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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在中國學術界，針對太平天國晚期重要將領李秀成的評價問題，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

李秀成（1823—1864）出身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金田起義參加太平軍后，他作戰機智勇敢，很快從一名普通士兵晉升為青年將領。天京之變后，他與英王陳玉成力撐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營等勝利。被天王洪秀封為忠王，稱“萬古忠義”。

1864年6月，湘軍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后在獄中寫下數萬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經歷和太平天國歷史，其中也有對曾國藩阿諛和求饒的內容。8月7日，李秀成被曾國藩殺害，年僅四十二歲。

關于李秀成的爭論，源自戚本禹發表于1963年第四期《歷史研究》的一篇文章《評李秀成自述——并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羅爾綱等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大家”多認為李秀成寫下自述是“偽降”，委曲求全的敘述是保存實力的一種手段。而戚本禹則認為“自述”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國事業的自白書：“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凈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

戚本禹的文章敢于挑戰學術權威、著名教授，在當年“一石激起千層浪”。時任萱萱掌門人的周揚以及史學界由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鄧拓等著名專家組成的研討會，都對文章持批判態度，戚本禹一時壓力極大。

逆轉形勢的是毛主席對于李秀成是否投降變節的十六字批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戚本禹開始聽到口頭傳達時還以為是“忠王不忠”，后來才知道是“忠王不終”，意為晚節不保。

現在看來，毛主席確實是文章大家，遣詞造句具有極高的準確性，用“終”而非“忠”，等于只否定了李秀成被俘后的階段，并沒有否定李秀成的一生，這種評價完全符合歷史唯物論。

之所以想起這場公案，是因為在剛剛過去的“九一三”前后，關于如何評價林彪，又出現了激烈爭論。總有一些人想重新全面肯定林彪，或者用各種離奇的猜想，把林彪說成是某種陰謀的犧牲品。

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準確，還是用毛主席評價李秀成的四個字“忠王不終”來評價林彪比較準確。

林彪的人生軌跡和李秀成有驚人相似。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林彪曾為革命做出過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最后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他卻出了嚴重問題，最終晚節不保，是為“不終”！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林彪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這一點很少有人質疑。紅軍時期，他在四年左右的時間里從連長晉升為軍團長不是偶然的，確實是“能打勝仗”的結果。同時，林彪的迅速成長也和毛主席耐心細致的輔導分不開。毛主席在1930年1月5日撰寫的論述中國革命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寫給林彪的函授教材。這份教材公開發表后，也教育、鼓舞了無數革命者。在解放戰爭時期，許多在林彪身邊工作過的人或他麾下的將領如吳法憲、李作鵬等，都描述過這樣一個細節：林彪隨身帶著一個挎包，里面裝滿了毛主席著作的各種單行本，很多都被林彪反復閱讀過，上面滿是圈圈點點。

林彪能打仗，也和他善于總結經驗教訓有關。比如在平型關戰役之后，他連日軍的鞋底硬，不利于爬山都注意到了。解放戰爭開始后，他到東北指揮大兵團作戰，很快就總結出了“六項戰術原則”，包括“一點兩面”、“四快一慢”、“三猛戰術”、“三三制”、“四組一隊”、“三種情況三種打法”，這些戰術原則非常實用，是毛主席的軍事哲學思想在戰術領域的具體體現。被推廣之后，東北我軍的戰術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使經過美軍教官訓練的、前身為“中國遠征軍”的國民黨王牌部隊新一軍、新六軍、71軍等都瞠乎其后，先后被全殲。

新中國成立后，林彪長期養病，但也有不少亮點。比如林彪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毛主席當時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九一三事件之后，多認為這是林彪的政治投機之作，現在看來，這未免是因人廢言。

林彪的這篇講話，正確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充滿了辯證法精神，扭轉了大會前期彌漫的失敗主義情緒，增強了黨的團結，對團結全黨戰勝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林彪的這篇講話并不僅僅是林彪個人的看法，也代表了黨內許多高級干部和軍隊高級將領的看法。

