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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關于社會主義的若干問題（中）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10-28 11: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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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一、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被搞亂了

　　二、對社會主義，不同階級有不同的解釋

　　三、必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四、各國應該根據本國國情，探索實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道路

　　五、怎么理解社會主義的不同模式

　　六、怎么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七、生產力與社會主義制度的關系

　　八、研究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把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區分開來

　　九、評幾種社會主義觀

　　十、怎么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十一、十月革命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俄國的實現，它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

　　十二、正確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事關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前途和命運的原則問題

　　十三、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苦探索

　　十四、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是背離十月革命道路的結果

　　八、研究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把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區分開來

　　社會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在制度上的體現。人們的社會關系（既包括經濟基礎領域的關系，也包括上層建筑領域的關系）是復雜的。體現這些社會關系的制度也是多種多樣的。必須把社會制度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反映社會經濟形態根本性質的基本制度，這是社會制度的本質層次的東西。體現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反映了社會主義的質的規定性；另一類是反映社會運行過程中的社會關系的具體制度，即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這是社會制度系統中的現象層次的東西。在社會制度這一系統中，前者是決定性的、第一位的，因為它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后者是從屬的、第二位的，因為它雖有其相對獨立的一面，但歸根結底是前者的具體實現形式，是從屬于前者的。

　　研究社會主義制度時，把它區分為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這是毛澤東告訴我們的方法。他在分析斯大林的錯誤時，說蘇聯的基本制度（它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正確的、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不能否定，我們必須堅持，斯大林的錯誤也不是基本制度產生的。但蘇聯的具體制度（它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則需要做具體分析，大體上有三種情況：有的是對的，我們可以學習；有的只適合蘇聯的國情，在蘇聯條件下是對的，但不能照搬到國情不一樣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則是錯誤的，必須揚棄。斯大林的錯誤是在具體制度的環節上產生的。

　　區分了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即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有關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混亂認識，就容易澄清了。例如，關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的問題。從社會基本制度來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兩者根本不可能趨同。社會主義制度，政治上是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思想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資本主義制度，政治上是資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經濟上是資產階級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資產階級無償榨取工人階級生產的剩余價值，存在剝削關系；思想上是資產階級思想占統治地位。這兩種社會制度怎么也不可能相互融合成為一種制度的，它們是一種相互取代的關系：或者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或者在特殊的階級力量對比的條件下，社會主義演變成為資本主義，像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國家那樣。而且在實際生活中，壟斷資產階級也不允許兩種社會制度融合，它們竭盡全力來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力圖恢復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用武力辦法不能達到目的，就用和平演變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鼓吹兩種社會制度融合、趨同，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實質上是適應了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

　　說到具體制度，情況就不一樣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現象上是有許多共同之處的，因而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也有許多是一樣的，可以相互借鑒、學習。例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是社會化大生產，都需要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規律來組織生產，因而具體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會有相同之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是商品經濟，都可以利用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來組織經濟的運行，因而經濟運行機制也會有相同之處。正因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有相同之處，所以我們可以學習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沒有共同性，就不可能學習。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51]鄧小平也是這樣看的，他強調：要“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52]并把這一點看作是“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的必要條件。

　　就基本制度來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根本不同的、對立的，這是性質的不同；就具體體制、運行機制來說，也就是說，在現象層次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共同的地方，可以相互借鑒、學習。鼓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趨同的人，撇開政治立場，單從認識的角度來看，錯誤在于，往往把現象層次的共同的東西，當作兩種社會制度在本質上趨同了，當作兩種社會制度相互融合了。把本質與現象混在一起，就容易犯這樣的錯誤。

　　為什么有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而把民主社會主義看作是社會主義呢？從認識角度來說，就是因為沒有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把現象與本質混在一起了，只看到在現象層次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同之處，抹殺了在本質層次上兩者的根本區別。

　　最常見的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制度的本質，認為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就是搞了資本主義。國外經常有人以我國實行市場經濟為由，說中國搞的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只是保留了國家干預，所以是國家資本主義。其實市場經濟只是發展生產的一種方法、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它屬于運行機制的范疇，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東西。方法、手段，本身說明不了社會制度的性質，關鍵是誰來運用，為什么目的來運用。公有制基礎上運用，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服務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私有制基礎上運用，為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服務的，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決定性的問題并不是是不是用了市場經濟這種方法，而在于是不是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說我國實行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人，實質上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標志，把現象當作本質了。

　　還有一種常見的現象，即把具體的分配制度當作社會制度的本質。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一種模式的人，理論上的錯誤往往就在這里。這些人把社會福利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認為只要實行社會保障制度，多搞點社會福利，那就是社會主義了。他們把瑞典的“福利社會主義”吹捧成社會主義的典范。其實分配并不能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因為分配是由生產決定的，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要判斷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從經濟上講，就要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把分配看成是決定性的東西，進而把社會主義描繪成圍繞著分配問題兜圈子，這是馬克思批評過的拉薩爾主義。當時馬克思曾批評說這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社會主義”。瑞典的福利制度，不過是壟斷資產階級采取的一種政策，它并沒改變壟斷資本主義所有制，沒有改變雇傭勞動制度，它只是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本國工人階級和掠奪第三世界獲得的高額利潤中拿出一點來緩和階級矛盾的具體政策。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意味著工人階級鍛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重、夠長的了，可以略微放松一些而已。實行福利主義，決不能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了。當然，瑞典的福利制度的一些具體做法，我們在制定社會保障制度時，是可以學習和借鑒的。

