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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人去世了，如同透過紅色折光，攪開一洼沉寂腐水，正月的清風里，泛起幾縷腥氣——普世的，擺不脫資本與封建的公知腥氣。

倘若不是一則簡短的訃告，其人其名作為歷史早已淡出人們的記憶。常言說蓋棺論定，但對于李銳，無需“蓋棺”，一路行來，塵埃早已落定。其人死后，之所以吸引了點眼球，不過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逆流，多與此人結有逆緣。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是陳云同志1990年1月24日寫給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的。陳云的這個思維方式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真理的寶貴品質。今天，后來者繼承黨的優良傳統，不在于說了多少，而在于運用。包括對陳云老一輩革命家自身，以及李銳這樣的老干部實踐歷程的認識和總結。

1975年毛澤東主席讓小平接替王洪文主持工作后，王在上海說十年以后再看。此事受到鄧小平、陳云等其他老干部的高度重視。從1978年到八零年，鄧小平在多次會議上提到此事，提出要抓青年干部。1981年5月8日，陳云撰寫《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陳云文選》第三卷292－297），提出“中央組織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翌年3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青年干部局正式成立。陳云的前期秘書李銳擔任首任局長，后兼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由李銳在2017年5月10日寫序盛贊為“真實”、“始終堅守良知底線”的原青干局干部閻淮的回憶錄透露，“成立青干局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閻淮自稱“叛黨”，背棄馬克思主義，但既然李銳愿意為這位下級回憶的真實性背書，提及的往事也就大致成了李銳的口徑，不妨結合相關資料和現實做一觀察。

1982年李銳擔任中組部青年干部局首任局長后，一面清理造反派；同時，保護、提拔了運動初期造反的被稱作紅色貴族的高干子弟。

歷史越來越清晰：六十年代中后期掀起打砸搶，并為全國做了惡劣示范的，正是以各校高干子弟為主的早期紅衛兵。1967年1月28日毛澤東修改《中央軍委命令》，命令提出：“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 例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認真提倡文斗，堅決反對武斗”。專門提及“各級干部,特別是髙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1967年4月，毛澤東在修改講話稿講《戰國策》中的“觸聾說趙太后”一事后加寫一段話:“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同年5月28日，在《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并 搶走財物》的匯報上，寫批語:“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盡管如此，毛澤東不忘肯定干部子弟的大部分都是好的。（以上均引自《毛澤東年譜》第六卷）

毛主席的女兒李敏回憶，早在1965年，父親曾一再對我們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爸爸是怕我們長期生活在這種優越的環境中，會借著父母的地位而飄飄然地忘乎所以；會借著父母的權勢而目中無人地自以為了不起；會借著父母的榮譽，什么都不懂卻哇啦哇啦地亂發議論。這樣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國害民。會給我們黨、我們黨的干部造成不良影響，會影響我們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會使我們黨的干部與群眾離心離德，會使我們黨的事業受到損害。這難道不是“一大災難”是什么？！”《生活時報》2001年03月30日，作者：李敏，原題：《我的父親毛澤東：爸爸的獨立生活觀》。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李銳的中組部青年干部局。青干局2/3是干部子弟，1/2是領導秘書。人員的構成決定了無論從思維方式上，還是從利益上都有無需掩飾的傾向性。

1983年4月23日中組部下發［1983］6號文件《關于“w革”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4月27至29日，召開北京各高校黨委副書記和組織部長參加的“記錄在案座談會”，北大提出，高干子弟當老紅衛兵的頭頭，是否記錄在案？北工大問，鼓吹血統論的譚力夫呢？清華問，清華紅衛兵推倒二校門，賀鵬飛記不記？閻淮“私下向清華領導交底：“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斗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的子弟開刀！成立青干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會議結束次日，我回中組部向李銳匯報會議情況，并請示‘老紅衛兵頭頭’的問題。李銳：‘你對清華領導說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隨后李銳向秘書口述一份電話稿，通知全國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不是造反派，其頭頭不屬于記錄在案范圍”。

李銳的這個通知與之后中央某領導對原北京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西糾）的頭頭孔丹來信的批示是一致的——“這些紅衛兵不屬于‘三種人’（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引者注），其中好的還應當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陳云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349頁）。

