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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刊物級別論”嚴重扭曲了學術評價標準，誤導了我國學術發展方向，錯配了我國學術資源，阻礙了我國科學的發展。本文以科學學的邏輯標尺與科學史的實踐標準，通過運用典型分析這一對稱邏輯的基本方法，證明學術評價的科學標準只能是原創理論與經世致用。必須拋棄“刊物級別論”，停止以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論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為學術評價的標準，停止每年教育部學科評估對刊物進行分類分級并以此作為論文評價標準的做法。

      一個國家通行的學術評價標準將對一個國家的科學發展起引導、領導、主導、指導作用。一個國家通行錯誤的學術評價標準將誤導整個國家的科學進程，一個國家通行正確的學術評價標準將極大促進整個國家的科學發展。符合科學學規范的、與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創新驅動型經濟相對稱的學術評價標準，只能是原創理論。以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論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為學術評價標準，是目前中國高校、學術界通行的做法。這種因為高校、學術界對國家學術教育公共品資源分配中的扭曲的利益機制導致的學術評價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將使我國學術研究誤入歧途，嚴重錯配了我國學術資源，阻礙了我國科學發展。由于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經濟學是復雜性學科，經濟學學術評價標準是我國目前最混亂的學術評價標準，根據科學學原理對經濟學學術評價標準進行規范，對于規范我國學術評價標準有典型意義。下面我們對中國的經濟學刊物中“級別”最高的《經濟研究》(每年教育部學科評估均列為《A類期刊名錄》中的“A1類期刊”)進行典型剖析，看目前中國高校、學術界通行的以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論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為學術評價標準的荒謬。

      一、常識性錯誤的文章都可以發表

      田國強在《經濟研究》2005.2期發表的《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從方法到內容都充斥了常識性的錯誤。

      方法常識性錯誤。田國強：“1、一個行為假設  一個行為假設指的是，任何一個社會學科都需對人的行為作出某種假設，將人的行為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對經濟人的行為方式做出假設是經濟學的根基。”什么是假說?假說就是未經驗證的學說。假說經過驗證后成為科學事實或科學原理(包括公理)，假說被證偽后就成為謬誤。假說只是科學發展的拐杖、科學真理形成的過渡環節之一，不是科學真理形成、科學發展的必經階段，科學史上許多科學真理是直接從實踐中產生。把假說看成科學真理形成、科學發展的必要前提是錯誤的，把假說當做科學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謬的。什么是假設?把假說當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說就成為假設。在科學史上，以假設為“公理”進行推導得出的結論高達95%是錯誤的。假設只是驗證、發現真理的手段，把假設當“公理”進行推導只是試錯的方式，既不能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也不能作為科學論文論述的出發點。一門科學的邏輯出發點是一門科學的公理，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也應該是經濟學的公理。在這篇文章中，田國強不但主張把假設作為研究的出發點，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設為論述的出發點。從科學方法論的邏輯和科學史的事實兩方面來看，以假設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和論述的出發點是雙重的常識性錯誤。

      內容常識性錯誤。在這篇文章中，田國強不僅以假設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而且以“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田國強：“第二個基本原理是承認理性假設。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理性假設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無私，也就不需要經濟學了。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利己性、自利性。這個假設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無論考慮國家、單位、家庭及個人之間關系的時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行為假設都有其邊界，不能盲目運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設也是有邊界條件的。大公無私與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們是不同環境下的不同行為反應。在天災人禍等非常規性的條件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非理性、大公無私的一面”。“行為假設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邊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為經濟學就是要把這個行為邊界找出來，沒有人說理性行為假設總是錯的，我沒有看到過有這樣的人。”“一個經濟理論有沒有說服力和實用價值，一個經濟制度安排或經濟政策能不能讓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關鍵看所假定的個人行為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們的行為方式是不是激勵相容，即人們對激勵是不是作出了對他人或社會也有利的反應。”在這里，田國強混淆了兩個概念：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這種混淆，使之不能自圓其說。任何體系的邏輯出發點都蘊涵了后來發展的整個體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經濟學體系的邏輯出發點必須是經濟現象的最高概括，能夠統一解釋所有的經濟現象，由其引申出來的經濟學結論不會被任何經濟現象所證偽;對于人的行為分析必須適合于所有人而不是僅僅適合于大多數人。這說明：“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的自私經濟人“理性假設”不如科學史上的假設。科學史上的假設在被證偽前假定是適合于特定領域的所有現象的，如果不是適合于該領域所有現象即意味著被證偽，該假設就應該被拋棄。而西方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明明知道只適合于大多數人而不是適合于所有人卻仍然抱住不放，照樣將錯就錯作為研究和論述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上還是現實生活，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經濟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時無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也并不違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設;只適合大多數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為假設。混淆“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經濟人本性自私”這兩個命題，用已經被證偽、明明知道已經被證偽的自私經濟人“理性假設”作為邏輯出發點是雙重的常識性錯誤。

      田國強、楊立巖在《經濟研究》2006.11期發表的《對“幸福—收入之謎”的一個解答》一文中，對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提出了他們的解答方案。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就是指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隨之提高。而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構建了一個規范的經濟學理論模型, 在個人理性選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 從而將幸福經濟學整合到主流經濟學中來。該模型同時考慮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理論的基本思想統一起來, 在現代經濟學中最為基本的帕累托最優標準和個人自利性假設下, 探討了幸福收入悖論問題并給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他們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個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 當收入尚未達到這個臨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夠提高社會的幸福度; 一旦達到或超過這個臨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會降低總體幸福水平, 導致帕累托無效的配置結果。因此, 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應當提高非物質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個社會的幸福度。我們的理論結果也表明了重視社會公平、減少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性, 否則人們會由于自己收入相對過少, 導致個體幸福度下降, 從而導致社會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滿足。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本身是一個系統，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兩個基本層次。物質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劃等號、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的立論前提本來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謎”只是一個偽命題。他們之所以會把“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隨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謎”，是由于他們所屬的價格經濟學范式，即他們所認定的“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的范式缺陷，使他們犯了常識性的錯誤。

