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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 趙海虹：怎樣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

點擊：  作者：衛興華 趙海虹    來源：原載《經濟縱橫》【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2-19 14:57:37

 

 

 

　　【摘 要】任何社會都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并表現為不同的形式。新中國建立以來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判斷，有其復雜性與特殊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表現。我國進入新時代是以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為根據的解讀有待商榷。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轉化是漸進的，有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且這種轉化有其特殊性，具有連接性和發展性，不是相互排斥和對立的關系。而以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往往是相互排斥和對立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仍處于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并不矛盾，而是相統一的。我國發展進入新時代，確定了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和新的戰略布局，這是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具有內在聯系的必要時機。同時，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隱含著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平衡問題。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判斷的復雜性與特殊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判斷。其中一個突出的新思想和新判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全新的論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與發展。對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問題，各界展開熱烈的研討與解讀，但在有關問題上，存在一些認識和解讀的差別，還有些深層次問題，需要進行釋疑解惑的闡述。

 

　　有的學者在解讀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時提出一個觀點：任何社會制度都會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都會轉化。這種認識值得討論?？梢哉f，任何社會都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并表現為不同的形式。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例，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具體表現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在經濟方面表現為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經常爆發；在政治方面表現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和對立。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有時激烈，有時緩和，但盡管資本主義發展了五六百年，其主要矛盾并沒有變化，不能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其主要矛盾會不斷轉化。

 

　　中國的發展有其特殊歷史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與剝削，同廣大人民群眾求獨立求解放的矛盾與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民主主義理論，由于中國生產力落后，先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后來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而這個時期的社會矛盾主要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1956年，我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主要矛盾的轉化。八大報告決議提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基本解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個對新的主要矛盾的表達是基本正確的。它雖沒有表明這一主要矛盾不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矛盾，但從其行文看，是指我國生產力落后，是尚處于落后的農業國時期的主要矛盾。指出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力落后，因此，解決矛盾的途徑自然是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變農業國為現代化的工業國。

 

　　但有必要說明，八大報告決議中提出社會主要矛盾時，還加了一句不夠科學的論斷。它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這一矛盾的實質，“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論斷會使人認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超越了生產力發展的基礎，與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原理不相符合。黨的八大后不久，中央認為八大決議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有問題，不再宣傳。其實撇開后面的論斷，前面所表述的主要矛盾還是基本正確的。

 

　　195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否定了八大決議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提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論斷，延續和發展到文革。以階級斗爭為綱一直持續了20年，忽視了著力于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任務和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的要求，偏離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即通過快速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則。

 

　　在改革開放前，也曾用“左”的思想與決策，搞“超英超美”、想要快速提高生產力、并猛刮共產風的事情。1958年搞大躍進，宣傳并實踐“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做了一些脫離國情、超階段的錯事。在發展生產力和發展生產關系方面，都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給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損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觀點，決定從1978年起，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意味著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轉變。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什么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于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上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1]當時還沒有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鄧小平所講的主要矛盾是指“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因為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長期的事業，這一主要矛盾不可能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矛盾，實際上就是指后來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

 

　　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是在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提出的。它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以后在中央文件中，又一再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但都沒有系統論述。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在以往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與事實根據。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必然要與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相聯系。提出初級階段的重要依據，就是我國生產力落后，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1/4，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等。這種國情表明生產供給缺失與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兩側的落后狀態。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是生產力極端落后的結果，而人民的需求是現實存在并且多方面的。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點的這一國情，凸顯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的矛盾。生產力落后分絕對落后和相對落后，人民的生活貧困也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1956年算起到21世紀中葉，要經歷百年時間。在這百年時間中，生產力在不斷發展，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也隨之不斷提高。我們認為，根據實際發展情況，百年的初級階段又可分為三個各30多年的不同時期。

 

