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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強調改革開放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鄧小平一貫的思想

點擊：4005 作者：周新城來源：【原創】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2-21 10:33:18

　　原標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鄧小平理論的活的靈魂

　　在學習和宣傳鄧小平理論時，往往出現許多不同理解，也存在不少爭論。問題在于，鄧小平理論的各個論斷散見于他在工作會議上、視察工作中以及接見外賓時的指示、談話，各個論斷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有時他對同一個問題有不同的論述，但聯系到講話的背景和所強調的重點，我們可以發現，這不同的論述是針對不同領域和層次的問題、從不同角度提出來的，它們之間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它們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鄧小平理論的活的靈魂。

　　鄧小平同志在談到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時，強調指出：

　　“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1]

　　“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2]

　　這里，鄧小平同志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思想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原則，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鄧小平理論。我們必須聯系鄧小平講話的背景和條件以及所針對的問題來把握其精神實質，切忌離開上下文，孤立地、斷章取義地把某一個論斷抽出來加以泛化。我們應該把鄧小平在不同時間、地點、條件下講的內容統一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作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來把握，力求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下面，我們根據這一方法論原則對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談一點看法。

　　一、關于姓“社”姓“資”的問題

　　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指出：

　　“改革開放邁不出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3]

　　這一段話引起了國內學術界關于改革開放要不要問姓“社”姓“資”的爭論。應該分別兩個層次來理解這個問題。

　　一個層次是從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根本制度來說，必須嚴格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于這一層次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堅持社會主義最為堅定不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最為旗幟鮮明，從來沒有說不要問姓“資”姓“社”的。作為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根本對立的，二者的根本區別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所以，鄧小平同志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379頁)他警告說，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第379頁)強調改革開放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鄧小平同志一貫的思想，1985年8月，鄧小平同志指出：

　　“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第138頁)

　　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

　　1987年學潮剛剛過去，鄧小平同志在重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持開放政策不變的同時，強調：

　　“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人們只是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但從來不提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變了，這也是不變的嘛！”（第217頁）

　　顯然，改革開放存在著方向、性質的問題。有人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搞全盤西化，想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所以不能認為改革開放就不要問姓“資”姓“社”。

　　另一個層次是經濟運行的具體機制、發展經濟的具體做法、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在這個層次上，許多問題客觀上并沒有姓“資”姓“社”的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都是社會化大生產，都是商品經濟，都要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要求進行管理，都要遵循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進行運轉。因此，許多具體的運行機制、經營形式、管理方法是共同的，而沒有社會制度性質的區別。對于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來說，不要囿于姓“資”姓“社”而邁不開步子。資本主義國家運用的具體做法，只要對我們有用，我們就應該利用。導致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的思想障礙是糾纏抽象的姓“資”姓“社”的爭論，而不敢吸收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同志提出：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第372頁）

　　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方面，要解放思想，膽子大一點，堅決試驗。顯然，“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是對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發展經濟的具體做法這一層次上的事情而言的，并不是對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而言的。提出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為了掃除思想障礙，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

　　我們還可以從一般理論上說明這個問題。在任何一個社會里，經濟關系都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組織經濟關系，即在生產本身的組織過程中產生的那些關系，它們反映的是生產力的各種要素是如何配置的。例如，勞動的分工、專業化和協作、生產集中化和聯合化等等。這些關系并不體現生產的社會經濟性質，它們在不同社會條件下可以是一樣的；另一類是社會經濟關系。生產總是人們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助于這種社會形式進行的。組成這種社會的，就是社會經濟關系。社會經濟關系的實質和基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它反映了該社會形式的質的規定性，每一種社會經濟形態都有它固有的所有制關系，而與其他社會經濟形態相區別。從理論上區分這兩類經濟關系，我們就可以回答關于姓“社”姓“資”問題的爭論：有關社會經濟關系，我們必須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本主義化，因為在這方面，客觀上存在社會性質的區別；有關組織經濟關系，我們可以而且應該積極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和借鑒有用的東西，因為在這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許多共同的東西，組織經濟關系本身并沒有社會性質的區別，既可以為資本主義所用，也可以用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所以，堅持社會主義與向資本主義學習并不矛盾，這是兩個層次、兩個領域、兩類關系的問題。