      二、缺乏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

      從辦刊到現在，《經濟研究》幾乎沒有發表過對經濟學理論進行深層次探討的文章，更談不上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由于主流經濟學大力提倡與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接軌，《經濟研究》多年來所發表的能夠稱之為論文的文章全部運用數學模型。數學的邏輯基礎是數理邏輯，數理邏輯的思維定位是知性邏輯，屬于形式邏輯的范疇。知性邏輯只能反映事物的質，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質;只能解釋線性增長，不能解釋指導非線性發展。質是對現象的抽象規定，屬于現象的范疇，不屬于本質的范疇，而規律是本質的關系或本質之間的關系。要把握規律必須首先認識本質。不認識本質就無法把握規律，不能把握規律也就無法預測趨勢，解釋解決復雜的現實經濟問題。要認識經濟本質、反映經濟規律、解釋指導經濟發展只能靠理性邏輯—對稱邏輯。知性邏輯—形式邏輯是正確思維的必要條件，不是正確思維的充分條件，只有理性邏輯—對稱邏輯才是正確思維的充分條件。如果把形式邏輯定位為正確思維的充分條件，把形式邏輯普適性絕對化，把形式邏輯當做思維方式，就會產生悖論。產生悖論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邏輯普適性絕對化，即把形式邏輯當做思維方式。所有悖論都是因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產生，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發現不了、解釋不了、解決不了的邏輯錯誤。所謂解悖，就是用對稱邏輯思維方式發現、糾正悖論中的邏輯錯誤。著名的“數學悖論”充分證明了數理邏輯—形式邏輯的局限性、數理邏輯—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荒謬性。

      1874年，德國數學家康托爾創立了集合論，很快滲透到大部分數學分支，成為它們的基礎。到19世紀末，全部數學幾乎都建立在集合論的基礎上。1900年，國際數學家大會上，法國著名數學家龐加萊興高采烈地宣稱：“借助集合論概念，我們可以建造整個數學大廈……我們可以說絕對的嚴格性已經達到了”。 1903年，一個震驚數學界的消息傳出：集合論有漏洞!這就是英國數學家羅素提出的著名的“羅素悖論”。“羅素悖論”使集合論產生危機。“羅素悖論”就是“理發師悖論”：在某個城市中有一位理發師，他的廣告詞：“本人的理發技藝十分高超，譽滿全城。我將為本城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我也只給這些人刮臉。我對各位表示熱誠歡迎!”來找他刮臉的人絡繹不絕，自然都是那些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可是，有一天，這位理發師從鏡子里看見自己的胡子長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們看他能不能給他自己刮臉呢?如果他不給自己刮臉，他就屬于“不給自己刮臉的人”，他就要給自己刮臉;而如果他給自己刮臉呢?他又屬于“給自己刮臉的人”，他就不該給自己刮臉。要解決這個悖論，只能運用對稱邏輯的主客體對稱的思維方式。理發師要給“本城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這個廣告語中的對象很明確：就是他可以為之服務并且可以從對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廣告語中“本城所有不給自己刮臉的人”這個集合顯然不包括他自己。這個悖論之所以會成為悖論是因為混淆了這個廣告語本意所指的對象和這個廣告語本意不包括的對象的區別，把這個廣告語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廣告本人的對象集合，抽象化為也包括作廣告的人本身。而這種主客體對象的混淆、把這種不包括主體在內的對象的集合錯誤地認為也包括主體在內，源于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上的數學集合論沒有主客體區分這個概念, 而這又源于傳統形式邏輯沒有主客體區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體混為一談造成對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論。“理發師悖論”、“羅素悖論”、“集合論悖論”是同義語，都是所謂的“數學悖論”。“數學悖論”說明：數理邏輯—形式邏輯必須有限度有條件使用，把數理邏輯—形式邏輯抽象化無條件使用會陷于悖論。

