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清：操縱俄羅斯——揭秘哈佛大學俄羅斯丑聞
點擊： 作者：李淑清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7-11-10 12:00:17
在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經濟崩潰中，西方有沒有發揮作用？怎么發揮作用？發揮了多大作用？這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此為中俄資訊網摘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作者為李淑清的文章，本文通過喬治梅森大學威德爾教授的調查，揭示了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經濟崩潰中，以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為主的西方顧問及其背后的有關西方國家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俄羅斯經濟私有化過程中，經濟寡頭和西方對俄羅斯人民通過各種手段實施了無情掠奪，給俄羅斯人民造成深重災難。這樣的教訓，值得我們深思和警惕。
一、“操縱俄羅斯”
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新美國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吉妮·R威德爾曾對包括波蘭和匈牙利在內的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進程進行過廣泛調研。威德爾教授到俄羅斯對俄經濟“改革”進程進行觀察，發現了奇怪的事情：無論訪問哪個組織，她發現都是同一小組的人在控制和施加影響。
這個極具影響力的專門小組是由幾位哈佛大學的學者和俄羅斯高官組成的。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國際開發署委托給哈佛大學一項任務：把俄羅斯經濟轉變為市場體制。這個小組中的俄方成員包括圍繞在“俄羅斯私有化之父”安納托利·丘拜斯周圍的官員及其支持者——通常被稱為“圣彼得堡幫”或“丘拜斯派”。“丘拜斯派”和美國國際開發署共同負責運用西方資金推動俄羅斯經濟轉型的任務。
勞倫斯·薩默斯——后來成為哈佛大學校長，對哈佛大學學者和丘拜斯派制定的“改革”政策給予了支持。為了了解哈佛大學在俄羅斯經濟“改革”中的作用，首先對一些哈佛大學專家和俄羅斯高級官員進行簡要地介紹。
哈佛大學方面的關鍵人物：
勞倫斯·薩默斯，在1983年28歲時成為哈佛大學終身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1991～1993年）；1993年到2001年在美國財政部供職，1999年成為財政部長；薩默斯處于哈佛大學、美國政府和俄羅斯三方聯系的中心位置；2001年到2006年擔任哈佛大學校長。
杰夫瑞·薩克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是“休克療法”的主要制定者，該“療法”試圖通過突然取消價格和貨幣管制的方式促進市場體系的發展；薩克斯在1995年至1999年間擔任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的負責人。
安德烈·施萊費爾，俄裔美國經濟學家；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在俄羅斯項目的主管；起草了俄羅斯援助計劃；后來被美國政府依照虛假索賠法起訴，最后同其妻子、對沖基金經理南希·齊默曼共同賠償了200萬美元。
喬納森·海，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1992年到1997年擔任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在俄羅斯的總負責人，之后因為以權謀私被解職；和施萊費爾一起成立了很多民間組織，包括俄羅斯私有化中心；幫助丘拜斯起草了俄羅斯經濟“改革”藍圖；作為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在俄羅斯的負責人，海是“丘拜斯派”和外國援助機構的重要中間人；1997年5月，海被解除哈佛國際發展協會俄羅斯項目的工作，原因是“利用（哈佛國際發展協會）職務從事謀取私利的活動”。
