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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能說“十月革命道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踐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嗎？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11-10 12: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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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關于十月革命的議論多了起來。老實說，自十月革命勝利之日起，對十月革命的議論就一直沒有停息過，不過于今尤烈。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看法，這也很好理解。十月革命的勝利，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結束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這個事件牽涉到各個階級的根本利益。對于世界資產階級來說，十月革命是一場噩夢，標志著他們滅亡的開始。他們拼命誣蔑、攻擊十月革命，這是必然的。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則對十月革命歡欣鼓舞，他們從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自己的未來，看到了擺脫剝削和壓迫、當家作主的希望。早在1926年毛澤東就說：十月革命“使世界上另開了一條光明之路。”1937年他又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的勝利，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用1957年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通過的《莫斯科宣言》中的話來說，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啟了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時代。

　　一貶一褒，界線十分鮮明。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毫不奇怪。

　　中國人民對十月革命懷有深厚的感情。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能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當時人們都向西方學習，想通過資本主義道路來救中國。但到處碰壁，始終不能成功。正當人們迷茫、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啟發我們，還存在另外一條光明大道，即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1949年全國解放，當時我們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新中國應該是一個什么樣子的國家？應該走什么道路？毛澤東旗幟鮮明地說：總結我們黨28年的經驗，必須“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換句話說，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決不走英美的資本主義道路。后來，我們黨的八大再一次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事業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這表明了我們黨對十月革命的看法。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潮，我國有的人（包括一些領導干部、學者）看法變了。他們患上了“低潮綜合癥”，懷疑馬克思主義靈還是不靈，社會主義有沒有前途。他們開始不贊成社會主義道路，希望走英美的資本主義道路，于是否定、攻擊十月革命的言論多了起來。

　　我在《上海思想界》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一個典型。這篇文章打著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號，完全否定十月革命道路，提出“十月革命道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踐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它不僅涉及如何評價十月革命本身，而且涉及如何評價我國革命已經走過的道路，以及未來應該向哪兒走。假如十月革命道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行不通的，那么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接受的思想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我國革命和建設一直是在錯誤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我們一直走在錯誤的、“行不通的”道路上。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我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進一步延伸的結論必然是：必須改變我們的指導思想，另覓出路。

　　否定十月革命道路，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它同國內的歷史虛無主義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兩者一脈相承。蘇聯亡黨亡國，就是這股歷史虛無主義造成的惡果。聽任這股錯誤思潮在我國泛濫，后果不堪設想。所以，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十月革命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俄國的實現，它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

　　討論十月革命問題，首先要界定十月革命道路是什么意思。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按照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分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闡述了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他們是從社會發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來闡述社會主義的。但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它還只是科學的預見，是一種理想。十月革命則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俄國大地上付諸實施，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實際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把科學社會主義從理想變成現實。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實現科學社主義基本原則的道路，它的本質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只要承認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科學的、正確的，就必然認為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確的，必須遵循十月革命道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實質上就是否定科學社會主義。

　　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的國情和時代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就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堅持了十月革命道路，仍然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繼續。毛澤東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共同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子，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必然從根本上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作者是怎么說十月革命道路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呢？他的理由是，俄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當時只能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搞社會主義革命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其實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老問題，并不是作者的“創見”。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現在，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不斷攻擊十月革命是少數激進分子發動的政變，因而注定要失敗的，即使一時取得勝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些機會主義分子也斷定，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質條件，是不可能、也不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早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后，列寧提出了“四月提綱”，制訂了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方針和策略，當時普列漢諾夫等人就以俄國生產力還沒有得到高度發展為理由，指責列寧的“四月提綱”是“布朗基主義”、是“說夢話”，只會以釀成社會災難而告終。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考茨基出版了《無產階級專政》一書，認為“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只有靠資本主義創造的并且集中在資本家階級手里的巨額財富，社會主義……才會成為可能。”他斷言，俄國的社會主義是早產兒，是沒有生命力的。作者無非是拾了考茨基之流的牙慧。列寧、斯大林曾經從理論上批判了這種錯誤觀點，并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回答了那些疑問和責難。到了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與發展遇到一些困難，又有人提出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認為社會主義搞早了，甚至把這一點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種種困難的“原罪”，要求“補資本主義的課”。蘇東劇變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日夫科夫）在反思劇變的原因時，把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遭到顛覆的根本原因，歸結于超越了資本主義高度發達這一階段，忘記了“只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才能取得勝利”。這種否定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早產論”，在我國也沉渣泛起，一度頗為盛行。對此，必須從理論上加以批判，因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直接關系到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和命運：如果真是搞早了，十月革命道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那就應該退回去，補資本主義課。

