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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段學慧：《資本論》中關于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思想闡釋（上）

點擊：作者：程恩富段學慧來源：《經濟縱橫》2017年第4期發布時間:2017-05-31 1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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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資本論》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研究的基礎上，預示了未來社會的經濟形態。本文從十三個方面梳理了《資本論》中關于未來社會經濟特征的思想，主要從資本主義的歷史暫時性和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產品生產和交換方式、經濟計劃和按比例發展等方面研究共產主義的經濟特征，并聯系現實進行闡釋。

　　引言

　　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這個“幽靈”自一百多年前誕生之日起，就成為無產階級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和最高綱領。從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從十月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歐亞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從積弱積貧的半封建半殖民國家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實踐，歷史的軌跡已經表明，共產主義已不再是“幽靈”，而是高高飄揚的旗幟。

　　如果說《共產黨宣言》宣告了科學共產主義的誕生，那么《資本論》則標志著科學共產主義的成熟；如果說《共產黨宣言》第一次系統闡述了科學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那么《資本論》則以無懈可擊、無可辯駁的經濟事實和剩余價值理論論證了共產主義原理的科學性。自從有了《資本論》，共產主義就不再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簡單結論，更不是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攻擊的歷史進步主義的簡單推論，而是把唯物史觀運用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學結論。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兩大發現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而《資本論》正是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完美結合與運用，“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從此開始，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1]

　　《資本論》是馬克思一生的巔峰巨著，在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它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部政治經濟學著作，既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具體運用，又是闡述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著作。馬克思堅決拒絕像空想社會主義者那樣，從公平、正義等理性原則出發來批判資本主義，并在此基礎上構想未來的理性王國。

　　《資本論》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石，以剩余價值論為核心，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把對未來社會的研究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嚴格解剖和分析批判基礎上，發現和構建了共產主義新世界。它從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了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種種物質因素，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運動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必然性，賦予了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并最終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和思想武器。

　　《資本論》不僅在對資本主義的剖析中把共產主義奠定在更加堅實的理論基礎之上，而且預示了未來社會的一系列特征。然而，在《資本論》剛剛問世時，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孔德的信徒葉·瓦·德羅貝爾蒂指責馬克思“只限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2]果真如此？本文的任務就在于系統梳理《資本論》給未來社會開出了怎樣的“調味單”。

　　對于從《資本論》中發掘共產主義的經濟形態，一些學者從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以及共產主義的所有制、收入分配、再生產、經濟管理和經濟核算、人的發展、教育等方面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闡述，富于啟發。[3][4][5][6]但從系統性看，還沒有把《資本論》中關于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完整內容展示出來。本文以《資本論》第一、二、三、四卷為藍本，系統梳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研究，以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運動有所啟示。

　　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詞一般是作為同義詞使用的，但是為了把自己的理論與當時流行的各種空想的、改良的社會主義相區別，馬克思更多地用“共產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用“自由人聯合體”和“共產主義”來表達他對未來社會的設想。雖然這時還沒有像《哥達綱領批判》里那樣明確地把未來社會分為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但《資本論》中已有關于未來社會階段劃分的思想。

　　如，在第一卷第一章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分配制度時寫道：“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7]這里所說的“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以及“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本身就包含著共產主義因發展程度不同而產生的階段區分。

　　《資本論》把共產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來論述，指出共產主義是優于資本主義的更高一級的新的社會制度，是按照歷史發展規律必然實現的先進的社會制度。當然，《資本論》中的共產主義還不是現存的社會主義，而是作為原理的共產主義。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商品、貨幣等范疇已不存在，這與當前我國生產力水平不高，還需要利用商品、貨幣等經濟杠桿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有所不同。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經濟形態所作的預示及其原理和方法，不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關系著人類歷史發展的命運，是極其寶貴的理論財富。

　　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轉化為共產主義生產關系

　　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理解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資本主義也是這個自然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它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8]也不是永恒的歷史階段，它只是從小私有制向共產主義公有制的過渡階段，這是以“鐵的必然性”發揮作用的必然趨勢。

　　（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對抗性質必然導致共產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

　　《資本論》自始至終貫穿著資本的邏輯。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細胞——商品開始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貨幣“是資本的最初表現形式”。[9]然而，“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10]也就是說，當資本家購買到勞動力商品時，貨幣才能轉化為資本，資本才能產生。于是，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準確地說是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關系，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的核心關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

