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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調結構必須重視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點擊：  作者：周紹東 蔣敏 趙星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6-12-19 09:45:47

 

 

 

　　2016年11月6日，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十九次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財經大學舉行。會議認為，分析當前經濟結構失衡，不能回避所有制結構存在嚴重失衡，調結構必須重視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新自由主義思潮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危害性和嚴重性，絕不能低估。目前高校經濟學理論研究與教學中的“西化”即資產階級經濟學化的傾向，依然嚴重；而在經濟學界和經濟管理部門，有人仍在違背黨中央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指導思想，或明或暗地宣揚和推行私有化，對這些問題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此文來源于2016年11月6日在南京財經大學舉行的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十九次學術研討會。略有刪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癥結及其解決方案

　　2016年11月6日，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十九次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財經大學舉行。會議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等重要講話精神，圍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調結構促發展”這一主題展開研討。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新任所長、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朱必祥教授主持了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財經大學、南京理工大學、淮北師范大學、南京航天航空大學、南京政治學院、江蘇師范大學、江蘇理工大學、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南京市社科院、中共興化市委黨校、南京曉莊學院等單位近3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聽取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海派經濟學的創始人、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關于當前全國高校等機構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的情況介紹。本次會議共收到學術論文17篇，現就會議內容綜述如下。

 

 

　　一、分析結構失衡不能回避所有制結構存在嚴重失衡

 

　　當前我國正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以促進國民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不難發現，一些秉持新自由主義立場觀點的學者強調的“體制”和“結構性”改革建議實質是主張“徹底私有化”，他們看不到或不愿承認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的根源在于所有制結構的失衡，即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

 

　　南京財經大學何干強教授：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對目前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現狀做了分析，認為我國國有經濟和城市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重已嚴重下降。到2008年末，全國第二、第三產業法人單位實收資本中的公有資本（包括在股份制企業中的國有、集體資本）占比，已下降到50%以下。從各行業的不同所有制從業人員的占比來看，到2013年末，在公布數據的九個行業（從業人員占第二、第三產業的91.5%）中，私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占行業人數的比重，都超過了50％，有的行業占比達64.4％；而公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占比卻普遍很低。國有企業的從業人員只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這一個行業中達27.5%；在其余八個行業，有兩個行業分別占9.1%和9.2%，一個行業占6.3%，五個行業占比僅在4.7%和3.1%之間。在這九個行業中，集體企業的從業人員占比只在3.4%和0.19%之間，股份合作企業從業人員占比僅在1%和0.16%之間。

 

　　總起來看，到2013年末，第二、第三次產業九個行業按加權平均計算，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只占7.5%；即使把“股份制和其他企業”從業人員占比的36%，全算成公有制企業的，總計也只占43.5%；然而實際上私人資本控股企業是不能算成公有制企業的，如果把其中一半（18%）算成公有資本控股（實際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業的從業人員也只占25.5%。這樣的比重已經嚴重偏離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于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規定。在第二、第三產業中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再，所有制結構嚴重失衡，這是導致分配不公、產業結構失衡的基本原因。

 

 

　　淮北師范大學張作云教授：從我國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外資增長情況，說明公有制經濟的比例下降。2010年，外國資本對我國的投資首次突破千億大關，達1057.4億美元。2013年達1187.2億美元。2014年，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達23778家，同比增長4.4%；實際利用外資1195.6億美元，同比增長1.7%。2015年1-9月，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8980家，同比增長10.1%；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847.4億元人民幣，約折合949億美元，同比增長9%。

 

　　同時，外國資本對我國企業的并購也快速發展，無論是交易的絕對量還是相對量，均大幅提高。2015年1-9月，以并購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達1015家，合同利用外資189.3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52.9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5%、115.3%和204.5%，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5.8%上升至16.4%。這些外國資本從事生產經營的目的，本質上都是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高額壟斷利潤，為了滿足其對于最大限度高額壟斷利潤的無限貪欲，它們動用各種經濟的、政治的手段，乃至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手段進行競爭，對中國政府的反不正當競爭調查百般抵制，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造種種麻煩，涌起種種波瀾，催生種種風險。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彭安玉教授指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進而引發了分配關系的大變局，直接表現為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基尼系數的提高。我國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處于基本平均狀態。上世紀80年代為0.21-0.27，2000年正式越過0.4的國際公認的警戒線。2013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來連續10年的全國基尼系數：2003年為0.479，已經遠遠越過0.4的警戒線；2004年為0.473，2005年為0.485，2006年為0.487，2007年為0.484，2008年為0.491，呈現出穩步攀升的態勢；2009年以后逐年回落，2009年為0.490，2010年為0.481，2011年為0.477，2012年為0.474。2014年7月25日，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表《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僅占1%左右！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成長，現在卻成了世界上貧富懸殊很嚴重的國家，這一結果難免讓人沮喪。實際上，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灰色收入甚至腐敗泛濫,基尼系數可能比這個數據更高。鄧小平晚年敏銳地意識到了分配問題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他深刻地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如果少數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所以“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二、調結構必須重視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統計數據和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改革開放中，原先為糾正單一公有制經濟的局限性而發展起來的私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大量的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經濟比重越來越大，這是造成目前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產業結構失衡、產能過剩的主因。