      社會領域是主客體統一的領域，經濟領域是主客體統一的領域，經濟現象是以主客體統一為核心的復雜性現象，運用數理邏輯—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無法認識經濟本質、把握經濟規律、預測經濟趨勢、正確解釋解決經濟問題。以數理邏輯—形式邏輯為充分條件推導出來的理論可以符合經濟現象的某一側面，但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的整體，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后面的規律，揭示經濟現象后面的本質;它可以被經濟現象的某一方面證實，同樣可以被經濟現象的另一方面證偽。這就是為什么“格雷欣法則”與“反格雷欣法則”、“菲利普斯曲線” 與“反菲利普斯曲線”都能得到數學模型的嚴密論證、也都能得到“實踐”證明的根本原因。用僅僅滿足數理邏輯—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指導經濟工作，只能對經濟活動產生誤導。在對稱經濟學看來，教育產業化造成除了讀教科書以外全民不讀書，全民業余時間斗地主打游戲機，以致造成圖書館冷清網吧爆滿，造成國民素質下降，與智慧經濟形態所要求的國民素質不相容，造成經濟發展不可持續，因此是壞事。但在一般均衡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基礎上的需求供給定律、需求供給定律基礎上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圖書館冷清說明社會對圖書館這一類公共品需求減少，國家可以減少對圖書館這一類公共品投資，國家減少對公共品投資不會造成GDP增長率下降，而且可以節約資源用于社會需求旺盛的GDP部門;網吧爆滿說明社會對網吧需求旺盛，大力發展網吧可以增加就業增加稅收增加GDP，因此圖書館冷清網吧爆滿是需求供給定律自發調節市場實現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在數理邏輯—形式邏輯上是嚴密的，也得到了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了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巨大成就”的證明，因此在數理邏輯—形式邏輯這個層面而言，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國的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國金融危機使美元不斷貶值而我國卻無可奈何的困境、國家為對沖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增發與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當的人民幣基礎貨幣使國內通貨膨脹的困境、因通貨膨脹使人民不敢消費而使國內市場低迷、內需企業前景暗淡、失業率提升、資源枯竭、技術水平與產業結構提升速度緩慢、發展缺乏后勁等等現象來看，我國積累的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成功的標志而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失誤的證明。數理邏輯—形式邏輯用邊際分析方法，對稱邏輯用規模分析方法，只有規模分析方法才是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邊際分析只能作為規模分析的環節而被包容在規模分析之中。用邊際分析方法，符合數理邏輯—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規模分析方法，符合數理邏輯—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謬誤，并給我國的發展戰略造成重大誤導，給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既然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只能用規模分析，所以符合數理邏輯—形式邏輯要求只能是經濟學真理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僅僅符合數理邏輯—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既可以被證實也可以被證偽。規模分析方法是對稱的、五維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在經濟領域的具體運用，而對稱的、五維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是對稱邏輯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邏輯、而且符合對稱邏輯的經濟學理論才是真理。這樣的真理只能被證實不能被證偽。所以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西方經濟學通行的數學模型方法是體現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的片面抽象的方法。在對稱邏輯看來，所謂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抽象，又通過綜合使思維的抽象上升到思維的具體。這其間，思維的抽象只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非全部。而西方經濟學的抽象方法卻是把思維的抽象看成經濟學思維的全部內容，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同時，抽象的前提是明確的、特定的參照系，如果參照系模糊或者參照系混淆，這個抽象就是無效。歷史辯證法是對稱辯證法的展開，社會是放大了的自然;社會宏觀主體的自覺活動，相當于自然界微觀粒子的自發運動;宏觀層面的自然觀，相當于社會宇觀整體的歷史觀。“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沒有空氣阻力的自由落體運動”、“分子不發生碰撞的理想氣體”、“不可壓縮非粘性的理想流體”等是對自然界宏觀層面現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機械地套到相當于自然界微觀領域的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領域，就會成為一種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個“度”，這個“度”的界線，不同層次的對象有不同的標準。就好像量子運動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別抽象，如果分別對它們進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種偏見，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無論是以“量子”是“波”還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設”為出發點通過數學模型建構量子力學體系都是荒謬可笑的。社會經濟系統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個人其本質、秉性、人生觀、世界觀不同，因而其行為準則、行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樂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質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與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長遠利益。對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質利益的個人行為的假設和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不屬于同一層次，而只能與量子運動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當，因而是一種過度的抽象;過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頓力學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學層面、與人類經濟活動相對稱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才是具體的、合理的抽象。以具體的公理、定理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統一的，其邏輯體系是自洽的，結論是普適的、不可證偽的，沒有各種各樣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規性，不需要用各種限制條件進行“修補”，因此不需要假設。把脫離具體的、還原論意義上的過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對立的，其結論很容易被證偽。西方現代經濟學之所以把這些“抽象”定位為假設，而不敢明目張膽宣示為公理， 就是因為他們底氣不足。西方現代經濟學用認識宏觀自然現象的方法來認識社會，是用牛頓力學的方法來認識量子世界，用數學模型方法對復雜經濟現象進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錯位。把建立在數理邏輯基礎上的數學抽象化無條件運用到經濟與經濟學領域、特別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只能陷于悖論。如果說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礎上的數學模型就連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都不是。計量經濟學可以成立，但計量經濟學是低層次的經濟學，是對經濟過程某些局部現象的量化分析，和經濟學不能劃等號，用計量經濟學證明經濟學可以數學化是錯誤的。經濟學理論的層次性和運用數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是對稱的，經濟學理論的層次和運用數學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成反比，這是一條定理。這條定理建立在對稱邏輯、對稱邏輯所揭示的思維規律的基礎上。不要說世界的本質，即使是世界的本原也是實體、屬性、關系的統一，即使是事物的結構也是實體、屬性、關系的統一，描述屬性、關系的數學既不是世界的本質，也不是世界的本原，認為“數是萬物本原”的畢達哥拉斯哲學因為早就被現代科學的發展所證偽而成為歷史。總體上，數學對經濟學充其量在適當范圍內使用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過度使用是有害的。楊小凱就是因為無法用數學模型給企業家的作用與利益機制進行解釋和描述，不得不削足適履把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混為一談——用職業經理人的剩余分配權(干股)機制來定位企業家的利益機制，以致楊小凱用數學模型對分工進行超邊際分析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無法給企業家合理定位。企業家現象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現象，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分工是現代市場經濟基本分工之一。楊小凱無法區別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無法對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分工建立數學模型，根本原因不是因為楊小凱缺乏現代市場經濟的知識，而是因為數學方法的局限性。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本質區別，不是利益機制上的實際股權和剩余分配權(干股)的區別，而是企業家的成本收益的不確定性。無論是投資者的實際股權還是職業經理人的剩余分配權(干股)都是相對確定的，而企業家的成本收益是不確定的——當企業家前期投入物質成本和機會成本時，誰也無法保證肯定能獲得實際股權或“剩余分配權”的回報。對于不確定的因素無法建立數學模型，即使牽強附會建立起來的“數學模型”也沒有實際價值。楊小凱以職業經理人的剩余分配權模式建立起來的企業家利益機制模型根本不是企業家利益機制的真實反映。以分工的形式化為研究的出發點，卻無法給企業家合理定位，無法區別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這一現代市場經濟基本的分工，是楊小凱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悖論。這個悖論說明，楊小凱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工形式化的嘗試是失敗的;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對分工的超邊際分析研究，而是分工的“形式化”研究——分工的數學模型化研究(注)。“形式化”不是經濟學發展的必要環節，分工“形式化”不構成分工研究的真正周期。一篇經濟學論文充滿數學模型的要害在于：用形式邏輯作為經濟研究的充分條件和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研究復雜的經濟現象，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這個不對稱決定了這些經濟學論文不可能把握經濟的本質和規律，也不可能正確解釋經濟現象，預測經濟發展趨勢，指導經濟發展;無論對經濟學理論還是經濟實踐均沒有任何價值。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研究經濟現象必須運用復雜系統論方法，復雜系統論方法中包括層次方法。經濟學研究中運用數學模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必須根據研究對象在經濟系統中的層次具體分析。不能從經濟學研究運用形式邏輯的必要性推出經濟學研究運用數理邏輯的必要性，不能從某些層次經濟學研究運用數學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層次經濟學研究片面空洞抽象運用數學模型的可能性，不能從某些層次的經濟學研究運用數學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層次的經濟學研究運用數學的必然性。對稱關系是宇宙的最深層本質，對稱規律是社會的最根本規律，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經濟本質與經濟規律需要理性邏輯——對稱邏輯，知性邏輯——數理邏輯—形式邏輯只能描述經濟現象。數學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論基礎上解釋增長，不能在對稱平衡論基礎上解釋發展——在對稱平衡論基礎上解釋發展靠理性邏輯而不是靠知性邏輯，以建構數學模型為方法論代表的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迄今無法真正解釋發展。由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思辨性質決定，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既無可能也無必要運用數學模型。把建構數學模型看成經濟學研究范式的《經濟研究》所發表的論文沒有一篇真正研究經濟學基礎理論，沒有一篇真正反映經濟的本質與規律，沒有一篇真正對經濟的發展有指導意義。