　　“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11]當資本進入生產過程后，資本表現為物，這些物作為資本增殖的手段進入資本家的生產消費。在生產消費過程中，資本由于消費勞動力而使自身增殖，從而獲得剩余價值。所以，資本表面上是物，但實質是一種生產關系，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是資本家對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關系，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是從一開始就生產著這種對抗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

　　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運動是無休止的。作為資本人格化代表的資本家，要不斷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通過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實現資本的不斷增殖。資本積累“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2]“社會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13]可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充分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質，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同樣是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

　　因此，“只有把資本看做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表現，才能談資本的生產性。但是如果這樣來看資本，那么這種關系的歷史暫時性質就會立刻顯露出來。對這種關系的一般認識是同它的繼續不斷的存在不相容的，這種關系本身為自己的滅亡創造了手段。”[14]

　　（二）資本主義矛盾包含著資本主義關系的解體及向社會共同占有生產條件的轉化

　　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蘊藏著其必然的走向。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但這種文明作用既始于社會關系的變革，也會終于社會關系的革命性變革，從而為未來新社會的產生創造出各種有利的因素。[15]隨著剩余勞動不斷轉化為資本，剩余勞動的積累就越成為資本家手中的權力。資本家則以資本來量化權力，以公司或國家的形式，共同支配整個社會、控制社會生產。隨著資本權力的增長，社會生產條件與實際生產者之間的分離越是增長，資本越是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力，來控制整個社會生產秩序、統治整個社會。這種權力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力，與社會相對立。資本主義積累的對抗性質，使資本主義生產從一開始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鞏固，發展成為創造和積累它自身矛盾的手段。

　　“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利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產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發展得越來越尖銳，并且包含著這種關系的解體，因為它同時包含著生產條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會的生產條件的轉化。這種轉化是由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發展和實現這種發展的方式所決定的。”[16]當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得不相適應時，共產主義新社會的“一些交往關系和生產關系”必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胎胞里孕育、成熟，并成為“炸毀這個社會的地雷”。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這種由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勞動堆砌而成的資本的社會權力，并將這種社會權力由勞動者共同擁有和支配。生產條件不再由部分私人所有，而是全社會共同所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不再為私人資本積累，而是作為社會的公共積累，作為歷史關系的資產階級對抗性生產關系將必然導致沒有階級對抗的共產主義生產關系。

　　（三）代替自由競爭的壟斷為整個社會剝奪資本家做好了準備

　　資本主義內在競爭規律使生產越來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這種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引起的壟斷，最初是“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進而將為整個社會剝奪資本家做好準備。馬克思在1860年代就看到了這種曙光。

　　“在英國，在這個構成整個化學工業的基礎的部門，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17]

　　“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運用于技術方面，土地被日益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有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18]

　　“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19]

　　事實正是如此，從19世紀20年代自由競爭的英國首次爆發經濟危機、50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首次爆發世界性經濟危機，一直到90年代末基本形成壟斷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導致蘇聯和歐亞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并表明資本主義的外殼已被炸毀、私有制喪鐘已經敲響、剝奪者已被剝奪。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最終目標都是要在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重建部分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至于蘇東歐國家劇變，那只是社會主義波浪式發展的一種曲折性。

　　（四）資本主義是直接處于實行自覺改造的共產主義社會以前的歷史時期

　　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一開始就與勞動條件相異化；從生產的結果看，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隨著勞動對資本從形式上的隸屬轉變為實際隸屬，工人越來越成為局部工人，“使勞動過程的智力與工人相異化”。[20]“在這個直接處于人類社會實行自覺改造以前的歷史時期，實際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費個人發展的辦法，來保證和實現人類本身的發展。”[21]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反復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勞動作為勞動的“極端的異化形式”，必然會過渡到自己反面的自主性“聯合活動”。隨著勞動異化的不斷強化，它自身不斷地創造和積累解決自身矛盾的條件和力量，這也就意味著，只有到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階段，“解放”一詞才具有了實際的社會意義，人類解放才具有直接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才能最終消滅異化，才能實現“人是人的最高本質”[22]的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后資本主義與前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個歷史時期，是逐步實現共產主義這一理想和目標的過渡社會形態。

　　（五）資本主義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化是一個長期而困難的過程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23]“以個人自己勞動力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24]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25]