　　首先，要經歷擺脫絕對落后和絕對貧困的時期，即從1956年到1987年。其次，需經歷擺脫相對貧困的時期，即從1987年到2020年，是向全面小康水平奮進的時期。最后，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是趕超發達國家的新時期。

 

　　黨的十九大報告又把后30年分為兩個小階段：第一個小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美麗中國基本實現；第二個小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戰略目標的實現，超過了原來的規劃和預期。

 

　　二、怎樣準確理解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判斷

 

　　講明上述問題，與進一步討論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問題密切相關。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概念高于新時期的內涵。它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適應了新時代的發展任務與戰略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轉化，是新的判斷，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問題，學界已發表了很多解讀與分析的論著?？梢钥闯觯€存在認識上的某些差異。對此，需要研究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由于我國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才隨之轉化

 

　　我國進入新時代是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結果，還是主要矛盾的轉變是進入新時代的表現？

 

　　從現在發表的論著看，一般按前一邏輯解讀。而我們認為，應按后一種邏輯解讀。強調進入新時代，是表明我國發展全方位的成就和根本性變革。而作為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作為發展與工作的不足提出的，并說明這種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制約因素。顯然，這種發展的不足不能成為進入新時代的理論和事實依據。進入新時代，并不是從黨的十九大開始，應是從黨的十八大開始。

 

　　十九大報告的第一部分回顧和總結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所謂“歷史性變革”就意味著進入新的歷史時代，是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巨大發展成就來進行具體論證。“五年來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五年來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不言而喻，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巨大成就，是以十八大以前的成就為基礎，有著前后的有機聯系。正是根據十八大以來的“歷史性變革”，才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先有進入新時代的變革，后有主要矛盾轉化的判斷。應知道，直至2016年還一直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如果沒有十九大報告提出進入新時代，就不會提出主要矛盾的轉化問題。

 

　　（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轉化是漸進的，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且這種轉化有其特殊性，具有連接性和發展性

 

　　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轉化，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側的結構都逐步發生變化。其實，幾年前中央提出我國進入發展新常態，隨后又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表明已經認識到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變化，但并沒有超越供給不能滿足需求的總框架。而且應當認識到，十九大報告講了主要矛盾的轉化，而轉化前后的主要矛盾不是相互排斥和對立的關系。

 

　　以往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往往是相互排斥和對立的根本性變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否定和消除之前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前者排斥后者的轉化。黨的八大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又是對“三大改造”完成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也是相互排斥的轉化。“左”風時期否定黨的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改為“階級斗爭為綱”的矛盾，不是根據發展規律、具有客觀必然性的轉化，是主觀的、人為的、脫離實際的“轉化”。凡是依據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而引致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都顯示著歷史發展的進步。而主觀主義的人為的強制性的“轉化”，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倒退，會造成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后果。

 

　　實行改革開放后，否定階級斗爭為綱，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又是對前一主要矛盾的排斥與否定，意味著遵循客觀規律的發展進步。

 

　　但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主要矛盾轉化的性質與以往不同，不僅不存在相互排斥與對立的關系，二者還具有抽象意義上的共同性：都是生產供給不能滿足人民需求的矛盾，只是兩種主要矛盾的具體內涵有所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原有主要矛盾內涵的拓展與提高：“落后的生產”提升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提升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對于某些難解的問題，應得到釋疑解惑的回答

 

　　2016年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我國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聚精會神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2]

 

　　另外，2016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三個沒有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是我們謀劃發展的基本依據。”[3]

 

　　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轉化的判斷，但仍堅持其他兩個沒有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

 

　　正是根據這兩個“沒有變”，黨的發展任務和目標要繼續推進和實現。由此提出兩個問題需要講清。

 

　　1、為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而與此相關的這一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會發生變化呢？

 

