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具備戰略思維的徹底性
2000年美軍四年防務評估所開立的兩個概念,一個叫作“Anti-access”,一個叫“Area deny”。前面的概念我們可以翻譯成“反通道、反通過、反進入”,后
個概念我們可以翻譯成“區域阻止、區域遮斷”。
這是美國人專為中國人設計的,后來參與設計的美國海軍主官退休了,我們請他來演說,他在我們學校演說完了就講:不怕你們中國軍官生氣,我告訴你們,這兩個概念就是對付你們的,專門為你們創的。今天的中國軍力報告、美國國家安全報告,只要一出現“反通道、反通過、反進入”和“區域阻止、區域遮斷”(Anti-access和Area deny),就特指中國,就是針對你們而來的。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會通過“反通道、反通過、反進入”和“區域阻止、區域遮斷”(Anti-access和Area deny),然后控制臺灣海峽、巴士海峽、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除了阻止美國人的四條通道,中國人還要通過海軍、空軍,控制東海、黃海和南海的局部制海權、制空權,阻止美國人進入這些區域。”
我們有好多大學的學者對軍隊不怎么了解,了解中國的區域軍事力量都是通過看西方的文章,所以他們今天也寫東西,在寫什么呢?就是我們一定要實行區域遮斷的戰略。我說,這個東西是美國人提的,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我們實行區域遮斷和反通道的戰略,不讓美國的東西進來,完全把美國的東西拿來為我們所用。這完全不是我們應該采取的做法,這是美國人套在我們頭上的。
所以大家注意,當我們今天在南海、在南沙群島這一帶行動,美國人的理解是什么呢?Areadeny,區域阻止,要把美國人阻攔在這個區域之外,這是它的反應。
回想2002年,我們去美國講學,在堪薩斯州的利文沃斯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這是美國陸軍最核心的學院,碰見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巴杰夫,晚上他請我們喝啤酒。我第一次去利文沃斯學院,晚上沒什么安排,我就跟他去了。美國人喝啤酒有一個特點,你根本不用灌他,他自己就喝得東倒西歪。他跟你剛碰杯就一杯干下去,一碰杯就一杯干下去。
他喝得差不多了就問我:“我問你個問題,你們中國未來最大的對手是誰?”我說:“我得先聽你講,中國最大的對手是誰?”他說:“我先問你的,你先說。”我說:“你請我喝啤酒的,你先說。”他說:“那行,那我就先說。你們老把美國作為你們未來最大的對手,錯。你們最大的對手是日本,把日本好好盯住,美國不是你們最大的對手。”他們說話跟我們一樣,中文的說話要訣都在“但是”以后,一聽講話講到“但是”,你就要注意了,重點出來了。
在“但是”以后,他們有一個“if”。“美國不是你們最大的對手,如果你們不到喜馬拉雅山以南、臺灣海峽以東,中美就相安無事,好朋友,沒問題。好朋友,來,干杯。”我說:“我們要是到臺灣海峽以東呢?我們要完成統一。”他說:“不行,不行,有麻煩,這有麻煩,有很大的麻煩。”
你看美國人,他與中國對抗,劃給我們發展范圍,認為中國發展的區域就在臺灣海峽以西、喜馬拉雅山以北,這個區域任中國人去搞,搞中國特色的什么主義都行,出這個區域搞中國特色的什么主義都不行。我們很多人以為美國人就反對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想搞垮我們。
美國人反對的是你在哪里搞?你在這個范圍搞,可以,出了這個范圍不行,完成統一不行。美國人料定,臺灣海峽以西、喜馬拉雅山以北這個區域資源有限,空間有限,任中國發展,發展不出太多的名堂,出了這個范圍就會有大麻煩,這就是為什么美國今天全力阻止我們完成國家統一。
我們學校有一個同事,2004年在美國喬治敦大學做了半年的訪問學者。他臨走的時候,南希·塔克會見他。南希·塔克是喬治敦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小布什政府的著名中國問題智囊,平常工作很忙,都在白宮,回不來,他們從來沒見過。南希·塔克知道他要走,雖然是民間身份,她也知道中國軍方派來的是一位學者,所以還是給他一個禮遇,請他喝咖啡。請喝咖啡既算歡迎,也算歡送,算很高的禮遇了。
我這個同事不斷地給老太太灌輸,我們完成海峽兩岸統一,不傷美國一根毫毛,不改變臺灣任何制度的理念。“一國兩制”,對方全部的政治、經濟、司法、文化、財稅、制度都能保留,不影響美國任何利益,不把美國從西太平洋、從亞太擠出去。對美國一點害處都沒有,何必阻止我們統一呢?中國就為這個問題恨美國,很多老百姓恨他們。他說,我們如果統一了,中美除了擁抱,就沒別的事了,都是好事了。他說得口干舌燥,南希·塔克老太太一邊品咖啡一邊笑。
老太太最后講了這么一句話:“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你們永遠不要以為美國會支持大陸與臺灣和平統一。即使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與美國的一樣,美國也不會那樣做。這是美國立國原則、基本價值觀念和戰略利益決定的。”這不是正式會談講的話,這是喝咖啡講的話。喝咖啡的時候,講的話最為徹底。
理論的力量在于它的徹底,如果不認識到這種戰略的徹底性,溫情脈脈地,怎么能加強你的這種戰略思維的徹底性?
