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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國歌作者一語道破蘇聯解體原因：數以千萬計的共產黨員卻沒有共產黨人！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紅色經典研究”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19-03-25 11:29:55

 

 

 

蘇聯國歌作者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米哈爾科夫。（資料圖）

 

　　蘇聯與俄羅斯的文學史上有一個奇跡，就是詩人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米哈爾科夫曾經三次為國歌填詞。

 

　　米哈爾科夫生于1913年，父親是十月革命后被沒收了大部分財產的貴族，兒子尼基塔·米哈爾科夫是著名導演。其在2009年去世，享年96歲，是蘇聯文學史上最高壽的作家之一。

 

　　米哈爾科夫在1943年30歲時第一次為蘇聯國歌作詞。斯大林親自對國歌歌詞進行審定，并且七次就此同他會談，使得詩人一舉成名。而當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后來在1950年的時候才加入蘇聯共產黨。1977年十月革命60周年之際和2000年普京上臺后，米哈爾科夫應邀兩度修改歌詞，前一次刪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后一次則進一步刪去“列寧”、“共產主義”，增加了“上帝保佑”的內容。　

　　米哈爾科夫認為，了解盛極一時的蘇聯為什么突然垮臺，首先必須要明確“共產黨員”和“共產黨人”這兩個概念。“共產黨員”指的是加入了共產黨，有黨證的那些人。“共產黨人”指的是信仰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并且愿意為這一信仰流血犧牲的人。這兩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人不一定加入了共產黨，共產黨員也不一定信仰共產主義。

　　米哈爾科夫宣稱，他自己就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共產黨人。因為他本人是信仰基督教的，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起碼應該是無神論者。同時，他雖然擁護蘇聯共產黨執政與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卻做不到愿意為維護共產黨執政與社會主義制度流血犧牲。自己這樣達不到標準的人大量入黨本身就是一種問題，但更大的問題還是出在蘇聯領導機關上。

　　米哈爾科夫表示，自己在1943年完成蘇聯國歌創作之后，對于斯大林時代和之后各個時代的蘇聯領導人都有比較密切的交往。據他多年的觀察，斷定斯大林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不僅真誠地相信共產主義，而且愿意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自己。

 

　　例如，假如斯大林要是領導蘇聯走資本主義道路，完全可以塑造一大批當代俄羅斯財閥寡頭式的人物。這既能夠得到蘇聯領導干部的支持，自己也可以成為其中的一員。相反，如果要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阻礙了蘇聯一些人的發財之夢，對他自己也沒有任何好處。不過，因為斯大林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所以他不可能為個人的利益選擇走資本主義道路。雖然國歌里不再有斯大林的名字，但是任何人都不應該否認斯大林是偉大的領導人，因為其真正實現了共產黨把工農大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承諾。

 

　　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據米哈爾科夫自己跟蘇聯領導人多年的交往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去世之后的歷屆蘇聯領導人當中，雖然都是共產黨員，但是沒有一個是共產黨人。甚至像他自己那樣不信仰共產主義也不愿意為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流血犧牲，僅僅是擁護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領導人也越來越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類狂熱反對共產主義信仰，蓄意搞垮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共產黨員領導人”逐漸占了大多數。

 

　　米哈爾科夫宣稱，很多人想當然的認為，在共產黨執政的蘇聯共產主義者就會受重用。其實，隨著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幾十年如一日的“非斯大林化”，雖然其形式上還是共產黨執政，但是事實上共產主義已經成了體制內最大的政治不正確。像斯大林這樣愿意為共產主義事業犧牲自己的共產黨人是最排斥的。這種人連入黨都很困難，更不要說升職了。相反，那些不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員領導人”最喜歡反共人士，諸如政界的戈爾巴喬夫，文學界的葉甫圖申科之類，越反共在黨內升官越快。

 