　　我們的結論是，牢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毛澤東鄧小平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我們就可以從方法論上厘清社會主義問題。忘記或拋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就變成一筆糊涂賬了。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出現的混亂，認識根源可能就在于此。

　　九、評幾種社會主義觀

　　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流行著各色各樣的答案，其中有的是照搬西歐社會黨和戈爾巴喬夫的，有的卻是獨創，具有本土特色。我們對流行的、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的幾種答案作一點分析。

　　一種是所謂“倫理社會主義”，即把社會主義說成是某些“全人類共同的價值”[53]。

　　戈爾巴喬夫就是這種倫理社會主義的典型，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實現以下價值：“人道主義和全人類價值原則；民主自由原則；社會公正原則；愛國主義和族際主義原則。”所以，戈爾巴喬夫說，社會主義是“社會逐漸失去其原先狀態的一種實際運動”，只要不斷實現這些倫理原則就是社會主義。這顯然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他所說的“價值”，本來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他卻把它當作決定社會制度的東西了。

　　究竟哪些價值構成社會主義呢？各人說法也不一樣。但從目前國內的文章、書籍看，他們說的最基本的價值是兩個，一是民主，一是公平。所有民主社會主義者都贊成這兩條。我們對這兩條作一點分析。

　　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特點是把民主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們稱民主是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是全人類共同的價值，社會主義就是不斷推進民主的進程，換句話說，只要實現民主就是社會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民主是國家的一種形式，是貫徹統治階級意志和利益的工具。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它是由經濟基礎決定、并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因而民主是歷史的、具體的。不同社會里有不同性質的民主，沒有一個適用于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統一的民主。即使在同一個社會里，不同階級出于自身的階級利益，也賦予民主以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內涵。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全人類共同的民主。列寧針對考茨基鼓吹的“純粹民主”，強調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談論“純粹民主”，目的是“蒙騙工人，以便回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質。”[54]

　　應該指出，民主權利并不是像民主社會主義鼓吹的那樣，是每一個人與生俱有的，或者是上帝賦予的，它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在階級社會里，誰占有生產資料，他就有民主權利，誰喪失生產資料，他就不可能有民主權利，或者名義上有、實際上沒有民主權利。奴隸社會的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奴隸是奴隸主占有的會說話的工具，他毫無民主權利可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經過工人階級的長期斗爭，爭取到了普選權，在形式上似乎所有公民都有民主權利了，但實際上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仍然不能與擁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同樣講民主。資本主義的選舉是金錢選舉，名義上人人都有被選舉權，沒有錢的工人是不可能贏得選舉的。

　　所以，講到民主，首先應該強調民主的階級屬性，分清社會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無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鄧小平針對我國存在的民主發揚不夠的問題，提出“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但他同時指出：“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區分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55]他明確提出，有的人講的“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56]不能抽象地談論民主，不區分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更不能說，只要主張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質的民主，就都是社會主義。

　　否定民主的階級性，鼓吹抽象的民主，是會導致荒唐的結論的。眼前就有一個例子。那位主張“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人，竟然把美國民主黨在議會里重新取得多數，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說美國已被“赤化”了。他把凡是帶有“民主”字樣的事情，都叫做社會主義。按照他的想象，共和黨掌權，美國是資本主義；民主黨掌權，美國就變成社會主義了，“赤化了”。他的這種指鹿為馬的本事，如果趙高地下有知，也會自嘆弗如！

　　我們在強調不同社會制度下民主的性質不一樣的同時，并不否認，就民主的形式、實現的途徑來說，不同社會也有某些相同之處，例如，現代民主都要講少數服從多數，都要實行代議制和選舉制等等，因而我們可以借鑒資本主義國家民主的一些具體做法。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從性質上說，存在抽象的、超階級的民主，更不能把這種并不存在的“民主”當作判斷一個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標準。不是抽象的民主決定社會主義的本質，而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社會主義民主的特定內涵、特定性質。

　　至于說到社會公平，這也是一個被民主社會主義搞得混亂不堪的概念。他們提出了一個抽象的公平概念，然后把這種抽象的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仿佛只要實現公平就是社會主義了。但是，公平，作為一種觀念，是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因而也是具體的、歷史的。抽象的、永恒的、作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公平只是某些學者的臆想，客觀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在批判蒲魯東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永恒公平”時指出，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57]他贊同這樣的說法：對公平“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公平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標準，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標準，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而且不同的階級由于階級利益的差別，對公平、公正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家認為資本獲得利潤是天經地義的事，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勞動獲得工資，是最公平不過的了；但在工人看來，利潤是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占有的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這是剝削，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用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來解釋公平的內涵和標準，而不能倒過來用抽象的公平來說明社會主義的本質。