　　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百年戰略目標和發展任務整體上考慮的。戰略目標是經過百年的奮斗，分“三步走”，實現全面現代化。“三步走”的發展任務是從解決溫飽問題到實現小康社會，再到實現全面現代化。這個總的戰略目標和發展任務沒有變。而且解決人民溫飽問題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已經實現，現在是到2020年即建黨一百年時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即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在本世紀中葉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戰略安排。從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戰略安排的總體上看，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概括地說，就是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國要經歷百年的基本國情。

 

　　講基本國情沒有變，還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某些基本經濟特征沒有變分析得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分配制度（其實也屬于經濟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所謂多種分配方式，主要是：在完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實現按勞分配；在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中，實現按要素所有權分配；個體經濟收入完全是個人勞動所得。在整個跨度為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這種基本經濟特征或“兩個毫不動搖”不會變。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是通過與發達國家的比較得出的判斷。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經歷了60多年，改革開放也經歷了40年。我國的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展有了大幅提高，已經擺脫了生產力絕對落后和廣大人民群眾溫飽問題有待解決的狀況。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處于相對落后狀態。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曾有具體論述。他既講了我國的巨大進步和快速發展，又講了我國的相對落后狀況。“我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歷程。”[4]我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國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旅游市場，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版圖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我國經濟大而不強問題依然突出，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同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5]并具體說明：2015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3、美國的1/7，排在世界八十位左右；按照我們自己的標準，中國還有七千多萬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則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城鄉還有七千多萬低保人口。

 

　　習近平總書記經常用“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的方法分析問題。如，在十九大報告中，第一部分講“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時，系統全面地闡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所取得的各方面重大成就。同時指出，必須清醒看到，我們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并列舉了多種發展不足的事實。這是“兩點論”。但兩點論中的重點論是“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發展進入新時代，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仍處于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并不矛盾，而是相統一的。認同這種關系，也就可以弄清為什么其他兩方面“沒有變”依然堅持，而社會主要矛盾卻發生轉化的關系：一方面，轉化前后的兩種社會主要矛盾具有抽象意義上的統一性，即都是指生產供給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主要矛盾的具體內涵已發生重大轉化。以前是生產供給絕對落后，人民所需要的日用消費品都要憑票證限量供應，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世界空前的奇跡，消除了“短缺經濟”，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出現供求關系的變化：一方面是產能過剩，某些日用消費品積壓滯銷；另一方面，人們所需要的某些高端商品得不到滿足。根據世界旅游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游客蟬聯境外消費冠軍。2016年中國游客境外消費達2610億美元，連續第13年保持兩位數增長，高于美、德、英、法等國。2015年，中國人買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顯然，這種供求關系的重大變化已經難以用原有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加以說明。

 

　　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發生轉化，與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發展的新目標、新布局、新任務相聯系。黨的十九大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方位和開創性的發展、深層次和根本性的變革，提出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社會主要矛盾的定斷，涉及怎樣解決主要矛盾的發展任務和方向。

 

　　按照原有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首先解決溫飽問題和實現小康水平。在生產力絕對落后、人民生活絕對貧窮的情況下，重在擴大生產規模，增加日用消費品產量。因此，粗放型增長方式和低度型產業結構主導著經濟發展方式，大量鄉鎮企業生產的低端日用消費品也容易銷售。但這種發展方式只見效于一定的特殊時期，是不可持續的。當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提出“調結構、轉方式”、重質量、重效益的發展戰略，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也隨之逐漸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其實無論中央決策部門還是某些學者都早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如，劉國光同志多年前就在論文和講話中提出主要矛盾的變化問題；筆者也提出過這一問題，但還限于從現象觀察的粗線條認識。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的發展理念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際上針對的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已經發生的變化。

 

　　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講：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之一，是“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6]在2017年7月26日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實際上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更準確地把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特點。”這里所講的“不斷變化的特點”，就隱含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并且著重闡述了人民需求變化的特點：“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人民群眾的需要呈現出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7]這段論述，實際上點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內涵的變化。人民的需要既包括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和擴展的內容，也包括物質文化水平以外的拓寬了的更多方面的需要。

