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湘農夫：不忘初心，切實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點擊： 作者：瀟湘農夫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8-02-02 18:54:04
我國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對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闡述，實際也是對習總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提煉。
憲法和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表明，社會主義和公有制是唇亡齒寒、輔車相依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靈魂；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集中表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離開了公有制，那就不是社會主義只能是冒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就只能是其它別的社會形態的公有制，因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像西方經濟學確立它的基本“硬核”時的“邏輯”——是不言自明、不證自明的社會主義“硬核”，即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屬性！
憲法和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的，是穩定和發展的統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制，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公有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公有制，必然要發展到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的比較完善和完善的公有制。以此為出發基地，實現共產黨人的最高目標。
憲法和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人民所有的公有制：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是全體人民所有的公有制，集體所有的公有制，是部分人民所有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體現全體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載體，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中的主體即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的根本保障，因而，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就是在維護人民民主權利尤其是在維護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物質利益。
憲法和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表明，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現狀，還不很適應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要在“堅持”的基礎上，加以“完善”，改革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調整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結構，以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憲法和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還表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現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其它所有制應該也必須共同發展，因為這是與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因而它們既是相互促進又是相互對立的。這個相互促進，只是歷史現實的相互促進：通過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競爭，不僅僅實現各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而且更實現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地發展；不僅促進勞動力的充分就業，而且能促進社會的向穩。這個相互對立，卻既是歷史現實的對立，更是根本利益的對立：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其它所有制之間，在剩余勞動的歸屬上是根本不相容的，或是勞動人民的利益，或是私有企業主的利益，二者必居其一，因而在現階段，對于其它所有制來說，既要調動其積極的一面，又要抑制和化解其消極的一面。
憲法和習近平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表明，社會主義公有制之所以“必須堅持和完善”，是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還面臨著對立面的現實威脅：中國社會那個可能會發展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分利聯盟”集團，即由官僚精英、資本精英、學術精英和黑社會勢力結成的“分利聯盟”集團，為了動搖社會主義的根基，不僅販賣、編造和“創新”了各種污蔑、瓦解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的所謂“科學”“理性”的理論，而且根據他們所謂的“科學”“理性”的理論，“理直氣壯”“毫無顧忌”地“送光”“賣光”“處置光”公有制資產，其結果使得我國公有資本、公有制企業的產值，均下降到了社會總資本、總產值的1/3左右，而在公有制企業就業的勞動者的占比更是下降到了社會總就業的1/5左右。這不僅削弱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且在動搖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
顯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內部，是有矛盾的，但它是與社會主義、與勞動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因而不是所有制之間的主要矛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其它所有制之間，是有矛盾的，既有相互促進的一面，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但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發展的需要來說，也不是主要矛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之間的主要矛盾，決定性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分利聯盟”利益集團擁有的私有制基礎之間的矛盾。
因此，只有正視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并在實際工作中切實加以解決，只有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其它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并調動其它所有制的積極因素抑制其消極因素，只有清醒認識“分利聯盟”集團對社會主義機體的危害并毫不留情地打擊和清除“分利聯盟”集團，才能從根本上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地位。
一、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社會的發展和決定一定社會形態的決定性力量只能是一定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任何社會，概莫能外，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例外。
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即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仍然表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不過，它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表現。
社會主義社會，就是比資本主義社會還高得多的社會生產力。生產力是一個既得的物質生產力量，更是一個不斷提高、不斷發展的物質生產力量。對于在落后國家、落后地區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比資本主義社會還高得多的社會生產力”的基本含義，就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和質量要比資本主義社會高得多。積小勝為大勝，在一個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因此，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