事情并不止于此。

盡管部分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在全國取得示范作用的打砸搶劣跡不作為“三種人”處理，不被記錄在案，也不在整黨中處理，但在1983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中，一些子弟的現實罪行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12月8日中央書記處第104會議提出中央應該下發關于對干部子女管理教育問題的通知，讓全社會共同監督子弟們。青干局在貫徹中內部產生分歧，“李銳決定開個子弟座談會，聽聽大家意見”。1984年3月3日李銳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談會在中組部召開。主要討論干部子女文件發不發，若發寫什么？陳云之子陳元等十一人到會，陳元提出，“如果一個階級對自己的子女都沒有把握，他就不配成為統治階級”，孔丹直接表態發這個文件是添亂。最后李銳總結：“你們一致不同意發，確實不好發，我們對干部子女是關心的，大家要爭氣”。于是，干部子弟管理教育文件“胎死腹中”，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當然對干部子弟也并非全部如此。革命先烈陳潭秋的兒子陳楚三，在中組部要求的材料中寫到：許多干部子弟運動初期敢于造反，緊跟毛主席和黨中央，但當自己的父母受到沖擊、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緊跟’了，有些人逍遙了，有的還因此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產生懷疑；比較起來，大批工人、貧下中農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無私無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陳楚三的這個認識，卻引起當時組織工作高度警惕，成為嚴加防范，不得任用的一條戒律：“特別要警惕陳楚三式的人物”。

閻淮回憶，組織工作“念念不忘造反派”，設立青干局，建立第三梯隊，皆為防止三種人翻天，這代表了絕大多數老干部根深蒂固的觀念，正如文革前10年第一代領袖們念念不忘地富反壞，唯恐那些舊社會的殘余勢力復辟，務必以階級斗爭為綱，文革后十幾年第二代領袖時刻牢記造反派，生怕這些文革的殘余勢力翻天，這是變相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閻多年后嘆道，“由于對記錄在案者背對背、不處分，因此當時沒有立即顯現出對其不良影響。”“文件要求對‘沒有嚴重問題的造反派頭頭’也要記錄在案，這些人多年來一直頂著‘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覺地被限制使用、無法進取。”如陳楚三。“唯恐造反派掌權翻案，而文革在校大學生造反派，具有與‘第三梯隊’同樣的年輕化、知識化優勢，要格外提防”。 閻淮淪為以推翻共產黨為政治目標的民運分子，是他的個人悲劇，但多年后，對沒有權力庇護的陳楚三的同情與自責，無論是保護特權操作者的真心懺悔，還是出自民運分子的自我標榜，已經不重要了。

由以上可見，李銳在青干局局長后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任上，著重點是包庇保護提拔重用干部子弟。李銳行事的軸線，就是維護披著外衣的特權，這些作為，與李銳標榜的“兩頭真”，形成絕妙的諷刺。

李銳早年參加學生運動投入革命，說明李銳是尊崇民主的，這沒有問題。但在權力面前，得了軟骨病，守不住做人的底線，于是可以在毛澤東生前諂媚毛，在毛澤東身后構陷毛。就可以在清理三種人中，諂媚權力，逢迎特權，為“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大開綠燈，保駕護航。事實說明，李銳和閻淮的“民主求真”是不靠譜的，站在共產黨繼續革命的對立面，他們的所謂民主求真很容易淪為封建特權和資本特權的工具與玩偶。這對當下一大票追求普世價值的新自由主義者是最生動的教科書，憑借他們以推翻共產黨體制為理想的極右觀，想解決中國遺留的封建特權殘余，解決中國的兩極分化，是緣木求魚。用市場公平可以解決一部分官僚等級特權，但最終避免不了充當資本家的工具。吳市場反對權貴經濟是這樣，李銳閻淮的“民主求真”也是這樣，前門拒狼，后門進虎，形勢比人強，身不由己。不過是有的人不刻意喬裝打扮，有的人卻虛偽罷了。

在給毛澤東當通信員，給陳云當過秘書的經歷來看，李銳最大的特點是把舊文人投機鉆營的一套帶到共產黨內來。李銳是有才華的，因為他能博取領導人的一時信任，但他的“才華”如曇花一現，很快就被發現破綻，從而被打入冷宮。李銳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很快受到黨內的嚴厲批評。1984年9月，陳云批示，既然這么多人對李銳有意見，看來他繼續待在組織部不合適。李本人就此從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職務離休。

李銳離休了，他在炎黃春秋表明著他反毛反共的心志。李銳在閻淮回憶錄的序中將閻的叛黨譽為“理性”，“與這個體制告別”，大加稱贊，李銳實際上是沒有出走、享受著離休干部優厚待遇的民運分子。李銳又是歷史上小泥鰍掀大浪的角色。正如他在廬山會議上的作為，干擾了黨對左傾錯誤的糾正；在中組部的作為，則為太子黨和他們以后形成的特權集團充當了最初的操刀手和助產士。

我們的黨，要警惕李銳這樣的秘書人物！既然坐了牢，人品差，為何還要重用呢？這種思考，不恰恰是陳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嗎？不恰恰是反對對黨的高級領導人“兩個凡是”嗎？

2019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