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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幼文，上海市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原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５期

【摘 要】：“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提出的推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重大倡議。從經濟發展意義上講，就是以各國政策與規劃的對接實現發展的國際協同；從全球治理意義上講，就是合作路徑與方式的創新推進經濟全球化。“一帶一路”建設是世界協同發展機制的創新和國際合作模式的創新，是推動合作共贏、破解世界發展難題的中國方案。闡明其創新意義將有利于各國深化合作，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關鍵詞]“一帶一路”建設；國際發展協同；全球治理創新

“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提出的推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重大倡議。從經濟發展意義上講，就是以各國政策與規劃的對接實現發展的國際協同；從全球治理意義上講，就是合作路徑與方式的創新推進經濟全球化。與此相應，中國的開放型發展布局也進行了歷史性的轉型升級。

一、國際協同成為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的新機制

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最大主題和難題，“一帶一路”建設就是突破這一難題的中國方案。從經濟發展方式的意義上講，“一帶一路”建設具有深刻的理論和時代意義的創新在于其倡導了國際協同發展的新型發展機制。

　　在各種發展戰略的探索及其理論總結中，戰略選擇的依據基本上都是從國內出發的，根據國內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的現狀和發展目標確定發展戰略，無論是趕超戰略還是跟隨戰略都是一個國家本身的戰略，而不可能是多國合作的戰略。對外貿易戰略是否選擇更高的開放度等，也都是從本國的條件和目標取向出發的。外部因素是條件，戰略和政策會注重如何利用，但不可改變，不是規劃的對象。各國也會以各種方式爭取國際發展援助，但這些援助一般都用于某一特定項目，不會從整體上改變發展的基本條件。加入國際組織或參與區域一體化，履行開放承諾獲得外部市場的同時，會改變經濟自由化的程度，會改變發展的條件，但不會改變發展的規劃。各國可以參與國際組織協議的談判，但發展中國家一般很少有話語權，往往只是被動地接受條約。簡而言之，發展戰略是各國自己制訂的，而不是合作的產物。

　　中國雖然在發展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無意將自己的成功模式強加于任何國家，因為中國相信各國有自身的國情，發展戰略要從自身國情出發。

　　“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意義在于提出了一個地區各國協同發展的倡議，通過形成發展共識，共同創造發展的軟硬條件，以實現共同發展。在這里，協同既不是對各國有約束力的承諾，也不是難以把握的外部條件，而是實實在在的各種措施與項目。這些措施與項目是共同合作確定的，而不是各國自己制訂的。

　　“一帶一路”倡議中提出的“五通”，全面體現了這一協同發展的要義。政策溝通就是在取得發展與合作共識的條件下實施各自政策的有效對接，這是一種軟條件。溝通是在自愿基礎之上的，有較大的自主權和靈活性，不同于國際組織的協議和承諾，但能使各國之間的發展規劃得到更好的互動，使市場具有更大的確定性和透明度。政策更多是在開放意義和合作意義上的，有利于共同項目的實施，但也要避免過度的激勵性競爭。設施聯通是協同發展的基礎，是硬條件。基礎設施廣泛涉及各類道路、通信、管道、電站、港口、機場等，這些發展的條件在各國的分別規劃下往往效率較低甚至無效，設施聯通則會提供最大的經濟效益，符合各國利益。設施聯通可以使地區各國形成一個更為便捷的大市場，降低使用成本，也將使各內陸國家找到出海口，從而使發展更為高效。對于一個目前發展水平還相對較低的區域來說，基礎設施的整體規劃特別有長遠意義。資金融通對于整個發展是決定性的，是硬條件之一。資金融通的內涵比直接投資要寬泛得多，除了直接投資外，還包括各種意義上的信貸資本和融資方式，無論對于基礎設施建設還是企業融資都是關鍵。特別是基礎設施所需資金大，回收周期長，需要更加市場化的融資機制支持。資金融通直接回答了一般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雙缺口問題，有利于突破發展的最大瓶頸。資金融通并非區域各國之間簡單的資金借貸關系，而是要形成一個開放的融資機制，包括吸收來自于區域外的資金，創造各種更加有效的融資方式適應各類需求，適應共同發展。貿易暢通是各國經濟分工合作深化的表現。貿易歷來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增長的發動機，即在啟動發展上具有重要作用。貿易暢通不只是在于關稅的降低和非關稅壁壘的取消，而且在于各種意義上的貿易便利化，提升通關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更高水平的貿易便利化就能使區域各國的分工合作更為緊密、更加高效，為發展提供更強大的動力。民心相通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中的一大亮點，其超越了經濟合作，但又對經濟合作具有深刻的影響，是軟條件。“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歷史、文化、宗教、政治等各個方面存在很大差異，經濟發展的區域合作雖不在于消除這些差異，但卻要排除各種差異對發展的不利影響，這里的關鍵就是求同存異，求經濟發展之同，存民族特征之異。當謀求發展成為共識之時，合作就有了最大公約數。