但是，社會生產力，不是“神”的存在，——不是一個獨立而超然的東西，它是自然力，但更主要是“人”的生產力因而是社會生產力。
生產力，首先表現為自然生產力，“奶與蜜的故鄉”只能屬于巴勒斯坦，中國的版圖只能屬于中國，這是不證自明的真理。誰要想改變，就會與誰做堅決的斗爭。然而，自然，既是人們勞動改造的對象，又是生產力。作為自然生產力是一定的，改變自然生產力高低的，只能是人類的生產活動，因而自然生產力也表現為人類的力量。
生產力，又表現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力。生產資料，既表現為既得的社會物質力量，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中國人民奢望在歐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但“歷史喜歡捉弄人，喜歡與人開玩笑”，中國人民只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不能選擇和沒有辦法改變的事。生產資料，更主要表現為人民創造的社會物質力量。中國當代社會的生產力，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而表現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力，根本上還是表現為人類的力量。
生產力，更主要表現為勞動的生產力。生產力，無非是勞動者的體力和腦力的支出。是勞動者為了獲得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得不付出的辛苦和汗水，這是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還沒有充分涌流之前，無法改變的事情。勞動生產力，在任何條件下都是體力和腦力的結合，但是，在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腦力勞動的作用已經居于矛盾的主導方面。正如毛澤東曾經指出的，社會主義沒有千百萬的知識分子是建不成的，必須建立龐大的無產階級的科學技術隊伍，“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建不成的。”（《毛澤東年譜》第三卷 第193頁）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培養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并具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和有知識的勞動者。這個勞動者的主體，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他們就是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勞動人民。知識化、科學化和文化化了的人民群眾有著無限的創造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什么人間奇跡都能創造出來。
因此，社會生產力，不僅僅是既得的社會物質力量，更主要是勞動者能夠創造的社會物質力量，因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的社會生產力，主要表現為知識化、科學化、文化化了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勞動人民的創造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力量；因而，那種將社會生產力抬到某種“神”的位置、開口閉口為“生產力的發展，殺開一條血路”的觀點是大錯特錯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為了生產力的發展，殺開誰的血路？殺開資本的血路嗎？不是，因為他們正是希望資本統治勞動。他們只能是殺開勞動人民的血路。這樣，他們搞的就不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和基礎，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正像我們以前已經指出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和其它有階級社會的根本標志，只有逐步消滅私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才是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全面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才是建立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任務，就是運用人民民主的工具，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的中高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社會主義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物質資料的生產組織形式。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就是將全體人民的生產資料，通過國家委托給一部分勞動群眾進行生產和交換。生產資料為全體人民共有，生產的社會產品為全體人民共有共享。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生產資料為集體內勞動群眾所有，生產的產品為集體內全體勞動群眾共有共享。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雖然在生產資料全民共有與部分勞動者組織生產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兩者在根本利益上是高度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的沖突；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雖然在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與集體內部分勞動者組織生產存在著矛盾，但是，兩者在根本利益上也是高度一致的，也不存在根本利益的沖突。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內部不存在根本利益的沖突，社會主義公有制應該也必然有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產權關系，看起來是一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進行的物質生產活動，但是，在物質生產關系掩蓋下的正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系：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為全體人民共有，生產的社會產品為全體人民共有共享；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生產資料為集體內勞動群眾共有共享。當然，這并不是說，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勞動人民之間就沒有矛盾了。沒有矛盾，只是天真爛漫的想法。事實上，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是大量而且復雜的。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具體組織生產的勞動者之間存在著大量且復雜的矛盾，社會主義的旗幟上只能大寫“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八個字！因而，社會主義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全體人民是比較平等而又不完全平等的社會；因而，“社會主義養懶漢”是對社會主義徹頭徹尾的誣蔑！
社會主義的性質，根本上是由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社會主義所有制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運動，構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社會主義觀念的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構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意識結構；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社會主義政治的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構成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結構，而社會主義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意識結構和社會政治結構的耦合。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前提和基礎，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頭腦和靈魂，社會主義社會是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機統一。