　　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尤其是二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競爭和私人壟斷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國家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通過一定程度的經濟“計劃化”和國有化，采取了一系列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這些措施的實施，一方面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有能夠容納生產力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表明國家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正在為共產主義準備經濟基礎。2007年發生于美國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再次說明，“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26]資本主義不是近現代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竭力維護的那個永恒的美好社會。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難，其根源在于剝削階級的反抗和人性的自私性。但隨著科技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無產階級的有效斗爭和人性的利他性，必然促使資本主義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化在曲折和反復中最終成功。

　　二、共產主義是由資本主義過渡而來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

　　（一）關于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人類社會從低級到高級會出現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大社會形態，其中，每個國家和地區不一定都會經歷完整和充分發展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但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則是整個人類社會時間最長的必經社會，剝削社會只是短暫的歷史制度，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與特殊相統一的客觀規律。根據這一規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只是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演變的一個過渡形態。

　　因而馬克思指出，“自從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被認為是歷史的以來，那種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看做生產的自然規律的謬論就宣告破產了，并且開辟了新社會的遠景，開辟了新的經濟形態的遠景。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只構成向這個形態的過渡。”[27]

　　那么，是不是所有國家和民族都必須依次經過五種形態呢？馬克思曾設想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取得勝利，而事實卻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并沒有首先進入社會主義，而是俄國等一些經濟落后的國家率先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出現錯誤？當然不是。

　　其一，唯物史觀講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總趨勢，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并不排除不同國家、民族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差異性，以及某個發展階段和發展程度上的跳躍性。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前的1881年，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就預言，在俄國這樣的落后國家，由于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存在，“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28]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其二，俄國農村公社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代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通過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9]在“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背景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根據馬克思關于社會經濟形態過渡的思想，第一，不管一個國家或民族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什么樣的道路，但最終走向共產主義是全人類共同的目標和歸宿。第二，每個國家和民族都可以通過揚棄同時代別的國家或民族制度的優缺點，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甚至走跨越式發展道路。

　　也就是說，像中國這樣跨越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建立的，相反，它們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揚棄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后的舊中國，長期屬于半殖民地與半宗主國、半封建與半資本主義并存的社會，在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發展了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新中國在與全球資本主義共處一個時代的同時，可以通過改革開放，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創造的生產力，吸收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拋棄資本主義的弊端，如生產的盲目性、兩極化、經濟危機等等，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為逐步實現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和生產關系。

　　因此，那種認為中國沒有經歷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而需要補資本主義的課，并借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之機，企圖走私有化或民營化道路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唯物史觀和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客觀規律。

　　（二）資本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有利于共產主義新形態各種要素的創造

　　從近現代私人資本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看，它不顧勞動力的生理界限和社會道德底線，無疑是殘酷的、野蠻的、不人道的。然而，“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30]

　　1、資本主義剝削方式的變化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空間。

　　“資本一方面會導致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將會消滅；另一方面，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一些關系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系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內，使這種剩余勞動能夠同物質勞動一般所占用的時間的更大的節制結合在一起。”[31]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憑借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靠犧牲工人的休息、娛樂、學習和發展的時間，而使自己成為不勞動的階級。“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32]“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33]同樣“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34]但是，資本主義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

　　在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以榨取絕對剩余價值為主要方式，絕對延長工作日從而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剝削方式會遭到工人的反對。于是，通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獲得相對剩余價值成為剝削的主要途徑。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作日不斷縮短，工人用于自由發展的時間增多，工作日之外的自我發展不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勞動者可以利用工作日之外的時間發展多種技能，從而逐步擺脫“局部工人”對資本的依附關系。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剝削方式的變化，孕育著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因素，同時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不斷擴大和有組織的社會化大生產創造了條件。當社會財富擴大到一定程度，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自由王國”就到來了。

　　2、資本主義社會的合作工廠和股份公司是由資本主義轉化為共產主義的過渡形式。

　　機器大工業這種社會化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必須以工廠（企業）的方式進行。資本主義企業最初主要采取個人出資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形式。19世紀中葉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大大提高了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生產社會化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也進一步深化。于是，在工廠制度的基礎上，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合作工廠和股份制企業產生了。

　　合作工廠是工人為了擺脫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失業和被雇傭地位，由勞動者出資、自愿結合勞動而形成的一種企業形式。資本主義的合作工廠，“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自己的勞動增殖”。[35]但是，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它把資本的聯合與勞動的聯合結合起來，節約了監督勞動的費用，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這種形式。”“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并形成起來。”[36]

