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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媒體在提到印度時，往往稱其為“文明古國”，這其實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該將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前的印度稱為“文明集散地”。

為什么呢？這主要是因為，如果也將印度稱為“古國”，有可能會讓讀者帶著對中國歷史的刻板印象去比照印度，結果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中國歷史有兩大特點：

第一，中國歷史是一個首尾相續連綿不斷的王朝歷史，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有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央政權，“國家”形態十分完整；

第二，中國歷史有可信的史書記載，并且被考古發現所證明，因此是一種客觀存在。

但印度歷史并不存在這兩個特征。

印度，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有那么一大塊土地，混雜居住著各式各樣的民族，有著許許多多的土邦。在歷史上某一無法準確考證的時刻，一群外來的征服者，占領了這個地區，建立了統治，然后又湮滅了，然后經歷漫長的沉寂之后又出現一次這樣的情況，如此而已。

誰是印度人？誰能代表印度？這些看似不言而喻的問題，其實都是問題。

 “印度人沒有歷史。”這是馬克思說過的一句話。馬克思這句話的含義就是指印度歷史的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記載的可信的歷史，它的歷史是同神話攪合在一起的；

第二，印度歷史上屢遭外族入侵，它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不斷為外族征服的歷史；

第三，印度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內處于四分五裂狀態。

印度古代有發達的神話故事和宗教經典，但史書奇少，根本沒有像中國的《史記》、《資治通鑒》那樣的歷史典籍，也沒有像中國那樣嚴謹的史學傳統。

印度人喜歡講故事，提到歷史，他們喜歡說：“從前有個國王……”，至于該國王的真實姓名、籍貫、生卒年月、在位時間等基本材料，幾乎全都付之闕如。

印度流傳下來的被認為是最嚴肅的史書只有兩部：《諸王世系》和《大史》。但這兩部書幾乎每一頁都摻雜著大量的神話和傳說，使人無法判斷究竟是歷史還是神話故事。

印度歷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靠外國人的記錄才大體確認。

例如，印度歷史上有個叫戒日王的人，曾建立過一個強盛的帝國，但印度典籍幾乎沒有關于他的可靠記錄。但在他統治期間，中國一位叫玄奘的高僧來到這里，并在他的著作里提到過戒日王。

因為玄奘離開中國，到達印度及歸國的時間都有清清楚楚的記錄，所以戒日王在世的大體年代就可以確定了。

中國歷史，因此成了印度歷史的標尺。

中國歷史的主流是統一，但印度恰恰相反，分裂才是其主流。在大部分時間里，無論北印度或南印度都存在著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實體，它們之間長期爭戰不已，相互吞并。

印度歷史上只有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臥爾王朝這三個王朝的統治超過了次大陸半數的土地，其他王朝都只能稱為地方性政權。即使是這三個大的王朝，也從來沒有完全統一過次大陸，仍有諸多小王國未歸在帝國版圖內。

號稱統一了全印度的孔雀王朝，實際上也只不過是以宗主權加在原來的統治機構之上而已。阿育王從來沒有自稱過“印度之王”，而只稱自己為“摩揭陀王”，并把其廣大的領土稱作“征服之地”。

雖然印度的歷史，如果以中國的標準來衡量的話，是如此混亂不堪，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印度對中國而言，卻是一個文明的輸出地。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西天取經”中的“西天”指的就是印度。

中國人以“絲綢之路”自豪，但印度總理莫迪卻對“絲綢之路”絕口不提，即便是他在2015年訪華時也是這樣。在莫迪看來，沒有“絲綢之路”，只有“法寶之路”——印度向中國輸出佛教的道路。

莫迪的這種想法并非絕對虛妄。佛教確實是從印度傳到中國，而佛教的傳入使中國文化變得豐富多彩了，舉凡哲學、音樂、繪畫、舞蹈、文學、雕塑、建筑等領域，無一不受到佛教文化的的影響。

比如，從文學方面來說，一些佛典本身就是典雅瑰麗的文學作品。《法華經》、《維摩詰經》、《百喻經》等佛教經典對晉唐小說的創作，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

從藝術方面來說，現存佛教寺塔有許多是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精華，敦煌，龍門、云岡、大足等地的石刻成為人類藝術寶藏的一部分。佛教音樂具有“遠、虛、淡、靜”四個特點，達到了很高的意境。

另外，生活中隨處可見的語匯：“宗教”、“世界”、“實際”、“平等”、“不可思議”等其實都來自佛教。

二十世紀中葉，印中兩國先后獲得獨立和解放之后，由于兩國選擇不同的社會道路——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印度選擇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已然躋身于一個新的文明行列，中印之間文明的“輸出-輸入”關系也發生了逆轉。

中國變為“文明的輸出國”，而印度則淪為“文明的輸入國”，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由此成為中印兩大文明的最高交流形式。

首先，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方面的優勢表明，中國的社會制度能夠更好、更快的消化吸收工業文明。

中國邊防軍已經普遍裝備了國產的“五六式槍族”，包括56式沖鋒槍，56式輕機槍，56式半自動步槍，53式重機槍，54式高射機槍，54式手槍等。彈藥充足，補給方便，火力強大。