　　同樣，也不能把實現抽象的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馬克思堅決反對在黨綱中寫上“消滅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這一不明確的語句，而主張把“消滅一切階級差別”作為黨的奮斗目標。他說：“隨著階級差別的消失，一切由這些差別產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58]恩格斯完全贊成這一思想，他說：“用‘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來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把社會主義看作平等的王國”，這是以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為依據的口號，“現在應當被克服，因為它只能引起混亂。”[59]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價值觀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倫理社會主義的錯誤就在于，他們頭足倒置，把本來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東西，當做決定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社會制度的本質的東西了。倫理社會主義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是反科學的。

　　第二種是所謂的“職能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范圍十分寬泛，其中一個內容就是把工人參加管理和監督也當作社會主義。

　　戰后西方一些國家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不再要求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而用經濟民主取代消滅私有制，在實踐上則主張采取雇員參與企業高層決策和基層管理的舉措。他們認為，只要工人能夠參加企業的管理、監督企業主的活動，資本主義就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了，無需“剝奪剝奪者”，也無需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毫無疑問，工人參加管理和監督，對資本家來說是一種制約，它有助于緩和勞資矛盾，改善工人處境，對工人階級是有利的。社會黨執政的國家在這方面采取的一些具體措施，我們也是可以借鑒的。但從根本上說，它沒有觸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作了一點改良。要說這就是社會主義了，那是荒唐的。

　　一種社會制度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關鍵要看兩條。一是要看生產資料屬于誰。在整個生產關系體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它決定了人與人之間在生產過程中的關系，也決定了產品的分配關系。只要生產資料屬于資本家所有，工人就逃脫不了被雇用、被剝削的境地，即使允許工人參加管理，允許工人有一點監督權，也改變不了這種局面，因為最終決定權仍掌握在資本家手里，只是在符合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給工人一點經濟權利，裝點門面而已。要根本改變工人階級的命運，必須改變所有制，即把資本主義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由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共同掌握生產資料。這樣，工人才能成為社會的主人，整個社會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宣布：“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60]其道理就在于此。不消滅私有制，不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工人階級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

　　二是要看政權掌握在誰手里。如果國家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那么即使給工人階級這個權、那個權，那也是無濟于事的，因為資產階級可以根據情況給工人某些權利，也可以隨時取消這些權利。正如毛澤東說的：勞動者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力，所有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我們不能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61]

　　第三種是所謂的“福利社會主義”，即把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當作社會主義。

　　有人提出，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是社會主義因素，只要實行社會保障制度和多搞點社會福利，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了。民主社會主義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們把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作為論證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重要依據。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講的。但是，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只是國家根據統治階級根本利益實行的一種政策，并不是社會制度的本質，它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東西。戰后，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壟斷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利用在世界市場上獲得的超額利潤，在國內廣泛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維護了社會穩定。這方面社會黨所采取的具體措施，我們也是可以借鑒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不是靠建立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所能解決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說到底只是起到一種社會矛盾“緩沖器”的作用，它沒有觸及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痼疾。這一點，連社會黨、社會民主黨自己也是承認的。

　　從理論上講，“福利社會主義”的錯誤在于把分配當作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仿佛只要調整分配政策，不必觸動生產關系，尤其是不必觸動所有制關系，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有一條基本原理：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分配方式都不是人們主觀的選擇，不是隨意地確定的，而是由生產方式客觀地決定的。馬克思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62]社會產品如何進行分配，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人們可以改變分配的具體做法，可以調整分配政策，但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卻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要知道，“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63]人們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決定了他們在分配關系中的地位，因此，不能撇開生產過程中的經濟關系，尤其是不能撇開作為生產關系基礎的所有制形式，孤立地就分配談分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拉薩爾主義者曾“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馬克思曾經對此作過嚴厲的批判。現在，民主社會主義者又在重復拉薩爾主義的錯誤言論，甚至進而把在不觸動私有制的條件下，按照資產階級根本利益對分配政策作一點調整，就稱之為“社會主義”，這不可笑嗎！

　　第四種是所謂的“生產力社會主義”，即認為只要能夠發展生產力，把經濟搞上去，就是社會主義。這在我國十分流行，然而這是一種誤解。

　　解放、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隨著資本的積累，生產力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占有方式與生產力的這種性質發生了矛盾，因而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用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就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說社會主義制度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這是正確的。但不能倒過來說，凡是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在它處于上升階段的時候，都是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否則它不可能取代舊制度。而且從理論上講，按照唯物辯證法，社會主義制度也不是永遠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將來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資財富極大豐富，社會主義制度也會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到那時社會主義必將過渡到共產主義。解放、發展生產力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特有的，也不是社會主義永遠具有的特點，因而不能說只要能夠發展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第五種是所謂“民生社會主義”或“普遍幸福的社會主義”。

