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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開龍：關于毛澤東提出抗日戰爭戰略戰術原則的考察

點擊：作者：蒲開龍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4-08 11: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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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毛澤東提出和系統論述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全面抗戰爆發前后，毛澤東提出并系統論述了持久戰戰略思想，深刻回答了抗日戰爭是什么樣的戰爭和如何經過持久抗戰而奪取抗戰勝利的問題，成為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重要指導思想。基于對持久戰和全國戰場以及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自身實際的分析，根據敵強我弱和戰場不斷變換的形勢，毛澤東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抗戰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再到全面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成為中共開辟廣闊的敵后戰場和奪取敵后抗戰勝利的致勝法寶，這為中共及其人民軍隊不斷發展壯大，發揮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作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標志著全國性抗戰爆發。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毛澤東逐步提出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原則，并逐步使其系統化，從而形成理論體系，奪取戰略的制高點。

　　一、毛澤東提出抗日戰爭的總體戰略方針：持久戰

　　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面對日本滅亡中國的企圖。中國共產黨認為只有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才能達到御敵救國的目的，共產黨和國民黨應當捐棄前嫌，共同為中華民族而戰。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其中便指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

　　“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1]

　　在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便已顯示出其對于抗日戰爭的總體戰略方針，那便是持久抗戰，經歷一個痛苦的時期后才能獲得最后的勝利。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毛澤東時刻關注著戰局的發展。7月13日，毛澤東寫一題詞：

　　“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保衛全國，同日本帝國主義堅決打到底，這是今日對日作戰的總方針。各方面的動員努力。這是達到此總方針的方法。一切動搖游移和消極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2]

　　堅決與日本帝國主義打到底的決心與意志，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思考一切抗日問題的基點，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熱忱的積極體現。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進攻，時當中華民族危難之際，毛澤東在7月14日和朱德發布關于紅軍在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開赴抗日前線的命令。[2]華北抗戰局勢牽動著每一個共產黨人的心，但應當實行怎樣的總體戰略方針，黨內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因此，中國共產黨準備召開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借以討論一系列抗日戰爭的問題。

　　1937年8月22日—25日，洛川會議召開。在報告中毛澤東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務及國共兩黨關系，指出抗日戰爭的持久性。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2]雖然毛澤東在1937年8月24日洛川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

　　“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3]

　　但是對于抗日戰爭的持久性黨內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正確認識，前線的指揮官對于抗日戰爭的持久性認識也各不相同。由于洛川會議召開的時間比較短，而且大多數八路軍將領都是從國內革命正規戰的思維基點去思考與認識抗日戰爭，他們并沒有直接與日本帝國主義交手的經驗，他們也沒有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軍事力量的強大，特別是他們對于日本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資本主義強國認識不足，因此沒有認識到抗日戰爭的持久性。

　　毛澤東在1937年9月1日中央一級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大綱中所作結論指出中日戰爭是“持久戰”。[4]在1937年9月27日給陜甘寧邊區各部隊首長的電報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

　　“在保衛山西、收復平津口號下，緊急動員廣大群眾爭取山西以及全國作持久戰。”[5]

　　當然，在毛澤東同志關于抗日戰爭總體戰略方針持久戰的方針下，毛澤東認為集中部分兵力以給孤立分散之敵以殲滅性打擊也是可以的。

　　1937年9月25日7時許，日軍板垣師團第21團一部和輜重車輛進入設伏的八路軍115師陣地，經過整日激戰，日軍1000余人被殲。我軍繳獲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取得了全國抗戰以來第一個殲滅戰的勝利，但是這樣的勝利來之不易，在這場戰斗中我軍付出了巨大的傷亡。

　　“我軍傷亡四百余人，內有副團長、副營長二三名。”[5]同時國民黨軍并不配合我軍作戰。“是役晉軍本約定二路出擊，乃打至黃昏才出動，致未能全部消滅該敵。”[5]

　　平型關大捷使得前線抗敵的將領對于日本軍隊的戰斗力有了十分真實的認識，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下日本士兵寧愿自殺亦不投降。我軍只有四萬余人，即使我軍消滅三個敵人付出一個人傷亡的代價，我軍也是經受不起如此大的消耗的，在打殲滅戰的戰術指導下，我軍獲得的很可能不是勝利而是被消磨殆盡。因此，平型關戰役對八路軍將領的教育意義非同尋常，特別是使得前線將領認識到要通過打殲滅戰迅速解決戰斗的想法過于不切實際，只有通過持久戰來消耗敵人才是取勝的王道。