　　因此，馬克思把合作工廠稱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和“積極揚棄”，并且從來沒有懷疑過它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形式和中間環節。“合作工廠同資本無關，就象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37]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合作企業有著較廣泛的發展，但不可能成為主體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合作制依然是適應現階段生產力的企業組織形式。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充分利用供銷合作聯合社、聯社加工廠、手工業合作社等合作工廠以及農業合作社形式發展生產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利用集體積累和銀行貸款等途徑發展了一批合作工廠，后來在企業改革中，把原來的一部分小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改造為股份合作制企業，提高了企業活力。在當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貴州塘約合作模式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合作經營模式，也應大有作為。

　　“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38]股份制的出現帶來了企業組織形式和資本組織形式的新變化。股份制使單個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單個私有者的企業轉變成社會的企業，私人資本取得了社會資本（即社會集資）的形式，并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使資本增殖的職能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勞動也已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在更大規模上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股份制企業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它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對資本主義私人產業的消極揚棄。然而，股份制客觀上為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準備著條件。“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要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39]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條件下，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增強公私資本的積極性和流動性，提高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但絕不可以妄斷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股份制企業的性質是由控股權決定的。在當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時，要堅持公有主體型的產權原則，確保公有資本的控制權，這樣才能擴大和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40]

　　3、信用和銀行制度是向共產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有力杠桿。

　　“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41]資本的社會性質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有了充分發展時，才會表現出來并完全實現。

　　首先，“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把社會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積極發揮作用的資本交給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支配，以致這個資本的貸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這個資本的所有者和生產者。”[42]

　　其次，銀行制度（信用制度）縮短了從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的過程，加速了消費，調節了生產資本的分配，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再次，“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向聯合起來勞動的生產方式過渡時，信用制度會作為有力的杠桿發生作用。”[43]

　　信用加速了資本的集中和資本的聯合，不僅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嶄新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而且為社會主義生產準備了合作工廠和股份公司這種社會化生產的組織形式。“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44]合作工廠、股份公司以及銀行制度所造成的公共分配的形式，盡管它們只是形式而已（實質上是私人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會被賦予社會主義的意義”。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貨幣關系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是信用制度的基礎。“只要當生產資料不再轉化為資本，信用本身就不會再有什么意義。”[45]也就是說，在共產主義社會，信用制度會消亡。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發達的商品經濟形式，雖然建立在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基礎上，但私有制經濟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商品貨幣關系還存在，因而信用還大有作為。

　　但必須注意到，信用是把雙刃劍，它“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愈來愈減少；另一方面又是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46]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一方面要通過發展信用制度，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要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大金融監管力度，堅持信用工具適度創新的原則，限制信用在虛擬經濟中的作用，預防脫實向虛、信用欺詐和金融危機等。

　　三、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

　　（一）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是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的社會生產力

　　根據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決定性因素，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充分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與較低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共產主義公有制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適應。因此，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是共產主義建立的物質基礎和根本條件。只有把共產主義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才能為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成員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提供可靠保證。那時，無論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還是人們的精神生活，都能得到充分滿足；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提高，自然資源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人與自然才能和諧相處，人類才能成為真正的自然界的主人。

　　（二）以發展生產力為己任的資本不自覺地為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創造了物質條件

　　“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是從無中發展起來的，也不是從空中，又不是從自己產生自己的那種觀念的母胎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在現有的生產發展過程內部和流傳下來的、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內部，并且與它們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47]同樣，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是在資本主義的胎胞里孕育發展起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它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48]其根本動力來自于對剩余價值的追求。“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自覺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形式創造物質條件。”[49]“他（指資本家——作者注）狂熱地追求價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50]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的發明到電力的廣泛利用，從電子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到綠色工業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經歷的四次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一旦提高到資本主義的外殼所不能包容的程度，就必須通過生產、占有和交換方式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來解決。哪里有資本主義生產，哪里就有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就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客觀要求。當今世界，美國的生產力發展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需要公有制，否則就要通過美元霸權和貿易戰等不良政策來維持生產力的緩慢發展；歐盟便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而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區域緊密合作。

　　（三）勞動者重新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要在資本創造的物質基礎上通過革命來實現

　　雖然以發展生產力為己任的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的到來準備了物質前提，已經具備了實現公有制的基礎，但資產階級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無產階級必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實現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當然，一般說來以資本主義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能夠發生革命的必要高度為前提）。