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倡議中所提出的“五通”是區域合作的基本框架，也是以國際合作突破發展難題的總體方案，是以國際協同解決發展問題的戰略創新。市場是可以培育的，貿易是可以創造的，增長是可以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的根本意義就在于以協同發展突破發展難題，任何純粹基于現狀的分析和預測都脫離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與要義。

二、開放空間布局從梯度型轉變為平行化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各國發展政策與規劃的對接，從中國的對外開放上講，首先是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從而發展布局從梯度型轉變為平行化。

　　無論是從國際經濟學比較優勢論證明開放有益上講，還是從發展經濟學主張開放型發展更為高效來講，各種理論分析一般都不區分大國小國，事實上是從一國在發展中沒有地區差別的小國模型出發的。

　　但是，中國是一個大國，且大部分邊界為陸地，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也因為這一原因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巨大的差別。面對這一客觀現實，中國對外開放選擇了從沿海開始的發展道路，利用沿海地區海上交通的優勢發展對外貿易，成為開放型發展的起點。上海等東部沿海地區相對較好的發展基礎也為引進外資和出口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引進外資發展出口成為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最大主題，在我國東部與南部沿海地區的崛起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一從大國條件與發展現實出發的戰略選擇，是我國對外開放上的第一次創新。

　　隨著經濟特區與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經驗的成熟與推廣，對外開放逐步成為全國的統一戰略，在政策上不存在地區差異，中西部地區同樣可以引進外資，發展外貿。但是，上述開放型發展路徑決定了我國的對外開放乃至整個發展格局必然是梯度型的：東部開放度和發展水平較高而中西部較低。盡管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政策上注重東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這一格局仍然沒有改變。內陸地區也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戰略經濟區且發展勢頭良好，但在開放度上仍然受到了地理條件的明顯約束。

　　中國要從大國走向強國，必然要求縮小這種開放與發展上的梯度差距。“一帶一路”建設正是在對外開放戰略實施中又一次重大的歷史性創新。

　　與“一帶一路”建設相對接，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打通西南部、西部與北部的對外通道，包括陸路通道與海上通道，使這些地區在地理上的劣勢得以克服，進而為實現開放型發展創造條件。通道的建設包括國內部分，更重要的是鄰國部分，最終到達出海口，因而國際合作成為內陸地區開放的關鍵。正是這樣，“一帶一路”建設將使整個國家的對外開放格局從梯度型逐步轉變為平行化，即東中西部各地區都可能以不同方式發展對外經貿關系。近年來已經開通的幾條中歐班列已經證明陸路運輸有其優越性。

　　“一帶一路”建設在對外開放上的創新表明，地理條件是可以改變和創造的，通過改變和創造可以使開放的后方變成前沿，參與國際合作。地理條件的創造改變了傳統發展戰略把區位因素作為不變的約束條件的分析方法。當然，地理條件的改變需要以巨大的投資與建設能力為基礎，同時與鄰國相連接，還包括相關國家的投資與戰略的對接，因而是一個高度復雜和綜合的戰略主題。這一創新也使過去十多年來討論的如何把沿海產業向內地轉移展開了一個全新的戰略布局。

　　當然，平行化的開放格局并不意味著全國各地對外開放采用同一模式。各地區的開放特征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產業基礎與特點，東部產品可以經陸路運往歐洲，西部產品也可經海路運往美澳，而沿邊地區的開放模式也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與相鄰國家的經濟特點相聯系。

推進西部大開發是實現國內發展與“一帶一路”建設對接的關鍵。中西部發展立足于對外開放，但是又沒有直接沿用東部開放的經驗。東部開放的主要特點是以特殊政策形成對外部資本的引力，同時形成對舊體制的瓦解作用，因為國內的市場機制還沒有真正形成。但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政策性開放階段已經結束，內外資政策走向一致。在前一輪開放中，國內大部分市場也已經對外資開放，中西部特別是在制造業發展上不可能主要靠特殊政策形成新一輪引資高潮，雖然我們并不排除繼續引進外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其國內發展意義在于針對了中西部客觀現實與需求，即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及其對外聯通形成開放條件，并結合相鄰周邊國家實際情況注重項目合作與共同開發。因此，西部大開發因“一帶一路”建設找到了發展的國際對接，從而開辟了更大的空間。

