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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2月6日，毛澤東邀請錢學森到中南海菊香書屋談話。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指示研制反導彈武器。實際上，毛澤東邀請錢學森談話之前就開始長期思考反導問題；此次談話之后，反導彈武器的研制工作正式啟動，而“有矛必有盾”也成為其指導思想。歷經十余年，研究人員在某些關鍵技術領域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但研制工作最終因種種條件的限制于1982年停止。從歷史的角度看，“有矛必有盾”思想的提出符合當時的客觀要求，充分體現出毛澤東的決斷力和毛澤東思想的博大精深。更為重要的是，若對比世界大國仍在研制的反導系統，依然可見毛澤東“有矛必有盾”思想對當下中國研制反導系統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 毛澤東對反導問題的長期思考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決定研制導彈、原子彈以及氫彈等尖端武器。他在1958年6月21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還有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什么洲際導彈，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中蘇關系破裂之后，毛澤東更加強調：“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研制尖端武器的信心和決心。中國也在此后數年內完成導彈、原子彈和氫彈的研制，且在1966年實現兩彈結合，成為擁有核導彈的國家。

毛澤東其實在此過程中一直從“矛”與“盾”的關系思考可以反制導彈、原子彈以及氫彈等尖端武器的方法。早在1957年10月毛澤東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之際，觀看蘇聯研制原子彈、氫彈等尖端武器的紀錄片時，他對坐在身旁的彭德懷說：“我看矛和盾總是同時產生的，有矛必有盾呀！對嗎？”彭德懷答道：“一種新武器的出現，總有對付它的新辦法。”毛澤東點頭示意。此時，毛澤東從哲學高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但尚未有明確措施，因為其時中國科技水平尚不足以為毛澤東提供決策依據。

1960年以后國際局勢的惡化，尤其是美蘇兩國對中國進行的核武器恫嚇和威懾，使中國面臨著巨大的壓力。1960年9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墨西哥著名社會活動家、墨西哥全國和平理事會主席哈拉將軍相比斯塔時，就指出：“美國不但在日本有軍事基地，在南朝鮮、菲律賓也有，在臺灣也有。我們處在包圍之中，在美國原子武器的射程之內，在美國的炮口的下面。”從毛澤東的談話可見，他對美國的軍事意圖了如指掌，而且開始思考具體的反制措施。1962年10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民主共和國國防部部長武元甲時，就提出“要很好地分析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的問題。毛澤東雖未明言，實際已經包含著準備應付核戰爭的思考；而美國一些高級將領也不停地叫囂要用戰術核武器打擊中國，且在日本布置F-105D型核飛機、核潛艇等武器。

1963年7月25日，即美、英、蘇三國代表草簽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的同一天，美國第七艦隊還在臺灣北部海面舉行投擲原子彈的演習，向中國炫耀其核力量。

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后，兩國從政治和外交沖突，逐漸擴大到軍事對抗。蘇聯利用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不僅在中蘇邊境上布置重兵，而且“全蘇1/3的戰略導彈也指向中國的重要設施”，戰爭一觸即發。更加嚴重的是，當美國偵察得知中國正在研制原子彈后，竟計劃拉攏蘇聯對中國采取聯合軍事行動，摧毀中國研制原子彈的設施。此計未成，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又在1964年4月起草一份名為《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直接行動的基礎》絕密報告，提出4種摧毀中國核設施的辦法。雖然報告中提出的軍事行動并未實施，但真實地說明中國的糟糕處境，已經處于受到核打擊的戰爭邊緣；再者，當時中國的原子彈、導彈等尖端武器都處于研制的最后試驗關頭，一旦受到摧毀，必定會產生嚴重后果。