俄方關鍵人物：
安納托利·丘拜斯，俄羅斯私有化中心主席以及負責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機構——國有資產委員會的主席。丘拜斯還是1996年葉利欽成功連任總統的競選經理，之后成為總統辦公廳主任和第一副總理。
馬克西姆·博克，丘拜斯的親密同事，1993年至1997年擔任俄羅斯私有化中心首席執行官，之后擔任國有資產委員會主席，后因被揭露從一家受益于私有化的公司獲得了9萬美元而遭解職。
艾爾弗雷德·柯克爾，丘拜斯的另一位親密同事，曾任俄羅斯私有化中心副主席，1996年博克遭解職后被任命為國有資產委員會主席，1997年被曝偏袒一家受益于私有化的公司。
二、“休克療法”：全休克，無治療
1991年從夏末到初秋，就在蘇聯解體前幾個月的時間，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和俄羅斯官員聚集在位于莫斯科郊區的一棟別墅里，他們的使命是確定俄羅斯經濟的未來進程。憑借在波蘭的經驗，杰夫瑞·薩克斯成為起草俄羅斯經濟改革總體計劃的關鍵人物。在這次會面上，丘拜斯和安德烈·施萊費爾成為親密朋友。施萊費爾于1961年出生在俄羅斯，1976年移民美國，是勞倫斯·薩默斯的親密同事。丘拜斯和施萊費爾的合作很快成為俄羅斯國有資產私有化背后的主要驅動力。
1991年年末，葉戈爾·蓋達爾出任俄羅斯財政部部長，后任副總理，1992年6月至12月任總理。蓋達爾引進了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該“療法”包括突然解除價格和貨幣管制，取消國家補貼，立即實行貿易自由化。
但是“改革”帶給俄羅斯經濟的是“休克”，幾乎沒有療效。惡性通貨膨脹一年內把商品價格推高了2500%，隨著日用必需品價格的飆升，很多人一夜之間失去了大部分財產。最大的受害者是不得不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來購買必需品的普通民眾。
1992年春末，丘拜斯還進行了大規模的贈送，向每一位居民贈送一股原公有制公司的股份。但是，通貨膨脹使居民所得到的代金券（設定價值為1萬盧布）在一兩年內幾乎一文不值。98%的俄羅斯人得到了代金券，其中大部分人不知道代金券的價值，或者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代金券。很多人被勸說把代金券放在了投機者倉促成立的代金券基金中，結果基金倒閉或者被騙。馬歇爾·I戈德曼評論道：“對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代金券基金是普通俄羅斯人被國家或者金融機構虐待的又一個例子。這一結果有助于解釋為什么那么多俄羅斯人（3700萬）忽視代金券基金，出售代金券變現或者用來換取一瓶伏特加。”
此外，衛斯理大學教授彼得·拉特蘭指出：俄羅斯最賺錢的公司在石油、天然氣和金屬行業，這些公司大部分被排除在公共贈送計劃之外。實際上，丘拜斯把這些公司的股份給了俄羅斯銀行來換取政府貸款。當政府拖欠貸款時，銀行最終得到了最賺錢的經濟部門的巨額股份，如諾里爾斯克鎳礦以及尤科斯和西伯利亞石油公司。然后，新興寡頭們幫助葉利欽于1996年9月獲得連任。
哈佛大學是通過安德烈·施萊費爾與俄羅斯的代金券計劃聯系起來的，施萊費爾與馬克西姆·博克合寫了一篇關于代金券和私有化的文章，發表在《金融經濟學雜志》上。他們在文中把代金券制度描繪成“近期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全面的、快速的、幾乎免費的”。他們稱贊代金券自由交易促使金融市場出現了、鞏固了大投資者的所有權。從這篇文章看，俄羅斯公民個人的結局從一開始就可以預料了。
三、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及其俄方盟友
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的起源可追溯到1962年，當時，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因為為美國情報機構提供有關軍備控制、對外援助、對外發展等方面的咨詢服務而備受爭議，為此，成立了“發展咨詢服務”機構。新成立的機構與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有聯系，但在組織結構上是獨立的。該機構于1974年更名為哈佛國際發展協會。