      人類科學發展史，就是原創理論的發展史。經濟學如果是一門科學，也應該是原創理論發展史，而不是經濟模型發展史、經濟案例分析史。即使對稱經濟學產生以前的經濟學不是一門科學，那么作為經濟學史前史的經濟學說發展史，也是經濟學原創理論的發展史。為什么量子時代真正的經濟學家必須有原創基礎理論?僅僅有經濟學原創理論不行嗎?這是因為當今時代經濟現象是與量子層面相當的復雜性現象，對任何經濟現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創理論，這種與盲人摸象層次相當的“原創理論”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數學模型包裝，絕大部分沒有科學價值。與量子物理層次相當的經濟學原創基礎理論，相當于牛頓力學層面自然科學的原創理論。所以，如果說自然科學只要原創理論就可以發展，量子時代經濟學要真正發展必須靠原創基礎理論。真正的經濟學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可以沒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突破，但不能沒有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是經濟學基礎理論突破的基礎，經濟學基礎理論突破是經濟學發展的前提。《經濟研究》不發表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只發表基于特定經濟學范式的數學模型對某類經濟現象“精準”、“規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經濟研究的實證性，實際上是否認了科學經濟學的可能性與經濟學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說0無論是加以還是乘以10000個0都是0，那么量子時代沒有原創基礎理論的發展就沒有經濟學的真正發展，《經濟研究》的研究范式、選題取向所決定的研究層次決定了《經濟研究》不可能對經濟學的發展作出實質性的貢獻。

      三、學科范式自我設限，排斥公平競爭

      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往往會動搖原有經濟學范式的合理性基礎。《經濟研究》之所以不發表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論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局限于自身范式定位的一畝三分地。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研究》的范式定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研究》的范式定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研究》不容許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剩余價值理論進行質疑和探討，那么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研究》不容許對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一般均衡理論進行質疑和探討。《經濟研究》2012年01期發表過一篇“一般均衡理論的價值基礎”，也只是質疑一般均衡理論的特殊形態，而不是質疑一般均衡理論本身，這篇文章甚至搜腸刮肚要把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也納入一般均衡理論的框架中。可以說《經濟研究》迄今發表過的經濟學論文都是直接間接在運用或論證一般均衡理論;《經濟研究》和西方經濟學一樣把一般均衡理論作為自己的“研究綱領”，成為衡量經濟學論文水平高低的標準。《經濟研究》所謂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與國際接軌實際上就是與以一般均衡理論為內核的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接軌。一份學術刊物有范式定位無異于有范式偏見，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所以他們只知一般均衡論不知對稱平衡論，對稱平衡論在他們心目中無異于奇談怪論。有范式偏見的學術刊物不可能從純學術的角度公開公平公正對稿件進行評估取舍，鄙人的對稱經濟學論文——真正可以稱得上是經濟學原創基礎理論研究的論文稿件寫得再好，《經濟研究》編輯人員連看都不會看，不是直接仍到廢紙簍就是直接送進垃圾桶。在他們看來，一般均衡論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經濟學顛撲不破的終極真理;經濟學研究所要做的，就是運用一般均衡論對經濟現象進行案例分析;而運用數學模型，就是為了使這種分析更精準。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范式已經落后于全球經濟發展與人類經濟實踐;我國產能過剩及引起的經濟增速下滑危機的原因、走出危機的出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明，GDP增長方式已經失敗，GDP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一般均衡論、建立在一般均衡論基礎上的需求供給曲線、經濟學數學模型必須被拋棄，經濟新常態必須用對稱平衡論代替一般均衡論作為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如果整個西方經濟學范式已經落后，囿于西方經濟學范式、以一般均衡論為經濟學研究綱領的期刊還會發表與時俱進、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否定一般均衡論的高水平的學術論文嗎?