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是公有制為主、其它所有制為輔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階段。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廢墟上建立和起步的，必然表現為從農業國到工業國到現代化、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到發達、從初級階段到中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自然歷史發展過程。
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革命僅僅是為建設開辟道路，建設時間長得多”，“建設比革命要艱苦，時間更長。”（《毛澤東年譜》第三卷第123頁）“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后，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后，再發生一個量變的過程。”因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可以搞資本主義。”（《毛澤東年譜》第三卷 第47頁）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所以要“消滅資本主義，又發展資本主義”，是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是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還很不發達和不很發達，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發展國民經濟。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其它所有制為輔的有機統一。
所謂公有制為主體，我的理解，就是公有制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控制和支配的能力。公有制對國民經濟的主導，就是能主導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國民經濟的總量和質量；公有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就是對自然壟斷的產業和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實行絕對控制；公有制對國民經濟的支配，就是在國民經濟的總量上要居于支配地位，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在勞動力就業上，能夠體現勞動者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在就業占比上公有企業要占到社會總就業人數的一半以上。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為了快速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當我國社會經濟發生了一個質的飛躍后，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必然也隨之發生一個飛躍，即由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
三、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資本與公有企業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資本與公有企業的有機統一。
公有資本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的統一；公有制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物形態，價值形態是反映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的公有資金，需要公有制企業來體現：沒有公有制企業，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有資本；沒有公有制企業的做強做優做大，就不可能有國有資本的做強做優做大。
因此，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實現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的發展，做強做優做大公有企業是關鍵，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公有資本與公有企業的有機統一。
四、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生產，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另一個根本目的，是為了創造比資本主義生產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
這里的比資本主義生產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既是一個靜態的對比，更是一個動態的對比，即主要對比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從社會經濟的發展速度來看，歷史已經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比資本主義私有制優勝得多，并且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生產發展，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是為人民共有共享，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兼得，是“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
五、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高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那個可能會形成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分利聯盟”集團，為了達到他們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用所謂的“科學”“理性”包裝，胡湊、編造了一系列私有化公有制企業的改革理論，“科學”地“證明”了：公有制就是無效率、低效率，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通向奴役之路，因而“人間正道私有化”，中國的根本出路在于消滅公有制、推行私有制。
暫且不論這個“分利聯盟”集團的根本目的。單就支持他們的所謂論據，即“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低效率和無效率”來說，鐵的歷史事實證明：這是這個“分利聯盟”集團的騙子們在集體撒謊！
先看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
蘇聯，這個當時處在帝國主義嚴密封鎖和包圍下的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斯大林和蘇共的領導下，“在極短的時間內，蘇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1928年到1940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倍，年均增長16.8%，這在世界工業發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1937年，蘇聯工業生產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歐洲第四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和歐洲第一位。人民物質生活條件明顯改善，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1937年蘇聯國民收入由1913年的210盧布增加到963億盧布（按1926——1927年的不變價計算）人民總消費水平提高了一倍。”（中宣部：《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第97、98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很快醫治好了戰爭的創傷，國民經濟很快就得到了恢復和發展。至于后來蘇聯經濟發展相對遲緩，恰恰不是社會主義的錯誤，恰恰是蘇共領導人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錯誤。
再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對于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王立華大校在他的《揭秘歷史真相：從產品產量數據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一文中，通過與印度、與歐美、與日本、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等一系列的比較，用無可辯駁的經濟數據，證明了毛澤東時代是社會經濟超常規高速度發展的時代。他得出結論：“比較之后深切感受到，習近平總書記評價毛澤東時代‘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定論極其準確，決沒有半點溢美之詞。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印度、日本、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的比較，基礎性產品無論總量還是人均產量，在發展速度上都是遙遙領先的。中國兩個時期的對比，毛澤東時代在絕大部分項目上也是大幅領先的。”由此他推斷，中國國內主流嚴重低估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