三、開放合作對象從先進國家拓展到發展中國家

　　與“一帶一路”建設相對接，中國對外開放的合作對象從以先進國家為主拓展到同時注重廣大發展中國家。

　　對外開放就是充分利用國際條件實現發展。由于開放之初的基礎差，雖然確立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思路，但產品水平低、質量差，出口市場非常有限。于是，引進外資發展出口就成了開放型發展的一個主要途徑。這就決定了開放之初的主要合作對象必然是發達國家與地區，因為這些國家擁有充裕的資本、技術，其跨國公司擁有廣闊的國際市場。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起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傳統產業的國際轉移，以及一些新型的復雜產品尋求國際價值鏈分工，中國的國內市場潛力與勞動力低成本適應了這一輪全球化的特點和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需要。這一切決定了對外開放的主要對象只能是發達國家和地區，而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除了對其資源產品有需求，承接一些工程項目外，更多的是低端產品競爭。從經濟全球化的生產要素國際流動特征來看，發達國家擁有的是技術、品牌、銷售網絡等高級生產要素，而中國擁有的是低端勞動力，因而作為發展的啟動模式，只能是與發達國家建立垂直分工關系，包括產業間的垂直分工與產品內的價值鏈分工。

　　盡管我們對于自己國家處于垂直分工低端狀態不滿，但是客觀地看，這仍然是我國抓住經濟全球化歷史機遇、實現高速發展的成功之路。對外資開放以引進發達國家的高級生產要素是成功的關鍵，正是對發達國家的市場開放才使中國實現了發展的突破。然而，當中國走過了脫貧意義上的發展階段，開始致力于民富國強目標的時候，此前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夠了。一方面，中國及時提出了自主創新的發展理念，其經濟學意義在于培育技術、品牌等高級生產要素以實現國際分工地位的提升，并且是在堅持開放的條件下推進自主創新；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從自身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出發規劃新的開放格局，“一帶一路”建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的開放創新。

　　所謂新的歷史方位，首先是中國已經成為新興經濟體，并且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產業結構水平從總體上擺脫了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特征，并且因強大的制造能力開始影響世界。部分領域的創新成果和新興產業已經開始與發達國家相競爭，同時基礎設施建設、裝備制造等一批傳統產業的巨大生產能力又為我們與這些部門相對落后的國家開展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中國在許多領域中投資能力強，國內資金充裕，國家的比較優勢結構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這一切決定了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對外開放既需要繼續堅持與發達國家合作，進一步開放高端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市場準入，又需要從自身的比較優勢結構變化出發，開辟新的國際合作模式。“一帶一路”沿線的大部分國家存在著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在工業化的起步上需要大量從傳統產業抽投資，進而又會在發展啟動后產生大量的一般消費品需求，等等。這些都是中國當前的比較優勢所在，這就決定了對外開放的合作對象從先前的發達國家拓展到周邊發展中國家的必要性和現實性。

　　“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創新在于，我們沒有沉浸在純粹接受發達國家價值鏈分工布局的成功之中，沒有滿足于高速增長奇跡般發展的成就，而是從國家比較優勢結構的歷史性變化出發，擴大開放合作的對象，這是對外開放與發展進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拓展與創新。

　　產能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內容之一，但是產能合作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產能轉移。同時也不能把產能合作簡單理解為對過剩產能尋找外部市場。沒有相關國家的發展需求，產品是沒有市場的；僅僅從中國自身需要尋找市場，合作是不可能持久的。產能合作應當建立在廣泛的投資貿易基礎之上，形成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才可能是互利的和可持續的。“一帶一路”建設正是以其全面的經濟合作和長期的經濟發展為主旨，因而既是中國開放的新拓展，也是國際分工的新模式。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可能是多種形式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發達國家：一是基礎設施投資，這是中國的優勢所在，也將建立起這些國家的長期發展能力；二是產業轉移，中國制造業發展空間進一步擴大的同時，也將加快相關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三是價值鏈分工，相關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得以發揮，中國制造業也將因此形成新的競爭力。

四、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結構從單向流動擴大到雙向流動

　　“一帶一路”建設以中國企業“走出去”為重要特征，從而將形成我國開放型發展結構的一場歷史性變化。從以“引進來”為主到同時注重“走出去”，是中國對外開放與“一帶一路”建設相對接的必然要求。

　　從發展戰略的意義上講，前30多年的開放型發展模式是一種順應全球化的發展模式。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特點是以國際直接投資為載體的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由此形成了基于各國不同生產要素結構的國際合作。具體而言，就是外資流入與東道國勞動力等相結合開展生產并再出口到世界市場。在中國前一輪經濟大發展中，出口特別是外資帶來的貿易順差是一個重大因素，因而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外資主導型的出口增長模式，這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最重要特點之一。