　　馬克思不僅論證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而且指出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創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偉大歷史使命，只能由無產階級來擔當。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僅“不自覺地為一個更高級的生產形式創造物質條件”，而且為自身的滅亡準備好了掘墓人——無產階級。正如英國著名哲學家特里·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所說，資本主義的最大貢獻之一便是為了自身利益培養了無產階級，然而無產階級卻反過來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哪里有資本主義生產，哪里就有產業工人，就有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主觀力量。

　　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成長起來的最進步、最有遠見和最具有發展前途的階級，肩負著解放全人類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革命，暴力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勞動和所有權（后者應理解為對于生產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離、破裂和對立就成為必要的了，這種破裂的最極端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同時會得到最有利的發展）就是資本的形式。原有的統一的恢復，只有在資本創造的物質基礎上，并且只有通過工人階級和整個社會在這個創造過程中經歷的革命，才有可能實現。”[51]

　　空想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社會主義等，主張資本主義自動進入社會主義的自發性和平穩過渡，純屬幻想。縱觀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都是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勝利。這一革命形式或手段包括直接暴力或以暴力為后盾的議會斗爭和街頭政治等一切靈活有效行為。當今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經濟條件早已成熟，關鍵在于是否具有高水平的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這一主觀條件。

　　四、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所有制及生產目的

　　（一）共產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歸共同所有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52]《資本論》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原理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從多個角度論證了共產主義社會實行公有制的必然性。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表現為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表現為兩種形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和個別企業生產的有計劃性、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其根源是資本主義私有制。

　　首先，資產階級主要通過暴力手段掠奪小生產者，建立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使小生產者成為一無所有的勞動力商品，成為資本的雇傭者。資本家通過對剩余價值的榨取和資本積累，使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命運在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改變。要改變無產階級的命運，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

　　其次，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有計劃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無計劃性之間的矛盾，必然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盡管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后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指導功能，表現為大規模地將郵政、電報和鐵路等部分收歸國家，但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沒有動搖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主體地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各種危機依然不可避免，貧富對立依然存在甚至激化。

　　因此，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工人階級受壓迫、受剝削的根源。

　　雖然國家所有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但卻表明了解決這一矛盾的線索：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并在此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的生產將是生產力又好又快發展的必然產物。如果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那么“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53]這個在否定的否定基礎上建立的公有制，是通過剝奪剝奪者來實現的。

　　通過對剝奪者的合理剝奪，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建立起未來“自由人聯合體”的經濟基礎。既然生產資料成為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的共同財產，那么他們的產品自然也成為共同的產品。“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魯濱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54]

　　只有在自由人聯合體中，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的神秘性才能消失，人與人之間和人與物之間關系的物化性質、資本對人的統治才能變成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勞動條件和實際日常生活條件，在人們面前才直接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以物質生產和它所包含的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生活，才表現為自由結合、自覺活動且控制自己的社會運動的人們的產物，人才能徹底得到解放。

　　（二）共產主義社會作為生產條件所有者的工人，使社會化的生產從屬于自己

　　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和生產資料一樣都是資本家的生產條件。不僅如此，工人作為主觀的生產條件，與生產資料這個客觀條件相對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極力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辯護，為資本雇傭勞動辯護。在他們看來，“如果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不具有成為資本的屬性，如果構成勞動條件的勞動產品不消費勞動本身，如果過去勞動不消費活勞動，如果這些物屬于工人而不屬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資本家，那么，這些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就不會作為生產的客觀條件起作用。”[55]

　　首先，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器代替手工工具是革命性進步，但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卻強化了工場手工業的舊式分工，使雇傭工人成為機器的附屬物，使雇傭工人對資本的隸屬從形式上轉化為實際上的隸屬。所以，機器的使用從資本家主觀角度來看，它只是榨取剩余價值的手段和條件。而在共產主義社會，機器作為勞動者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是增加物質財富的生產、節省社會勞動、減輕工人勞動強度、縮短勞動時間、增加休閑、提高工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當機器的價值小于所替代的勞動力的價值時，資本家才會使用機器。“只有在工人必須為他們的雇主增加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的情況下才能被工人所使用。是這些生產資料使用他們工人”，而不是“工人作為主體使用生產資料這個客體。”而“在共產主義社會，機器的作用范圍將和在資產階級社會完全不同。”[56]“工人是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就是說生產條件屬于社會化的工人，工人作為社會化的工人進行生產，并把他們自己的生產作為社會化的生產從屬于自己。”[57]如果生產過程可能會對工人的身體造成危害或勞動強度太大，即使采用機器比使用人更貴，也要采用機器，即消除了采用機器的資本主義限制。