 

　　2、習近平總書記于2016年還一再提出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為什么事隔一年，十九大報告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呢？

 

　　我們認為，這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首先，現在所講的轉化后的社會主要矛盾，依然沒有超出生產供給不能滿足人民需要日益增長的格局。其次，著眼于我國生產還相對落后的現實。相對落后包括兩方面：一是相對于發達國家是落后的，習近平總書記舉了許多事例；二是與我國實現全面現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相比是相對落后的。而且我國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這樣考慮也符合事實。但同時也認識到，主要矛盾內涵的重大變化，難以用原有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進行概括。要不要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要一個研究和考慮成熟的過程，需要黨中央的共識，還需要一個正式提出的時機問題。十九大報告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由此引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要與解決矛盾的改革和發展的取向及新時代的戰略目標相聯系。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確定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有新的歷史使命和戰略布局，這是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具有內在聯系的必要時機。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就要首先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要根據人民提高和拓寬了的美好生活需要，消除生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使生產發展到能提供質量高、安全性強、個性化和多樣化的高端產品，并要滿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環境等多方面的要求。從不少解讀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論著中看，大都把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進行了廣義的解讀，如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等，這方面的不平衡也需要縮小和解決。但我們認為，社會主要矛盾中所講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著眼點，主要不在這些方面，而主要是相對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存在發展的不足而言的。發展供給同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平衡，是供給和需求的不平衡。而發展不充分，也主要是指供給相對于提高了的需求的不充分。

 

　　三、其他需要注意的問題

 

　　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隱含著貧富分化的不平衡問題。我國日用消費品滯銷，與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相關。即使他們經過精準扶貧而脫貧，初步解決溫飽問題，其生活需要也還是低水平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然不足。而高收入階層的基本需要都已滿足，轉向對高端產品的需要。事實上，出國出境旅游、購買大量國外高端商品和昂貴奢侈品的國人，一般不是工農群眾和其他低收入階層，而是高收入和比較高收入的部分群體。這種收入差別和需求差別的不平衡，也加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中，即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出發，十分重視解決貧富分配不公問題。他指出：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讓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我國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較大。為此，要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因此，解決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也應包括解決分配不公問題。

 

　　我國“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從其實際發展成果看，遠遠超過了預期，這也是目前提出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歷史背景。

 

　　十三大報告提出：我國發展戰略分三步走。第一步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國民生產總值究竟是多少？鄧小平于1987年4月26日與外賓談話中講：“從一九八一年開始到本世紀末，花二十年的時間，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這個基礎上，再花五十年的時間，再翻兩番，達到人均四千美元。”[8]事實上，我國到2016年，人均GDP已達8000美元。

 

　　根據十九大報告，到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美麗中國基本實現。到2050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這是我國走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百年的新的戰略安排?？梢钥闯?，我國將提前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的經濟發展不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而是要達到甚至領先發達國家水平。

 

 　　十九大報告沒有再用人均GDP作為衡量我國到本世紀中葉發展水平的標準。根據經驗，用GDP作為發展目標的衡量標準，經常是不準確的。另外，到本世紀中葉，我國不僅在經濟規模上實現突破，而且要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這是難以用人均GDP來衡量的。而且我國在新時代的發展方式已由數量擴張轉為質量提高。

 

　　到本世紀中葉，即使我國人均GDP可能仍低于某些高收入發達國家，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會高于西方一般勞動群眾，因為某些西方國家的人均GDP背后掩蓋嚴重的兩極分化。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以后不再講人均GDP。可以肯定，到2020年、2035年和本世紀中葉，分別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和美麗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強國，屆時依然會提出我國達到的GDP總量和人均GDP水平。

 

參考文獻：

[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2.

[2][3][4][5]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11，12，7，39.

[6][7]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14，20.

[8]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4.

 

　?。?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作者：衛興華，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趙海虹，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原載《經濟縱橫》2018年第1期【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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