但是，就是按照中國主流社會的觀點，也還是證明了毛澤東時代取得了了不起的社會經濟成就。比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對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成就作了這樣的評價：
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二十六倍多，達到四千一百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三點五倍，達到二百九十三萬噸；原煤產量增長八點四倍，達到六億二千萬噸；發電量增長四十倍，達到三千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一億零五百多萬噸；鋼產量達到三千七百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五十三倍，達到一千二百七十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1952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七點五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1980年與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業收購商品總額由一百七十五億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億元，增長十一點九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二百七十七億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億元，增長六點七倍。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1980年比1952年增長七點七倍。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最后再來看一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所取得的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毋庸多言。這里只需指出兩點。一是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有的人用購買了評價計算，甚至認為中國事實上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無論是第二大經濟體，還是第一大經濟體，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力量，雖然尚未達到中國經濟一咳嗽，世界經濟就感冒，但中國一開口，世界必須洗耳恭聽了。中國能發展到這一步，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效率是不可能的事情。二是國有企業擔當起了“航空母艦”的責任。“進入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國有企業數，從1990年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中國才能用1%的全國實有企業總數，創造34.4%全國稅收收入、29.4%的全國財政收入，為13.6億人民所共享。”
因此，社會主義的歷史事實告訴人們，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高效率，具有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可比擬的優越性。
因此，中國“分利聯盟”集團論證的所謂“公有制低效或基本無效”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是用他們所謂的“科學”“理性”包裝的彌天大謊！
六、社會主義公有制遭到了持續不斷的詆毀和圍攻
在社會主初級階段，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共同發展，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更是體現我國基本國情的根本舉措。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關系到全體中國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根本方向和前途的基本經濟制度，卻遭到了“分利聯盟”利益集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持續不斷的詆毀和圍攻。
中國社會“分利聯盟”集團，對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詆毀和圍攻，主要是以下三個方面的人。
第一撥人，是那些西方經濟學傳播家
他們力圖用他們所謂的“科學”和“理性”“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是通往奴役之路”“公有制低效或無效”，因而社會主義公有制毫無出路，出路在于“人間正道私有化”！
比如，我們那位可愛的西方經濟學的販運工張維迎先生，就是這樣描繪我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的：
“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一個從強盜的邏輯走向市場的邏輯的過程。計劃經濟本質就是強盜的邏輯，一切生產資料歸政府所有，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由政府說了算，人們沒有基本的自由，更沒有創業的自由，政府所制定的‘價格’也不過是政府掠奪和分配財富的工具，與稅賦沒有什么不同。我們中國人歷來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傷害，最后結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改革開放之后逐步走向市場的邏輯，從包產到戶給農民自由，到價格自由化、私人企業的崛起、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造，都是逐步走向市場的邏輯的過程。30多年來越來越多的資源、精力與時間轉向為他人創造價值，這樣社會的財富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張維迎：《市場的邏輯》 第21頁）
第二撥人，是那些亦官亦學、官學一體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歷史發明家和理論發明家
首先是那些理論發明家。他們力圖用他們的所謂“理論創新”和“歷史創新”“證明”：
中國的社會主義搞早了、搞糟了，因為“只要私有制還能對社會生產力起積極的促進作用，就不應該、也不能消滅私有制”，社會主義要從“公有制的框架里解放出來”;而且，任何國家的所有制都是公有制，任何股份制都是公有制，發展任何形式的股份制就是發展公有制；而且，美國早就是公有制了，因為“美國不僅早就有少量的國家所有制，更重要的是在美國，股份制產值占了國民生產總值的80%以上。”從而在他們眼里，美國不僅是自由民主的燈塔，而且還是人類社會所有制發展方向的燈塔了。（周新城：《如何面對否定公有制的各種思潮？》）
其次是那些歷史發明家。他們力圖用一些似是而非并經過他們“科學”修正的經濟數據，證明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失敗：
“1952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總GDP的比例為5.2%，1978年下降為5.0%。人均GDP水平按當時高估的匯率計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GDP 的2/3。”“1978年，中國剛剛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當時的人均GDP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轉引自王立華：《揭秘歷史真相：從產品數量的真實數據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
總之，在這些歷史發明家和理論發明家那里，毛澤東時代搞了近三十年，竟連戰火紛飛、民不聊生的1948年的國民黨時期都不如，竟連失敗的國家印度都遠遠不如，竟連撒哈拉沙漠南部那些剛獲得獨立不久的國家都遠遠不如！毛澤東時代，不是黑暗，是什么！而產生黑暗的根源，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因此，只有消滅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美國那樣的“公有制”，以美國的“公有制”為“公有制”，以美國的道路為道路。中國才會有出路，否則中國還是走在被奴役的路上。
第三撥人，就是那些明里暗里支持和搞私有化的官員
他們不僅有理論。
比如，曾經一位主管全國經濟工作的官員就公開宣稱：公有制和其它所有制都是社會主義的所有制，就不要再區別誰為主、誰為次了。
再比如，地方上的那些“陳賣光”“陳送光”（此為原山東省聊城地區專員陳某的雅號）們的“改革”。他們的“改革”理論是上述兩撥人馬理論的濃縮，——其“即使我們沒有一個公有制企業，也不會影響公有制為主體”的口頭禪就是他們的理論的最好說明！