　　我國有人提出，社會主義要使人民富裕起來，只要能夠改善人民生活就是社會主義。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已經是社會主義了，因為美國已經形成一個“中產階級”。這種說法也是經不起推敲的、荒唐的。毫無疑問，我們鬧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為了使人民擺脫貧困，逐步富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們黨的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題中應有之義。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應該“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64]從這個意義上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根本任務。

　　但是，我們不能倒過來說，生活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只要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社會主義；更不能說，生活水平高就是社會主義，生活水平低就不是社會主義。生活能否達到富裕，不僅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性質和我們的工作，而且很大程度上還要看舊社會留給我們什么樣的經濟遺產，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這一點尤為明顯。我們是在經濟十分落后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會大大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不能由此得出我們建立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結論。還應該看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也會有所改善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區別，并不在于絕對生活水平的高低，也不在于人民生活能不能改善，而在于能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人民生活的絕對水平也會有所提高，但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會加深，兩極分化會加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不僅生活的絕對水平不斷提高，而且可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才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區別所在，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最后，還有一個我國特有的社會主義觀。有人提出一個公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

　　關于社會公平問題，應該指出，公平是一種觀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有不同的公平標準。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公平，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公平。世界上沒有抽象的公平。社會主義的公平是由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說公平決定社會主義，等于說觀念決定社會制度，這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顛倒了因果關系。還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公式把市場經濟也當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了，仿佛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叫做“市場社會主義”。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這種答案顯然也是錯誤的。

　　市場經濟，同計劃經濟一樣，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社會主義可以用，資本主義也可以用。鄧小平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65]我們一度把計劃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經過多年的理論探討和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尤其是在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講話發表以后，全黨統一了認識，拋棄了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當作社會基本制度的錯誤觀點，明確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是屬于運行機制的范疇。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又提出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在理論上是一種倒退，即回到了鄧小平批評過、而且已經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觀點上去了，即用運行機制來界定社會制度的本質，只是把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而已。

　　上面講過，在討論什么是社會主義問題時，理論上必須把社會基本制度與具體的運行機制區分開來。社會基本制度體現了一種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而運行機制則是社會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兩者雖然有密切的聯系，但終究是兩個層次的問題，不能混淆。同一種社會基本制度，可以根據情況選擇不同的運行機制，例如，資本主義社會調節經濟基本上是運用市場，但在一定范圍內也可以運用計劃；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要注意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在運行機制層次上，不同社會制度往往具有共性。例如，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運行機制雖然要反映社會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為鞏固和發展社會基本制度服務，但決不能說運行機制本身就是社會基本制度，不能把運行機制當作一種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應該看到，是社會基本制度決定作為它的實現形式的運行機制的性質，而不是運行機制決定社會基本制度的性質。市場經濟在性質上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決不能說，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

　　顯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這些答案都是錯誤的，因為所有這些回答都回避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他們在方法論上往往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同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而看不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社會制度在性質上的根本區別。社會主義需要發揚民主、實現公平，需要工人參與管理和加強監督，需要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需要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需要發揮市場的作用，而這些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也是存在的。但所有這些都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不能說明社會制度的根本性質。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性來說明什么是社會主義，從理論上講，并沒有回答問題，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恰恰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產生的，只有與資本主義制度根本區別的東西才構成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而在實踐上，是會誤導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因為它把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當作社會主義了，從而會把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運動引導到維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路子上去。

　　十、怎么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近40年來，我們一直沿著這條道路前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然而國際國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議論紛紛。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理由是中國在經濟運行機制上采用市場經濟，在分配方面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現象，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國外盛行的一種說法是，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雖然搞市場經濟，但保留國家干預，類似于凱恩斯主義。這些人往往把經濟運行機制、分配問題抬到第一位，作為判斷社會性質的標準，認定中國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有中國自己的特點（包括有國家干預）而已。有人則認為，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味著“不再滿足于有中國特色了”，標志著它已經是一種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而與任何社會主義（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不同了。還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徹底否定人類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實踐（包括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和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嶄新的社會主義，他們說，改革就是“去蘇聯化”、“非毛化”，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種種說法，不一而足。

　　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把人們的思想搞糊涂了。

　　怎么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涉及什么叫社會主義？怎么理解“中國特色”？這樣一些基礎性問題。我們從最基本的道理說起。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和剩余價值學說，分析了資本主義現實存在的矛盾（首先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批判了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他們在批判舊世界的基礎上，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了取代資本主義的未來新社會的基本原則。自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來，尤其是從這種學說付諸實踐，世界上出現了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以來，人們再談論社會主義，就是指科學社會主義了。社會主義不再是隨意粘貼的標簽，不是自己說是“社會主義”就真的是社會主義，而是有了一個客觀的標準，即是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才是社會主義；否定、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不是社會主義。

　　那么，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什么呢？全世界共產黨人的共同綱領《共產黨宣言》，對此作了科學的回答。