　　1937年10月初，國民黨軍第二戰區為準備忻口會戰，將作戰地區劃為左中右三個地區，為統一指揮參戰部隊，閻錫山與周恩來商定，右翼各軍，包括國民黨軍第63師、獨立第三旅等十八個團歸八路軍總部指揮。于是開始了國共第一次在戰役上的配合，但是由于國民黨軍隊不能有效阻止敵人進攻，10月26日被迫放棄娘子關，全線后退。

　　“根據戰局的演變，10月下旬，八路軍總部率第一一五師師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臺南移，經盂縣、壽陽過正太路進抵和順縣。10月22日至11月初，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先后在平定縣和昔陽縣進行七亙村、廣陽、黃崖底等戰斗，取得勝利。由五臺山地區南移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在昔陽西部、廣陽地區伏擊向榆次運動的日軍。這些戰斗共殲敵2000余人，繳獲一批武器、馬匹和物資，有力地阻擊了日軍的前進，并協助國民黨軍曾萬鐘部、鄧錫侯部和王奇峰騎兵第四師等突破日軍的包圍，脫離險境。”[6]

　　由于從娘子關退守的友軍缺乏統一指揮，不能組織新的有效防御，日軍遂節節推進，對太原忻口形成大包圍。11月2日，衛立煌下令撤離忻口陣地。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戰役歷時一個多月，殲敵兩萬余人。

　　在與國民黨軍合作抗戰的過程當中，特別是在華北戰略防御中，國共之間的合作比較好，但是由于國民黨政府本身的腐敗，在正面戰場節節失利，與共產黨軍隊形成鮮明對比。

　　“太原失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的則附于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4]

　　正是在這一華北總的形勢之下，毛澤東更加認識到持久抗戰的重要性，于是在1937年11月13日給朱德、彭德懷及周恩來等的電報中指出：

　　“紅軍任務在于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實現全面抗戰之局面。”[5]

　　毛澤東要求八路軍戰士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同樣也是對國民黨將士的希望。希望國民黨將士堅持抗戰，不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灰心喪氣，要有持久抗戰并最終取得勝利的決心意志。

　　11月29日，毛澤東等人到延安機場迎接受共產國際派遣的從蘇聯回到的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康生和同機達的中共駐新疆代表陳云。自抗戰以來，國內對于抗戰的前途便有著不同的爭論，對于如何爭取抗戰的勝利有不同的觀點。

　　抗戰前，在國民黨營壘中一直存在著“亡國論”的思潮。有人說：“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全國抗戰開始后，又有所謂“再戰必亡”論調。國民黨親日派汪精衛集團是“亡國論”的突出代表。親英美派的蔣介石集團雖然已進行抗戰，但仍表現出某些動搖。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的嚴重失利，更有某些中間階層和一部分人民帶來一些悲觀情緒。

　　另一種錯誤思潮是“速勝論”。淞滬會戰，蔣介石集團指望英、美、法等國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蘇聯出兵。因此有人武斷地認為中日戰爭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以解決，這代表了一種希望依賴外力的協助迅速結束戰爭的思想。臺兒莊戰役取得勝利時有些人認為徐州會戰應是“準決戰”，“是敵人的最后掙扎”。

　　在共產黨內，“亡國論”一般是沒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種盲目輕敵的思想，他們過于看重國民黨有兩百萬正規軍的力量，因而以為抗戰能夠速勝。在國內也就以這幾種錯誤思想為典型，統治著一部分乃至大部分人的心。在經歷過平津戰役、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等一系列大會戰過后，國民黨陣地防御速戰速決的速決戰戰略方針遭受巨大挫折，漸漸地，國民黨內一部分人速勝論的思潮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其實，1937年7月，朱德在《實行對日抗戰》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盧溝橋事變之后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關于全面抗戰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在8月11日舉行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軍政部談話會上，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指出全國抗戰在戰略上要實行持久防御，在戰術上應取攻勢，即實行積極防御的方針；華北戰區須培養獨立持久的作戰能力，并由陣地戰轉為運動戰，同時在敵人側翼和后方發動民眾開展游擊戰爭，在政治上要動員全國居民方能取得全國勝利。

　　洛川會議之后，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等相繼發表文章，論述抗戰的持久性，以及實行持久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方法等問題。尤其以1937年9月18日張聞天所著的《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周恩來1937年11月6日所著的《目前戰爭形勢和堅持長期抗戰的軍事方針》以及1938年1月7日所著的《怎樣進行持久抗戰？》，劉少奇1937年11月16日所著《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和1937年11月27日彭德懷所著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最具代表性。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也確立以“持久戰”作為全國抗戰的基本戰略方針。8月20日，國民政府以大本營名義頒發的《國軍作戰指導計劃》提出：全國抗戰“以達成‘持久戰’為作戰指導之基礎主旨”。蔣介石等人還先后提出“持久消耗戰”、“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成大勝”等口號。[5]然而，抗戰究竟該以何種方式取得勝利，是否能夠取得勝利等問題依然困擾著大多數人的心，一系列錯誤思想也在侵襲著國人的心。