　　其次，勞動力同樣作為資本家生產的條件，被資本家占有和使用，從而使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取得了與普通商品不同的特點。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不僅是價值的源泉，而且是剩余價值的源泉。他們的勞動不屬于自己，屬于資本家。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工人不再是被雇傭，不再作為資本家的客體，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而且是自己的主人，“工人作為主體使用生產資料這個客體來為自己生產財富”，“能夠為自己而生產，他們就會很快地，并且不費很大力量地把資本提到（用庸俗經濟學家的話來說）他們自己的需要的水平。”[58]只有當勞動者成為生產的主體來使用生產資料，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工人勞動的積極性，勞動才能成為第一需要。這時，資本家強加的紀律在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勞動的社會狀態（共產主義社會）中就成為多余的了。

　　最后，在資本主義社會舊的分工條件下，勞動者與生產條件相異化，勞動與勞動成果相異化，勞動者與自己相異化，產生人對物的依賴，人們奴隸般地服從于舊的分工，勞動只是謀生的手段。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消滅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固定且強迫的分工”——舊的分工，才能建立起“自愿而全面發展的分工”——新的分工。馬克思要消滅的分工不是分工本身，而是分工的私有制屬性和階級對抗性；消滅的并不是生產力維度的“分工”，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維度的“分工”。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卻認為，如果勞動條件不屬于資本家，如果勞動條件作為客觀條件不消費勞動者，分工就會消失。顯然，這是把生產力維度的分工與生產關系維度的分工混為一談，目的是為私有制及其剝削辯護。

　　五、共產主義社會的產品生產和交換

　　（一）沒有商品生產的共產主義物質生產過程是直接明了的

　　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就其占支配地位的勞動交換方式而言，依次經歷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種形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生產者個人、家庭或生產單位的需要，勞動在一個封閉系統中進行，不具有社會化特征，因而不存在勞動的交換。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都是社會化勞動，都是給社會生產使用價值或財富。不同之處是：商品經濟需要通過市場交換私人勞動，才能轉化為社會勞動，勞動交換是通過商品交換或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的；而產品經濟條件下勞動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產品不需要采取商品形式，勞動的交換不需要通過商品交換，而是通過計劃調節來實現的。勞動交換方式的更替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的。自然經濟與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產品經濟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適應，商品經濟處于由自然經濟到產品經濟的中間階段，是生產力既有一定發展、又沒有達到高度發達的階段，是為未來社會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準備條件的階段。

　　商品經濟的神秘性以各種形式的拜物教表現出來，就是因為商品經濟條件下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存在矛盾。《資本論》第一篇對商品和商品經濟的一般分析表明，生產商品的勞動首先表現為私人勞動，私人勞動生產“社會使用價值”，而不是為自己生產使用價值。私人生產者之間必須通過商品交換，才能把具體勞動轉化為抽象勞動，把使用價值轉化為價值，私人勞動才能轉化為社會勞動。也就是說，商品交換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商品交換表面上是交換商品，其實質是商品生產者之間勞動的交換，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生產關系。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卻被物的關系所掩蓋，表現為商品拜物教。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貨幣成為價值形式的完成形態，成為價值的代表，成為社會勞動的直接化身，成為“物的神經”和財富的“絕對社會形式”，于是出現了貨幣拜物教。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自行增殖”的魔力產生了資本拜物教，并衍生出利息拜物教、地租拜物教。各種形式的拜物教，都是以物的外在形式掩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其根源于勞動產品采取商品形式和商品生產的私人性質，具有客觀屬性和主觀表現的雙重性質，體現的生產關系復雜且會顛倒地表現出來。

　　要消滅社會物質關系的神秘性或拜物教性質，消滅物對人的控制，就必須消滅商品本身以及由此派生的貨幣、資本關系，消滅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代之以共產主義的產品經濟，從而使生產關系簡單明了。

　　“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59]“在那里，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60]產品經濟條件下，勞動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不存在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勞動的交換不需要通過市場，不需要采取商品、貨幣形式，“人們在其社會生產中的關系就不表現為‘物’的‘價值’”，[61]“貨幣資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偽裝也會消失”。

