工工場雇用的大部分兒童從最年幼的時期起就被束縛在最簡單的操作上，多年遭受著剝削，卻沒有學會任何一種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場或工廠中能用得上的手藝。”[48]

　　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把童工和婦女卷入勞動之中，兒童由于學不到知識和技能而“無知、粗野、體力衰退和精神墮落”，“駭人聽聞的最瘋狂的資本主義剝削在那里為所欲為。”[49]這種“過火現象”被社會進步階級所反對，從而使兒童、婦女被納入工廠法的保護范圍。

　　“由各種年齡的男女組成的結合工人這一事實，盡管在其自發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為生產過程而存在，不是生產過程為工人而存在的那種形式中，是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但在適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變成人類發展的源泉。”[50]

　　機器大工業在大量使用婦女兒童的過程中，客觀上需要重視婦女兒童的教育，以便把這些勞動力也納入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軌道，目的在于資本和利潤，而被迫重視雇傭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勢必會促進人類的發展。

　　（二）教育是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生產率、“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馬克思認為，教育是提高勞動者和勞動生產率、“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是“直接把勞動能力本身生產、訓練、發展、維持、再生產出來的勞動”，[51]“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52]“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53]

　　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工廠制度，一方面批判了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出現，使工人的子女為了生存被迫離開學校進入工廠，成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廉價工具，他們不僅智力被荒廢，而且道德墮落。而成年工人也成為機器的附屬品，成為局部工人，智力得不到提高。這種忽視工人階級及其子女的教育的不平等，根源于舊的社會分工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另一方面，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工廠制度分析的基礎上，預示了未來社會的教育狀況。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為了提高利潤，滿足賺錢的欲望，資本家也會培訓工人、發展教育。盡管這種教育是服務于資產階級剝削剩余價值的需要，但從中出現了現代教育的萌芽。

　　馬克思指出，“從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4]

　　（三）共產主義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資本主義大工業以前時期，教育主要以家庭的父傳子和行會師傅帶學工的方式進行，教育內容取決于他們的特殊生產知識和勞動技能。隨著機器生產逐步代替手工勞動，要求勞動力必須具有一定的文化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能，從而促進了生產勞動與教育的互相結合。

　　“如果說，工廠法作為從資本那里爭取來的最初的微小讓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廠勞動結合起來，那么毫無疑問，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后，將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應有的位置。”[55]

　　當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教育與勞動的結合是勞動者謀生的需要，是資本家為利潤所驅使。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趨勢。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業的變動和工人的流動性，而職業變換和勞動力流動的頻繁，要求培養全面發展的人以適應現代生產的客觀要求。因此，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上的現代教育預示著未來教育的萌芽。

　　“‘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56]

　　共產主義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的的教育，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功利性教育和教育上的重要階級差別。

　　（四）大工業使用女工和童工，為共產主義家庭和兩性關系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

　　資本主義的機器大工業把婦女兒童卷入勞動者隊伍，必然伴隨野蠻的剝削和掠奪，以及對人本性的摧殘和蹂瞞。然而，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瓦解了舊的家庭關系。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為了維持家庭生計，丈夫不得不讓妻子、父母不得不讓子女進工廠勞動，于是妻子、子女走出家庭，到社會上來；另一方面，工廠制度催生的未來教育的萌芽以及對兒童教育和婦女職業教育的重視，提高了婦女兒童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從而“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范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系的更高級的形式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57]社會主義社會還將存在工廠制度，這種新的工廠制度當然同資本主義工廠制度有著本質區別。只要廢除資本主義這個“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公有工廠制度必然會反過來成為社會主義新型兩性關系和家庭關系發展的源泉。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確立的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教育思想完全一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應遵循馬克思的教育理論。首先，加大教育投入，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真正轉移到依靠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上來。其次，保證教育資源的公平配置，著力解決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及區域經濟發展和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導致的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受教育權利和教育資源占有的不平衡問題。再次，走教育與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創新教育管理體制和教育模式，尊重和激發個性潛能，克服過度突出應試教育的弊端，處理好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系，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多方面發展人才。最后，特別重視女性和兒童的教育，提高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并從小培養少年兒童熱愛各類勞動的良好習慣。

　　結語

　　《資本論》中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思想是豐富和科學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設計具體模式。在他們看來，這是要靠共產主義建設者們去解決的問題。

　　“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58]

　　“我們的任務不是推斷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將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決定”，[59]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60]

　　共產主義既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又是一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61]可見，共產主義并不是在未來才實現的東西，不應只停留在“理想”層面，而是體現為現實的運動。在這一運動中，“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將為全社會掌握，進一步推動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社會關系的革命性變革成為可能，最終為未來新社會的產生創造各種有利因素。[62]確切地說，共產主義經濟目標和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信念是緊密相連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力、實現公有制主體基礎上的共同富裕實踐，就是批判和改變資本主義現存狀況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現實運動。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距離馬克思論證的共產主義還有一個相當長期的過程。從馬克思的生產方式二重性理論可以看出，社會生產方式的結構本質上具有二重性，所以對于生產方式諸因素的內在聯系和相互作用，需要聯系一定的歷史條件做全面考察，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存在著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由此，也更需要科學地分析我國現階段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63]

　　實際上，現階段所有制和生產關系的二元化，導致調節手段的二元化（市場與計劃兩種手段）、經濟規律的二元化（市場調節規律與國家調節規律、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與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同時發揮作用并互相影響）等等。要處理好當前國民經濟中的二元化矛盾，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和多種分配方式共同發展的主要經濟制度。[64]既要考慮發展生產力的主要任務，也不能搞唯生產力論和唯生產力標準論，而是要把發展生產力與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統一起來。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面臨來自國際國內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不僅要堅決抵制與《資本論》原理相悖的新自由主義影響，而且要學好用好《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思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在西方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危機和巨大風險依然存在，這再次驗證了《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預見性和科學性。[10]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寫道：“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得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65]

　　一百多年前，危機“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圣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里去”。[66]如今，危機又一次把辯證法和共產主義思想灌進了西方資產階級的頭腦里，[11]更加堅定了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和共產主義的科學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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