　　面對這一系列問題，如果不從理論上給予解答，那么全黨就不能達到對抗日游擊戰爭全面持久性的認識，同時也不能給國民黨“亡國論”者和“速勝論”兩種錯誤以有力的回擊，堅定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決心。歷經10個月抗戰的成與敗、得與失，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從理論上對10個月的抗戰加以總結，借以教育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1937年5月，毛澤東接連寫了兩篇理論性的文章：《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指出：

　　“整個的抗日戰爭，由于日寇是強國，是進攻的，我們是弱國，是防御的，因而決定了我們是戰略上的防御戰和持久戰。”[5]

　　中日戰爭是一場什么性質的戰爭呢？毛澤東指出：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絕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里。”[5]

　　在毛澤東的著作和有關論述中，特別是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

　　“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爭是持久戰。”[5]

　　強弱對比是分析中日兩國戰爭問題的基本著手點，但強與弱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換的。

　　“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地弱的，然而正處于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是日本。”[5]

　　毛澤東繼續指出：

　　“我們說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是從全部敵我因素的相互關系產生的結論。敵強我弱，我有滅亡的危險。但敵尚有其它缺點，我尚有其它優點。敵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點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擴大。我方反是，我之優點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強，缺點則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最后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后失敗，而不能避免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崩潰。”[5]

　　在這里毛澤東用充分的唯物辯證法思考問題，為什么是持久戰呢？正是基于對中日之間兩國基本矛盾的綜合分析而得出的結論，中日之間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毛澤東指出：

　　“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于不利。”[5]

　　正是對于這些分析，毛澤東更加堅定地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而不是速決戰。”[5]基于對持久戰的分析，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抗戰將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5]

　　并且毛澤東正確地估計到了在戰略相持階段才是時局轉換的關鍵，在這一時期內將是我黨我軍最為困難的時期，同時它也將是整個戰局轉變的樞紐。中國或獨立或淪為殖民地，在中日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你死我活的斗爭中，第一階段大城市之得失不像小國那樣或具有決定性，而時局轉換的關鍵在于第二階段全民的努力程度，能否堅持在第二階段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指明了中國抗戰的前途，打擊了失敗投降主義的思潮，受到了全國人民包括國民黨友軍的高度贊譽，就連蔣介石看后也指出它指明了抗戰勝利的前途。

　　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軍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全國傷亡三千多萬人、消耗了眾多的物力、財力，抗戰經歷了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但是抗日戰爭最終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軍民的取得巨大勝利而結束。抗戰的勝利無情地批駁了亡國論者和速勝論者，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的總體戰略指導思想得到了實踐的證明。

　　二、毛澤東對于國民黨抗戰（運動戰為主并輔之以陣地戰）的意見和建議

　　對于國民黨正面戰場，毛澤東不負責指揮，但是正面戰場的成敗必然關系著整個抗戰的全局，因此毛澤東不可能不時刻關注并提出一系列的意見和建議。華北事變后，隨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毛澤東便開始思考一系列抗戰的具體戰略戰術原則。

　　1936年7月16日，在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

　　“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式。”[1]

　　在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是毛澤東對國民黨抗戰形勢的正確預見。正如毛澤東所言：

　　“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7]

　　我認為正是毛澤東出于對國民黨抗戰的正確預見，才會有毛澤東在1937年8月4日下午延安鳳凰山住處同張聞天商討對國防問題的意見。當天，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朱德、葉劍英，提出在同蔣介石談判時中國共產黨方面對國防問題的意見：

　　“總的戰略方針是攻勢防御，應給進攻之敵以殲滅的反共，絕不能是單純防御；將來準備轉變到戰略進攻，收復失地。”[4]

　　所謂“攻勢防御”也就是放棄所謂的陣地戰而進行運動戰。雖然這時毛澤東并未提出運動戰為主，但我認為此處包含著以運動戰為主的影子。1937年10月25日，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德談話中毛澤東指出：

　　“軍事上的第一要義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采取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戰法。如果大量軍隊采用運動戰，而八路軍則用游擊戰以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5]

