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2日晚,陳毅當面向毛澤東匯報潘漢年當天遞交的報告,這是有關1943年初潘漢年去南京見汪精衛的情況報告,毛澤東當場就在報告上批語:“此人從此不可信用。”
毛澤東對這份《潘漢年去見汪精衛的報告》的批語是可以理解的正確處理。
從已經披露的資料看,比如在彭樹華的(2010年出版)回憶文章中,就提到潘漢年1943年是奉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指派,去向汪偽政府情報機構頭目兼江蘇省長李士群索取日軍對根據地掃蕩情報,但是李士群拉著潘漢年去見汪精衛。在所應用的資料中,李士群是這樣對潘漢年說的:“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議會政治,聽說你來了,很高興,他想和你談一談。”彭樹華是最高法院法官,又是極少數看過潘漢年案件檔案的人之一,引用的資料可信度高。據此進行猜測,這段話應當出自潘漢年本人的交代,或者是胡均鶴的交代。
從這段話里,可以讀出的意思(1)汪精衛事先知道潘漢年要來,而且知道潘漢年的來路。(2)汪精衛事先安排這次會見。(3)汪精衛想談的是政治問題。(4)在去見汪精衛之前,潘漢年已經知道要談的是政治問題。
潘漢年這次接受的任務,只涉及情報問題,而沒有得到任何授權去談政治問題,而潘漢年在事先知道談話內容后,仍然去見汪精衛,而在回到新四軍后,又沒有向領導做出匯報,作為高級情報人員和高級干部是不可原諒的錯誤。在其后的十多年中,潘漢年也沒有向社會部(安全系統)匯報此事,在毛澤東與他談話時,也沒有匯報這件事。
潘漢年是在得知胡均鶴已經在1954年9月被捕,又從毛澤東的講話中猜度胡均鶴已經向公安部門坦白1943年去見汪精衛之事,才將此事匯報。
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抗日戰爭極其錯綜復雜的年份,蘇德戰場,斯大林格勒戰役成為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而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日本也開始下坡路。
在這樣的形勢下,國民黨重慶政府和汪偽政府都對這件事進行大肆報道,而延安方面,由于沒有得到來自潘漢年,情報系統,以及新四軍的報告,對這件事予以堅決否認,并抗議國民黨重慶政府利用這件事。
而現在,潘漢年承認這件事是有的,在政治上是很被動的。
而1955年又是高崗饒漱石問題出現之時,饒漱石在1943-44年間,就向中央報告過潘漢年在情報工作中有“違反紀律”的現象,而這個報告給中央否定,在經毛澤東簽字的給新四軍饒漱石的電報中,明確地要饒 漱石“不要聽信謠言”。毛澤東在接見潘漢年時,也對潘漢年說“外面的謠傳,我們不相信,中央是信任你的。”
中央的評價,當時對新四軍審查潘漢年系統情報人員時,也發揮很大作用,比如夏衍在紀念潘漢年情報系統人員關露時就說過,當時在審查關露時,陳毅為關露寫過證明,夏衍當時是看到過這份證明的。
而現在,潘漢年承認這件事是有的,不是謠傳,饒漱石當時向中央報告潘漢年“違反紀律”是確有此事,在政治上也是很被動的。
就這件事,毛澤東做出這樣的批語是可以理解的。
對于潘漢年在情報工作上的功績,以及潘漢年情報系統的功績,是需要做出肯定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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