　　可見，不應籠統地說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問姓“社”姓“資”，也不應籠統地說所有的事情都要問姓“社”姓“資”，不同層次的問題應有不同的回答。概括說來，凡是有社會制度屬性的問題，必須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凡是沒有社會制度屬性的問題，就不應抽象地爭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順便說一下，鄧小平說的“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指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不要把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說成是資本主義，使得改革開放邁不出步子。這一句話并不是說不要問姓“社”姓“資”。

　　二、關于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問題

　　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倡導者和總設計師，不僅從理論上闡述了我國改革的必要性，明確了改革的對象和內容，制定了一系列推進改革的具體方針、政策和措施，并且提出了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

　　鄧小平關于改革成敗的判斷標準有兩個提法，即“兩個如果”和“三個有利于”。這是就改革的不同層次的問題提出來的判斷標準。

　　談到改革的政治方向時，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

　　“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

　　“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總之，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第138-139頁）

　　他在另一處談到了相同的意思。他說：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第110-111頁）

　　這些話表明，從改革的政治方向來說，改革是成功還是失敗，走的是正道還是邪路，判斷的標準是：第一、實現共同富裕還是導致兩極分化；第二，是不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兩個如果”。需要說明的是，不能在絕對意義上理解“兩個如果”的標準。鄧小平從政治方向角度提出的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是就社會整體和發展趨勢而言的，不能用個別事例或某個時段的局部現象來作出判斷。例如，談到“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個問題時，他認為“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同樣，對于兩極分化問題，也應該作這樣分析，即某個時候局部也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現象，但不會成為社會的整體現象，不會成為社會長期的發展趨勢。只要我們在整體上堅持共同富裕，注意不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改革的政治方向就是正確的。

　　如何防止“導致兩極分化”和“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呢？決定性的一條是，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家知道，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

　　“全體公民在同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的關系上處于同等的地位，這就是說，全體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產資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廠等進行勞動的同等的權利。”[4]

　　這就為消除兩極分化、消滅階級奠定了基礎。而私有制則是產生兩極分化和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的經濟條件。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只要我們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就有可能防止在全社會范圍內出現兩極分化和形成新資產階級，就有可能保證改革沿著正確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

　　鄧小平提出“兩個如果”這一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強調的是我們的改革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決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改革的不同政治方向的爭論是客觀存在的。1989年 5月31日，鄧小平針對政治動亂中出現的情況，指出改革是全體人民的愿望，

　　“不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稱，叫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的‘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第297頁）

　　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在經濟上的核心就是要求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私有化，這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形成新資產階級。這是鄧小平堅決反對的。他指出，走資本主義道路，

　　“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第208頁）

　　用“兩個如果”來判斷改革的成敗，實質上講的是兩種改革觀的問題。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如果改革導致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導致兩極分化和形成新資產階級，這種改革就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從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角度來看，走上了這樣一條改革道路，改革當然是失敗的了。我們黨十分重視改革的政治方向。20多年來，我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我們的改革始終是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開展的。但應該看到，在國際范圍內，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也是一種客觀的現實。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指導下，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復辟。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國內在改革進程中，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主張私有化的思潮也曾泛濫一時，如果按照這一思路進行改革，后果是不言自明的，俄羅斯的改革就是前車之鑒。所以，今天強調一下鄧小平關于“兩個如果”這一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限，仍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在社會主義方向既定的前提下，改革開放具體措施的得失成敗的判斷標準，

　　“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372頁）

　　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運用這一標準來判斷對錯成敗的，不是改革的政治方向，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這是既定的前提，所以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時，都加上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這樣的限定詞），而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即采取什么方法來發展生產，運用什么手段來調節經濟，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

　　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針、政策以及具體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多種多樣的，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可以實行這樣的體制也可以實行那樣的體制，這應該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來進行選擇。按照什么標準來選擇呢？毫無疑問，應該選擇那些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方法、手段、體制，摒棄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不顧本國國情照搬別國的做法，或者墨守成規固守自己的過時的模式，都是錯誤的。選擇的惟一標準是，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俗一點說，就是“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正如鄧小平指出的：

