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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基礎性研究存在認知偏差
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人們習慣將研究工作分為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兩大類。
在自然科學領域,應用性研究一般是指那些可以直接解決生產、生活中具體問題,能夠產生經濟社會效益的研究工作。比如,現在十分熱絡的機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研究。而基礎性研究則是那些可為應用性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工具支持的研究工作。比如,為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提供理論支持的數學、統計學和人腦科學等。在自然科學領域,總的看,數學、物理學、化學等都可被視為基礎性研究或基礎理論研究。
在我國當下的社會科學領域,至少在我看來,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的區分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對于基礎性研究的認知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我比較熟悉的政治學領域,人們似乎還沒完全搞懂什么是基礎性研究。
翻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目錄以及各種學術研究指南,什么是基礎性研究?一看便知主要的就是那些研究過去理論以及理論家,包括他們的某某思想甚至某篇著作的選題與項目。比如,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基礎性研究大多是研究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某類思想理論的形成、內容等;政治學的基礎性研究,也大多為一些政治學家的著作和某類思想理論的研究、梳理等。總之,人們經常把對已有理論、以往理論家思想的再研究再整理視為基礎性研究。
在我看來,把以往理論或理論家的思想進行再研究再整理并非基礎性研究,至少不能算基礎性研究的主體。這類研究更應歸于思想史、學術史的研究,即使要算基礎性研究,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二、到底什么是基礎性理論研究?
那究竟什么是社會科學抑或政治學的基礎性研究呢?首先得搞清楚同一領域的應用性研究是什么。以應用經濟學來說,它主要研究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規律性。具體來說,包括許多二級甚至三級的研究領域和學科,比如工業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貿易學、投資學等。這些應用學科以經濟學基礎理論為依托,具體研究某一領域中相關要素間因果關系及活動的規律性。
以政治學領域而論,作為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政治學總體上是一個應用性比較突出的學科。遺憾的是,當代中國政治學應用性發展滯緩,真正稱得上政治學應用學科的還很少,當代中國政治學大量的研究活動,還是在溫習和整理普通政治學知識之中打轉轉,真正能夠研究和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專業性知識還不多。
政治學領域對基礎性和應用性學科的區別尤其模糊,甚至存在諸多誤解。一提政治學的基礎性研究,恐怕大多數人都會想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里、洛克等一大串古代政治學家,現當代以來的托克維爾、亨廷頓、羅爾斯等更是被學界津津樂道。記得有一次參加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居然托克維爾的《論美國民主》還列在課題指南之中,難道理論研究是“研究”過去的理論嗎?真理一旦被發現被認識就簡單了,難道一百年前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這份報告,還需要花幾十萬去支持什么人再去讀幾遍嗎?
理論研究并非研究“理論”,并非反復研讀以往理論。政治學領域的基礎性研究,顧名思義應是那些可以為應用性研究提供理論指導和支持的研究工作。可惜現在中國政治學領域能稱得上應用性學科的還真不多。
試舉一例吧,現在方興未艾的廉政研究或稱“廉政學”,可以算得上中國政治學領域為數不多的應用性研究,甚至是正在形成中的應用學科。那么,廉政學的基礎性研究或曰基礎學科是什么?我想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古今中外那些思想家、圣賢智者有關廉潔、廉政問題的論述,那些論述大多屬于倫理學、政治哲學。而廉政學是應用性的學問,是科學,科學是要找出事物間的因果關系,找到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不是一般化的泛泛而論,不是道德說教。很大程度上,之所以有廉政學出現,正是因為那些道德說教以及政治哲學、政治倫理不能起到足夠作用。如果人皆圣賢,就不需要制度、法律、機制、措施來規范、制約和監督人的行為了。
那么廉政學的基礎究竟是什么?20世紀大大發展起來的行為科學、心理學,是廉政學乃至政治學的基礎性研究以及學科學術的基礎。這就好像自然科學中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學科,是數學、統計學、計算機技術等一樣。
三、這是亟待解決的方法論問題
總之,基礎性研究是那些可以為應用性研究提供理論指導和支持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研究過去理論,不能把基礎性研究等同于思想史、學術史研究。而現在這正是許多人認為的基礎性研究,也正是我們面臨的尷尬現實。現在有必要重新認識什么是社會科學基礎性研究這個問題了。
進一步講,不同學科之間實際上也具有基礎與應用的相互關系。以政治學而論,經濟學、歷史學可以說在整體上構成了政治學的基礎學科,或者說是上游學科。人們常常喜歡重復列寧的名言: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確實,許多政治問題是從經濟問題中緣起的,了解社會的經濟狀況、經濟問題,對理解政治現象、政治問題不可或缺,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的相關知識也就往往成為政治學的基礎。
有些學科之間還互為基礎學科、互為應用學科。比如,國際政治學是應用性的學科,是以政治學基本理論為依托的,但國際政治學科中的國別研究反過來又可以構成政治學中比較政治研究的基礎,作為日益重要的政治學研究方法和領域,比較政治研究要以具體的國別政治研究作為基礎和依托。
正確理解和把握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的區別,是中國政治學當下要解決的一個方法論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混淆和錯誤認識,正在浪費著中國政治學大量的學術資源,妨害著中國政治學現實作用的發揮,阻礙著中國政治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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