　　在此，毛澤東認為一切呆板的戰法會造成抗日軍隊的大量傷亡，因此毛澤東要求大量的軍隊采用運動戰（即抗戰中的國民黨軍隊）為主，而用八路軍以游擊戰爭來輔助以運動戰為主的國民黨軍隊作戰。

　　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11月8日，太原失陷，12月13日，南京失陷。面對如此眾多重要城市的喪失，特別是中國在軍事上的暫時失利，引起國內一部分人主和，甚至投降賣國。1938年1月13日毛澤東在陜北公學作關于時局中幾個問題的講話中指出：

　　“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辦法，應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陣地戰為輔。”[2]

　　毛澤東對陜北公學的講話也就是對國民黨抗戰具體戰略的要求，對全國軍隊的要求。具體劃分一下就是國民黨抗戰以運動戰為主并輔之以陣地戰，而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則以游擊戰為主。面對國內許多人對于抗戰的前途表示悲觀，國民黨軍隊喪失土地的嚴重形勢，毛澤東為了鼓舞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在1938年2月與美國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中指出：

　　“有人說，我們只主張游擊戰，這是亂說的，我們從來就主張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者的結合。在目前以運動戰為主，以其他二者為輔，在將來要使陣地戰能夠有力地配合運動戰。”[5]

　　毛澤東認為中國許多大城市和工業地的喪失并沒有失掉中國存亡的根基，而失去的只是幾條鐵路及若干城市僅此而已。而放棄一些城市對于國民黨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方針是有益的。整個抗戰由于日寇是強國，是進攻的，而中國是弱國，防御的。因此被動防御固守一地的陣地戰為主的戰略方針是要不得的，而必須采取積極的，進攻性的攻勢防御才是抵抗日軍的有效方式。

　　戰爭中最為重要的東西便是軍隊主動權的爭取。主動權是軍隊的命脈，毛澤東說，主動權“是有意識地去爭取的東西”。[5]而毛澤東正是基于對國民軍隊戰爭主動權的爭取，而要求國民黨軍隊改變一貫注重的利用城市來進行陣地戰防御的戰略思維。怎樣才能化抗戰的不利為有利，實現對主動權的爭取。毛澤東在1938年5月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這樣的抗敵戰略方針：

　　“能夠而且必須在戰略的防御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在戰略的持久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在戰略的內線作戰之中采取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這是整個抗日戰爭應該采取的戰略方針。”[5]

　　為此，運動戰的重要作用便可窺見一斑了。在戰略防御階段，特別是在華北戰場的戰略防御作戰，比較好地實現了國共兩黨在軍事上的合作。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作戰方針的且符合抗戰實際的建議和意見，并且以八路軍的實際作戰行動支持了友軍的正面陣地防御作戰。

　　當然，國民黨統治集團聽取了共產黨及其他愛國人士的一部分正確建議，但國民黨并沒有改變其基本的路線和方針。在政治上，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與共產黨發動的全民族的的全面抗戰路線形成鮮明對比；在軍事上采取的單純防御戰略方針，對正面進攻之敵所進行的消極陣地防御為主，極少使用較大兵力進行運動戰的錯誤方針不僅使自己敗軍失地，而且根本達不到殲滅敵人的目的。誠然，國民黨的許多官兵懷著愛國熱誠，拼死對日寇的進攻進行抵抗，可他們的犧牲并未換來國土的保存，而且國民黨軍隊不斷陷入被動，節節敗退，這與國民黨所采取的以陣地戰為主并輔之以少量運動戰的戰略方針有著不可脫離的巨大關系。盡管，中國共產黨人及其他有識之士提出來許多正確的建議，但國民黨統治集團并未給予采納，這在抗戰前期特別是戰略防御階段給國民黨帶來了一系列惡果，這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為了提升對運動戰重要性的認識，毛澤東在1938年5月所著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用了一章的文字來闡明游擊戰爭必須向運動戰發展。毛澤東指出：

　　“戰爭是長期而且殘酷，游擊戰只有向運動戰發展才能適應這樣的戰爭。”[5]

　　這當然是毛澤東對共產黨軍隊的指示，但可窺見運動戰在中日戰爭中的特殊地位。全面系統總結抗戰10個月以來的經驗與教訓，為抗戰指明前途與希望，并且打擊速勝論與亡國論者，奠定中國持久抗戰的基調，1938年5月毛澤東所著《論持久戰》一文發表。正是在此文中，毛澤東系統的地對運動戰、陣地戰和游擊戰進行了闡釋，這三種作戰形式在戰爭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大抵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是執行消耗任務同時又是執行殲滅任務的，三者互有區別。”[8]