　　“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6]

　　我們在制訂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時，必須以此標準作為選擇的依據。對于這一領域的問題，必須拋開抽象的姓“社”姓“資”的爭論，一切通過實踐來回答。實踐證明是促進了經濟發展的措施，就應該堅持；如果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趕快改。陷入抽象的爭論，只會貽誤時機。

　　現在，人們在談論改革成敗的判斷標準時，往往只談“三個有利于”這一項標準，而不談“兩個如果”，這是不完全的。應該提兩個判斷標準。這是就改革的不同層次的問題提出來的判斷成敗的標準：一個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的，另一個是就改革的具體措施而言的。這兩個標準是統一的，然而兩者終究是有區別的。我們更不能用“三個有利于”來取代“兩個如果”這一政治方向的判斷標準。如果認為只要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用不著再考慮改革的政治方向，那就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當，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法就是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的旗號，在抽象的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口號掩蓋下，販賣資本主義化的貨色。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誰不想經濟發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蠱惑宣傳，改革走上資本主義化這條道，當窒息生產力、導致兩極分化的后果顯示出來的時候，卻是木已成舟，難以挽回了。所以，我們在改革進程中，必須時刻注意把“三個有利于”與“兩個如果”統一起來，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背后的實質，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

　　三、關于反對錯誤傾向的問題

　　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黨內的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每當黨內出現“左”的或右的傾向，妨礙了黨的基本路線的貫徹，他都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同錯誤傾向進行斗爭，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在開展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時，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1981年3月，他在同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同志講話時強調要從實際出發，有什么錯誤傾向，就反對什么。他說：

　　“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是要做具體分析。”

　　“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7]

　　這就要求我們深入實際，認真調查研究，抓住主要的錯誤傾向，及時予以批評和糾正。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的人出現的錯誤傾向是不一樣的，我們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并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公式可以到處搬用。試圖用一個永恒的、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場合的反傾向斗爭模式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必然陷入盲目性，貽害黨的事業。

　　不同時期黨內會出現不同的錯誤傾向，不能說任何時候主要危險都是一樣的。鄧小平同志總是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提出反“左”或反右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推行的“左”的路線危害全國，影響深遠，而“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當時中央主要負責同志又提出“兩個凡是”，使“左”的錯誤得不到糾正，因此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著重反對“左”的傾向。但是在1979年初出現否定毛澤東同志、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右的思潮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又在理論務虛會上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著重批判右。正如后來鄧小平同志指出的：

　　“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后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8]

　　80年代中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發生了學潮，這時鄧小平同志指出：

　　“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得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么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第199頁）

　　1989年那場幾乎顛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風波爆發，鄧小平同志嚴肅地指出，這場政治風波遲早要來的，這是由西方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這一國際大氣候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這一國內小氣候決定的。他親自部署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在此后一段時間內，顯然主要是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右傾思潮為主的。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錯誤傾向需要加以糾正。

　　在不同領域，主要的錯誤傾向也會有所差別，不能說所有領域的主要危險都是一樣的。鄧小平同志在講到改革開放的時候，多次提到“最大的危險是‘左’。”但是，他并沒有認為一切領域都是如此。例如，他在分析思想理論戰線的形勢時，曾一針見血地說：

　　“對于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批評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第47頁）

　　直到1992年初在視察南方的講話中，他再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性，指出：

　　“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為嚴重……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的啊。”（第379頁）兩任總書記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斗。這就不能讓了。”（第280頁）

　　從我國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看，也不能說所有工作領域都是“左”的問題。例如，當前社會治安情況不好，犯罪行為沒有得到應有的遏制，政法戰線存在的問題是打擊不力，因而中央提出“嚴打”的方針，這是正確的。如果說在這一領域是要著重反“左”，那就不符合實際情況了，這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見的。很明顯，不同領域存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應該區別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針，而不應該“一刀切”，把某一領域存在的錯誤傾向套到情況不同的其他領域中去。