2015年10月27日,“拉森”號非法進入我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2016年1月30日,“威爾伯”號非法進入我西沙群島中建島區域12海里,給我們造成嚴重的政治軍事挑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適應不適應,這種挑釁的到來,就是考驗你戰略思維的對抗性。隨著中國國家地位的提升、軍力的提升,中美之間的碰撞開始,這一對抗,中美雙方都面對極大的考驗。對美方來說,這是霸權聲望的測試場,不好好教訓一下中國,菲律賓、日本、越南,包括新加坡,都說美國就會耍嘴皮子。對中方來說,這是大國成長的必由之路,躲都躲不過去,閃都閃不開,必須要這樣,沒有一個新興大國可以不經過老牌霸權的考驗和檢驗而順利獲得國際政治經濟舞臺自己應有的份額。我們必須邁過這個臺階,這是無可后退的地方。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戰略研究所的前任所長潘政強講過:“不經過一次嚴重的較量和對抗,美國永遠不會承認中國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潘政強擔任戰略研究所所長多年,他是我的前任,2002年退休了。他于1962年入伍,2002年退休,與美國人打了四十年交道,他說:“不要以為你成長為一個大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2025年、2030年會世界第一,這樣就如何,僅憑經濟不行,較量一定要到來。也有可能我們做好了準備,它知難而退,沒有做好準備,它一定會知易而進。”
這種對抗性難以避免,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在南海問題上表現出堅決性。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講了多次,我們維護南海權利的立場堅如磐石。外交部女發言人華春瑩也講了好幾次,堅如磐石,但她聲音軟一些。別人說華春瑩太軟了,說話聲音軟綿綿的,其實我覺得無所謂,軟綿綿的也是強硬立場,堅如磐石。
我們今天的外交面貌變化非常大,來源于主要領導的變化。我們必須做好準備,讓美國人知難而退,如果我們沒有做好準備,對方一定會知易而進,這就是戰略思維的對抗性。講到對抗性,我覺得最善于對抗的是毛澤東,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都叫其樂無窮。
毛澤東1945年到重慶談判。談判之前,延安開會、政治局開會、軍委開會,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安危系于一旦,我們盡量少鬧事,盡量減少摩擦沖突,保證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安全,盡量少與國民黨軍隊沖突,保證安全。
毛澤東完全不這么想。在赴重慶談判前夕,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在重慶期間,前方后方都必須積極行動,對蔣介石的一切陰謀要予以揭露,對蔣介石的一切挑釁行為都必須予以迎頭痛擊,有機會就吃掉它,能消滅多少消滅多少,我軍勝利越大,人民活動越積極,我的處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需知蔣委員長只認拳頭不認禮讓。”
這種辯證、這種對抗,就是我們講的戰略思維對抗性的要訣,即無法避免,就必須看到你的機會在哪里。
我們今天的東海、南海問題,好像幾乎呈現了中美和中、美、日的全面對抗。為什么要這樣?海洋方向的較量,是中、美、日在西太平洋區域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空間的較量。在這場長期的斗爭中,要迫使對方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理智地選擇現實道路,中華民族就必須通過有計劃、有步驟、分階段的發展與準備,在戰略約束中積極、穩步、不動搖地完成能量釋放。對中華民族的重大利益必須加以有效地維護,為了這個利益,必須積極地、穩步地、不動搖地一步一步來,慢慢完成能量釋放。
2015年、2016年我們連續兩次參加了新加坡的香格里拉會議。香格里拉會議是什么呢?因為中國在南海的陸域吹填,各國圍攻中國,顯得中國挺孤立,但是參加香格里拉會議我們最大的感觸是我們一點都不害怕。到新加坡香格里拉賓館,你看對方的安排、對方的布置。
賓館里放著雜志,新加坡的《海峽時報》封面就是中國在永暑礁的陸域吹填。在香格里拉預備會議上,英國戰略研究所所長發言半個小時,全是南海問題。緊接著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言一個小時,全是南海問題。我們問過新加坡的記者,香格里拉會議全稱是什么?是不是亞洲安全會議?亞洲安全會議有多少問題,發展不平衡問題、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海洋陸地爭端問題、環境污染問題、資源問題,那么多問題,就一個中國南海問題嗎?