      一般均衡理論、需求供給定律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人的需求是可以無限開發的，而創新本身也是人的需求。手機不斷更新換代不是因為市場出清而是因為技術創新，大多數人一年換幾款手機不是因為價格信號自發調節市場而是因為人的需要不斷被開發。所以人類經濟活動是以主體為主導的創新與需求之間從不對稱到對稱的連續不斷永無止境的價值創造活動，“需求供給定律”只是人類經濟活動——價值創造活動中的一個抽象的環節，構不成一條經濟規律，更不能成為人類經濟活動、包括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經濟規律。人類經濟活動從來不是按照需求供給曲線所揭示的“一般均衡規律”展開。無論是亞當·斯密的一般均衡思想，還是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都是小商品經濟時代的產物。從誕生那一刻起，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論就從來沒有正確過，即使在小商品經濟時期也不完全符合供求關系的實際情況，只是由于小商品經濟時代供求結構簡單，使之具有近似的真理性。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供求關系越來越復雜，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論的真理性不斷遞減。與《經濟研究》同屬一個經濟學范式、包括曾經當過《經濟研究》大總管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把我國目前產能過剩看成“經濟過熱”所以必須減速降溫說明，到了知識經濟時代，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論與社會供求關系完全脫節，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論已經被時代發展蛻變為完全的謬誤，用一般均衡思想和一般均衡理論根本無法解釋經濟現象，更無法解決經濟問題，迄今仍然運用一般均衡理論指導經濟只能誤導經濟發展。知識經濟時代必須用對稱平衡論代替一般均衡論作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對稱平衡論是把宇宙萬物產生發展看成事物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動態平衡過程的理論。在社會發展領域，對稱平衡論把社會發展看成以主體為主導的、主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動態平衡過程;以主體為主導的、主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在社會經濟領域，對稱平衡論把社會經濟發展看成以主體創造價值活動為主導的、主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動態平衡過程;以主體創造價值活動為主導的、主客體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根本動力。對稱平衡論把對稱看成動態的非線性過程，是對客觀事物本質的具體反映。對稱關系是宇宙的最深層次本質，對稱規律是社會的最根本規律，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對稱平衡論是一切科學的最基礎理論。以對稱平衡論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實現了經濟學學科范式與科學范式的接軌，使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科學。以對稱平衡論為理論基礎的對稱經濟學結束了人類經濟學的史前史。固守一般均衡論、否認對稱平衡論的《經濟研究》不可能真正處于經濟與經濟學研究的前沿。

      因此，無論是按照經濟學發展的歷史標準，還是按照科學學的邏輯標尺，每年教育部學科評估列為《A類期刊名錄》中“A1類期刊”即中國的經濟學刊物中“級別最高”的《經濟研究》根本不是什么一流的經濟學學術期刊，而只是一份熱衷于用精致的數學模型掩蓋淺薄、善于形式包裝、思想性不強、學術含金量不高的一般刊物。從其固守的西方經濟學學科范式與研究范式所決定的選題取向與審稿標準看，有基礎理論創新高水平的真正的經濟學學術論文在《經濟研究》上根本發表不了。如果以《經濟研究》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水平標尺與范式導向，中國經濟學研究將進入死胡同，永遠不可能真正進入國際前沿。《經濟研究》如果繼續堅守西方經濟學學科范式與研究范式，將在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浪潮中很快被邊緣化并被淘汰。《經濟研究》發表文章不能作為評高級職稱的依據，不能作為經濟學家頭銜的依據，不能作為經濟學話語權的依據。在《經濟研究》上發表幾篇充滿數學模型的文章就可以破格提拔經濟學教授博導，不僅僅是造成國家學術教育公共品資源的嚴重錯配與巨大浪費，而且對中國的經濟學研究、經濟學人才成長與社會發展方向造成嚴重誤導。

      任何科學范式的轉換都是必然的，而這種必然性只能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經濟學也不例外。通過對能體現經濟學范式轉化的必然性的偶然性——重要經濟或經濟學事件的案例進行典型分析，是揭示這種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必然性、說明經濟學的發展規律、澄清經濟學發展與評價模糊標準、重塑經濟學發展與學術評價標準的最好途徑。

      2011年11月2日發生了哈佛大學本科生退出哈佛經濟學教授曼昆主講的經濟學必修課，參加抗議華爾街的示威運動的事件;與此事件同時，哈佛校刊《哈佛政治評論》全文刊登了退課學生致曼昆的公開信：

【今天，我們離開經濟學十講(注：曼昆主講的課程名稱)的課堂，以表達我們對于這門導論性的經濟學課程中之根深蒂固的偏見的不滿。我們深切地擔憂這些課程中的偏見將影響到我們的同學，我們的大學，以及我們所身處的整個社會。

作為哈佛的本科生，我們選修“經濟學十講”這門課程是希望能獲得廣闊的經濟學理論基礎知識的介紹，幫助我們進一步在經濟學、政治學、環境科學、公共政策等諸多學科和知識領域中作出深入思考。然而，我們發現這門課程，對于我們認為已經問題重重且對不平等束手無策的經濟，秉持偏見和有局限的視野。

真正合理的經濟學研究，必須同時包含對各種經濟學簡化模型之優點與缺點的批判性探討。由于在您的課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資料，學術期刊中的關鍵文獻也并不充分，因此我們幾乎無法接觸其他可供選擇的路徑來研究經濟學。認為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論，例如凱恩斯的理論更重要、更基本，這是毫無道理的。

對一門準備要為將來進一步研究經濟學打下基礎的課程來說，采取一種無偏見的觀察經濟學的視角，對于這個課堂上的700名同學來說相當重要。許多哈佛學生沒有能力選擇經濟學十講之外的課程，因為此課程對于經濟學、環境科學以及公共政策學學生來說是必修的。當社會學專業必須選擇一門經濟學導論課程時，唯一的另一門可供選擇的課程——Steven Margolin教授的經濟學批判卻每隔一年才開設一次(今年就沒開課)。許多其他專業的學生只是希望在高質量的通識教育中獲得對經濟學的簡單理解。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學導論使得后續的經濟學課程難以有效地展開，因為它只是提供了有嚴重偏見的角度，而不是為其他課程的拓寬提供堅實的基礎。不要希望學生們通過躲開這門課，或者拒絕整個經濟學學科來表達他們對經濟學導論的不滿。

哈佛畢業生在全球金融機構和公共政策領域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學生們具備關于經濟學的更廣博知識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們的行為將會危及全球金融體系。近五年來的經濟動亂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今天，我們將加入波士頓的游行隊伍，抗議高等教育的公司化，聲援全球的“占領運動”。由于經濟學十講中不公正的本質不僅是美國經濟不平等的象征，甚至應當為這一嚴重社會后果負責。我們今天走出課堂，不僅是反對您對于有偏見的經濟學理論的討論不夠充分，而且我們還將投身整個運動，去改變美國經濟學的所有不公正的邏輯。曼昆教授，我們希望您會認真對待我們的想法和今天的罷課行為。】