　　抗戰的總體戰略便是持久戰，具體方略是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即敵之進攻和保守階段中，應該是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在第三階段中，應該是戰略的反攻戰。這是什么意思呢？毛澤東指出：

　　“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5]

　　毛澤東指出抗日的運動戰是正規兵團在較長的戰線和較大的戰區上面，從事于戰役和戰斗的外線速決進攻戰的作戰形式，同時也包括必要時對這種進攻的作戰形式，同時也包括必要時對這種進攻戰起輔助作用的運動防御、陣地攻擊和陣地防御。其特點是正規兵團，戰役和戰斗的優勢兵力，進攻性和流動性。

　　毛澤東在此對國民黨的陣地戰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與諷刺。毛澤東進一步指出：

　　“抗日戰爭的作戰形式中，主要的是運動戰，其次就要算游擊戰了。我們說，整個戰爭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說的是解決戰爭的命運，主要是依靠正規戰，尤其是其中的運動戰，游擊戰不能擔負這種解決戰爭命運的主要的責任。”[5]

　　在此，毛澤東把運動戰提高到解決中日戰爭問題的高度，可見運動戰的決定性作用。即使如此毛澤東認為國民黨在抗戰的實踐中也必須采用必要的陣地戰以達到牽制日軍兵力實現運動戰的目的。為什么要進行運動戰為主的作戰方針呢？這就要基于中日戰爭的性質和中日國情的分析。

　　“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5]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而且有著抗日的正規軍隊并且具備戰爭的正義性質與國際上的援助，日本是一個小國人口較少、資源稀缺、兵力不足但其是一個強國。因此日本禁不起長時間戰爭的消耗。在軍事上，如果能以運動戰的作戰形式為主，那么我國就可以集中優勢兵力達到消滅敵人之目的。日本的戰線之長并不可能經受如此毀滅性的打擊，并且有游擊戰的輔助作戰形式，因此日本是會被運動戰給擊垮的。只要主力兵團在廣闊戰場上，實行大踏步的前進與后退，迅速而適時地分散和集中，靈活地創造與捕捉戰機，力求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

　　總之，毛澤東一貫認為運動戰一直是主要的作戰形式，對于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改變中日戰爭形勢和最后解決中日兩國戰爭命運有著主要作用。《論持久戰》一文在國內層面而言，它不僅彌補了中國共產黨抗戰軍事學術理論方面的空白，也在極大層度上彌補了國民黨抗戰理論的空白，特別是運動戰為主并輔之以陣地戰的作戰形式的建議是對國民黨抗戰軍事方針的系統總結。很不幸，由于國民黨本身腐敗無能，加之國民黨片面的抗戰路線，導致國民黨在廣州、武漢失守后基本便無巨大貢獻可言，而主要從事反共活動。盡管如此，毛澤東自始至終仍不斷給予國民黨以正確的建議與意見，并始終努力維持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國民黨軍隊一貫主張軍隊實行陣地消耗戰，速戰速決。在平津戰役、淞滬會戰、徐州會戰中國民黨的主張都是實行陣地消耗速戰速決。正是在這一作戰指導思想的指導下，國民黨軍隊不僅作戰失利，大批愛國軍人付出了巨大犧牲，但他們換來的只是大片國土的淪喪，軍人的巨大傷亡。這一切都證明著以陣地戰為主進行消耗的戰略指導思想的錯誤，特別是廣州、武漢等重要戰略要地的失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著國民黨只有實行以運動戰為主并輔之以陣地戰的戰略方針才能達到取得抗戰勝利的戰略目的。

　　三、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和在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再到完全的游擊戰爭

　　眾所周知，共產黨是游擊戰爭的高手，但真正讓共產黨的游擊戰爭走向世界的是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可以說：

　　“抗日游擊戰爭是中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最好的斗爭形勢，是中國人民反抗侵略戰爭史上的奇觀。”

　　但是，在全面抗戰開始之際，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并沒有立即形成，而且它的實施也經歷了一個曲折和逐步發展的過程。其實在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為瓦窯堡會議起草的關于軍事戰略問題決議中就指出：

　　“游擊戰爭對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有很大的戰略上的作用。”[1]

　　在1936年7月16日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1]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關于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的觀點早已有之，但系統化、理論性地解答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只有在激流勇進的抗日戰爭實踐中才會誕生。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呼吁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國共兩黨合作抵抗日本的新進攻。[2]7月9日，收到葉劍英關于西安救國團體向中共提出四項建議的來電后，和張聞天復電葉劍英：

　　請答復救國會及各方，我們同意他們的各項要求，并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與政府、國民黨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應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2]