　　那時，各種拜物教及觀念將成為歷史，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將隨之消除。可以看出，馬克思立足對資本這一核心范疇的分析，通過“資本內在否定性”這個手術刀，科學地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解剖，正確闡釋和體現了資本主義條件下正在發生的向其對立面的轉化——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成過程，從而為那個尚未充分實現的、以潛在形成存在于舊世界之中的新世界“助產”。[62]

　　資本主義經濟作為發達的社會化商品經濟，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或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的歷史時期。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雖然生產社會使用價值，但其目的是生產剩余價值，前者是為后者服務的。而共產主義消耗勞動的生產目的不是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而是生產使用價值，生產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

　　因此，“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由聯合體代替以后，產品的價值還依舊不變，卻是錯誤的。”[63]當然，在共產主義社會，隨著勞動產品商品性質的消失，價值概念也就消失了。于是，“在社會公有的生產中，貨幣資本不再存在了。社會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給不同的生產部門。生產者也許會得到紙的憑證，以此從社會的消費品儲備中，取走一個與他們的勞動時間相當的量。這些憑證不是貨幣。它們是不流通的。”[64]貨幣消失后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代之以“勞動券”這種紙的憑證，作為衡量勞動量多少的依據，作為勞動者與他人進行勞動交換、獲取消費資料的依據，即成為按勞取酬的表現形式和途徑，這比市場化按資分配和按生產要素產權分配要簡單明了得多。

　　（二）共產主義通過有計劃地控制生產過剩，來滿足社會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質資料

　　當貨幣成為交換的媒介以后，買賣在時間和空間上相分離。賣了不立即買或買了不立即賣，就會造成買賣的不平衡或供求失衡。這種不平衡在小商品經濟條件下，不會給經濟帶來經濟危機似的劇烈震蕩，而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或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商品經濟，貨幣的“獨特作用”潛藏著給經濟帶來劇烈震蕩的可能性。貨幣使年產品的正常交易變成一種單方面的交易，即“一方面是大量的單純的買，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單純的賣”，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要求“單方面的買的價值額要和單方面的賣的價值額互相抵消”，[65]但資本主義市場調節的自發作用，卻往往使買和賣不能抵消。

　　“就象簡單的商品流通不是單純的產品交換一樣，年商品產品的交換也不能分解為它的不同組成部分的單純的、直接的互相交換。貨幣在其中起一種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尤其在固定資產價值再生產的方式上表現出來。（假如生產是公有的生產，不具有商品生產的形式，情況又會有哪些不同，這是以后研究的問題。）”[66]

　　壽命已經完結因而要用實物補償的那一部分固定資本的數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數量很大，那在下一年就一定很小，因此，生產資料的生產總額在一個場合則必然減少。社會再生產中固定資本補償中的不平衡性，需要用不斷的相對的生產過剩來補救，即一方面要生產出超過直接需要的一定固定資本；另一方面，特別是原料等等的儲備也要超過每年的直接需要（這一點特別適用于生活資料）。社會再生產中固定資產補償所需要的生產過剩的調節方式，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下是不同的。

　　在共產主義社會，“這種生產過剩等于社會對它本身的再生產所必需的各種物質資料的控制。”[67]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這種生產過剩卻是無政府狀態的一個要素。”[6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優越性，加強國家宏觀、中觀和微觀的多種調控，通過建立再生產的風險調節基金，解決固定資產補償中可能出現的社會再生產的不平衡問題。[69]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出現過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不過，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以后，應防止西方國家危機的影響和轉嫁，預防各種風險和危機。

　　六、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計劃和比例

　　（一）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是共產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

　　按比例發展規律的經典表述是馬克思在1868年給庫格曼的信中明確提出來的：“要想得到與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數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70]

　　其實，《資本論》作為馬克思專門闡述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始終貫穿著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描述。[71]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和消費的有計劃性與全社會生產與消費的盲目性，在價值規律的自發作用下，以經濟波動并最終以危機的方式實現生產與消費的平衡。資本主義無法自覺地遵從按比例發展規律，“全部生產的聯系是作為盲目的規律強加于生產當事人。”[72]這種盲目地受價值規律的強制作用實現的經濟活動的比例關系，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只有在生產受到社會實際的預定的控制的地方，社會才會在用來生產某種物品的社會勞動時間的數量，和要由這種物品來滿足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建立起聯系。”[73]自由人聯合體的生產和消費“是作為由他們的集體的理性所把握，從而受他們支配的規律來使生產過程服從于他們的共同的控制”，[74]這種生產規模和社會需要的規模之間的比例關系，是通過“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75]