　　不同的人，主要的錯誤傾向也是有區別的，需要作具體分析。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經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很大差異，看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也不同，因而需要注意防止的錯誤傾向也不一樣。一般地說，老同志需要注意防止“左”，因為在他們的一生經歷中受“左”的影響比較大。

　　“建國后，從1957年到1978年，我們吃虧都在‘左’……因此好多習慣勢力不能低估。”（第249頁）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在制訂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第228、229頁）

　　但是，這個問題年輕人是不存在的，或者影響不大。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青年人容易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需要注意防止的是右的思想。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

　　“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特別是他們不知道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第229頁）

　　所以，不能籠統地說對所有的人都主要是防止“左”。反傾向斗爭，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不能把某一群體存在的錯誤傾向不加分析地扣到其他群體身上。在主要危險是盲目崇拜資本主義的部分青年中去進行反“左”的教育，那是南轅北轍的。

　　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第375頁）在宣傳鄧小平理論的時候，人們經常引用這句話。有人從這句話引伸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一百年時間里，任何時候、任何領域，主要危險都是“左”，甚至有人認為，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一直在犯“左”的錯誤，因而必須集中力量批“左”。一時間，反“左”成為一種時髦，有人甚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也當做“左”加以批判。不怕右、只怕“左”，一度成了理論工作和實際工作中的一種動向。這是值得分析的。

　　如果仔細閱讀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講話，聯系上下文而不是斷章取義，那么可以看到，鄧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論斷，是針對當時改革開放的思想障礙提出來的。從邏輯上來講，如果這一論斷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具有普遍意義的話，換句話說，如果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主要是反“左”的話，這一論斷應該是在論述黨的基本路線時，即在講話的第一部分中作出。然而他是在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闡述改革開放的那一部分里，提出這一論斷的，而且他所舉的“左”的事例，也是改革開放中經常遇到的思想障礙（“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是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第375頁）改革開放過程中主要是防止“左”，這是他一貫的思想。

　　例如，他在1987年講到我們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時，明確指出：

　　“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左’的干擾更多是來自習慣勢力。舊的一套搞慣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擾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擾，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擾。”（第248-249頁）

　　很明顯，鄧小平同志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論斷是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即在時間上是針對80年代和90年代、在空間上是針對改革開放而言的。不能離開他講話的背景，離開他所針對的問題，離開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濫用這一論斷。把這一論斷擴大到一切時間、一切領域，并不符合鄧小平同志的思想。

　　黨的歷史表明，我們必須既反“左”又反右。黨內的錯誤傾向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變化的，主要危險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根據當時具體情況來判斷。反傾向斗爭是關系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大事，必須慎重對待，不顧條件從某個公式出發是會造成嚴重后果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們記憶猶新。那時有一個公式：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右的危險是主要的，任何時候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主要任務。結果客觀上已經是“左”的東西在泛濫，“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但仍然認為右是主要危險，“左”了還嫌右，其后果是大家知道的。這種不從客觀實際出發，根據某個既定公式來進行反傾向斗爭的事情不應該再重復了。鄧小平同志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

　　“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第141頁）

　　應該看到，當前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經濟上主張私有化、自由化、非調控化，反對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政治上主張多黨制、議會民主，反對共產黨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思想上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各種思想平等競爭，反對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如此等等的議論甚囂塵上。在社會主義制度遭到懷疑、否定和攻擊，而且又如此猖獗并有成為輿論主流之勢的情況下，難道還能說主要危險是“左”嗎？在反對錯誤傾向的問題上，不分具體的時間、領域和條件，簡單地重復“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那是于事無補的。重要的是要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把握斗爭的動向，實事求是地對待所出現的錯誤傾向。有什么錯誤傾向就反對什么，這是我們學習鄧小平同志有關反傾向斗爭的論述應該得出的結論。