　　毛澤東7月14日和朱德發布關于紅軍在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開赴抗日前線的命令。同日，和朱德等致電葉劍英，讓他通過西安行營轉告蔣介石：

　　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以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命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惟紅軍特長在運動戰，防守非其所長，最特長于同防守之友軍配合作戰，并愿意以一部深入敵后方，打其后方。[2]

　　從此可以斷定毛澤東針對紅軍的作戰并未以其游擊戰為主，當然毛澤東在1937年7月23日寫《反對日本進攻的方法、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確定游擊戰爭擔負戰略任務的一個方面，使游擊戰爭額正規戰爭配合起來。”[5]

　　誠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向全國軍隊提出的，而且也將游擊戰爭作為“一個方面”，因此不能認為這是毛澤東為紅軍確定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斷定中日之間必有一戰而且不可避免，但是發生在盧溝橋的“七七事變”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由于戰爭爆發后，毛澤東最為關注的應當是紅軍如何配合國民黨軍隊，調赴華北直接對日作戰的軍事問題。和大多數共產黨高級軍事將領一樣，由于時間的緊迫性，毛澤東不可能對戰局形勢和敵我友三方做進一步的分析，所以紅軍最初的戰略方針仍是在沿用國內戰爭時期擅長的集中兵力攻勢防御的運動戰。隨著戰局的發展和對敵我友各方的綜合分析，毛澤東才逐步將紅軍的戰略方針由攻勢防御的運動戰轉變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正當紅軍在云陽積極改編和準備出動參加華北防御戰爭之際，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繼失陷。”

　　幾十萬國民黨大軍只抵抗了幾天，平、津就很快失陷了，這對于毛澤東來說不得不是一個極大的震撼。毛澤東意識到與共產黨打了十年仗的國民黨軍隊與日本軍隊相比敵強，國民黨軍隊較弱是沒有爭議的事實，但是國民黨軍隊無論人數和武器裝備都要優于紅軍許多，國民黨軍隊在日軍進攻面前尚不堪一擊，而只有4萬余人的紅軍，力量單薄，武器裝備更不用提，而且紅軍的行動還受到如此大的限制。面對這些，紅軍到底應當采取怎樣的戰略方針，毛澤東不得不有所考量。

　　1937年8月4日，毛澤東致電出席國防會議的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指出：

　　“正規戰與游擊戰相配合，游擊戰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及人民武裝擔任之，在整個戰略部署下給與獨立自主的指揮權。”[5]

　　8月5日，毛澤東再次致電給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來并指出：

　　“紅軍擔負以獨立自主的游擊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的任務。”

　　“這不是‘獨當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區協助正面友軍作戰的意思。”

　　“即我們是事實上至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5]

　　8月6日，朱德、周恩來從云陽抵西安，于9日與葉劍英一起飛抵南京，參加國防問題討論會。毛澤東的這些指示，既是部署紅軍出動的依據，又是周恩來、朱德等去南京力爭的方案。11日，周恩來、朱德分別發言，就中國共產黨關于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做了闡述。盡管毛澤東做了一系列的指示，但是毛澤東依然還不放棄放心。于是，8月8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彭德懷、任弼時：

　　擬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2]

　　1937年8月17日，毛澤東指出：

　　“在獨立自主的指揮與游擊戰山地戰原則下受閻百川節制，速通知閻。” [5]

　　1937年8月22日—25日，洛川會議召開。在洛川會議的軍事報告中，毛澤東指出紅軍的五項基本任務，強調“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2]但討論的時候，“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9]”。最后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但由于彭德懷的堅持，因而加上一句“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是時，時間緊迫，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因此沒有來得及對游擊戰與運動戰的主次關系有一步討論。

　　其實，要在短時內實現如此大的戰略轉變是十分不容易的。共產黨也就只有幾萬人的軍隊這么一點家底，經不起幾多消耗，因此毛澤東就特別注意給予前線的八路軍將士特別是八路軍高級將領以指導。八路軍將領剛上前線，難免有打一大勝仗以證明自己的情懷，對于軍功的追求是流淌在軍人血液里的本能。加之國內革命戰爭后期運動戰作為主要的作戰形式，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八路軍前線將領缺乏對于抗日戰爭持久性的認識，因此實現如此大的轉變難度十分之大。因此，9月1日，毛澤東致電給同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指出：

　　“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5]

　　毛澤東為了加深八路軍指戰員對洛川會議制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的理解，并使友軍也了解與同意八路軍這一戰略方針，毛澤東與1937年9月間多次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劉少奇等，進一步闡明八路軍的戰略方針。1937年9月中下旬，他接連五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的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5]。