在此背景之下，毛澤東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思考防御問題，并決定在現有導彈技術的基礎上研究反導問題。1963年12月16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和劉少奇等人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第一次提出研制反導彈武器的想法。他說：“我們的原子彈、導彈無論如何也不會比別人搞得多，同時，我們又是防御的戰略方針，因此，除搞進攻性武器外，還要搞防御性武器。我們要從防御上發展，要研究反導彈武器。搞一批人專搞，讓他們吃飯不做別的，在數量上我們搞不過他，這個問題要研究一下。”

隨后，毛澤東又在1964年初約談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問他“敵人如果用導彈打我們怎么辦”，同時要求張勁夫“約有關科學家談對付的辦法”。當1964年1月7日毛澤東看到羅瑞卿送來的《新聞天地》上刊載的《“反飛彈”時代到來！》一文時，又批示“是否送聶榮臻同志一閱”。羅瑞卿送閱的這篇文章介紹的是美蘇兩國在研制反導彈方面的軍備競賽，以及由此將引發一些國家解決本國在反導彈時期的國防問題。

縱觀上文，毛澤東從戰略防御角度，指示“搞一批人專搞，讓他們吃飯不做別的”，研究反導問題，充分展示了毛澤東的決斷力；而為了聽取專家的意見，毛澤東決定邀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錢學森就反導問題進行一次交談，以獲得更加專業性的依據。

二 毛澤東與錢學森談反導問題

自從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指示聶榮臻研究反導彈問題后，聶榮臻就于12月26日召集王秉璋、錢學森、王諍、張勁夫、安東等人召開會議，研究反導問題。聶榮臻在會議上首先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隨后又作了工作部署。他說：“毛主席提出研究防御彈道導彈的問題，我們要著手探索研究。這項工作，現在不是立即擺開很大的攤子，而是先成立一個小組考慮采取什么探索研究的方向及如何培養生長研究力量。現在還談不上搞什么型號。這個小組由錢學森掛帥，小組成員請錢學森提出，包括從事用萊塞(筆者注：指激光)方法反導彈的探索研究的人員在內。這項反導彈探索研究任務，不要影響五院當前的科研生產任務。這項任務的情報研究工作由五院情報研究所承擔。這個小組可配1-2名秘書。”

實際上，這次會議將研究反導彈武器的重擔交給了國防部五院副院長錢學森負責。錢學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聶榮臻的工作部署，組織人員對反導問題進行預研并向聶榮臻作了匯報。與此同時，聶榮臻也在國防科委、中國科學院的會議上多次強調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希望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對國防部五院研制反導彈武器給予支持。

經過近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1964年1月24日，聶榮臻在聽取錢學森匯報的基礎之上，就開展反導彈的技術問題向毛澤東提交報告。報告指出：“向您匯報科學技術十年發展規劃時，您指示研究防導彈問題，這是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年前我曾找錢學森、王秉璋、王諍、張勁夫、安東等同志做了專門研究。由于當前對反導彈的技術途徑還摸不準，具體任務還提不出，同時，正在研制的幾個型號任務也很緊，因此，暫時還不可能專門投入更多的力量。決定第一步先成立個小組，由錢學森同志負責，在不影響當前型號研制的情況下，立即著手搜集研究資料，探討我國發展反導彈的任務，技術途徑、技術力量的訓練培養等問題。”此外，聶榮臻還在報告中就美國、蘇聯研制反導彈的情況和蘇、美、英、法、日等國異常重視對“死光”的研究情況，以及我國如何解決對導彈的防御而初步考慮到的幾點意見作了匯報。雖然沒有文獻記載毛澤東看到聶榮臻的報告是否作了批示或指示，但不久之后，毛澤東就決定邀請錢學森就反導問題進行一次交談，聽取其意見。1964年2月6日是農歷臘月二十三日，民俗中的“小年”。下午一點鐘，毛澤東讓工作人員打電話召集錢學森、竺可楨和李四光三位科學家到中南海菊香書屋談話。毛澤東先后與竺可楨、李四光兩位科學家聊天，隨后就與錢學森談起原子彈和導彈研制問題，但話鋒又一轉說：“總要搞防御。搞山洞，鉆進地下去就不怕它了。”錢學森回答：“我們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組織一個小型的科學技術人員的小組，準備研究一下防彈道式導彈的方法、技術途徑。看來第三個五年計劃中由于技術條件不夠，還不能開展設計工作。”談話最后，毛澤東說：“有矛必有盾。搞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矛”是導彈，“盾”就是對付導彈的反導彈系統。

