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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方向問題是事關改革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進程中我們要始終注意把握好這一問題。在改革問題上長期存在自由主義即資本主義取向的改革觀，其實質是要改變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爭論大多與此相關。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是我們黨推進改革的實質和方向，也就是說，中國無論如何改革，都不能改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如果方向變了，改革的性質必然就變了。對此，鄧小平提出，要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就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黨都要清醒地認識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前提和根本政治保證，“離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頁。】。與此相反，新自由主義改革觀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視為推進改革的最大障礙，將四項基本原則視為最大的“意識形態阻力”。

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有的人將國有企業的存在視為改革的障礙，有人甚至提出發展和壯大國有企業同“世界發展潮流”相違背，有學者認為：“無論是從中國的歷史教訓來看，還是從國際經驗來看，‘國有經濟強國論’都是難以成立的。當前，正值中國朝野推動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的時期，我們需要走出傳統思想的束縛，反思這種思想的合理性，在強國環伺的當今世界重新思考強國之道。”【曹正漢：《反思“國有經濟強國論”》，《炎黃春秋》2014年第7期。】這一觀點的實質和要害就在于它用所謂的“國際經驗”否定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否定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發展中的獨特作用。我們之所以要反對新自由主義否定國有企業的主張，根本原因在于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最重要的內容，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和壯大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保障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基礎。

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有些人總是將是否實行西方的政治制度視為評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成敗的唯一標準，認為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是虛假的，西方國家實行的民主制度才是真實的。有些人提出，當代中國所有問題都應歸結為沒有實行“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西方學者認為，西方民主進程與其他可行的統治人民的方式相比至少在三個方面是優越的：“首先，它可以促進自由的發展……它鼓勵并允許在道德自治水平上的自治，它促進更多其他和更特殊的自由，這些民主內在于民主進程，或者是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或是因為那些支持民主進程思想和實踐的人們也常常贊同其他自由的存在。其次，民主進程促進人的發展，不僅僅發展實踐處決能力、道德自治和為自己選擇負責的能力。最后，它是人們得以保護和促進與別人共享的利益和好處的最確定的方式。”【[美]達爾：《民主及其批評者》，曹海軍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5頁。】從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看，上述三個方面的優勢只是學者的自我感覺而已，人的自由發展和利益共享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中國有些學者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歷史性和根本缺陷，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將它視為醫治社會百病的靈丹妙藥。

在當代中國，有許多人對西方所謂“自由選舉”制度推崇有加，而一些當代西方學者對西方選舉制度卻進行了深刻反思，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有沒有“自由選舉”是西方民主理論界定“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的首要標準，如何認識西方“自由選舉”的實質和作用，有西方學者指出：“不能把民主制度只說成搞‘自由選舉’。對民主制度的衡量，全看它有沒有充分的能力提出社會需求，并使社會的需求變得合乎情理……如果把民主政治界說為對社會的需求做出制度上的反應能力，那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目前是生活在前面所說的民主制度倒退的時期。”【[法]阿蘭·圖海納：《我們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狄玉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30頁。】事實上，選民的權利極其有限，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們沒有決定權，“在實踐中，我們知道，被稱為民主的那些政治體制只為公民在政府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角色空間。他們被賦予在定期選舉中投票的權利，偶爾有重大憲法問題需要決斷時會以全民公決的方式征詢他們的意見，也允許他們結成團體就與自己有關的問題游說議員，但這些就是公民權威的極限了。決定民主社會之未來的真正權力顯然是掌握在少數人——政府部長、公職人員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國會議員或其他立法機構成員——的手中。我們自然會問：為什么是這樣？如果民主是政治決策的最好方式，為什么不把它變成現實，讓人民自己對重大問題直接作出決定？”【[英]戴維·米勒：《政治哲學與幸福根基》，李里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39頁。】

在文化體制改革問題上，有人提出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就是要使文化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有學者認為：“如果當下的中國謀求文化繁榮，不能不汲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徹改阻礙文化發展的制度安排，為文化勃興創造自由、寬松的社會環境。首先，這要求給文化松綁，讓文化不再為政治服務，讓文化不再是宣傳的工具，讓文化脫離意識形態的桎梏，讓文化獲得獨立的價值和地位。”【王建勛：《自由是文化繁榮的必要條件》，《炎黃春秋》2011年第12期。】關于當代中國文化發展問題的討論中存在許多抽象文化觀，其核心就是將西方文化價值觀視為普世價值，中國的文化發展和改革就應該以西方文化價值觀為指導。有的人甚至提出，中國的改革必須以“普世價值”為指導，有學者提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卻仍然堅持著計劃經濟時代的意識形態，嚴重地阻礙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發展。為什么會這樣？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找對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沒有找準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沒有在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杜光：《普世價值：一個時代性的重大課題》，《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這種改革主張無視基本事實，盲目崇拜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具有明顯的形而上學性，是洋教條在作怪。

以上種種在改革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其實質都是用西方的理論裁剪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面對形形色色的改革主張，特別是“全盤西化”的改革觀，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同志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

姜迎春，察網專欄作者，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節選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2期《論“四個全面”與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關聯》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