　　“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負嚴重責任。……要想在敵整個占領華北后，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5]

　　毛澤東的說服教育工作使得前方將領加深了對游擊戰爭的理解，當然僅靠說服教育工作是很難起到巨大作用的。抗日戰場前線的戰斗實踐，特別是平型關戰斗中八路軍的巨大傷亡，日本軍人所體現出的軍國主義的戰斗精神，讓前方將領不無震撼，抗戰前線的戰斗實踐與毛澤東的說服教育工作結合起來使得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指導方針受到大多數前線將領的認可。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華北戰局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后游擊戰爭進入主體地位。1937年11月13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周恩來等指出：

　　“紅軍任務在于發揮進一步樣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同日寇力爭陜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5]

　　其實對于打游擊戰，林彪在洛川會議上說，要以打運動戰為主，搞大兵團作戰。他的思想與大多數人一樣認為國民黨軍隊尚可一師一師被我軍殲滅，為什么就不能大量消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因此，當日軍從天度鎮南下廣靈，關東軍從蔚縣西進，閻錫山要八路軍參加與日軍決戰時，毛澤東特電告林彪：

　　“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游擊戰來配合友軍作戰。此方針在京與蔣、何決定，周、彭又在晉與閻當面決定，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10]

　　經歷了平型關戰役，林彪更加加深了對于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的理解。特別是太原失陷前，八路軍將領認為對日作戰基本上還是運動戰，正是經過了毛澤東反復的教育說服。在太原失守的11月1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八路軍各師主要負責人，指出：

　　“太原失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于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2]

　　太原失陷后，于“正規戰爭結束后，剩下的只是紅軍為主的游擊戰爭”的情況下，實際上這種游擊戰與運動戰的就已經不存在了。

　　真理總是只有在斗爭中才能更顯珍貴與彌足飄香。1937年11月29日，毛澤東冒雪到延安機場迎接受共產國際派遣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和同機到達的中共駐新疆代表陳云。本以為王明是從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卻沒有想到由于他長期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給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正確的觀點和制定的一系列正確方針、政策的執行帶來了一系列阻礙。

　　12月9日至12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重點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許多正確的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并提出右傾主義的主張。他認為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不贊成提改造國民黨政府的口號；反對關于國民黨內有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認為只有抗日、親日之分；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用戰線”；反對提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2]

　　針對王明的錯誤主張，特別是關于洛川會議上所做的戰略方針，毛澤東指出：

　　“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

　　“總的一句話：相對集中指揮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2]

　　由于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招牌，并且大多數共產黨人沒有系統化的馬列主義知識，大多數人認為王明有理；經過毛澤東的堅持，王明的錯誤主張沒有形成決議。在1938年2月27日—3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大放厥詞說什么通過外援，組建幾十個有新式武器裝備的師團，作為全國軍隊的骨干；更有甚者他脫離實際地提出全國抗日部隊“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和“統一做戰行動”等完全錯誤的主張。

　　毛澤東針鋒相對，在三月會議上就軍事問題指出：八路軍就是從許多游擊戰中創造出來的。最后打敗日本，要靠正規戰。但把希望放在哪里？要依靠游擊隊和人民游擊戰爭的發展，即從人民游擊戰轉到正規戰爭，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從上述兩次會議與王明的斗爭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獨立自主原則毫不退讓，對游擊戰戰略方針毫不妥協。用黨性、用對革命負責的態度堅決維護了八路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其實，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已被大多數同志接受，在事實上也不可能組織像王明所言的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爭了。事實上，王明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的影響僅限于長江流域的新四軍使其失去在華中展開的戰略機遇。

　　對游擊戰從山地轉向平原再到完全的游擊戰爭，呂正操是有巨大功勞的。日軍占領南京后于1938年春企圖以華北方面軍和華中派遣軍各一部南北對進，夾擊徐州。為準備徐州會戰，敵友兩軍在冀魯平原地區的兵力相對減少了。這就為八路軍挺進敵后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創造了條件。

　　1937年10月，東北軍五十三軍第六九一團團長因對國民黨軍抗日不力及腐敗無能不滿，脫離了同國民黨軍的一切聯系，堅決擁護共產黨并宣布六九一團為自衛軍，在冀中平原堅持游擊戰爭，創建了冀中根據地。毛澤東高度重視這一經驗，并將其加以系統化總結。

　　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等致電朱德、彭德懷等人，向八路軍發出在河北山東平原大量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電報指出：

　　“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大地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是可能的。”[5]