      哈佛經濟學本科生在這封公開信中明確表達了以下信息：1、西方經濟學以偏見為導論;2、這些偏見形成的有嚴重偏見的角度不能給學生提供廣闊的經濟學理論基礎知識;3、這些偏見形成的狹隘的視野導致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熟視無睹，束手無策;4、這些偏見雖然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然而不容許學生對其進行批判，或進行其他選擇;5，這些偏見培養出來的哈佛經濟學畢業生由于在全球金融機構和公共政策領域擔任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行為將會危及全球金融體系，前一段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有偏見的西方經濟學是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如果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實踐可以說已經證偽了西方經濟學。如果按照西方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所謂可證偽性是科學、因而也是經濟學的本質屬性的說法，全球性金融危機通過證偽西方經濟學來證實西方經濟學，就是因為全球性金融危機證偽了西方經濟學所以證實了西方經濟學，那么這些罷課的哈佛經濟學本科生就是吃飽飯沒事干撐著，理應繼續將錯就錯學這些有偏見的錯誤理論，然后繼續將錯就錯用這些錯誤的理論指導錯誤的實踐，讓金融危機來得更猛烈、更頻繁才對。然而這是明顯荒謬的，任何頭腦沒有毛病的人都不會這樣干。這說明，西方經濟學被證偽就說明西方經濟學是錯的，既然錯了就不應該繼續占據神圣的經濟學殿堂，以免誤人子弟，貽害社會。必須讓正確的經濟學走上講堂，錯誤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必須下課，這就是哈佛經濟學本科生集體罷課和給曼昆公開信事件的經濟學意義。

讓我們打開曼昆《經濟學原理》(第六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7)第一篇導言 第一章 經濟學十大原理 原理一：人們面臨權衡取舍;原理二：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所放棄的東西;原理三：理性人考慮邊際量;原理四：人們會對激勵做出反應;原理五：貿易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原理六：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原理七：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原理八：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原理九：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時，物價上升;原理十：社會面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短期權衡取舍。如果以上曼昆的經濟學十大“經濟學原理”對應于曼昆的經濟學十講，我們可以看到，曼昆的經濟學十講在極力使經濟學基本原理常識化、通俗化的背后，是經濟學出發點的偏見。因為曼昆上述所謂的“經濟學基本原理”都是經濟某些方面現象的客觀描述，因而從現象學意義上看都是正確的，但就經濟整體來講都是片面的;通過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把經濟發展復雜系統中的某個方面抽象出來，上升為“經濟學基本原理”，勢必使“經濟學基本原理”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造成對經濟學生和經濟實踐的誤導。任何一門科學都是特定對象客觀規律的反映，經濟學如果是一門科學也不例外。那么經濟學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的對象就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就是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的規律。價值的創造固然需要資源的配置，但價值的創造不能歸結為資源的配置。從經濟活動的目的和出發點來看，資源的配置是手段，價值的創造、資源的再生才是目的。因此，人參與經濟活動固然需要選擇理性，但人參與經濟活動首先需要創造理性——選擇理性從屬于創造理性，創造理性主導選擇理性。如果把人的選擇理性抽象出來，使它離開創造理性，并且使之成為“經濟學十大原理”的第一大原理，那么將使經濟學成為為配置而配置的經濟學，而非為再生而配置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之所以把經濟學定義為配置經濟學——關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學說，哲學根源就在于把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的經濟理性和選擇理性劃等號，從而使選擇理性脫離創造理性。選擇理性脫離創造理性、經濟學由再生經濟學變為配置經濟學的結果，是使經濟學不能完整反映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的規律，而只是對這條規律的某個環節、某個片段的抽象，從而使經濟學不能成為一門科學。這也是西方經濟學家否認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為選擇理性，把經濟活動定位為資源的選擇和配置，那么經濟活動就是單個人可以進行的抽象的活動，進行這種單個人抽象活動的就是抽象的單個人——作為西方經濟學出發點的“經濟人”。由于每個人都可以獨立進行經濟活動，而且這種活動是對有限資源的選擇和配置，因此人與人之間利益此消彼長，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人與人的關系是狼與狼的關系，只能在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信息不對稱中進行非合作博弈，最后大家只能落個“納什均衡”即利益均衡的結果。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于創造理性，把經濟活動定位于價值的創造與再生，經濟主體間就有可能是雙贏的關系，那么經濟活動就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是合作關系;雖然每個人也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這個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只能在合作互利過程中才能實現。這個合作互利的過程不是什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過程，而是主觀和客觀兩方面都既為自己也為別人的過程;是貢獻與索取對稱、付出與收獲等價的過程。所以經濟人的本質不是自私的。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為選擇理性，那么經濟活動的所得就是所選擇的東西，這個所得的代價就是放棄的東西——有選擇就有放棄;在配置經濟學中，所謂成本唯一的就是機會成本。如果把經濟理性定位于創造理性，那么經濟活動的所得就是創造出來的東西，這個所得的成本就是為了創造新的價值而投入的舊的價值，或轉化成新價值的舊價值。只有把創造新價值的成本看成投入的舊價值，“邊際量”這個概念才能成立，考慮邊際量才有意義，“理性人考慮邊際量”這個命題和經濟學的其他原理才能兼容。曼昆一方面“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為了得到它所放棄的東西”，另一方面“理性人考慮邊際量”，兩個命題之間是一個悖論;他的一句“在機會成本為既定的條件下”(同上，p6)不但不能化解這個悖論，而且只能強化這個悖論。同理，人們確實“會對激勵做出反應”，但只有把經濟活動看成主體合作創造新價值的活動，人對人的激勵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如果每個人都只是對有限的資源進行選擇，那么“激勵”就不能現實發生。貿易固然可以通過選擇和交換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但貿易只是商品創造全部價值的必要環節不是充分條件，產品的開發、生產是完整的商品價值創造過程中更重要的環節。所以我們不能根據“貿易可以使每個人的狀況都變得更好”得出經濟理性是選擇理性、經濟活動只是選擇活動的結論。市場確實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但“市場”概念有多種含義，如果僅僅是指交換產品的場所，那么曼昆“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不管指的是政府是市場的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抑或有利條件，都說明由市場組織的經濟活動只不過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內容，雖然這部分內容對于創造商品整體價值來講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把經濟理性和活動歸結為通過市場的選擇是不成立的。曼昆“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更是直接證偽了他的“選擇論”。“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時，物價上升”固然沒錯，問題是如果“社會面臨通貨膨脹”僅僅是“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造成，那么又怎么會讓我們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進行“短期權衡取舍”呢?是通貨膨脹增加就業，還是增加就業引發通貨膨脹?莫非通貨膨脹會增加就業，或者就業增加會造成通貨膨脹?就業增加必然產出也增加，就業增加怎么會造成通貨膨脹?也許曼昆的選擇論經濟學可以從邏輯上得出就業增加就是吃干飯、白白占有稀缺資源的人增加，所以會造成通貨膨脹。如果通貨膨脹會增加就業，那么 “當政府發行了更多貨幣時，物價上升”豈不是增加就業的好辦法?如果曼昆只是把一些短期現象而不是長期現象后面的經濟規律作為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那么這樣的“經濟學原理”只能讓學生云里霧里，不著要領;如果曼昆的“經濟學十大原理”之間不兼容，只能給其學生提供邏輯不嚴密、充滿悖論的經濟學體系;如果這個不兼容是由于作為出發點的某個前提本身錯誤，那么只能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造成學生反感和反彈是正常的。