　　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沒有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沒有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就不會有工人階級，更不會有工人階級政黨，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的。封建社會里的農民起義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圍內改朝換代，建不成社會主義的，因為當時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所需要的那種性質的生產力。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越來越具有了社會的性質，但生產資料仍歸資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現了生產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就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存在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情況下，生產方式必然起來反對占有方式，客觀上要求用與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在沙皇俄國，盡管資本主義沒有高度發展，但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機器大工業，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隊伍。在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基礎上產生了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共產黨。因此，應該說，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物質條件是具備了的。

　　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只有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恰恰相反，他們曾預見，在特定條件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卡夫丁峽谷”（即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階段）是可以跨越的。

　　否認在經濟雖然落后但資本主義已經有一定發展的國家里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實質上是一種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生產力論。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分子、俄國的孟什維克以及中國的某些人就是用這種錯誤理論來反對俄國和中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嚴厲批判了庸俗生產力論。鄧小平指出：“列寧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產力論時講，落后的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也是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至于說到像俄國、中國這樣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還需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任務，那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完成這項任務，而決不是一定要等到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以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針對像普列漢諾夫、蘇哈諾夫這樣的以“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為由反對十月革命的人，列寧問道：“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的改變呢？”

　　作者說十月革命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只不過是革命導師早就批判過的庸俗生產力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泛起的沉渣。

　　那么，為什么在實踐上社會主義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國、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而不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建立起來的呢？問題在于，資本主義不可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制度只能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來建立，而社會主義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質條件（即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外，還需要有其他的主客觀條件。必須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條件與充分條件區分開來。擁有一定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出現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物質條件，但具備這一條件的地方并不會自然而然地爆發革命。“革命是政治行為”，它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發簡單地歸結為經濟，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說的，對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釋就像解一個一次方程式那樣簡單了。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勝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勢。列寧總結了俄國20世紀三次革命的基本規律，指出“只有‘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 但單有這種客觀形勢還是不夠的。革命的勝利在這種形勢下并不會自行到來，還需要有“一個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領導群眾并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去準備和爭取。可見，只有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集合點，在既具備必要的物質條件，又擁有客觀的革命形勢和成熟的革命領導力量，多種因素構成一種合力的地方，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制度才得以建立。而這種情況只有在帝國主義統治鏈條比較薄弱的環節才能出現。“薄弱環節”往往是比較落后的國家，因為舊制度發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統治階級的統治經驗越是豐富，統治地位也越是鞏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難。

　　可見，俄國的十月革命以及后來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偉大創舉，應該充分肯定。說十月革命道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否定十月革命的種種言論是錯誤的。

　　二、必須科學地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

　　作者斷定，“實踐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根據是什么呢？能夠證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的“實踐”是什么呢？按照他的論述，根據有兩個。一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二是蘇聯東歐發生了劇變，原罪就是十月革命道路。我們分別說一下這兩個問題。

　　討論十月革命道路問題，必然聯系到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問題，因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個結晶。如果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不成功的，按照戈爾巴喬夫的說法，“遭到了戰略性的失敗”，那么必然得出結論：十月革命道路是錯誤的、“行不通的”。作者就是這樣的思路。

　　圍繞著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自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一直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有兩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了全世界反蘇反共的浪潮，一時間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聲音占了上風；另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于是，說蘇聯社會主義失敗了的聲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種聲音延續至今，尚未停息。作者也加入了這個大合唱。