　　從發展模式意義上講，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個歷史性和時代性的創新。這是因為，在傳統意義上發展模式的選擇核心是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也是如何選擇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即注重保護實現進口替代還是接受開放競爭在提升效率中發展，傳統的各種發展模式中并不包含以引進外資實現發展的模式。因此，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個利用全球化要素流動特征實現的開放型發展模式，其成功之處正在于這種創新。

　　當然，這一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單向性，即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資本凈流入而產品凈流出，二者最終形成巨額外匯儲備。這種單向流動模式的優點是助推了國內經濟高增長，這在發展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因為它同時解決了發展經濟學上的所謂“雙缺口”瓶頸。但是這種單向模式的長期化也導致了外匯與資金的閑置和國際上的市場保護指責。

　　我國早在21世紀初就提出了“走出去”戰略，當時更多的是注重維護資源穩定供給意義上的。此后若干年中，對外并購逐步成為“走出去”的主要形式，并在國家發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今天，“一帶一路”建設使“走出去”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與創新意義。

　　如果說外資流入是國內發展前景和投資環境較好的表現，那么對外投資是企業國際競爭力提升和國家參與全球化發展的表現。當今世界，競爭是全球化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就要有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除了通過產品出口競爭外還要直接通過投資進行國際競爭。企業進行國際投資就是尋找最有利投資機會，實現發展的過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相當大一部分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基礎設施建設與工業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投資空間巨大。“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中國企業也為全世界各國企業的發展開辟了一個大市場。因此，這一倡議的提出并非只出于中國的需要，而是適應了相關國家的根本利益即經濟的需要，是建立在互利基礎之上的，因為它的開放性符合所有國家利益，為世界各國企業開辟了投資機會，為世界經濟增長營造了動力。

　　對外投資如何減少風險，實現更高的效率，關鍵是如何制訂合理的投資策略。首先，要在各國政府政策溝通的條件下由市場作出選擇，企業和資本市場有能力形成最合理的投資方案；其次，要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用，聯合企業抱團出海，形成產業配套式發展，可以減少單個企業的經營困難；第三，要加強園區建設，以形成產業集群式發展和當地的有效管理。

對外投資促進國內發展的一個重要機制是要把對外投資與國內出口發展結合起來，形成聯動，要使對外投資帶動國內產品出口與產業升級。以投資深化分工，建立產品價值鏈分工，帶動國內零部件出口等，都是重要的發展方式。

五、以項目先行開辟推進全球化的現實路徑

　　“一帶一路”建設就是各國以參與全球化促進經濟發展，因而，以什么方式推進全球化就成了問題的關鍵。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項目先行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

　　不論是全球多邊、區域合作還是雙邊談判，其共同特點是各方達成一個協議，構建一套規則，乃至建立一個組織，即制度化，同時各成員方都要作出一些承諾并履行協議，即承諾在先。這些制度化往往存在利益交換，關系復雜，談判難度高，實現時間長。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量眾多，各國情況很不相同。如果區域合作采用與世界其他地區相同的方式，先進行談判建立一個制度化的合作框架，那么很可能經歷多年談判仍無法啟動實際合作。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沒有走制度先行、承諾先行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條更為務實的道路，即項目先行的道路。與制度先行或承諾先行相比，項目先行避免了成員方在開放承諾上的壓力，這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有意義。倡議提出僅僅三年多時間，沿線國家已經有一大批項目落地，亞投行等關鍵機構已經建立并運行，世界已經看到了合作的早期收獲，充分體現了“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方式的創新意義。

　　在近年來全球化深化受阻的形勢下，許多國家之間選擇雙邊談判的模式，簽訂雙邊的貿易投資協定，因為雙邊互利關系一般比較清晰。“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已經與區域內許多國家達成了雙邊合作協議，更多國家還在繼續談判之中。這表明，項目先行的合作方式并不排斥制度化合作，而雙邊合作和次區域合作的收益更為明顯和可預期。因而基于一大批雙邊合作的區域合作更有實效。