　　以米哈爾科夫自己長期工作的蘇聯作協和俄羅斯作協為例，也可以看出蘇聯解體時的基本形勢。當時，蘇聯文學界分化為愛國派和自由派兩大陣營，前者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蘇聯解體，后者則積極鼓吹全盤西化。當時，俄羅斯作協一共有4500多人。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作協一分為二，兩大陣營各成立了一個作協。其中，參加自由派作協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約占16%，參加愛國派作協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約占84%。但是，在蘇聯解體前夕兩派的知名作家發表過關于當前局勢的兩封聯名信，并在作協的領導干部當中征集簽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聯名信上簽名的領導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愛國派作家的聯名信上簽名的領導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兩者的比例約為4:1。其他的各部門情況也與作協的情況大同小異。

 

　　也就是說，蘇聯解體時普通人中愛國派占了絕對優勢，但是在高層當中自由派公知卻占了絕對優勢。當然，即使是愛國派也就是米哈爾科夫這樣僅僅擁護蘇聯共產黨執政與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他們也做不到愿意為維護共產黨執政與社會主義制度流血犧牲。像819事件時那些領導人就沒有一個敢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反倒是葉利欽一類狂熱反共的人敢于殊死一搏。因此，黨和國家的垮臺也就不可避免了。

 

　　總之，蘇聯國歌作者米哈爾科夫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總結是：蘇聯只有數以千萬計的共產黨員卻沒有共產黨人，更缺乏斯大林這樣的共產黨人領袖，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類反共的“共產黨員領導人”在領導機關中占了絕對優勢。

 

附：

 

　　馬可：蘇聯解體的原因

 

　　從經濟結構上看，蘇聯的經濟結構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經濟，其基本特征是：在工農業之間的關系上以工業為主導；在輕重工業之間的關系上以重工業優先；在速度與效益的關系上速度第一：在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上生產第一，消費服從生產。重工輕農，片面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結構導致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調。

 

　　從經濟戰略上看，蘇聯的經濟戰略是粗放型和“數量趕超型”經濟，“速度第一”是蘇聯經濟發展的突出戰略方針，蘇聯長期以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主要靠多投入，高消耗來取得和維持的。粗放經濟增長的后果,一是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成本過高，單位產品的物質消耗量大大超過發達國家。這種戰略最終導致經濟發展成本增加，停滯不前。

 

　　在這種僵化的“蘇聯經濟模式”下，蘇聯的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具體表現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國民經濟（農、輕、重）比例失調；

 

　　第二，貨幣發行失去控制。

 

　　第三，債臺高筑。

 

　　第四，通貨膨脹率越來越高。總之，僵化的蘇聯經濟體制導致了蘇聯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進而導致信仰危機、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并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

 

　　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

 

　　蘇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存在著許多不利于民主、決策等方面的因素，成為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主要表現在：

 

　　1、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包攬國家和社會事務，使黨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客觀上削弱了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總的政治領導。憲法明確規定的權力機關——蘇聯最高蘇維埃和各級地方蘇維埃實際上處于黨的直接干預下，有名無實，這樣，所謂蘇維埃民主或蘇聯社會主義民主，自然只能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也就談不上人民能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

 

　　2、蘇共黨內形成高度集權的官僚體制，為個人專斷、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提供了可能。蘇聯官僚主義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高度集權，一切權力集中于各級黨的機關，黨的機關的權力又集中于書記手中，層層集中，逐漸變成個人領導，從而為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使黨的機關和組織變為個人的工具成為可能。

 

　　3、人民在這種制度下，離權力越來越遠。人民群眾逐漸與蘇維埃、與國家政權相疏遠，而脫離人民群眾的國家政權無法體現無產階級民主的優越性，也不會得到人民群眾衷心的支持和擁護，一旦遭遇風浪便難免發生震蕩，其履行國家權力的職能必然大受影響，也就失去了這個政權的合法依據，使國家失去了穩定的根基。

 

　　4、民族問題。民族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是蘇聯解體的又一重要原因。這些民族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在列寧之后，歷屆蘇聯領導人都缺乏科學的民族理論來指導民族問題的解決。他們信奉庸俗的國際主義，對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簡單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民族進程與社會進程看作是同步的，結果脫離了實際, 欲速則不達。