從1974年到2000年，哈佛國際發展協會一直是哈佛大學協調發展援助、培訓，以及非洲、亞洲、中東歐和拉丁美洲研究的中心。1992年，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從布什政府得到了首批210萬美元的撥款，隨后幾年，因為俄羅斯項目的工作，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得到4040萬美元撥款。但是，美國國際開發署“引用證據證明兩位管理者從事‘謀私’活動”，于1996年5月取消了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的專項資金。
吉妮·R威德爾教授指出，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獲得如此巨額的撥款是極其特殊的。更令人吃驚的是，美國國際開發署不僅給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大量撥款，而且還委托其聯合機構監督資金的控制和管理。也就是說，哈佛國際發展協會聯合機構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們可以在監管自己對手的同時又從美國國際開發署資助的重大資金中受益。
俄羅斯項目的兩個中心人物是該項目負責人安德烈·施萊費爾和喬納森·海。由于所實施的私有化政策屢受攻擊，丘拜斯經常跳過議會聽證會，靠總統令來實施他的命令。這樣，由海及其同伴起草的政策不經民主程序就直接執行了。國家前途所依仗的重要的經濟“改革”法律，竟然是由一小撮親西方的當權者和外國人制定出來的，而且甚至不提交議會討論。丘拜斯和哈佛大學之間親密合作不僅對俄羅斯進行了經濟掠奪，而且無視俄羅斯新興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
丘拜斯派通過給予贊助人特權（或賄賂）賺了大筆錢。尤其令民眾憤怒的是“丘拜斯派”個人所著或者共同創作的書籍得到了難以理解的巨額報酬。例如，丘拜斯和四名高級官員因合著一本18頁的題為《俄羅斯私有化史》的小冊子而每人得到9萬美元的報酬。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商隸屬于Oneksimbank集團，該集團是幾次激烈的私有化斗爭的贏家，賣掉了其所持有的電信巨頭——俄羅斯國有電信公司和世界最大鎳生產商——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的股份。丘拜斯及其同伴受到民眾和媒體的廣泛詬病，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葉利欽解聘了三名官員——但是沒有丘拜斯。后來，葉利欽免去了丘拜斯財政部長的職務，但拒絕其從政府徹底辭職，仍讓他擔任俄羅斯第一副總理。
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哈佛大學熱心支持“丘拜斯派”充滿腐敗的私有化計劃。由于葉利欽政府采取“親西方”政策，美國政府也全力支持葉利欽，對其政府的腐敗視而不見。當腐敗丑聞曝光后，美國財政部長說：“我們認為這是件好事。我們希望葉利欽當選，我們一點也不關心選舉腐敗，我們想為他的競選投錢。”
記者、俄羅斯專家安妮·威廉森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清楚明白地總結了俄羅斯政策失敗所付出的代價：“顯然，建立一個金融資本主義帝國是一項昂貴的事業。費用由誰來支付呢？首先，由美國納稅人通過多邊和雙邊援助的方式直接支付；由俄羅斯工人通過被欠薪和自己國家的財產不斷減少的方式間接支付。其次，由俄羅斯人民通過被剝奪了交換手段的方式來支付，這是因為俄羅斯銀行和貿易部門快速社會化，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緊縮政策只允許俄羅斯中央銀行發行很少量的盧布。”
四、失蹤的援助資金
在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和丘拜斯派開始制定計劃，成立獨立的代理機構來處理一些國際組織的援助。俄羅斯私有化中心在這個時候誕生了。