從毛澤東和錢學森談話可見，毛澤東對于研制反導彈武器的態度明確，并從哲學高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當天，一同受到毛澤東接見的竺可楨也在日記中寫到：“問錢學森反導彈有否著手，目前毫無基礎，毛主席以為應著手探研。”但是錢學森受到毛澤東接見后，因為忙于“東風二號”等現行型號的研制工作，一直未向別人提及此事。直到2月29日聶榮臻辦公室來電話問：“聶帥聽說毛主席和你談了導彈和反導的事，具體內容是什么呀？”錢學森才將談話內容整理出來，并呈送給聶榮臻。

3月23日，為了落實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國防科委安排錢學森主持召開“彈道式導彈防御科學討論會”，參加這次會議的包括四機部、國防部五院、十院、中國科學院以及炮兵等單位，經過討論最終初步確定三種反導彈途徑：導彈反導彈、超炮反導彈、激光反導彈，并確定把導彈反導彈放在首位。國防部五院還根據這次會議決定，在二分院成立“防御規劃小組”和“反導規劃小組”，作為研制反導彈武器的機構。

三 反導彈武器的研制概況

從1964年到1966年，國防科工委等部門召開一系列反導彈武器研制的會議。1964年3月23日彈道式導彈防御科學討論會的召開，標志著反導彈武器研制的正式啟動。5月12日，錢學森向聶榮臻遞交開展反導彈武器研究工作的報告。報告主要指出研制反導彈武器的關鍵問題，稱：“我們的防御對象是帝國主義從潛水艇發射的中程彈道式導彈和從本土發射的洲際彈道式導彈。他們可以連續多發、多方向地向我突然襲擊，并帶有迷惑作用的若干假彈頭或其他干擾手段，因此我們的防御手段必須能盡早發現目標，精密地跟蹤，并盡快識別真假彈頭。反導彈的防御體系主要包括：發現、識別目標和擊毀目標兩大系統。在整個反導系統中，雷達技術是關鍵問題之一。”

此外，錢學森還在報告中依據技術條件指出，擊毀導彈可以采用三次攔擊方式：第一次以導彈反導彈進行攔擊，第二次以超級高射炮實施攔擊，第三次使用光炮，爭取在20公里高空燒毀來襲彈頭。但錢學森也提出：“當前的重點仍然是兩彈為主，為了爭取時間，應該在搞兩彈的同時，開始用可能的力量進行反導彈武器的探索研究和科學實驗，并逐步加強這項研究工作。”最后，錢學森建議按照雷達、導彈、超級高射炮、光炮四個組分頭研究，制定規劃方案。

5月13日，聶榮臻將這份報告呈送給羅瑞卿以及中央軍委，并說：“根據(毛)主席要研究解決反導彈問題的指示，錢學森同志與有關專家研究后，提出了一個如何進行工作的報告，我覺得可行，并在前面附了一個簡短的信。請你及軍委常委同志先予審閱，看有無不同意見，如同意，請轉報主席核批。”羅瑞卿、林彪、賀龍、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等審閱錢學森的報告后均表示同意。5月20日，聶榮臻將錢學森的報告呈送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還附了一封聶榮臻寫給毛澤東信。聶榮臻在信中說：“主席去年12月16日、今年2月6日曾兩次指示要搞一些人，專門研究對導彈的防御。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先組織了一個專家小組，搜集資料，探討技術途徑。今年3月小組已開了第一次會議，提出了一個初步意見。我覺得可行。如主席原則同意，即可著手展開工作，并由國防科委具體制定方案，組織實施。”