　　注重項目先行和雙邊合作并不意味著排除整體性的區域合作。今天“一帶一路”建設還處于發展初期，中國高度注重合作共識的取得，2017年5月北京高峰論壇的舉行就表明了這一點。取得共識將為政策溝通創造有利條件，是全面推進機制化、體制化合作的必要前提。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建設并不是一個排他性的區域合作，不存在一個建成的組織和明確的成員方，非成員方的加入需要作出某些承諾和得到成員方的同意。相反，它是一個開放型的國際合作機制，同樣歡迎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北京高峰論壇上就有多位區域外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亞投行的投資者也包括多個區域外國家。因而，“一帶一路”建設既是區域合作，同時也是全球性合作，合作的機制創新是“一帶一路”建設在全球化意義上最大的特色。

有些研究者認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就是全球化的標準，各國要參與全球化就應當無條件接受這些標準，這種看法在美國退出TPP前尤其盛行。應當承認，從全球化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公平化本質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國內體制有其標準意義。但是，各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同，在一定時期內發展水平和對外部的需求也不同，開放和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應當適應本國的發展要求，這一點對發展中國家特別重要，許多國際協定對發展中國家作出特殊安排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中國選擇了更切實可行的合作推進方式，同樣不失為全球化路徑的一種創新。

六、順應發展需求推進全球治理的補充與創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全球治理問題日益顯現。以什么理念推進全球治理，“一帶一路”建設體現的就是順應發展需求對全球治理進行補充與創新。

從歷史發展來看，經濟全球化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特別是由美國主導的，其經濟原因在于發達國家的企業需要更大的商品市場與投資機會。因此，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必然也就是以發達市場經濟規則主導的全球化。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是機遇也是挑戰。貿易分工可能提高效率，也可能阻礙工業化的進程；外資流入可能推動增長和出口，也可能因此處于價值鏈分工的低端而獲得較少的收益。成功的發展戰略在于盡最大可能趨利避害，新興經濟體崛起的關鍵也在于此。

　　與此相應，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也必然具有發達市場經濟的體制取向，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影響力與話語權是十分有限的。面對世界發展難題，全球治理的根本目標就是要順應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

　　近年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主要有四個途徑：一是維護現有的合理體制，如聯合國，其在二戰以后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創始成員國和常任理事國，中國要積極維護其權威性和各種職能；對于在世界自由與公平貿易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世界貿易組織也是這樣。二是改革現有體制中不盡如人意之處，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維護世界金融穩定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表決權份額等方面不能反映世界的發展和變化，需要改革。三是補充現有全球治理體制的不足，如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援助機構作用重大，但與全球發展需要相比資金卻遠遠不足，中國倡導建立的金磚銀行、亞投行等都具有這方面的意義。四是創新治理模式以適應新發展需要，如面對全球氣候變暖需要各國合作共同應對，中國在這方面積極履行減排承諾，為全球環境治理體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以補充和創新方式推動全球治理的重大舉措，是推動合作共贏的中國方案。中國以建立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方式補充了世界發展資金的不足，并通過自身的努力動員了世界的巨額資金參與。同時，針對該地區區域合作水平較低的現狀，中國倡導了以“五通”為內容的全面合作體系，推進了地區發展的互利共贏。

　　順應發展需求推動區域合作，是中國在推動全球治理中的出發點。這一點形成了與發達國家在全球治理上立場的根本區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推動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核心是要求各國市場開放，保障公平競爭，政府退出市場，消除對市場的干預和本國企業的扶持，承認國際規則和爭端解決機制。從更好發揮市場作用上講，這些都是合理的；但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些又不是最重要和最緊迫的，因為許多國家國內市場還沒有真正發育起來。實現發展的啟動，營造發展的條件，解決貧困和社會穩定等約束發展的問題才是更為緊迫的。因此，推動國際合作的首要主題是順應各國的發展需要，而不是要他們先按發達國家標準建立一整套制度。中國是從貧窮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走上新興經濟體道路的，中國深知發展戰略的重要性、利用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發展中積極有為的重要性。因此，中國推動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更適應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會導致世界逐步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其核心就是順應發展，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最現實需要，尊重各國的國情和選擇，以互利共贏為目標。

　　中國是否要主導“一帶一路”建設？這是國際上有些人提出的問題。如果說問題本身的含義是中國是否要讓“一帶一路”完全服務于中國的需要，那么回答應當是否定的，這樣的目的是不可能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也是不可持續的。但是，如果說所謂“主導”指的是主動倡導和發揮積極作用，那么回答應當是肯定的。這一倡議是中國提出的，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要積極推動并全力投入各種經濟與政治資源。因為“一帶一路”倡議本身就是為了建立一個共同發展的新機制，是互利共贏的，因而這種主導作用是有利的、必要的，也是一個新興大國應盡的責任。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建設是世界協同發展機制的創新和國際合作模式的創新，是推動合作共贏、破解世界發展難題的中國方案。闡明其創新意義將有利于各國深化合作，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