1992年11月，經總統令宣布成立的俄羅斯私有化中心是西方援助資金進入俄羅斯的窗口。已經是國有資產委員會主席的丘拜斯成為俄羅斯私有化中心主席，哈佛大學學者參與了該中心的創立、運作和項目工作，安德烈·施萊費爾作為董事會成員對該中心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的幫助下，俄羅斯私有化中心從美國國際開發署得到了4500萬美元的資金，從歐盟、日本、德國、英國Know How基金以及很多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得到了更多的數以百萬計的撥款。俄羅斯私有化中心還從世界銀行得到了5900萬美元，從歐洲銀行得到了4300萬美元的貸款，而所有這些貸款都需要由俄羅斯人民在某一時刻償還。
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用這些援助資金成立了許多民間組織，聯邦證券委員會是其中之一，它相當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其成立是通過總統令頒布的。前國有資產委員會副主席德米特里·瓦斯里烏進入該委員會，在丘拜斯手下擔任副主席。
由哈佛國際發展協會成立、美國國際開發署和世界銀行提供資金的另一個機構是法律經濟研究所，其成了幕后交易和欺騙的一個范例。總部位于波士頓的對沖基金經理、安德烈·施萊費爾的妻子南希·齊默曼就是研究所的早期客戶之一。齊默曼和法律經濟研究所后來被指控利用內幕信息進行非法合作投資。
相當于美國聯邦審計署的一家俄羅斯會計機構調查了俄羅斯私有化中心對援助資金的使用情況。該機構在后來的一份報告中總結稱：“錢沒有按指定方式使用……被用在了無法確定的什么事情上。”
很難查明這些援助資金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我們可以從1999年9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報道中得到一些信息。這篇報道稱，紐約的調查人員懷疑來自俄羅斯基金的100多億美元非法存在了紐約銀行，其中有些錢甚至可能來自199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付給俄羅斯以幫助其進行經濟“改革”的200億美元。
威德爾教授強調說，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捐助者基本上都對由哈佛大學和“丘拜斯派”管理的俄羅斯私有化中心進行了援助。她還指出，更令人吃驚的是俄羅斯私有化中心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但是，它卻像政府機構一樣發揮作用，而又沒有政府機構的責任。”
實際上，所有的國際機構都是把俄羅斯私有化中心當作政府機構對待的，這是因為包括丘拜斯在內的工作人員都是中央政府官員。威德爾教授表示，當她問一位世界銀行官員，世界銀行是否對一家非政府機構進行過經濟援助時，該官員否認了。
俄羅斯私有化中心的確切性質從一開始就明顯被故意模糊了。其結構的非政府性是一種出于安全考慮的安排：如果相關方的秘密行動被發現，這種安排方便他們隱瞞自己特定的地位和責任。兩組不同國籍和文化的人結合，他們可以互相利用、互作擋箭牌，俄羅斯方面可以指責哈佛大學方面，哈佛大學方面可以指責俄羅斯方面，這是一種可以互相推諉的方法。
這兩組人——哈佛大學學者和“丘拜斯派”——還完全阻止其他機構參與俄羅斯項目。隨著兩組人濫用權力變得更加廣為人知，1996年美國國會決定由美國通用會計師事務所對美國國際開發署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項目進行審計。通用會計師事務所的調查結論是：哈佛國際發展協會實際上控制著美國國際開發署的項目，但是卻極端無視自己的職責。
五、美國政府起訴哈佛大學
根據美國政府、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美國國際開發署簽訂的合同，哈佛國際發展協會人員及其家庭成員不得在俄羅斯進行投資。這一條款的目的是減少利益沖突。但是，施萊費爾和海，這兩位俄羅斯私有化項目的掌舵人，卻選擇了成為幕后交易的高手。