      人的本質是自私的經濟人理論是西方經濟學的出發點，整個西方經濟學都是直接間接地以“理性的經濟人本質是自私的”假設作為其體系的明確的或隱含的邏輯前提，在此基礎上推導出他的整個經濟學體系，這就不能不使經濟學體系建立在沙灘上，并誘導經濟大廈建立在沙灘上。自私自利，以鄰為壑，把經濟活動等同于賺錢，把人生目標定位于最大限度地賺錢，為賺錢不擇手段，以致經濟活動本末倒置，使虛擬經濟蛻變成虛幻經濟。從自私的經濟人選擇哲學到配置經濟學，經過一般均衡論的中介與過渡，進入價格經濟學——把價值歸結為交換價值或價格的經濟學，是西方虛擬經濟通過投機盛行轉變為虛幻經濟，并最終演變為金融危機的經濟學邏輯與經濟邏輯。在此過程中，掌握嫻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哈佛經濟學畢業生起到推波助瀾的引領作用。“哈佛畢業生在全球金融機構和公共政策領域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學生們具備關于經濟學的更廣博知識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們的行為將會危及全球金融體系。近五年來的經濟動亂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哈佛經濟學本科生退課及給曼昆的公開信揭開了哈佛經濟學乃至整個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內幕，從經濟學理論和掌握經濟學理論的主體兩個層面證明了西方現代經濟學和全球金融危機的內在本質聯系，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證偽了西方現代經濟學。這充分說明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是必然的。

      俗話說：是驢是馬牽出來溜溜。實踐不但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檢驗學術水平的唯一標準，衡量“經濟學家”頭銜含金量的原創基礎理論標準與實踐標準是統一的。如果說，有沒有原創基礎理論是檢驗是否真正的“經濟學家”的唯一標準，那么實踐是檢驗“經濟學家”原創基礎理論是否成立的唯一標準。所謂實踐檢驗，就是“經濟學家”原創基礎理論對經濟現象的解釋能力、經濟趨勢的預測能力與經濟問題的解決能力。經濟學的發展邏輯與經濟發展的邏輯是一致的;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后面，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經濟學家應該為經濟體制轉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軌提供理論依據、理論指導、理論預見;如果原有的經濟學范式不能解釋這種轉型與轉軌，那么這種轉型與轉軌則意味著提出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歷史要求，作為經濟學家就應該因勢利導，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地建立與這種轉型與轉軌相對稱的新的經濟學范式，并建構相應的哲學范式。如果說，哈佛經濟學生罷課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機，那么全球金融危機則說明了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必然性。當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要求轉變經濟學范式，而經濟學家們仍然把舊的經濟學范式視同神明、頂禮膜拜時，舊的經濟學范式必然會對實踐產生誤導。所以，哈佛經濟學生認為是曼昆教出來的經濟學生帶來了經濟危機是正確的，英國女王2008年11月訪問倫敦經濟學院時問及“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的到來”是正確的，英國社會科學院對女王難題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國內外諸多智者缺乏對危機的整體想象力不能將風險作為一個系統去理解”也是正確的。但正確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發表在“國際頂級經濟學期刊”上的論文汗牛充棟，竟然“缺乏對危機的整體想象力不能將風險作為一個系統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經濟學者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經濟學者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經濟學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經濟學范式落后于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的要求。如果整個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個范式中的論文數學模型再精致，發表再多，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再高，發表這些論文的刊物在西方經濟學界的影響力再大，發表這些論文的“經濟學家”的論文引用率在西方經濟學界的排名再靠前，對于人類經濟實踐的指導作用也只能是南轅北轍，誤國誤民，不能預測、解釋、解決全球金融危機是必然的。這樣的“經濟學家”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的“經濟學家”，而不是既有與時俱進的原創基礎理論、其原創理論又能指點迷津經世致用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