　　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過程中、在反對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的斗爭中，一再重申和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在批評赫魯曉夫的錯誤觀點時，曾經指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就體現了這些基本原則），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也就是說，任何國家、任何時候，只要是搞社會主義，都必須堅持的。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堅持的共同的東西，我們黨在1956年12月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稱之為“十月革命道路”。我們黨始終把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這就是說，我們始終堅持“十月革命道路”所體現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社會主義這些基本原則怎么具體地付諸實踐呢？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是怎樣的呢？這就需要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共產黨人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和所處的時代特點進行探索。每一個國家的具體國情不一樣，所處的國際環境也不一樣，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也應該不一樣，照搬別國的模式是不會成功的。換句話說，每一個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做法，應該有、也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個國家都應當在堅持共同規律的同時，走自己的路。這就形成社會主義的不同模式。

　　毛澤東在醞釀寫作《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政治局會議上，把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概括為“共同道路和民族特點”的結合。他說：“十月革命道路是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的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誰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誰就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各自的問題。這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一樣，每棵樹長的也不一樣。要有個性，沒有個性，此路不通。但條條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的共性，這就是蘇聯的基本經驗，即十月革命道路。”[66]

　　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個經典性的論斷：“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規律，但是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中間，又存在著千差萬別的特點。因此，每個民族都經歷著階級斗爭，并且最后都將沿著在一些基本點上相同，而在具體形式上各有特點的道路，走向共產主義。只有善于根據自己的民族特點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各國無產階級的事業才能取得成功。”[67]基本點相同，否定了這個基本點，就是拋棄社會主義；具體形式上各不相同，說的是，共同的基本點怎么實現，需要各國共產黨根據本國國情、本民族的特點進行探索。把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結合起來，這是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必由之路。這個論斷，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顛撲不破，說起來很簡單，但含義深刻，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

　　弄清楚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的關系，弄清楚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它具體實現形式的關系，我們就可以正確地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

　　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的具體國情和時代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一闡述表明，第一，從根本原則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所有國家社會主義的共同的方面。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源頭”。拋棄、否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不是社會主義，連社會主義都不是了，還談論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在這一根本層次上，并沒有中國特色，這是社會主義的共性。第二，在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方面，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是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也就是說，“中國特色”，只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這一層次上才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當前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在經濟全球化、和平與發展成為主要問題的國際環境中，我國具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等等）相結合的理論結晶，是社會主義的共性（即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在本質層次上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是一樣的）與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在基本原則的實現形式層次上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

　　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更不是什么資本主義（例如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等等），就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用鄧小平使用的概念來說，就是始終堅持了四項基本原則。我們說到“中國特色”，是就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層面上講的，而不是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應該把事物的本質與現象分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種社會制度，在本質上有著原則的區別，是對立的兩種社會制度。但在現象層次上卻會有共同之處。找一點具體管理方法、經濟運行層面上我國同資本主義社會共同的東西，找一點我們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借鑒來的經營機制、管理方法，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這犯了一個錯誤：只看到現象，沒有看到本質。

　　說中國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往往是把中國搞了市場經濟作為論據的。他們把市場經濟直接當作資本主義了，而沒有看到，市場經濟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東西，市場經濟不是基本制度的范疇，而是運行機制的范疇，它不能說明社會制度的性質，相反，它的性質是由社會基本制度決定的。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國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運行機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實行市場經濟這樣的經濟運行機制絕不等于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至于說由于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同時保留有國家干預，就成了國家資本主義了，這更是荒唐了。他們連什么叫“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搞清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配領域出現了許多問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現象。這是大家都十分關心的問題。有人根據分配領域中出現的問題，得出結論：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種分析方法從根本上說，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在整個社會系統中，分配從來都不是決定性的，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一種社會制度的性質，并不是由分配決定的，不能把分配看作決定性的東西，談論社會主義不能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那是馬克思批評過的“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社會主義”。我國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需要做具體分析，決不能由此簡單地得出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的結論。在公有制企業里出現的收入差距過大，這是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的具體工作中的問題，可以通過調整分配政策予以解決。在私有制范圍內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則是另一類性質的問題。應該看到，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反映，只要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就會存在兩極分化現象。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不夠發達，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我們對私營經濟實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因而兩極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很難避免的，我們必須通過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把兩極分化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不致蔓延到全社會，同時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措施，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總之，我們要重視解決分配領域出現的問題，但決不能把它夸大成為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東西，不能說出現這些問題就表明我們現在搞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那么，能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某種“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全新的社會主義”呢？對這類提法，也需要做具體分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有它的理論淵源和歷史淵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是科學社會主義，它的根本性質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過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當前中國具體條件下的實現。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記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經有過一個提法：我們中國的理論（也就是毛澤東思想），應當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分店”，他主張，不要把我們的一套抬得太高了。他提出，“我們要普遍宣傳馬克思主義”，我們請馬、恩、列、斯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68]

　　他講的是毛澤東思想，但也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當前中國條件下的運用，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結晶，因而它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分店”。這個“分店”，第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是什么別的什么主義，因此，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來談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淵源；第二，是中國的，是“一國經驗”，而不是“總店”，“總店”是馬克思主義。別的國家可以擇其有用者進行借鑒，但不能說成是某種可以到處搬用的“模式”。所以，從根本原則的角度看，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么“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全新的社會主義”。