施萊費爾及其妻子南希·齊默曼在俄羅斯私有化達到頂峰時，于1994年7月開始對俄羅斯進行投資。南希·齊默曼，高盛公司前對沖基金經理，擁有并管理著自己的投資公司Farallion。這對夫婦還建議他們的朋友們也在俄羅斯投資，向朋友們提供內幕消息，讓他們隨意使用哈佛國際發展協會資金購買的設施和法律服務。1994年8月，施萊費爾開始購買石油公司的股票，同年11月，其投資額達到400萬美元。這些投資的90%是通過齊默曼的公司進行的，其余的是直接投資。為了隱藏身份，他們用了施萊費爾岳父的名字。1996年，這對夫婦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大膽，他們擴大了投資。齊默曼在俄羅斯成立了一家公司，開始用貸款購買俄羅斯的短期政府債券。根據美國政府的指控，他們把這些債券的利潤轉移到美國銀行，假裝償還銀行貸款，然后把錢又轉移到Farallion公司。向這對夫婦提供法律咨詢的海也用自己的錢和父親的錢買了短期政府債券。當時，俄羅斯的短期政府債券依賴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正是勞倫斯·薩默斯批準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俄羅斯政府的貸款。施萊費爾、海和“丘拜斯派”的人都投資了這些俄羅斯短期債券并獲利。
據韓國周報《韓民族21報》1998年9月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對這些短期債券的投資是導致盧布貶值和俄羅斯政府最終宣布暫停償還債務的原因。作為經濟“改革”計劃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建議俄羅斯政府發行債券以控制通貨膨脹、培育資本主義市場。在葉利欽總統任職的7年時間里，俄羅斯發行了大約7000億美元的短期政府債券，其中的2000億美元由外國投資者持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幾乎所有的外國投資者同時撤出資金，導致盧布貶值，俄羅斯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宣布暫停償還債務。
1996年8月，海的朋友伊麗莎白·赫伯特獲準開辦帕拉達資產管理公司，這成為俄羅斯第一家共同基金公司。帕拉達公司還獲得了專有管理權，來管理預留的用于幫助投資者挽回損失的政府基金。哈佛大學是這些秘密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如前所述，哈佛大學管理公司通過參與內幕拍賣獲得了巨額利潤。
盡管美國聯邦審計署的報告指出了哈佛俄羅斯項目存在的問題，美國國際開發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是沒有采取后續措施。直到1997年2月，伊麗莎白·赫伯特開辦的共同基金公司獲得批準背后的徇私行為被揭露后，形勢才發生了變化。1997年5月，哈佛俄羅斯項目被停止，海被哈佛國際發展協會解雇，施萊費爾也辭去俄羅斯項目主管的職務，美國國際開發署同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的合同終止。
2000年9月，美國政府對哈佛大學和安德烈·施萊費爾、喬納森·海、南希·齊默曼、伊麗莎白·赫伯特提起訴訟，要求賠償12億美元，提出了11項指控，包括欺詐、違反合同規定和虛假索賠。訴訟的主要問題有兩個：第一，哈佛投資者是否將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的資源用于他們自己或者朋友們的個人業務和投資；第二，他們是否濫用職權利用內幕信息獲利。施萊費爾提出了利益沖突政策不適用于擔任俄羅斯顧問的他。因此，施萊費爾和海是否違反了針對政府官員的規定成為問題的關鍵。
2004年，美國地區法官道格拉斯·伍德洛克認定施萊費爾和海的行為違反《虛假索賠法》。伍德洛克說：“我發現哈佛大學和美國國際開發署之間的合作協議是有效合同，據此，他們有責任避免利益沖突。”2005年8月，哈佛大學、施萊費爾和美國司法部門達成協議，根據該協議，哈佛大學賠償2650萬美元來解決這場長達5年的訴訟，施萊費爾也承擔20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金，海的賠償金額將根據其今后的收入定為200萬美元到400萬美元。根據庭外和解協議，南希·齊默曼的公司賠償150萬美元。賠償總額達到3100萬美元，這成為哈佛大學歷史上涉及金額最大的訴訟案。
訴訟之后，一位經常訪問俄羅斯的銀行家說：“那些哈佛人傷害了他們自己，傷害了哈佛，傷害了美國政府。”這種判斷只對了一半。哈佛鼓動的俄羅斯經濟崩潰的最大受害者不是施萊費爾，不是海，不是哈佛，甚至也不是美國政府，而是俄羅斯人民。