5月20日上午，錢學森在談及美國、蘇聯導彈研制現狀以及我國導彈發展問題時，又再次就反導彈問題說：“目前的反導彈導彈，可能還不是一個武器，只是形成了一個概念，也就是說發現和明確了如何解決反導彈導彈的問題，現在都在重新進行研究。”但也強調：“反導彈導彈是極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雙方勢均力敵，這個就是主要矛盾了。”5月25日上午，聶榮臻和羅瑞卿聽取路揚匯報國防科委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安排、投資分配和存在問題時，再次提及：“反導彈問題，錢學森和一些專家研究了一下，提出了三個主要的方向。一是受控激光發射，現在已經開始探索，還要做很多工作；二是從地空導彈發展為反導彈導彈，現在已在打基礎；三是利用超級大炮發射導彈，現在尚未動手，將來可把這個任務交給炮兵。這些帶方針性的工作，計劃上要有體現，并且要報告中央。”

毛澤東和錢學森關于“有矛必有盾”的談話，以及提出“搞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指示后，相關部門立即開展技術論證和制定工作計劃，反導工程由此啟動。1964年8月，中央專委會將研制反導彈武器列為國家重點項目。1965年5月10日，中央專委會發出通知，要求四機部、五機部、七機部、中科院等單位把研制反導彈武器納入本單位年度工作計劃和長遠規劃。翌年，七機部下發通知，研制反導彈武器的整個項目代號為“640工程”。至此，反導彈武器的研制開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七機部二院也在1970年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準，改組為“反導彈反衛星總體研究院”，專門從事反導彈武器的研制工作。

從技術上看，導彈再入速度可以達到4到8千米/秒，在實戰中留給反導系統的反應時間僅有幾分鐘，期間卻要完成大量復雜計算和操作，因此對反導系統中的預警系統、跟蹤系統、識別系統、指揮系統、武器系統等眾多子系統的自動化及其彼此間的協調性提出嚴苛要求。

從研制概況來看，整個工程被細化為一個防區和五個子系統，其代號分別為“640防區”、“640-1工程”、“640-2工程”、“640-3工程”、“640-4工程”、“640-5工程”。參加研制的單位包括國防科委、國家計委、國防工辦、總參、空軍、炮兵、一機部、二機部、四機部、五機部、七機部、中國科學院等十余個單位。客觀而論，某些技術確實已經超出當時中國的科技水平。正因如此，又由于1972年美蘇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降低了中國研制反導系統的緊迫性。1982年航天工業部正式決定除激光破壞原理和核電磁脈沖技術兩個項目保留外，其余反導項目全部停止。

回溯1964年前后的歷史情境，毛澤東邀請錢學森到中南海菊香書屋談反導問題，絕非偶然。可以說，中國自從進入1960年代以后就處在“四面楚歌”的政治環境中，局勢日益嚴峻，尤其是面臨著來自蘇聯和美國的雙重軍事壓力，且有可能進行的核武器打擊。在如此復雜的歷史背景之下，毛澤東從戰略防御角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指示派人專門研制反導彈武器，充分展現出毛澤東處理復雜問題的決斷力和毛澤東思想的博大精深。雖然限于當時國內科學技術水平以及國際局勢的逐漸緩和，反導系統最終并未完全取得預期成果，但反導工程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我國基礎工業和元器件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研究人員在載人航天、預警雷達、航天測控等科研領域取得不少關鍵性的突破，“為我國人造衛星、載人航天、深空探測測控網的建設，以及航天服務事業的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今，中國已建成了由陸地、海洋、太空一體化的導彈航天測控網，還在海外建立了觀測站，這也是反導建設方面的一大成就”。不寧唯是，若比較世界大國仍在研制的反導系統，如美國“陸基中段導彈防御系統”、俄羅斯“安泰-2500反導系統”，依然可見毛澤東“有矛必有盾”思想對當下中國研制反導系統所具有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