而印度雖然于1947年就獲得獨立，但并未能像中國那樣迅速建立相對完備的軍事工業體系，武器裝備主要依賴進口。

印軍裝備基本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軍淘汰的二手貨，其步兵大量使用的李恩菲爾德步槍，還必須開一槍拉一次大栓，嚴重影響射擊效率，且每支步槍只配發40發子彈。

在戰場上，兩個中國士兵的火力就可以壓制印軍一個班。

此外，雖然中國邊防軍的補給線漫長，就自然條件來說遠遜于印軍，但中國做了充分的戰前準備，中國士兵吃得飽、穿得暖、士氣高，前線食品當中有大量牛肉制品，包括罐頭和牛肉干。

而印軍的補給雖然遠比中國軍隊便利，但由于腐敗和低效，很多一線部隊居然沒有領到冬裝，并且由于宗教的原因，只向士兵提供素食。印軍吃的不好，體力就不行，打起仗來沖鋒沖不上，撤退跑不動，遇到精壯的解放軍士兵只能束手就擒。

被俘的印軍士兵表示，戰俘營的伙食比他們部隊的伙食好多了。

其次，中國邊防軍的組織指揮、士兵的精神面貌，表明中國軍隊已經是現代軍隊，而印軍還是一支前現代的、傳統軍隊。

兩者之間的差距，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庶幾相當于近代西方軍隊VS中國的晚清、民國軍隊。

1962年戰爭爆發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自毛主席井岡山建軍一路走來，一方面，按照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建軍原則，軍隊內部關系平等、融洽，官兵關系密切，且相互信任；另一方面，經過了革命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洗禮，中國軍隊熟悉現代戰爭，指揮系統簡潔、高效、實用（如根據作戰需要設立了由劉伯承元帥擔任總指揮的“劉指”、“丁指”、“前指”等）。中國的士兵在戰前經歷了充分的動員，對戰爭的意義了然于胸，士氣高昂，急切盼望殺敵立功。

相反，印度軍隊由于沒有經歷過革命洗禮，軍隊內部腐敗、階級壓迫嚴重。最高指揮官考爾中將像當年國民黨將軍那樣，居然一邊指揮軍隊，一邊經營著規模可觀的私人生意。印軍的軍官多數家庭條件優越，養尊處優，有的甚至要讓士兵抬著行軍，而士兵很多都是來自低種姓或貧苦農民家庭，在軍隊內部飽受壓迫。

印度錫克族士兵單獨編成戰斗單位，號稱驍勇。但實際上當兵是他們的職業，是謀生的手段，連隊內不乏胡子兵、父子兵。如果死在戰場上，還謀什么生？所以他們既不驍勇，也不善戰，在戰場上把活命擺在第一位，能逃跑就逃跑，不能逃跑就投降了。

此外，印度軍隊沒有經過現代啟蒙，很多士兵極其迷信。待戰斗打響，我軍發起總攻，這些印軍士兵不是立即進入戰位，瞄準射擊，而是跪下來祈禱，待他們祈禱完畢，我軍士兵已經沖到眼前了。

整個中印戰爭，印軍達爾維準將以下3968人被我軍俘虜，而我軍無一人被印軍俘虜，這種碾壓式的優勢絕非偶然。許多印軍戰俘在我軍戰俘營體會到了被平等對待滋味，被遣返時甚至不想回印度了。他們與我軍的戰俘管理人員灑淚相別，回到印度后成了中國的義務宣傳員。

第三，中國在完勝印軍的情況下主動撤軍，并送還俘虜和繳獲的武器，展示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

中國主動停火、撤軍，當然有軍事上、地緣政治上的考慮，但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代表了一種新的、更高等級的社會主義文明——一方面，中國有足夠強大的武力保衛自己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中國也反對用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端。中國在中印戰爭張弛有度，揮灑自如，從容進退，把這一文明原則表現的極其充分，不僅取得了戰爭勝利，也在國際上樹立了崇高的道義形象。

相反，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卻滿腦子從前殖民宗主國英國那里繼承的帝國主義迷夢，居然想在二十世紀過一把十九世紀式的帝國主義侵略之癮，真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結果當然只能是自取其敗、自取其辱，戰爭失敗兩年后就郁郁而終。

中印之戰，是中印兩大文明交流的最高形式。交流的結果，兩種文明，兩條道路，孰優孰劣，孰高孰低，可謂一覽無余。

對印度內部的先進分子來說，戰敗的刺激，頗有些類似于甲午戰備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刺激。甲午戰爭失敗后中國出現了學習日本的風潮，印度在戰爭失敗后，印度的毛派武裝開始興起（郭松民｜印度人民與井岡山道路——評電影《無法避免的戰爭》），中國不僅贏得了戰爭，也在輸出了文明——這是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也是曾經深受印度文明影響的中國對印度的一種回饋。

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明面貌，無疑，毛澤東思想傳入，也將深刻的影響這塊古老的“文明集散地”的面貌，歷史將證明這一點。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