　　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批評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實質上就是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因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斯大林參與創立，并在斯大林領導下發展起來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與斯大林的名字分不開的，它有時就稱之為“斯大林模式”）的錯誤時，針對世界上流行的反蘇反共浪潮，提出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要“三七開”的著名論斷，指出蘇聯的成績是第一位的，是主流，錯誤是第二位的，是支流。他明確指出：“因為蘇聯發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么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應該指出，這并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看法，而是政治局一致贊同的觀點。現在有人對“三七開”的結論嗤之以鼻，不屑一顧，又不加論證，這至少是一種不慎重、不嚴肅的態度。

　　我們黨的歷屆領導人一直堅持這一評價。例如，在蘇東劇變以后的1993年7月5日，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會議上說；“前蘇聯的亂，實質是先把思想搞亂了。他們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我們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于過，前蘇聯對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亂。”“功大于過”，基本意思仍然是“三七開”。他指出，全盤否定斯大林，才導致蘇聯的動亂。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的形勢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澤東的這一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月5日新進中央委員的培訓班上談到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明確指出：“蘇聯模式的形成，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鞏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曾經起到了重要作用，促進了蘇聯經濟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多次談到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危害，指出，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頭變幻大王旗，一夜之間。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虛無主義導致了蘇聯亡黨亡國。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我們黨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分析和判斷是一以貫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開，成績是第一位的，問題是第二位的，反對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采取全盤否定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

　　毛澤東是怎樣得出“三七開”的判斷的呢？經過政治局多次討論，然后在他主持下寫作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談到了分析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原則，即把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區分為基本經驗和具體經驗。《再論》指出：“關于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說來，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錯誤和失敗，盡管在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卻是任何時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蘇聯由于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它的一些錯誤和失敗更加難于避免。這些錯誤和失敗，對于所有共產主義者都是極其有益的教訓。因此，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蘇聯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一個偉大的成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曲響徹云霄的凱歌。”

《再論》把蘇聯的基本經驗概括為五條，即：一、“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政黨”；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三、在革命勝利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階級；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五、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再論》指出：“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開它在當時當地所表現的具體形式來說，就是指的這些基本的東西。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這些基本經驗實際上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的。后來，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又把它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用詞不大一樣，意思是一樣的。老實說，我國一些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人，矛盾所向，正是這些基本原則。

　　對于那些錯誤的經驗，《再論》并不是簡單地加以譴責，而是從總結經驗、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出發，分析了它產生的根源，指出克服錯誤的辦法。《再論》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的錯誤，“不是由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已經過時，而不能再適應蘇聯發展的需要了”。問題在于，“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由于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前鑒，他們是在探索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出現一些錯誤也是難免的。轉換成我們現在通常用的概念來說，那就是：蘇聯的基本制度是正確的，但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存在弊病。所犯的錯誤不是由基本制度產生的，而是在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環節上產生的。因此，克服這些錯誤，并不需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只是需要對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進行改革。而且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始終存在的，克服了一個矛盾，又會出現新的矛盾，又需要通過改革予以解決。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就作出這樣的分析，不能不佩服他的睿智和遠見。

　　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基本經驗是正確的，具體經驗有對有錯，綜合起來那就是“三七開”了。全盤否定，顯然是錯誤的。今天，我們分析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成敗得失，仍然需要堅持當年毛澤東提出的方法論原則。