　　四、關于“不搞爭論”的問題

　　鄧小平同志有一句經常為人們引用的話：“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第374頁）對于“不搞爭論”，理解很不一樣，有人把這句話理解成什么都不應該爭論，不必過問是非對錯，不要問姓“資”姓“社”，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愛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搞爭論有時成了某些人散布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言論的擋箭牌，只準他們發表錯誤觀點，不準別人批評，一批評就說是“搞爭論”。所以有必要準確地理解鄧小平同志關于“不搞爭論”的含義。

　　我們比較完整地引用一下鄧小平同志關于“不搞爭論”的原話。他說：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對于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諸如辦經濟特區，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等等，“我們的政策是允許看。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第374頁）

　　很明顯，不搞爭論是就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而言的。改革開放采取什么措施，發展經濟采取什么政策，應該通過實踐，根據“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進行選擇，這靠抽象的爭論是解決不了的。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沒有現成的方案可以遵循，一切措施都需要探索，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有問題要及時解決。這就叫“摸著石頭過河”。對于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要通過實踐來判斷對錯，逐步完善。在這一領域，需要的是闖的精神，大膽地試，沉緬于爭論只會束縛思想、貽誤時機，無助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但是，鄧小平同志決不是主張任何問題都不搞爭論。他在涉及我國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理論問題上，歷來是主張分清是非，旗幟鮮明地批判錯誤思潮的。

　　當1979年理論務虛會上出現以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為特征的，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思潮時，他明確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

　　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他針對理論界、文藝界出現的精神污染現象，指出作為靈魂工程師的思想戰線上的戰土，應當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決同各種精神污染現象作斗爭。他警告說；

　　“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壞處，但是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么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第45頁）

　　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時，有人主張在全會決議中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刪去。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同志明確表示：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

　　“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第182頁）

　　針對1986年學潮和1989年政治風波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又多次強調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止20年，恐怕要50年、70年。

　　1992年初他又指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防微杜漸，“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第379頁）

　　從鄧小平同志這一系列論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對于重大理論是非問題不能和稀泥，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第二，這種斗爭是長期的，它將貫穿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21世紀還要繼續進行。第三，在錯誤思潮苗頭出來的時候，就要注意，及時進行批判和制止，決不允許自由泛濫。第四，能不能做到這一點，關系到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和命運，決不能掉以輕心。可見，在原則問題上，鄧小平同志不是“不搞爭論”，而是主張堅決同錯誤思潮作長期的斗爭，而且苗頭出來就要批判。

　　在宣傳鄧小平理論時，應該把正面宣傳與批判錯誤思想統一起來。我們要用鄧小平理論統一全黨的思想，指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必須正面系統地學習和宣傳這一理論，使得全黨都掌握這一理論的基本論點、基本方法。問題在于，當有人明顯地公開反對和歪曲這一理論時，我們能否“不搞爭論”，置之不理、聽之任之？這是不允許的。應該看到，批駁各種違反鄧小平理論的錯誤言論，可以加深對這一理論的理解，這與正面宣傳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對違反這一科學理論的言論不予批評，甚至著意宣傳，使得人們以為這些東西是正確的，屬于“科學理論”之列，那怎么能做到統一全黨思想呢？

　　準確地理解鄧小平關于“不搞爭論”的思想，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是主張什么事情都不要爭論的。顯然，他認為在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分清是非，旗幟鮮明地批判錯誤思想；而有關改革開放具體措施的對錯問題，應該由實踐來回答，不能陷于抽象的爭論，影響改革開放的開展。“不搞爭論”，是僅就后一問題而言的，不能把它擴大到一切領域。

　　五、關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問題

　　自從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以后，世界上就出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競爭的局面。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與資本主義國家相處呢？對這個問題，鄧小平提出了許多充滿辯證法的論斷。概括說來是這樣兩個方面，即：一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基本制度上是對立的，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警惕和防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圖謀；另一方面，兩者之間又存在著相互依賴和利用的關系，必須堅持對外開放方針，發展同資本主義的經貿往來，學習和借鑒對我國有用的東西。

　　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特別是深入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存在的矛盾，得出結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經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將在世界范圍內最終戰勝并取代資本主義。鄧小平堅信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在蘇東劇變、社會主義跌入低潮的情況下，有些人包括參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動搖了共產黨的理想和信念。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強調指出：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健康的方向發展。”（第382、383頁）