　　科學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的。自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來，人類已經積累了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付諸實踐的豐富經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形成、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不同的時間段。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依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總結了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歷史的經驗，吸收了前人社會主義實踐的成功經驗，揚棄了錯誤的東西，結合當前中國的具體情況，積極探索，才逐漸形成的。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幾個時間段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否定，而是對它們的繼承和發展。把科學社會主義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對立起來是不符合實際的、錯誤的。從歷史的繼承關系來說，也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獨立形態的社會主義”或“全新的社會主義”。

　　就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來說，也就是就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具體的發展戰略、方針政策等等來說，改革開放以來在這一層次上出現了全新的面貌。拿經濟領域來說吧。我們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相應地在分配領域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制度；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我們創造性地提出并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發展問題上，我們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理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這一層次上，顯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有很大差別，而且同我國改革開放前的30年相比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就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于世的，與以往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同。

　　為了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牢牢把握一個方法論原則，即把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區分開來，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的共性），又在這些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方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是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把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結合起來形成的。

　　有人提出：“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的思潮和流派眾多，復雜多樣。但影響廣泛的除科學社會主義之外，主要是四個學派：一是民主社會主義；二是生態社會主義；三是民族社會主義；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69]對社會主義的不同流派，尤其是對民主社會主義，應該采取尊重、包容的態度。

　　這一論斷，涉及一些原則問題。至少有兩點是錯誤的。

　　第一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關系。這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有明確的闡述。在那個講話中，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形成、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一起，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的不同的時間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歷史階段，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之外的、與科學社會主義不同的東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當前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晶，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當前中國具體條件下的實現形式。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也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之外的四種社會主義流派之一，不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不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科學社會主義，這等于刨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堵塞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源頭”，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能存在嗎？。

　　第二點是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記得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定實行多黨制，消息傳來，當時我們黨中央立即向全黨發出通知，指出這“實際上是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意味著蘇聯“向資本主義方向演變”。這就是說，蘇聯的教訓表明，搞民主社會主義必然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的。“8.19 ”事件發生后，黨中央再一次向全黨發出通知，明確要求“劃清馬列主義與反馬列主義的界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決不允許民主社會主義在我國泛濫。以后黨中央又多次提出，必須堅決批判民主社會主義，絕不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當我國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后，中央針對這種情況，指出思想宣傳工作要解決“六個為什么”，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要劃清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界限。中央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性質以及我們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沒有任何含糊的地方。把民主社會主義看作是與科學社會主義并列的一個社會主義流派，要求尊重和包容民主社會主義，這是違背中央精神的。

　　我們在談論社會主義問題時，必須牢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毛澤東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牢牢記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句話。這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對待自稱為“社會主義”的思潮，我們首先要看一看，它是不是贊成、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贊成、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才能說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如果反對、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那就不能認為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不是打出“社會主義”旗號就真的是社會主義了，不是只要自己說是“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不要借口社會主義有不同模式，就把資本主義的東西硬說成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只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才是社會主義，才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不要上假社會主義的當。

　　談到社會主義問題，在我國改革開放中，爭議最大的，大概要算姓“社”姓“資”的問題了。有人提出，不問姓“社”姓“資”，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解放思想的典型表現。正是擺脫了姓“社”姓“資”的束縛，我國經濟才得到迅速發展的。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卻又不讓問姓“社”姓“資”，說問了就沒法發展經濟了。這不把人搞糊涂了？這里，確實有一些理論問題值得探討。

　　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指出：“改革開放邁不出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70]正是這一段話，引起了國內學術界關于改革開放要不要問姓“社”姓“資”的爭論。

　　我認為，應該分別兩個層次來理解這個問題。

　　一個層次是從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根本制度來說，必須嚴格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于這一層次的問題，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最為堅定不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最為旗幟鮮明，從來沒有說不要問姓“資”姓“社”的。作為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根本對立的，二者的根本區別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所以，鄧小平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71]他警告說，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72]強調改革開放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鄧小平同志一貫的思想，1985年8月，鄧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73]這一點，絲毫不能動搖。1987年學潮剛剛過去，鄧小平在重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持開放政策不變的同時，強調：“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人們只是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但從來不提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變了，這也是不變的嘛！”[74]顯然，改革開放存在著方向、性質的問題。有人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搞全盤西化，想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所以不能認為改革開放就不要問姓“資”姓“社”。有人喜歡引用鄧小平這樣一句話：不改革，死路一條。這是對的，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充滿矛盾的，不改革就不能解決矛盾，社會主義就停滯、僵化了。然而鄧小平同時還說，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是死路一條。應該兩句話一起講，才是全面的：既要堅持改革，又要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問姓“社”姓“資”，改革就會迷失方向。