　　我們具體分析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吧。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分析任何問題都必須從事實出發，而不能憑想象就得出結論。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在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強調這一點還是必要的，因為在討論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過程中，編造的謊言實在太多。例如，據美國學者格雷弗的考證，赫魯曉夫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就是由61個謊言拼湊而成的。這個報告謊話連篇，我們黨在《關于斯大林問題》一文中早就揭露過。在蘇聯問題上造謠造得最厲害的，莫過于肅反過程中冤殺的人數了。由于蘇聯在肅反問題上確實犯了錯誤，錯殺了一些人，而錯殺人最能俘獲人的同情心。于是敵對勢力就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不斷夸大肅反錯殺的人數。最常見的說法是，肅反殺了5000萬人。這個數字怎么來的？最早也許是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里講的，但他并沒有提出什么根據。只是當時從反共、反斯大林的狂熱出發編造出來的。當然這個數字最符合西方的需要了，所以一出來，就被他們利用了，到處添油加醋地宣傳，美國國家安全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把它說成“五千萬冤魂”。這位大人物一說，就算定論了。作者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最大的依據也是肅反擴大化，不過他引用的數據小一些，只說錯殺了2000萬。然而這個說法也太離譜了，違背了常識。在30年代初，蘇聯人口是1.6億，如果冤殺了5000萬人的話，那3個多人中就有1個人被殺，即使按作者的說法，錯殺了2000萬人，每8個人中間有一個人被冤殺，這能做得到嗎？即使最大的想象力，也做不到。按照這個說法，蘇聯戰前人口也就只剩下1億左右，或1億4千萬了。可是戰爭爆發前夜的蘇聯人口是1.9億人，這多出的幾千萬人是從哪兒來的呢？誰也不說了，當然也沒法回答。可見，所謂“五千萬冤魂”或2000萬冤魂純屬虛構。然而我國某些人為了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卻不斷散布這個謊言，據此把蘇聯貶之為“瘋子國家”。發改委的《改革內參》就是這樣干的。作者也是這樣干的。編造謠言，煽動群眾，以便顛覆社會主義，是敵對勢力慣用的手法。

　　究竟蘇聯肅反擴大化錯殺了多少人，至今沒有權威的統計。事隔多年，恐怕也很難統計了。但我們可以從肅反總的數據看出大體的輪廓。據1954年蘇聯內務部起草的給赫魯曉夫的報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間，因反革命罪判處了3，777，380人，其中判處死刑的642，980人，判處25年以下勞改和監禁的2，369，220人，判處流放和驅逐出境的765，180人。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應得，多少是錯判的，該報告沒有分析。戈爾巴喬上臺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緬采夫和雅科夫列夫為首的清查委員會進行復查，最后確定，從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為3，853，900人，其中被處死刑的827，995人。想來，作為戈爾巴喬夫得力助手、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的雅科夫列夫是不會有意縮小這一數字的。

　　應該對斯大林的肅反問題進行科學的分析，從中吸取教訓，而不是簡單地加以譴責。我們黨就是這樣做的。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黨針對赫魯曉夫借肅反問題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曾經指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國內外階級斗爭十分激烈，蘇聯肅反是完全必要的。衛國戰爭中蘇聯國內基本上沒有出現“第五縱隊”，德占區也沒有出現偽政權，除了少數被俘變節人員外，基本上沒有俄奸（這一點同我國抗日戰爭中的情景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不能不承認這是肅反的成績。但“斯大林的個人專斷的工作方法，曾經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蘇聯黨的生活中和國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了一部分社會主義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許多工作中嚴重地脫離群眾，個人專斷地決定許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嚴重的錯誤。……斯大林在肅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這條戰線上的任務，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

　　僅僅從事實出發，還不夠，還需要有正確的分析方法。正如列寧指出的，社會現象是復雜的，你可以為任何論點找到任何數量的事實和材料。社會主義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發展的，充滿了矛盾。為了正確評價整個社會主義實踐，必須根據基礎性的、本質性的材料來作出判斷。在討論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時，有人喜歡講“真相”，從檔案里面找點材料，仿佛這就把人鎮住了。其實這并不能說明問題，很可能是“瞎子摸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陷入片面性。

　　那么評價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基礎性、本質性材料是什么呢？毛澤東提了兩條：一是建設了社會主義，二是打敗了法西斯德國。

　　沙俄是一個經濟十分落后的國家。1913年（沙俄經濟最好的一年）俄國工業總產值僅為美國的6.9%，英國的22%，位列世界第五位。經過60多年的的社會主義建設，到1983年戈爾巴喬夫上臺的時候，蘇聯工業總產值達到美國的80%，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強大的工業國。而這一成就，是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取得的：兩次世界大戰，蘇聯的領土都是主要戰場，蘇聯的經濟遭到了戰爭的嚴重破壞，第一次世界大戰工業生產下降36%，第二次世界大戰工業生產下降22%。而美國非但沒有遭到戰爭的破壞，還發了戰爭財，戰爭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在壞境順逆迥然不同的情況下，取得這樣的成就，不能不說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這一成就，連一貫反共的丘吉爾也不得不佩服。他在斯大林去世的時候說，斯大林接手的時候，蘇聯是馬拉犁的落后的農業國，而他離開的時候，蘇聯是擁有原子彈的強大的工業國。這個不爭的事實，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主要方面。這一事實，作者也無法否定。但他一方面承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卻又說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這不自相矛盾了嗎？失敗的模式怎么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呢？對此，作者也不作一點解釋。