我說,你們參加過歐安會議嗎?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上能看見一個黃種人嗎?一個黃種人都沒有。歐洲安全關亞洲人什么事情?再看看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叫亞洲安全會議,會場幾乎半數是白人,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德國的、澳大利亞的、新西蘭的,大多數是白人。我說,這叫亞洲安全會議嗎?我們參加這個會議,明知圍攻中國還要去,為什么呢?
我們今天有非常大的改變,我們今天不怕這種對抗。那天早上在香格里拉會議吃飯,因為是軍事代表團,要求全程穿軍裝,我們不愿意,因為別人一看,單位、資歷、姓名都有。當時旁邊就坐了個香港人,一看我就說“你是中國的誰誰誰,我知道”,然后說:“明天上午美國國防部部長卡特要做很厲害的發言,你們做好準備沒有?”我說,隨便他講,不管他講什么,我們都能對付。后來我喝完麥片粥去拿水果,回到座位時,那個香港人不見了。旁邊的人說他肯定向他的主子報告去了。香格里拉會議上充滿了各方情報員,各方打探消息。
我說,隨便他報告,最好傳給美國人,中國代表團就是什么都不怕,隨便他們講。我們現在不怕這種對抗性,最大的心理基礎在哪里?過去都是我們反復抗議美國,今天終于輪到美國抗議我們了,主動權在我們手中,我們怕什么?隨便你抗議。
毛澤東時期,我們抗議美國飛機入侵200多次、300多次,第387次抗議。今天別人在抗議我們,我覺得這種主動權的轉換挺好。我們自信地聲稱,中國人今天不再像過去那樣畏懼對抗,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們敢于對抗。結果對抗的效果怎么樣,也沒什么了不起。
給卡特一個小時發言,他講了四十四分鐘,前三十分鐘沒講到中國,講些別的事,后面講到中國了,還首先講中國與美國在尼泊爾地震共同有效的救援。然后他再往下講,南海陸域吹填,不僅中國要停,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都得停,當然中國填的面積太大了,得首先停下來。那是2015年。2016年我們準備好面對一場更嚴重的沖突。卡特在香格里拉會議之前,在美國講了很多話,說一場新的冷戰開始,態度非常強硬。2016年參加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我們準備與卡特正面交鋒。我們在外面的游泳池旁邊討論開會時怎么辦。
卡特帶一群人走過去,走在后面的國防部部長助理什瓦里看見我們了。卡特沒看見就走過去了,什瓦里肯定和卡特講了。沒三分鐘,卡特就帶人返回來了,直照我們而來。當時我們正在討論怎么應對他們,卡特走過來“hello”,僅僅打個招呼,問候一下就走了。為什么呢?因為在2016年香格里拉會議之前,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私下傳話,不希望美國和中國在香格里拉針鋒相對。
總之,在國際斗爭中我們一定要做好準備,對方可能知難而退。要記住這句話:沒有做好準備,等待對方的善意、對方的理解,希望達到雙贏,這只是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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