　　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是性質上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兩者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有著根本的區別。鄧小平同志在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上，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他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保持高度的警惕。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西方國家把和平演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國，對中國加緊實施西化、分化的政策。在這緊要的歷史關頭，鄧小平指出，

　　“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們“不希望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344頁）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第380頁）

　　我國1989年那場政治動亂平息以后，鄧小平從國際范圍戰略的高度總結說：

　　“這次發生的事件說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

　　他得出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第311頁）

　　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除了對立的一面外，還有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的一面。鄧小平十分重視這一方面，他主張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進入20世紀80年代，經濟全球化的步伐越來越加快，世界各國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相互依賴性越來越加強。鄧小平同志排除了“四人幫”的干擾，提出了對外開放的方針。他說：

　　“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當然，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這種幫助不是單方面的。……幫助是相互的”。（第78、79頁）

　　他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做不到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我國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實行對外開放的20多年實踐表明，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和交流，是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極為重要的途徑。

　　社會主義國家還必須學習、借鑒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對自己有用的東西，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人類社會是有繼承性的，只有繼承和吸收前人創造的文明成果，人類社會才能發展。新社會是在舊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意味著，既要揚棄和否定舊社會制度，又要繼承和利用舊社會制度下創造的一切有用的東西。這一點，社會主義也不例外。鄧小平指出：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9]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第373頁）

　　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不是指社會基本制度方面（如果這一領域也向資本主義學習，那就是全盤西化，朝資本主義方向去“趨同”了），而是指并沒有社會制度屬性的那些領域。主要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是科學技術。鄧小平指出，

　　“科學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資本家拿來為資本主義服務，社會主義國家拿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111頁）

　　資本主義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在科學技術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成果，我們積極學習和引進這些成果，就有可能跳過他們走過的若干階段，實現快速發展，逐步趕上并最終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像科學技術這一類與社會制度性質無關的東西，如果拒絕學習，對社會主義事業是極為不利的，因為這樣做，我們就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和財富，從頭經過本來可以跨越的若干階段，延誤實現現代化的時間。鄧小平提出，“我們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第111頁）這就需要認真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

　　二是經濟運行機制和經營形式、管理方法。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包括宏觀的國民經濟管理和微觀的企業管理，都具有兩重性。例如，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一方面反映了現代化生產的客觀需要，這是由各種生產要素合理組織的要求決定的；另一方面反映了資本家對工人的雇傭和剝削關系，這是由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又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既是一種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同時它又是與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在現實生活中這兩個方面是結合在一起的，然而我們必須把這兩重屬性區分開來，揚棄其反映人剝削人的社會關系的一面，借鑒、吸收其反映現代化生產一般規律的先進的東西。對于具有兩重性的東西，我們既不能因為它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一面而拒之門外，也不能只看到它先進的一面就簡單地一概照搬。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有批判地學習和借鑒，并結合本國國情，最終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經營形式、管理方法。

　　我們必須全面地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不能有片面性。我們既不能只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一面，忽視了合作、交流和學習、借鑒的一面；也不能只注意到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和學習的一面，忽視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原則區別的一面，甚至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圖謀喪失警惕。兩種片面性都是錯誤的，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都是不利的。

　　應該看到，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兩個方面是統一的，這兩個方面是就同一事物的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而言的。就根本制度來說，即在具有社會制度屬性的領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兩者是對立的，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物出現于世的；在人類一般文明成果的領域，例如科學技術的發現與應用、資源配置的具體方式、發展生產的方法、經濟運行的具體機制、科學的管理制度等領域，即不具有社會制度屬性的地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共性，相互是可以學習、借鑒的。我們在學習研究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論述時，必須把兩個領域分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切不可用一個領域的關系否定另一個領域的關系，把一個領域的政策搬用到另一個領域去。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43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以下凡引此書的，僅在文中注明頁數。

　　[4]《列寧全集》第20卷第139頁。

　　[5]《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39頁。

　　[6]《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14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

　　[8]《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

　　[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91頁。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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