      “刊物級別論”是一個悖論。按照“刊物級別論”，“高級”期刊發表的論文都是好論文、“低級”期刊發表的論文都是差論文的邏輯，好論文都應該往“高級”期刊去擠。可是“高級”期刊只有那么多，“高級”期刊版面有限，好論文如果都想在“高級”期刊發表肯定要排隊。而真正的好論文都是有原創性的論文。那么，真正的有原創性的好論文是寧愿冒著被別人超越的風險在“高級”期刊那里排隊，還是希望盡快發表?可以說，真正的有原創性的好論文都是希望盡快發表、能出真正的原創性成果的真正的學者會把盡快發表自己的成果、使自己的心血不至付諸東流擺在第一位，而不會把自己的論文發表的刊物級別放在第一位。可以說，把發表文章的刊物級別擺在第一位、寧愿在“高級”期刊排隊排一年半載的論文，一般都是沒有原創性因而不怕別人超越的“職稱論文”，這樣的論文不會是什么“好論文”。有的所謂“頂級學術刊物”公然宣稱不發表原創程度太高的論文，理由是把握不準，怕鬧笑話，損害自己“頂級學術刊物”的形象。有的所謂“頂級學術刊物”為了避免把握不準的風險維護自己的形象居然要求在它那里發表論文的作者必須有博士學位。從科學學的角度而言，論文的水平高低和論文的原創程度高低成正比。“頂級學術刊物”顧及形象不敢發表原創程度高、學術水平高的論文，只發表原創程度低、學術水平低、風險度低的論文，原創程度高、學術水平高、風險度高的論文只能留給不顧及形象的“低級刊物”發表，是悖論。從教育學的角度而言，是博士學位來自論文，而不是論文來自博士學位。“頂級學術刊物”為了避免把握不準的風險要求作者必須有博士學位，顛倒了論文與學位的關系，是悖論。上述悖論最后濃縮成一個最大的悖論：在中國高級別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很少有原創程度高的論文，原創程度高的論文基本上都在低級別刊物上發表。“刊物級別悖論”典型說明了“刊物級別論”對學術的逆向誤導，說明了只有任何公開發行的學術刊物學術評價的起點平等，才能規范學術評價標準、促進科學發展。

      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而言，一篇學術論文，是在網絡上發表還是在期刊上發表，在“頂級”期刊發表還是在“低級”期刊發表，其信息含量、知識含量與學術含金量沒有任何區別。同樣一篇論文，在“高級”期刊發表就成了高水平論文，在“低級” 期刊發表就成了低水平論文;在期刊上發表就是論文，在網絡上發表就不是論文，沒有任何根據。如果評價一篇論文的水平高低要借助刊物“級別”來參照，與評價者自己的水平不高有關，與論文本身的水平無關——一個真正高水平的學者，評價一篇論文水平高低不會以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為參照，一篇論文沒有發表過也可以根據打印稿對其水平做出準確評價。如果說從心理學的角度看論文水平與刊物級別有關，那也是目前行政強制推行的“刊物級別論”學術評價標準的誤區對學術界和公眾心理的誤導造成;這種誤導以及由此造成的學術腐敗與學術資源分配的錯位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的建成和科學的健康發展。“刊物級別論”得以冠冕堂皇地推行是學術行政化的產物、學術產業化的產物、學術話語權不當競爭的產物、學術評價與學術資源分配中的官僚主義與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物。“刊物級別論”為超學術的人身依附關系提供了基礎、為學術論文發表中的尋租行為提供了空間、為學術評價中的腐敗提供了溫床。必須從科學認識論的層次對論文的學術評價標準正本清源。學術論文的水平高低由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決定、發表在“高級”刊物上的論文水平高于發表在“低級”刊物上的論文沒有科學根據。一篇學術論文有沒有原創性、原創程度如何、原創理論有沒有科學價值、水平高低，與發表論文的刊物“級別”無關。

      無論是知識的發展、哲學的發展、科學的發展、還是經濟學的發展，本質上都是理論的發展。任何科學的發展都是通過原創理論的產生來實現，這是制定學術評價標準的歷史的、邏輯的依據。原創還應該區別絕對原創與相對原創。絕對原創是以人類為參照的原創，相對原創是以中國為參照的“原創”。牛頓宇宙三大定律、愛因斯坦相對論、陳世清對稱邏輯對稱哲學對稱經濟學是以人類為參照的原創，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出現的市場化等于私有化理論、市場化等于金錢化理論、市場化等于價格化理論、市場化等于產業化理論、市場化等于自由化理論是以中國為參照的“原創”。以人類為參照的原創是真正的、有科學史意義的原創，以中國為參照的“原創”不是真正的原創，而只是自吹自擂忽悠老百姓的“原創”。

      從科學學的意義上，有沒有自己真正的原創理論、原創理論能不能成立、原創程度高低、有沒有實際應用價值、實際應用價值大小，才是衡量一篇論文學術水平的唯一標準，而不是以論文發表在哪一“級”的刊物上或論文引用率作為論文學術水平的標準。除了原創理論及應用價值，以任何其他的標準作為衡量論文學術水平的標準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標準量身定做、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話語權的一種江湖手段;這種江湖手段與真正的科學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濫成災、潛移默化為學術界的潛規則，用這種潛規則替代科學發展與評價的顯規則，必將搞亂人們的思想，造成學術評價科學標準的混亂，從而誤導科學的發展。所以必須正本清源，重塑論文學術評價的科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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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楊小凱：《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2，p27，p9，p171，P440。

      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2，P3，p28，p5—6，p5，p6—7，p10，p14，p8，p8，p18，p20。

      參考文獻：

      陳世清：對稱經濟學,2[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1.

      陳世清：經濟學的形而上學,2[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1.

      陳世清：中國經濟解釋與重建,2[M]，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1.

      陳世清：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

      陳世清：“天人合一”與對稱哲學——從馮友蘭中西哲學觀看中國哲學的發展方向[A]，《反思與境界》[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289-307.

      陳世清：哲學的科學化與對稱哲學——評黃枏森教授“哲學科學化”的命題與體系架構設想[A]，，《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科學論文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393-410.

      陳世清：《從傳統邏輯到對稱邏輯》[J]，《寧德師專學報》，2006，(2);1-8.

      陳世清：《傳統邏輯是形式邏輯嗎》[J]， 《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1989，(2);92-93。

      陳世清：《意識的內容和形式都屬于主觀范疇》[J]，《求是學刊》，1987，(1);《哲學原理》，1987，(3)

      陳世清：《科學真理的內容和形式都屬于主觀意識的范疇》[J]，《哲學原理》，1986，(12)

      陳世清：《客觀規律 科學規律 科學真理》[J]，《求是學刊》，1990，(1)

      陳世清：《科學真理是客觀真理嗎》[J]，《青海社會科學》，19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