　　另一個層次是經濟運行的具體機制、發展經濟的具體政策、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在這個層次上，許多問題客觀上并沒有姓“資”姓“社”的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都是社會化大生產，都是商品經濟，都要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要求進行管理，都要遵循商品經濟的一般規律進行運轉。因此，許多具體的運行機制、經營形式、管理方法，就其本身的內容來說，是共同的，并沒有社會制度性質的區別。對于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來說，不要囿于姓“資”姓“社”而邁不開步子。資本主義國家采用的具體做法，只要對我們有用，我們就應該利用（由于運行機制是從屬于基本制度的，因此，利用的時候也要有所揚棄，對其中受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制約而出現的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因素，不能簡單地照搬）。導致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的思想障礙是糾纏抽象的姓“資”姓“社”的爭論，而不敢吸收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75]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方面，要解放思想，膽子大一點，堅決試驗。顯然，“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是就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發展經濟的具體做法這一層次上的事情而言的，并不是對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而言的。提出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為了掃除思想障礙，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

　　可見，不應籠統地說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問姓“社”姓“資”，也不應籠統地說所有的事情都要問姓“社”姓“資”，不同層次的問題應有不同的回答。就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層次來說，必須區分姓“社”姓“資”；就社會制度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層次來說，不應該糾纏姓“社”姓“資”。也就是說，凡是有社會制度屬性的問題，必須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凡是沒有社會制度屬性的問題，就不應抽象地爭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順便說一下，鄧小平說的“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指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不要把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說成是資本主義，使得改革開放邁不出步子。這一句話并不是一般地說不要問姓“社”姓“資”。把“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歪曲成“不要問姓‘社’姓‘資’”，這是某些新自由主義者故意干的，目的是誤導群眾，以便在不要問姓“社”姓“資”的旗號下推行私有化。有人故意歪曲這句話的意思，是為自己庸俗的實用主義找根據。有人鼓吹，“主義不能當飯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糧食，用不著強調共產主義理想，用不著強調公有制，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這是十分危險的。要知道，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下，在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內處于優勢的環境下，不講理想信念的實用主義，只顧埋頭發展經濟，不問政治方向，是可以成為和平演變的突破口的。

　　與姓“社”姓“資”的問題相聯系的，還有一個判斷改革成敗得失的標準問題。有人提出，應該按照“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來判斷改革的成敗得失，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不要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他們宣傳“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淡化意識形態，反對過問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學術界對改革的對象（即“改什么”），存在很大分歧。相應地對改革的成敗得失的判斷標準，也存在很大分歧。從認識的角度看，如果把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反映到社會制度上，就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它的具體實現形式（反映到社會制度上，就是具體體制、運行機制）區分開來，就可以科學地回答兩個問題。

　　大家知道，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調整生產關系，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76]換句話說，就是要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科學地回答“改什么”的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明確什么東西是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毛澤東曾經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得出結論：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發展中國。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的任務。而且在解決舊的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這就是一切事物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處于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因此，我們的政策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基本的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局部的方面），必須改革。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也一樣），使得我們不能籠統地談論改革，而要把“變”與“不變”統一起來，在確定改革的對象的時候，必須明確，在改革過程中哪些東西是應該堅持、不能動搖的，既講“改什么”，也講“不改什么”。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哪些部分是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應該堅持；哪些部分是同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相矛盾，必須改革？鄧小平全面地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對上述問題作出了科學的回答。鄧小平在談到我國改革的偉大意義時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77]這里，鄧小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即應該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的經濟體制、運行機制嚴格區分開來。這就明確了改革的對象：對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們必須堅持；對于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們必須改革。改革不是否定和取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這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是統一的。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經濟角度說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及由此決定的按勞分配。我們之所以要堅持它，是因為它適應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反映了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因此，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采取堅持的態度，而去否定、取消它，例如把公有的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實行私有化，鼓吹實行雇傭和剝削工人的制度等等，那是違反歷史發展趨勢的倒退行為，最終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甚至破壞生產力。

　　但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優越性，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以后，還有一個通過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這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來實現其優越性的問題。必須建立既符合歷史條件和具體國情，又能反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特點和要求的經濟體制，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各種物質資源，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如果經濟體制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或者不符合歷史條件和國情，仍然有可能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我國解放以后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適合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曾經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推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尤其是增長方式從粗放發展轉到集約發展的軌道上來，這種體制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了，因而客觀上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改變經濟體制模式，轉換運行機制，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事實證明，這種改革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可見，改革所要改變的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本身，而是它的具體實現形式——經濟體制、運行機制。正如十五大指出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來適應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78]

　　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改革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統一的：從理論上講，統一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既適應又不適應的這種狀態的完整分析；從實踐上講，統一于解放、發展生產力。

　　與此相適應，鄧小平提出了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

　　鄧小平關于改革成敗的判斷標準有兩個提法，即“兩個如果”和“三個有利于”。這是就不同層次的問題提出來的判斷標準。

　　談到改革的政治方向時，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總之，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79]他在另一處談到了相同的意思。他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80]這些話表明，從改革的政治方向來說，改革是成功還是失敗，走的是正道還是邪路，判斷的標準是：第一、實現共同富裕還是導致兩極分化；第二，是不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兩個如果”。需要說明的是，不能在絕對意義上理解“兩個如果”的標準。鄧小平從政治方向角度提出的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是就社會整體和發展趨勢而言的，不能用個別事例或某個時段的局部現象來作出判斷。例如，談到“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個問題時，他認為“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同樣，對于兩極分化問題，也應該作這樣分析，即某個時候局部也可能出現兩極分化現象（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他在晚年甚至提出“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但不應該成為社會的整體現象，不應該成為社會長期的發展趨勢。只要我們在整體上堅持共同富裕，注意不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改革的政治方向就是正確的。