　　另一個事實是，希特勒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進攻蘇聯，當時蘇聯在基本上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全體人民，英勇奮戰，打敗了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扭轉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這很好地說明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支持、擁護的本質。如果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樣，蘇聯人民生活在恐怖制度下，成天提心吊膽，戰戰兢兢，怎么能打贏這場戰爭呢？

　　我們并不否認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犯過許多錯誤，社會主義制度也存在許多弊病。但要對這些失誤、弊病做具體分析。第一，要擺正這些失誤、弊病在整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位置。它們是處于第二位的，次要的。正像毛澤東強調的那樣，它們“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擺正成績與失誤的位置，分清主流、支流，這對判斷問題的性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二，要分析問題的根源是什么。毛澤東在分析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時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正確的，他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句話，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些是完全正確的。基本制度符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符合經濟基礎的需要，必須充分肯定。但蘇聯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具體制度，也就是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確實存在許多弊病，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方針、政策，工作作風以及思想方法，確實有許多失誤。問題是在這個環節上發生的。第三，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既然基本制度是正確的，問題是在具體體制、運行機制的環節發生的，那么，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不符合經濟基礎需要的的具體體制、運行機制，調整具體的方針、政策，轉變工作作風。出現的失誤、存在的弊病，只是證明改革（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必要性，而不能證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失敗的，不能成為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理由。

　　還必須指出，出現失誤、弊病，一定程度上也是難以避免的。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情況復雜，國際環境又十分險惡。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誰也無法保證不犯錯誤。加上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沒有前人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把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國情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既然是探索，就難免犯錯誤。正如列寧指出的：“在這樣嶄新、艱難和偉大的事業中，缺點、錯誤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樣對待這些錯誤呢？列寧強烈地批評了那種“對這些缺點采取譏笑（或幸災樂禍）態度”的人，說他們是“除了維護資本主義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無頭腦的人了。”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寶貴的財富，都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革命和建設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毛澤東一再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犯一些錯誤，是誰也不能避免的。人們的主觀認識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同客觀實際完全一致。重要的是要總結經驗，在前人的基礎上糾正錯誤，繼續前進。利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失誤就輕易地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貶之為“失敗”，予以否定和咒罵，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鄭重的態度。

　　有人說，這是為蘇聯辯護，蘇聯都垮了，你們還要辯護？仿佛一句話就把我們的分析駁倒了。我們倒要反問一句：為蘇聯的正確方面辯護，有什么錯？上世紀50年代中期，滿世界都在批判“斯大林主義”，斯大林已經成為不言而喻的貶義詞。當時我們黨站出來，理直氣壯地為斯大林辯護。毛澤東在政治局開會時說，在斯大林的一生中，犯過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較，畢竟是第二位的。科學地評價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確方面（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衛社會主義，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丑化了無產階級專政，丑化了社會主義制度，丑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丑化了偉大的蘇聯，也丑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我們黨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明確表態說：“如果一定要說什么‘斯大林主義’的話，就只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今天，在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氛圍下，我們應該像當年毛澤東捍衛斯大林正確方面那樣，理直氣壯地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正確方面（這是基本的方面）進行辯護，這并沒有什么輸理。

　　三、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恰恰是背棄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的惡果，它不能證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

　　作者證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的另一個根據是，蘇聯沿著十月革命道路走了70年，最后垮臺了。這就涉及另一個問題：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原因是什么？是堅持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還是背棄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如果是堅持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那么它證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如果是背棄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那恰恰從反面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確的，必須堅持，放棄不得。