六、美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1998年8月，當對哈佛國際發展協會的調查正在進行時，俄羅斯進入極端緊急狀態，在盧布暴跌之后宣布暫停償還債務。當然，俄羅斯經濟危機不完全是由哈佛大學參與者造成的。但是，哈佛大學對俄羅斯經濟“改革”的管理和腐敗丑聞在很多俄羅斯人的頭腦中留下了噩夢般的記憶。像大多數與哈佛大學有關的不便宣揚的事件一樣，美國主流媒體對哈佛大學俄羅斯項目丑聞幾乎沒有報道。隨著長達5年的法律程序的結束，這一丑聞最終被很多人淡忘了。現在，大多數美國人不記得或者不知道哈佛大學同俄羅斯新興寡頭的關系以及哈佛大學曾經參與過俄羅斯的經濟“改革”。
最令人關注的問題是，美國政府是否知道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發生的事情？1998年11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該文章揭露美國副總統艾爾·戈爾故意駁回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關于俄羅斯總理維克托·切爾諾梅爾金腐敗問題的報告，之后美國中央情報局被命令不得再對該問題進行報告。文章還指出，美國政府對當時正在發生的眾多的腐敗丑聞毫不重視。
然而，美國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在密切關注著俄羅斯的局勢。人們可以推斷出：美國政府要么不關心俄羅斯經濟是否被摧毀，要么真的希望俄經濟被摧毀。在俄羅斯共產主義體制崩潰后，美國希望從俄羅斯得到的肯定是符合美國需要的政治和經濟體系重組——或者至少是俄羅斯永遠不強大到足以再次與美國對抗。
看一下美國媒體是如何描述俄羅斯“進步”到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的，這是很有趣的。蘇聯專家史蒂芬·科恩寫道：俄羅斯被指定為20世紀90年代“表現最好的新興市場”，盡管俄羅斯是當時表現最差的現代經濟體。同樣，盡管該國大約75%的人陷入了貧困，超級大國變成了乞丐國家，盡管俄羅斯出現了20世紀和平時期最嚴重的工業蕭條，仍然被稱為“改革取得了顯著進步”，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七、“夢之隊”現狀
俄羅斯丑聞的主角們現在怎么樣了？根據威德爾教授的信息，“丘拜斯派”成員仍然保留了政府技術崗位。丘拜斯在1998年到2008年期間擔任國有電力公司的董事長，目前是俄羅斯納米技術集團公司董事長。
哈佛大學的金融天才們怎么樣了呢？
2006年，《紐約時報》指出，勞倫斯·薩默斯被免除哈佛大學校長職務后，被奧巴馬總統任命為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獲得任命后，薩默斯在拯救華爾街脫離很大程度上由華爾街自身所制造的金融危機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留在哈佛大學任教的施萊費爾于1999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這是經濟學領域兩項最負盛名的榮譽之一。
喬納森·海曾在紐約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國際律師，現在受雇于烏克蘭的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俄羅斯項目停止后，海與伊麗莎白·赫伯特結婚；赫伯特于1998年賣掉了她的共同基金公司。
杰弗里·薩克斯1999年辭去哈佛國際發展協會負責人的職務，成為肯尼迪學院國際發展中心的負責人。哈佛國際發展協會解散后，其130萬美元的資金被轉移到了國際發展中心。
哈佛大學俄羅斯項目的主角們基本上沒有受到丑聞和災難性后果的影響。哈佛大學關系如此強大，以至于即使做了低劣的決策，似乎對哈佛大學所屬個人的發展軌跡影響也不大。威德爾教授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哈佛大學俄羅斯丑聞被歸罪于少數人，而不是整個組織。威德爾說，通過觀察哈佛大學和“丘拜斯派”，她逐漸認識到一個新的群體已經形成，這個群體行使權力和施加影響的方式與過去截然不同。“今天的最高權力掮客是擁有多重身份的人，擔任政府顧問、商業顧問，可能還屬于某個智庫，還與媒體合作宣傳自己的觀點。雖然一直在說自己是為了公共利益工作，但是實際上是為自己。與過去相比，新政治掮客更不容易被察覺，更身兼數職。”
（來源：中俄資訊網摘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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