 

　　（2）錯誤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禍根。從斯大林時代開始，民族平等和友好原則就遭到了踐踏，大俄羅斯主義盛行, 強力推行一體化，強迫少數民族遷徙，不關心和尊重各個民族的價值，而注重怎樣消滅差異。結果傷害了一些民族的感情，種下了民族矛盾和沖突的禍根。而蘇共領導又長期視而不見或自欺欺人地粉飾太平，致使民族矛盾愈積愈多。最終民族問題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推動下，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發出來，最終致使統一的蘇維埃國家走向崩潰。

 

　　（3）蘇聯領導人由于理論上的貧乏和不成熟，導致他們長期沒有認識到國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蘇聯憲法規定，蘇聯是聯邦制國家，承認各民族有權建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物的機構，各加盟共和國有權脫離蘇聯。實際上，蘇聯是一個單一制中央集權國家。但怎樣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國自愿留在聯盟內，并保證他們行使自己的主權，蘇共領導是沒有從理論上和實踐中認真加以解決的。這無疑為聯盟的解體預留了一顆定時炸彈。

 

　　思想政策上的失敗

 

　　蘇聯的解體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導致這場悲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蘇共的失敗，而失敗的首先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蘇共后期部分領導人縱容或直接鼓吹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結果導致黨內思想混亂，為敵對勢力和西方思想的滲透打開了大門。

 

　　首先，蘇共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在理論上背離了馬列主義，失去了正確理論的指導，失去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造成黨內外思想混亂和社會政治動蕩。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上臺開始，蘇共就失去了正確理論的指導。

 

　　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不斷變化，科技革命迅速興起，蘇共領導人卻視而不見，黨的理論沒有新的發展，理論工作長期處于停滯狀態。

 

　　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了，不能用以解決現實問題，出現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也難應對。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不符合蘇聯社會仍然存在階級的現實；講“三無世界”（沒有戰爭、沒有武器、沒有軍隊）完全是一廂情愿，反而麻痹了黨和人民。有的俄共人士認為，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是一脈相承的。從赫魯曉夫開始，蘇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一直存在誤區，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也沒有搞清楚，一度認為已經進入了“發達的社會主義”，提出“15年建成共產主義”。到戈爾巴喬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鼓吹“民主化”、“公開性”，實際上是以野蠻的、強盜的方式破壞社會主義。雖然公開宣傳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但實際上制定了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實行錯誤的對外政策，加上黨的領導干部言行不一，說一套、做一套，搞特殊、搞腐敗，人民群眾從不滿發展到懷疑馬克思主義和對黨不信任，而這種情緒又總是被敵對勢力所利用，造成了嚴重后果。

 

　　其次，蘇共放棄了對思想領域的控制，出讓了文化輿論陣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通過因特網、CNN和好萊塢等思想宣傳工具不斷的向蘇聯選出自由、民主的觀念，最終導致蘇聯民眾觀念的變化，為后來蘇聯的解體而轉向資本主義打好了思想的基礎。同時，在對內宣傳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失誤。

 

　　其向人民簡單地宣傳蘇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人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跟宣傳的不一樣，反而對蘇共的宣傳產生了懷疑，為人們接受西方的思想買下了禍根。更為重要的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前一段時期里，雅科夫列夫控制新聞機構和傳媒，公開迎合西方敵對勢力的需要，大肆散布各種誹謗蘇共和蘇聯的輿論，宣揚西方的價值觀，鼓吹“全盤西化”，造謠誣蔑、丑化領導人的言論隨處可見，卻不允許正面意見在報刊上發表，加劇了群眾的思想混亂，毀掉了人民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

 

　　蘇聯解體是國內和國外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蘇聯的國內的諸多不穩定的因素是最終導致蘇聯迅速解體的根本原因。蘇聯政治體制的高度集中，經濟體制的不完善和滯后性，再加上民族問題處理的不當、思想意識政策上的失敗以及黨內高級領導干部個人因素等國內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來源：“紅色經典研究”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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