　　我們先說一下，我們黨是怎樣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的。

　　1991年12月，蘇聯政局正在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就指出：“蘇聯東歐國家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內因，而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蘇聯東歐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確有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因素，但是歸根到底，是蘇聯東歐黨的領導者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路線，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嚴重脫離了群眾所造成的。”

　　1993年8月，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塵埃已經落地，他在使節會議上又講：“東歐演變、蘇聯解體，說到底，是因為執政的共產黨出了問題，背棄了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不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共產主義的目標、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因此才導致政治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的錯誤。”

　　1998年12月，他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再一次指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里搞垮了。蘇聯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都比較雄厚，資源豐富，人民的文化素質也是高的，但眼看著解體了，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深刻得很啊！”

　　2001年4月2日，江澤民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垮臺，最后蘇聯也解體了。除了這些國家長期積累的經濟、政治、社會矛盾和西方國際長期進行‘西化’、‘分化’戰略這個原因外，關鍵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內部出了問題，危機時刻黨內在政治上發生重大分歧，導致政治局面一發不可收拾。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重要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1991年5月，我去蘇聯訪問見到戈爾巴喬夫，我談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他笑起來了。他的意思是現在什么時代了，你還說這一套。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是難逃歷史責任的。由于蘇共放棄了上述對社會主義制度來說生死攸關的東西，蘇聯就被葬送了。”

　　他得出結論：“蘇聯東歐的變化，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

　　這一系列講話，把蘇聯向資本主演變的決定性原因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蘇聯演變不能證明十月革命道路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蘇聯演變正是背棄十月革命道路導致的。

　　進一步的問題是，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怎樣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演變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呢？這就涉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了。他一上臺就到處講改革，儼然是以改革家自居。改革，誰能夠反對呢。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仍然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需要通過改革解決矛盾，推動社會主義前發展。不改革，社會主義就停滯了、僵化了，那樣的社會是沒有出路的。所以鄧小平說，不改革，是死路一條。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對的，關鍵是按照什么樣路線進行改革。鄧小平在講不改革是死路一條的同時，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也是死路一條。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是葬送在戈爾巴喬夫的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改革手里的。

　　那么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怎么葬送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呢？這里只能簡單地說一下。首先他完全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攻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是他的改革的前提。他提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遭到了戰略性的失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弊病是存在“三壟斷”：政治上，共產黨領導，黨對政權的霸占，排除了其他政黨通過競爭掌握政權的可能，這是政治壟斷；經濟上，公有制占統治地位，消滅私有制，排除了公民選擇其他所有制的權利，這是經濟壟斷；思想上，馬克思主義居于指導地位，指導思想一元化，排除了人們吸收其他先進文化的權利，這是精神壟斷。這些壟斷導致了各個領域出現異化現象，政治上共產黨對政權的霸占，導致人與政治、與政權的異化；經濟上公有制的統治，導致人與財產、與所有制的異化；思想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導致人與文化的異化。改革的任務就是克服壟斷，消除異化。說白了，他的改革就是要徹底顛覆社會主義制度。

　　他是怎樣進行改革的呢？按照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他的改革，第一，在政治上，放棄共產黨領導，實行多黨制，憑選票輪流執政。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提出實行多黨制，接著修改憲法，刪除第六條（即規定共產領導地位的那一條），當時我們黨中央就向全黨發出通知，斷定蘇聯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的不歸路。第二，經濟上，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開始時籠統地主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緊接著就提出對國有經濟實行非國有化，很快就提出全面私有化，徹底消滅公有制經濟，恢復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統治，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第三，思想上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主張指導思想多元化，實際上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當作指導思想。這一套改革主張付諸實施，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迅速瓦解，很快資本主義制度就復辟了。

　　很明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是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決定性因素。蘇聯的演變，不是十月革命道路錯了，而是拋棄、否定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惡果。它從反面證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確性。

　　我們的結論是，十月革命道路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任何國家都必須走十月革命道路。歷史的正反兩面的經驗證明，堅持十月革命道路，革命和建設才能取得勝利；否定、拋棄十月革命道路，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的垮臺、資本主義的復辟。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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