　　在毛澤東大力開展平原游擊戰的指示下，八路軍總部把三大主力各分出一部，派向冀中、冀東、冀南、冀魯邊廣大平原地區。1938年1月11日經過毛澤東從新校正后發表的《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一文，這是毛澤東對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初期游擊戰爭經驗的總結，是系統化論述游擊戰爭基本戰術的重要文章。

　　自1938年春，八路軍、新四軍迅速由山地游擊戰轉向平原游擊戰以及發展河湖港汊地區的游擊戰爭，進一步擴大游擊戰爭，開展完全的游擊戰爭給了日偽以更大的打擊。但是，蔣頑千方百計限制八路軍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并且對中共和八路軍采取惡毒攻擊，同時在黨內輕視游擊戰的戰略作用的人也有一小部分，特別是1937年11月29日回國的王明，他借口共產國際的指示，把希望寄托在正規戰爭特別是國民黨軍隊的大兵團作戰上面。

　　究竟游擊戰爭的作用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國度里，游擊戰爭到底應該有還是沒有？面對著一系列的問題，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系統總結了十個月來抗戰的經驗。1938年5月30日，《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在《解放》第四十期上發表。毛澤東指出：

　　“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5]

　　由此，毛澤東便把抗日游擊戰爭提高到了戰略的地位，這標志著完全地游擊戰爭的新的階段的到來。當然決定中日戰爭勝負的依然是正規戰爭，因此毛澤東指出：

　　“抗日戰爭中，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5]

　　毛澤東要求游擊戰爭向正規戰爭發展，但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不應動搖。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

　　“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僅次于運動戰，因為沒有游擊戰的輔助，也就不能戰勝敵人。這樣說，是包括了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這一個戰略任務在內的。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于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5]

　　1938年12月，廣州、武漢失守后，特別是在百團大戰八路軍與日本軍隊進行消耗之后，八路軍進入了完全的游擊戰爭階段，毛澤東游擊戰爭理論和實踐，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而且在世界戰爭史上也演繹了空前偉大的一幕。日本一軍事評論家池田德躬說：

　　游擊戰“加以系統化、戰略化、普遍化的始祖，無論怎么說也是中國的毛澤東”。他稱毛澤東是“現代游擊戰爭之父，典型的實踐指導者”。[11]

　　毛澤東關于中國共產黨軍隊游擊戰爭的作戰指導理論指導著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戰爭開始時的四五萬人的軍隊不斷走向強大，達到抗戰結束時的120萬正規軍隊。正是在毛澤東游擊戰爭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得以不斷在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不斷鞏固抗日根據地，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陷入正面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和敵后對于共產黨的兩面作戰中，戰爭結束之際解放區面積達到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同時，正是在游擊戰爭理論的指導下，根據地的大量開辟才使得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對國民黨的投降賣國主義進行反擊，并且打退國民黨的三次反共高潮，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才能夠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并最終引領中國軍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取得抗戰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曾經中肯地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12]

　　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沒有毛澤東對于國共兩黨抗戰理論的巨大貢獻，那么中國的抗戰路途將會更加艱辛。

　　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基于對中日兩國基本國情的準確分析，不斷提出一系列關于抗戰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指導著中國抗日戰爭不斷走向勝利。在抗戰的戰爭實踐中毛澤東依據不斷變化的敵我友三方情況，實事求是的提出一系列正確的指導原則。正是基于中日兩國基本國情的分析，特別是敵強我弱的局勢，毛澤東提出并逐步使持久戰的戰略方針系統化、理論化，為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理論基礎；同樣，也是基于中日兩國軍事實力的具體分析和國民黨軍隊與日本軍隊戰斗力的分析，毛澤東提出全國抗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并輔之運動戰的戰略指導思想，使得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走出抗戰前期以打陣地速決戰為主、亡軍失地的迷途中，為中國的抗戰指明了前途；也是基于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和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友軍的準確分析，毛澤東提出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再到全面的游擊戰爭，指導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不斷壯大，并在抗戰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國情的分析，是處理好一切有關中國問題的基本點和出發點。在抗日戰爭中，正是由于毛澤東準確把握，正確分析中國的基本國情，才使得在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不斷發展壯大。現如今的時代，我們應當繼續堅持毛澤東分析和解決一切問題的出發點，那便是基本國情的分析。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時代，我們處理中國問題的關鍵和出發點依然是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準確分析。我有理由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特別是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思考問題、處理問題我們更應當加以國情的分析實事求是，這樣才能使得中國不斷復雜的國際形勢中獲得和平崛起，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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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聶榮臻回憶錄[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359.

　　[10]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338.

　　[11]毛澤東軍事思想發展史[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624、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