 

 

　　江蘇理工大學李濟廣教授指出，中國當前的收入和財產差距太大；而收入和財產的高端是私人大資本，在所有制結構方面擠壓公有制經濟的主要也是私人大資本。

 

　　武漢大學王今朝教授向會議發來的論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以做大、做強、做優、做多國有企業為指向》，指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最主要方面是私有資本坐大”。因此，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堅決遏制新自由主義所誤導的所謂市場化、私有化勢頭，成為“調結構、促發展”刻不容緩的任務。

 

　　何干強教授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一般關系的有效結合。照搬西方供給學派思想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主張其實就是在照抄西方供給學派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習總書記已經嚴肅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因此，調結構應首先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結構的觀點。社會經濟結構包括：

　　（1）經濟社會生存條件層面的結構，即人口、土地、資源和大氣等構成的人類生態環境；

　　（2）社會生產力的產業結構，即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

　　（3）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即生產領域人與人的之間的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及其決定的相應的分配關系；

　　（4）商品流通結構，即商品供給與有購買力的需求構成的供求關系；

　　（5）社會總資本形態結構，即社會總資本在循環運動中采取的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三種形態之間的比例關系。這五個層面的各自結構以及相互之間的辯證關系，構成了動態的國民經濟體系，而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結構是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主動輪”。

 

　　何干強教授指出，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供給和需求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重視程度應該等同；生產和消費也不能分割。中國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為了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當下只有調整所有制結構的失衡狀態，使其盡快恢復到憲法關于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成為國民經濟主導力量的規定，才有可能科學地調整好經濟結構。

 

　　張作云教授也認為，從歷史到現實，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都說明所有制問題在人類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中，起著基礎的、關鍵的、主導的和決定性作用。他還批駁了某經濟學家撰寫的《論新公有制企業》一文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論述的歪曲，揭穿其打著“公有制”招牌，販賣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實質。

 

 

　　彭安玉教授指出，“只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保證國民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高速增長”。他提出，要堅決遏制新自由主義所誤導的市場化私有化勢頭，應提高人大代表結構中的工農代表的比例。

 

　　李濟廣教授指出有效調整所有制結構，必須節制私人資本。不應刻意推進非公經濟大量進入重要行業和社會領域，不能把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置于公有制經濟發展之上。

 

　　武漢大學王今朝教授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以做大、做強、做優、做多國有企業為指向”。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

 

　　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朱必祥教授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么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主要是由于這是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要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論述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的辯證關系時指出，生產的目的是消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出，在自然經濟中生產的直接目的就是消費，而在商品經濟中生產是為交換而生產，交換的目的不再是使用價值而是交換價值。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目的就是追求資本的剩余價值或利潤的最大化，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性質決定的。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不再是以利潤為目的，而是最大限度地保證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使其獲得全面自由的發展，對此馬恩列斯有充分的論述。

 

　　問題是在社會主義初階階段，生產采取商品貨幣形式后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呢？如何防止為生產而生產，為利潤而不顧人民的需要呢？顯然，這是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課題。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學術理論上已經很少有人關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在微觀企業層面的實踐中追逐利潤最大化成了不言而喻的天條！迷失生產目的的企業為了實現資本利潤最大化甚至不擇手段，這些年坑蒙拐騙行為與假冒偽劣產品橫行不能說與之無關，迷失生產目的的地方政府為GDP而GDP，甚至不惜犧牲自然環境。市場經濟中產能過剩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在于單個廠商追逐利潤生產目的行為導致了宏觀上的無效供給。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提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立場方法分析問題的必然要求。

 

　　江蘇師范大學程言君教授和淮北師范大學段學慧教授提出“人本產權論”，論述了“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人本產權市場經濟制度”的內涵和要求。認為，人本產權論要旨是人力產權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的產權形態，它秉承光大了馬克思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主義思想，否定揚棄的是物本產權論“精英”集團治理依然物力產權當家作主——資本家說了算（“精英”屬高級雇工）的唯心英雄史觀。同時，考慮到歷史發展的漸進性所決定的公有企業治理主體——企業全員（國有企業包括全國人民）治理還需要探索，當下完全否定物力產權當家作主條件的不成熟，而應或必須建構人力產權當家作主為主體、物力產權當家作主和“精英”治理為輔體，三者有機結合的“三合一”治理模式。

 

　　程言君教授提出，要提高國有企業的工人階級的真正話語權，防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化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張作云教授認為，經濟改革一定要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耐心聽取群眾的意見，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做好規劃，定好政策，走好自己的改革發展之路。

 

　　四、自覺用“五大發展”新理念促發展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要以“五大發展”新理念做指導。參加言談會的專家學者們認為，黨中央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發展，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結構、促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需要我們逐條認真學習，準確把握其內涵和實質。

