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國長期領先西方。鄭和下西洋的主力艦比80年后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圣瑪利亞號”排水量大100倍。16世紀之前從中國傳到歐洲的科技發明,除了“四大文明”,還有鑄鐵、弓形拱橋、獨輪車、弓弩、深鉆技術、活塞風箱、瓷器、河渠閘門等大量技術。文化上也是長期領先。英國歷史學者說在印刷術尚未傳到歐洲之前,也就是15世紀上半葉,英國國王亨利五世家中僅有6本書,羊皮紙的手抄本。伏爾泰曾多次說過: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
中國與歐洲當時最大的差別是什么?首先,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康乾盛世,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盡管還存在不少問題。而當時歐洲幾乎天天在打仗,整個17世紀歐洲僅3年沒有全局的戰爭。其次,中國是世俗國家,歐洲大都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宗教戰爭30年,日耳曼民族三分之一人口消失了。對伏爾泰等歐洲啟蒙思想家而言,當時的中國是最理想的國度,孔子是最理想的哲學家。
后來中國國運不濟,鴉片戰爭后一再被西方打敗。國人開始變得不自信,全方位向西方學習。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按照美國模式建構中華民國。對于民國政府,《紐約時報》抗戰時期駐重慶的記者白修德曾做過這樣的評論:
民國政府是世界上最美國化、學歷最高的政府,但也是最脫離中國實際,最無能的政府。它的行政院長、外交部長、財政部長、教育部長、新聞部長、中央銀行行長、立法院院長、駐外大使幾乎都是美國常春藤大學的畢業生。但也是最脫離本國百姓的政府。
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乃至今天在臺灣的挫折,也和這種崇美的基因有關。直到今天,國內知識界不少人還是一切以美國為馬首是瞻,這種局面應該走向終結了,中國人應該自信起來了。
中華民族復興得以成功的關鍵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人物所發揮的核心作用。1935年,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陜北。在瓦窯堡會議上他說過,“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國民黨的抗戰將領傅作義聽后很震驚,他后來回憶說,毛澤東當年講這番話的時候,他手下還不到8000人呀。隨后14年不到的時間里,日本投降了,國民黨逃往臺灣,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91年蘇聯解體,中國國內也是悲聲一片。但鄧小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機會來了,他認為世界歷史正在出現大轉折,這是中國的機遇,所以鄧小平在蘇聯解體后不到一個月就開始了南巡,他一路反復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根據購買力平價)。即使是現在6.5%左右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中國的購買力平價的經濟規模應該是1.5個美國,五六個日本。“一帶一路”能影響這么多國家,背后靠的首先就是中國經濟實力和規模效應。中國已經是世界上近130個國家的最大的貿易伙伴。目前,中國的住房自有率超過了所有西方國家,中國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中國向世界輸出最多的游客,中國基本實現了全民養老和醫保,盡管水平還參差不齊,但美國做不到。現在,中國可以非常理直氣壯地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成功。
今天我們需要讀懂中國的崛起,而事實上很多人都讀不懂 ,或者讀的有問題。據官方數據統計,上海的人均GDP只有紐約的四分之一,但上海的關鍵社會指標都比紐約好。這只能說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真是成功了,我以你四分之一的經濟規模,取得了如此出色的社會指標。我們的統計方法也與人家不一樣,大量別人統計的東西我們沒有統計,如農村的大量經濟活動、街頭小商小販等,我的判斷是中國經濟規模被明顯低估了。所以我們要進行指標創新。目前人均GDP的統計一定有問題,我們要更多地進行原創性地研究,包括指標體系的創新,才能更準確讀懂中國和世界。
我們還要談談制度超越。中國政治制度的最大特點是中國共產黨,它是與西方政黨完全不同的政黨。西方政黨由社會不同的利益團體的代表組成,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就是一個大國,是“百國之合”的“文明型國家”,大都是統一的執政集團執政,否則國家一定四分五裂。更重要的是,我們在過去2000多年的多數時間內,是遠遠領先歐洲的。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落伍了,但現在又在統一執政集團的領導下迅速崛起。
在政治層面,中國模式的特點是選拔加選舉,這超越西方僅靠選舉的模式。在社會層面,中國模式的特點是社會和國家的良性互動,這超越西方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模式。在經濟層面,中國模式的特點是混合經濟,它超越西方的華盛頓共識。不管我們現在多少人質疑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但從1992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20多年間,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沒有經歷過西方的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經濟危機的國家,不管有多少問題,僅這一點,這個模式就應該被充分肯定。
從績效看,中國模式明顯更好。1996年,臺北要從他們的機場建一條51公里的地鐵通往市中心,但20年過去,到2016年還沒有建好。在美國實施一個基礎設施項目更難。背后是西方模式下,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使基礎設施改進變得非常困難,美國政治制度的否決點太多。比如加州州長要建高鐵,誰都可以通過打官司來否定他。同樣20年間,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網、最大的高鐵網、最大的地鐵網。
西方模式有三個基因缺陷:即理性人的預設,權利絕對化,程序萬能化。英國脫歐公投是非理性事件,對英國是弊遠遠大于利。在政客的煽動下,多數人做出了非理性的決定。歐盟反復告誡英國不要公投,但英國堅信它的權利是絕對的,執意搞公投。關于程序萬能,決定英國人利益的這么一個大問題就通過簡單多數決定了。其實,支持和反對英國脫歐,民調上看差距僅有三、四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應該使用協商民主模式,否則英國只會越來越分裂。再這樣公投下去,十年后,大不列顛可能要變成小不列顛了。歐元危機現在也很大,西方走衰比我們多數人預計得還要快。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有三點底線思維。一是黨的領導,也就是是否有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大的宏觀數據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力量。美國、英國都沒有。二是公有制占主體,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良性互動。去年“雙11”,淘寶一天網上交易是1207.49億人民幣,超過印度1年的網上貿易額。這個數字的背后,是中國混合經濟模式的成功,除了阿里巴巴這樣民企的崛起,還有高速公路網建設帶來的快捷物流,高鐵帶來的方便,電力和網絡的全覆蓋,這些大多是國企主導的,所以這是市場經濟和政府作用的良性互動,是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良性互動。三是國家主權獨立,確保安定團結,防止顏色革命。
民間有一個比較夸張的說法:“1949年,社會主義救了中國。1989年,中國救了社會主義。2008年,中國救了資本主義。”我還要加上一句,從2016年開始,中國社會主義正在改變這個世界,“一帶一路”給世界帶來的可能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的人口規模是100個歐洲國家,僅長三角就有1.4億人。長三角的崛起都將會對全世界帶來震撼。如果1.4億人中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到歐洲去旅游,每人買一塊瑞士手表,瑞士的鐘表企業24小時連軸生產也無法滿足這種需求。
2016年是中國重返世界支點的重要轉折點。2016年7月,美國曾派兩艘航母戰斗群到中國南海,為了應對美國的挑釁,中國進行了超大規模的海空演習,這是中美兩國在越南戰爭之后的最大軍事對峙。但仲裁案出來時,美國的航母戰斗群躲到菲律賓以東的海面上了。這是中國硬實力崛起的一個重要標志,而G20峰會是中國軟實力崛起的一個重要標志。在G20峰會上,習主席帶頭講中國故事。大會文件讀起來真有點像中國政府報告的國際版,包括了“長遠目標”、“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等大量中國概念。很少有一個國際文件包含了如此之多的中國概念。總之,中國正在重返歷史之巔,我們為能夠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而感到自豪。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上觀新聞,本文為作者在“2017上海地方志論壇”所作的主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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