　　如何防止“導致兩極分化”和“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呢？決定性的一條是，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家知道，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全體公民在同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的關系上處于同等的地位，這就是說，全體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產資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廠等進行勞動的同等的權利。”[81]這就為消除兩極分化、消滅階級奠定了基礎。而私有制則是產生兩極分化和形成新的資產階級的經濟條件。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只要我們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就有可能防止在全社會范圍內出現兩極分化和形成新資產階級，就有可能保證改革沿著正確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所以，“兩個如果”這一標準是針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來說的。

　　用“兩個如果”來判斷改革的成敗，實質上講的是兩種改革觀的問題。江澤民在建黨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嚴厲批判了有關改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觀點，明確指出：“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觀的根本界限。”[82]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如果改革導致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導致兩極分化和形成新資產階級，這種改革就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從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角度來看，走上了這樣一條改革道路，改革走上了改旗易幟的邪路，當然就是失敗的了。我們黨十分重視改革的政治方向。30多年來，我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下，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我們的改革始終是沿著社會主義方向開展的。但應該看到，在國際范圍內，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也是一種客觀的現實。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指導下，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顛覆了無產階級專政，推翻了社會主義制度，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復辟。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國內在改革進程中，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主張私有化的思潮也曾泛濫一時，如果按照這一思路進行改革，后果是不言自明的，俄羅斯的改革就是前車之鑒。所以，今天強調一下鄧小平關于“兩個如果”這一判斷改革成敗的標準，劃清兩種改革觀的界限，仍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在社會主義方向既定的前提下，改革開放具體措施的得失成敗的判斷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3]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運用這一標準來判斷對錯成敗的，不是改革的政治方向，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這是既定的前提，所以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時，都加上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這樣的限定詞），而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即采取什么方法來發展生產，運用什么手段來調節經濟，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方針、政策以及具體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多種多樣的，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可以實行這樣的體制也可以實行那樣的體制，這應該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來進行選擇。按照什么標準來選擇呢？毫無疑問，應該選擇那些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方法、手段、體制，摒棄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不顧本國國情照搬別國的做法，或者墨守成規固守自己的過時的模式，都是錯誤的。選擇的惟一標準是，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俗一點說，就是“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84]我們在制訂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時，必須以此標準作為選擇的依據。對于這一領域的問題，必須拋開抽象的姓“社”姓“資”的爭論，一切通過實踐來回答。實踐證明是促進了經濟發展的措施，就應該堅持；如果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趕快改。陷入抽象的爭論，只會貽誤時機。

　　可見，“三個有利于”這一標準是針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基本原則的具體實現形式來說的。

　　關于“三個有利于”這一標準，理論界談得很多了。這里，只想就一種誤解談一點看法。有人把“三個有利于”當作判斷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標準，仿佛只要能夠發展經濟，就是搞社會主義。這種說法，把一個起碼的邏輯搞混了。社會主義制度是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因而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這是正確的命題。但是，不能由此倒過來說，凡是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因為任何一種新社會制度，當它處于上升階段的時候，都是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否則它不可能取代舊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兩種社會制度，區別在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根本差異，而不在于生產力水平的高低，因為歷史證明，只要具備主客觀條件，經濟落后國家可以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也不在于能不能發展經濟，因為即使在壟斷導致停滯的帝國主義條件下，由于種種原因，生產力也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發展（盡管總體上講其發展速度遠遠落后于社會主義）。

　　現在，人們在談論改革成敗得失的判斷標準時，往往只談“三個有利于”這一項標準，而不談“兩個如果”這一個判斷標準，這是不完全的。應該提兩個判斷標準，因為這是就改革的不同層次的問題提出來的判斷成敗得失的標準：一個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的，另一個是就改革的具體措施而言的。這兩個標準是統一的，然而兩者終究是有區別的。我們更不能用“三個有利于”來取代“兩個如果”這一政治方向的判斷標準。如果認為只要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用不著再考慮改革的政治方向，那就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當，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法就是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的旗號，在抽象的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口號掩蓋下，販賣資本主義化的貨色。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誰不想經濟發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蠱惑宣傳，改革走上資本主義化這條道，當窒息生產力、導致兩極分化的后果顯示出來的時候，卻是木已成舟，難以挽回了。所以，我們在改革進程中，必須時刻注意把“三個有利于”與“兩個如果”統一起來，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背后的實質，保證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

注釋：

[51]《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3] 這里所說的“價值”，是主體對客體的意義和效用的判斷，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東西，即一種價值觀。

[54]《列寧選集》，第3卷，第600、6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5]《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1]《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27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