 

　　中國社會科學院程恩富教授強調，我們應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堅定立場前提下，準確把握其內涵。

 

　　在創新發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對林毅夫關于“自主創新的成本收益有時候不合算，不如引進技術”的觀點，提出了批評。與會學者們都認為，西方跨國公司為了追逐利潤，利用我國相對廉價的優秀人才，開發出適合我國的技術產品，再高價賣給我們，這種產業鏈條會限制我國核心技術的創新發展，必須突破。

 

　　在協調發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強調，要協調好經濟與社會發展、速度與效益發展、區域之間發展、城鄉之間發展、人與自然發展、公有與私有發展、先富與共富發展、物質與精神發展、技術與制度發展、對內與對外發展之間的關系。

 

　　南京財經大學周紹東副教授提出，“技術與市場合力，供給與需求協作”的創新發展理念，使分工演進和市場擴張之間形成良性循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新的政策思路。周紹東副教授認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性，主要表現在各種分工發展的不足上，因此，深入貫徹協調這一發展理念，就必須推動城鄉分工、區域分工、產業分工、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等各種分工的深化和廣化。

 

　　南京財經大學張圣兵教授提出，在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同時，要突出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經濟主體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九十年代初，企業實行兩權分離、股份制改革，企業的主體地位凸顯出來，那么怎樣凸顯出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協調好勞動者群體利益與企業利益之間的關系？是我們需要思考和認真解決的問題。

 

　　在綠色發展方面，程恩富教授認為，從全球范圍來看，資本主義制度導致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而中國的當務之急和關鍵就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制度的體系。

 

　　李濟廣教授提出，對于“環境問題”，不能孤立地看待；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是與所有制相聯系的；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開放發展方面，程恩富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曾一度流行所謂“市場換技術”，這是錯誤的觀點。他批評了有些學者對“開放”的誤讀，認為“開放”不并不只是合資合作，必須注重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和國家經濟安全。

 

　　今年10月，我國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基金份額。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程恩富教授與許多參加會議的學者都認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并不意味著要立即開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了不斷地攫取高額利潤，絕不會放棄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金融壟斷地位，中國要對經濟自主權和國家安全屏障時刻保持警惕之心，并謹慎對待所謂資本項目自由開放的問題。

 

　　李濟廣教授認為，我國不應推動國際投資自由化的開放方針。目前中國境內自由貿易區建立新機制的重點，似傾向于實行單方面對外優惠開放，這給境內企業帶來很大的壓力，如果推向全國，后果不堪設想，對此應當予以反思。

 

　　在共享發展方面。程恩富教授強調，“改善民生”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在共享發展的問題下，分配問題最為突出。最近十幾年以來，黨中央文件一直強調“縮小收入差距”，但私有化過度推廣只會帶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企業主和雇員之間財富差距拉大、勞資沖突明顯等諸多問題。

 

　　程言君教授和段學慧教授則根據他們提出的“人本產權”論提出，企業治理結構應由“精英”集團治理和物力產權當家作主向人力產權當家作主為主體轉變，實現人力產權與物力產權共享，建構按勞或按人本產權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相結合的企業發展動力機制，更好地解決廣大員工缺乏物質激勵和動力的問題。

 

　　南京市社科院唐啟國教授認為，我國養老產業以市場化為導向，必將導致以利潤為目標，打破當前和未來的平衡。養老屬于消費基金，應當由政府支持，本質上也是由勞動者養活自己。降低“五險一金”只是將問題遺留給了我們的子孫后代，破壞了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之間的平衡。所以，從養老這一方面來說，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

 

　　中共興化市委黨校朱妙寬教授指出，五大發展理念是一個密切聯系的有機整體，每一個理念都十分重要。在五大發展理念中，創新、協調、綠色、開放都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都是發展的手段，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則是發展的目的。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因而共享發展成果是根本宗旨和根本理念。共享發展成果必須從多方面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例如：

　　（1）實行按勞分配、同工同酬；實行國有經濟單位職工工資標準相對統一的制度。建立健全我國的最低工資制度和最高工資制度。嚴格控制職務消費和工資外收入。

　　（2）實行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職工工資與消費物價指數掛鉤的制度。

　　（3）完善稅收制度。完善各類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制度，適當提高高收入單位和個人稅率。完善各類資源稅，開征社會資源和科技資源稅。

　　（4）完善財務管理制度，堵塞財務漏洞。

　　（5）完善廉政制度，取消非法收入，堵塞灰色收入。

 

　　與會同志一致認為，對新自由主義思潮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危害性和嚴重性，絕不能低估。目前高校經濟學理論研究與教學中的“西化”即資產階級經濟學化的傾向，依然嚴重；而在經濟學界和經濟管理部門，有人仍在違背黨中央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指導思想，或明或按地宣揚和推行私有化，對這些問題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推進“調結構、促發展”，堅持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絕不允許“西化派”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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