　　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被奉為“一只看不見萬能的手”，并被庸俗經濟學奉為原教旨。馬克思在批判馬爾薩斯和薩伊為“萬能的手”的辯護時說，他們假定“（1）是資本主義生產，其中每一個別行業的生產以及這種生產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社會需要調節，由社會需要控制，而是由各個資本家離開社會需要而支配的生產力調節；（2）盡管如此，生產卻是這樣按比例地進行，好像資本直接由社會根據其需要使用于各個不同的行業。”恰恰是“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完全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那么，實際上就不會發生生產過剩。”[76]這實際上證明了社會主義生產直接由社會需要調節和控制并按比例進行，從而不會發生全社會生產過剩的優越性。

　　資本主義生產也有人為的控制，這種控制是資本家集團為了利潤的需要而進行的局部、短期控制。如，當原料價格昂貴而直接影響資本家利潤率時，產業資本家就聯合起來，組成協會來調節生產。資本家的這些刺激目的一旦達到，他們就會重新讓“價格”去調節供給。這種控制其實是資本家集團之間的“短期價格協定”，目的是使資本家的利潤不受損，不可能圓滿地實現社會生產與需要之間的平衡。“一切企圖對原料生產進行共同的、果斷的和有預見的控制——這種控制整個說來是和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終只是一種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臨巨大危險和走投無路時例外采取的一種共同步驟——的想法，都要讓位給供求將會互相調節的信仰。”[77]

　　馬克思的分析表明，按比例規律是一切社會共有的經濟規律，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化商品經濟依靠市場的盲目調節，無法自覺實現按比例發展；只有建立公有制，實行計劃調節，才能自覺地實現按比例發展。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國家調節規律或計劃調節規律與市場調節規律相結合，才能形成功能上良性互補、效應上協同的有機整體，來實現按比例發展。[78]當今，薩繆爾森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繼續為這只“看不見的手”進行粉飾，并斷言市場制度并不是一個混亂和無政府的制度，而是具有一定的秩序。在他們看來，市場經濟天然地是一架精巧的機構，能夠通過一系列的價格和市場，無意識地協調著人們的經濟活動。顯然，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無限夸大了市場的作用，其目的在于消減計劃和政府的調控作用。

　　（二）生產的計劃調節和簿記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開辟了廣闊道路

　　不管是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還是未來的產品經濟，勞動生產率的衡量標準是一樣的，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以單位商品加入的勞動量較少為標志。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分配。”[79]共產主義社會，價值作為歷史范疇已經消失，但是作為價值實體的勞動量，依然作為計劃調節的內容，也就是說價值依然在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意義上存在。未來社會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克服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對社會勞動的浪費，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開辟了廣闊道路。與生產的計劃性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適應，“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重要。”[80]簿記作為計劃執行的手段和對生產過程的控制及觀念總結，對公有生產比資本主義的私人生產更為必要。“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總結的簿記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記對資本主義生產，比對手工業和農民的分散生產更為必要，對公有生產，比對資本主義生產更為必要。但是，簿記的費用隨著生產的積聚而減少，簿記越是轉化為社會的簿記，這種費用也就越少。”[81]

　　（三）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調節經濟發展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資本論》研究的對象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但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是貫穿始終的。因為“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82]是“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83]正是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發生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一旦發展起來，就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巨大的反作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下，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貪婪導致資本對自然的無節制的開發和利用，引起人與自然關系惡化的生態環境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就是資本同自然的關系，背后是人與人的關系。資本主義生態環境危機實質上是由于資本對自然的瘋狂占有和掠奪所引起的資本同自然之間關系的惡化。

　　因此，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較快地使人和自然的關系得到健康和諧的發展。“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84]那時，不僅解決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而且也解決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異化。二百多年的工業文明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取得巨大社會進步的同時，全球范圍內的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生態退化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日趨惡化。第四次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已經到來，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資本全球化，能夠較快實現全球的綠色革命嗎？無疑，在這一進程中，需要各國和國際社會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合理地調節他們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人與自然才能達到最大的統一。我國自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生態環境問題也日益嚴重，馬克思的分析給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指導原則：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大國家調節或計劃調節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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