1959年廬山會議后，林彪接任國防部長，成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開始狠抓政治工作，提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軍隊建設進入了我軍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我軍影響力最大英模雷鋒，就出現在這個時期。其中林彪歸納總結的“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 。體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規律，在今天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1963年11月16日，毛主席提出：“自從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后，軍隊的軍事、政治工作都有一個新的發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接著毛主席又說：“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以后仍然要靠解放軍。”并發出了“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號召。

但遺憾的是，林彪未能善始善終，像周恩來總理那樣時刻提醒自己“保持革命晚節”，終于在文革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現在一些庸俗的、甚或別有用心的歷史研究者，總是希望把毛林之間的斗爭描繪成無原則的政治斗爭，這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毛主席和林彪之間的斗爭，根本上是路線斗爭、政治斗爭。路線斗爭、政治斗爭往往包含了權力斗爭，有時甚至體現為權力斗爭，但權力斗爭并不等于政治斗爭。比如今天西方的選舉，雙方并無本質的政治分歧，甚至相互抄襲政策論述，這種選舉其實已經淪為無原則的權力斗爭。

毛林之間的分歧，主要是關于文革的看法。關于毛主席的文革理念，我曾經有專文論述【點擊閱讀】，概括起來說，毛主席是希望通過“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升級換代，建立一個能夠落實“人民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原則的人民社會主義。

而在林彪看來，文革的意義就在于奪權，這一觀點在他著名的“五一八講話”中體現的十分明顯。既然被他視為奪權主要對象的劉鄧在文革中已經出局，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已經確立，那么文革就應該結束了，所以在準備九大時，他授意陳伯達搞了一篇核心觀點是“唯生產力論”的政治報告，但被毛主席否決。

考慮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艱巨性、復雜性，所以毛主席對那些跟不上自己的腳步，不理解文革的老干部是寬容的，基本上采取了批評、教育、等待的態度，比如對待小平同志和卷入“二月逆流”的老帥們都是這樣。

林彪反對文革，如果他能夠公開亮明自己的觀點，毛主席應該也會像對待小平同志那樣對待他，林彪的歷史定位也會和現在截然不同。但問題在于林彪選擇了用搞陰謀的方式搞政治，這就犯了政治大忌。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以堅持“稱天才”的方式挑起爭論，目的是要用清君側的方式先清除文革的骨干力量，再達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換句話說，張春橋不是林彪的目標，文革才是林彪的目標。

毛主席對這一切明察秋毫，洞若觀火。在毛主席看來，你有不同的政治主張，如果提出來公開辯論是可以的，但用搞陰謀的手段來推行，這就證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問題是嚴重的，原則性的。而毛主席“對原則問題一向抓住不放”。

在戰爭中使用謀略，兵不厭詐、借刀殺人、假途伐虢等都沒有什么問題，因為是欺騙敵人。但在政治斗爭使用這類謀略，就是在欺騙那些信任你的人。

林彪沒有意識到，政治必須是光明正大的，必須是陽謀，不能是陰謀。一切策略手段都只能在亮出自己政治旗號的前提下才能使用，而政治旗號本身是不能作為謀略手段來使用的，否則就等于蓄意欺騙黨和人民，等于自證自己是政治騙子，等于公開宣布自己政治人格的破產。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南巡途中提出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針對林彪在廬山搞陰謀講的。

盡管林彪已經暴露出了如此嚴重的問題，但毛主席在處理林彪時仍然表現出了驚人的耐心和寬容，從九屆二中全會到南巡，整整等了他一年，希望他能夠覺醒并主動檢討，主動下臺階，但林彪始終采取了抗拒的態度。被他寵愛、信任的“老虎”林立果，反而試圖通過暗殺——一種更加極端惡劣的陰謀來解決問題，最終導致在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一代名將，暴尸荒野。

林彪為什么不肯走下毛主席為他設好的臺階，通過主動檢討來擺脫政治困境？這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在我看來也很簡單，因為林彪是用搞陰謀的方式搞政治，承認自己的錯誤，等于承認自己在搞陰謀，這等于政治自殺。

毛林之間的矛盾，本質是路線斗爭，任何其他解讀都是錯誤的。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所有反文革的力量都站在林彪身后，所以毛主席可謂力挽狂瀾，林彪集團的失敗，標志著文革的繼續深化。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忠王不終”的林彪留下的最大歷史教訓，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三要三不要”，林彪違反了這三條原則，導致了他最后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