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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要堅持“問題導向”，問題是實踐和理論創新的起點。那么，理論研究堅持“問題導向”，必須要回答“問題”從哪里來，又走向哪里去。當前中國理論研究中“問題”的來源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在調查研究中國發展的現實狀況中發現的，另一類則是基于所謂“世界理論”甚至是意識形態“觀照”中國發現的。“問題”走向也有兩類，一類是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形成“中國理論生發地”，另一類則是復歸到以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為中心的“世界理論”。

　　可見，我國的理論研究還存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需要警惕。所謂理論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是指通過利用“西方理論”對比中國現實來發現“問題”，并賦予“西方理論”中的先驗理性、模型、觀念等以最高優先權，為了追求先驗理性的完滿，肆意或剪裁或否定中國社會的“硬成就”。利用政治上的“憲政民主”、思想上的“普世價值”、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和文化上的“歷史虛無主義”等各種“西方理論”炮制出中國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問題”、“分權制衡問題”、“一黨專制問題”等等，就是理論研究中“西方中心主義”的典型表現。

　　 概括地講，理論研究的“西方中心主義”主要有三種基本表現：第一，沉溺于對“西方理論”的迷戀，把西方理論作為至高無上的真理，認為其對“中國問題”有著具有不言而喻的規范性作用。第二，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把“西方理論”當作終極立法者和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答案。第三，去歷史性、去境遇性地移植“西方問題”作為“中國問題”，并且對二者采用雙重標準的邏輯進行敘述。

　　一些理論工作者為了追求“加入世界主流”，并“與國際接軌”，盲從“西方理論”，并沒有在對其進行足夠的批判與警醒之時，就將“西方理論”的一般原則運用到中國實踐的解釋、指導與批判之中，并認為可以無須辨別就把“西方理論”當作解決中國問題的先驗標準，導致理論研究受制于抽象的、無內容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理論成果淪為洋思想、洋理論的“跑馬場”。

　　當然，我們并不是將“異域理論”拒之門外，而是反對用它作為至高標準來制造“偽問題”，具體來講，我們反對的是“西方中心主義”所折射出的獨斷論式“問題導向”。當前中國正在形成一個不同西方歷史實踐的發展模式，并提煉了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盆景”的中國經驗，因此中國的“原創性的問題”必須植根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性實踐之中，植根于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之中，植根于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之中。“問題的提出”必須跳出西方世界歷史時代的固有解釋框架，立足于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提出和闡釋“中國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惟由此，理論研究才能擺脫各種空疏散宕和膚淺貧乏的議論而顯示其深遠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一偉大的人類實踐進程中提出了許多需要我們應對和研究的中國真問題，我們沒有必要成為“西方理論的實驗地”。中國的理論研究應具有自覺的“中國問題意識”，把“中國的現實問題”提煉為“思想中的問題”，構建中國真正需要的理論關懷與重大主題，回應與解決中國正在發生的真正的重大課題，并使“中國問題”展現出世界意義。

      （作者：暨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本文系廣東省優秀青年理論宣傳人才項目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