他們不僅有消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理論，而且更有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行動。他們的行動是：不僅將自己管轄范圍內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全部賣光、送光，而且還想將自己管轄范圍內的公有資產例如醫院和學校全部賣光！
七、 “分利聯盟”利益集團是當代中國之國蠹
我國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和革命，目的是為了使國民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得到更好實現和保護，將中國建設成為民主、繁榮、富強、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是有那么一股勢力，借社會主義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實，逐漸形成了大肆侵吞公有資產、嚴重侵害人民利益的“分利聯盟”利益集團。
這個“分利聯盟”利益集團，打著公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和公有民營化改革的旗號，通過一些貌似合法和非法的改革措施，賤賣、侵吞公有資產和公有企業。
這個“分利聯盟”利益集團，與國外壟斷資本勾結，對國外壟斷資本，大搞利益輸送、大肆出賣國家、民族利益。
早在2006年，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指出：
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有21個產業由外資控制;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的前5位也幾乎由外資控制。國外資本通過跨國公司、基金會以及在華的金融機構，通過企業并購、品牌控制、參股控股等形式，攫取大量的財富，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的資產流失。
以2006年，的我國國家銀行改革為例，這個集團，打著“規范招股”“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旗號，將我國國有各大銀行的大量股權以極低的價格賣給了國外資本。
據保守估計，當年整個國有銀行賤賣股價的損失超過了6000億元，整個金融領域內能統計到的損失超過了10000億元。
這個“分利聯盟”利益集團，利用我國法律的不完善及市場經濟的缺陷，通過雙軌制、官倒、操縱證券市場、非法集資、侵吞國有財產、騙取貸款、行賄、房地產投機、欺行霸市、生產假冒偽劣黑的商品等方式大肆謀取個人利益，積累了巨額個人財產。
這個“分利聯盟”利益集團，他們中的官員利益手中的權力，大搞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大搞權色交易，大搞利益輸送，化公為私，損公為私，慷國家之慨，私私人之利，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僅中石油貪腐窩案、國家發改委價格司窩案揭露出來的問題，就叫普通老百姓不僅做不到，而且連想都想不到。
因此，當前我國實際存在的“分利聯盟”利益集團，是侵吞我國巨額公有資產的最主要勢力，是蛀蝕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蠹蟲，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有徹底清除“分利聯盟”利益集團，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的發展，也才能從根本上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八、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未得到很好體現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其它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但是，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很好體現。根本的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相對地不是加強了，而是受到了嚴重削弱。
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絕對數上看，有了較大的發展。“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104.1萬億元，對全國13.6億人而言，人均7.65萬元。”（《國企熱點面對面》）日前，又據國家國資委主任肖亞慶的透露，2017年，我國國有經營性資產已達到155萬億元。這同時說明，全國人民人均擁有國有資產已達到10萬余元。
這確實是了不起的發展成就。
但是，這只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絕對性的發展的一面。然而，事物總有兩面，社會主義公有制還有與其它所有制比較相對的一面。
從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相對性的一面看，“2007年末，國家資本占33.4%，集體資本占3.0%,法人資本占25.5%，個人資本占22.9%，港澳臺資本占6.1%，外商資本占9.1%。此后，國家統計局沒有按企業實收資本統計的所有制結構。”（何干強：《振興公有經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現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一數據表明，我國公有資本所有制在整個所有制結構中已經被嚴重削弱了，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很不相稱，因此，必須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九、不忘初心，切實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
社會主義與公有制同體連肢、密不可分。只有切實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從根本上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鞏固和加強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實際利益。
當前，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應該也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落實憲法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公有制的思想，形成一整套有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法規政策
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中的主體地位，在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的根本地位和絕對的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對于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發表過一系列的指示。
憲法的規定和習總的指示，是我國現階段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指路明燈。但是，要想將憲法和習總的指示落到實處，就必須形成一整套有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具體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命。要根據當前我國公有制發展的實際，制定一系列的促進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法規政策；要果斷阻止那些名曰混改，實則將公有制混改成私有制的私有化混改；要徹底清除那些過時的、限制公有制發展的政策規定；要對公有制企業實行政策扶持、政策傾斜；要在稅費征收上實行國民待遇，不能對公有制企業殺雞取卵。只有這樣，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才是抓住了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根本。
二是，批判西方經濟學，切實樹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我國經濟改革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可是，改革開放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在“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一遍喧囂聲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擠成了伊壁鳩魯的神，——它在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雖然存在，卻只在某個角落里。加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理論嚴重滯后經濟改革的實際需要，于是西方經濟學那一套隨著西化派的竭力鼓噪，在中國社會攻城掠地、拔城劫寨，竟左右了相當一部分人的頭腦；“確定的、軌道的社會經濟觀”“經濟人理性”“個體主義”和“私有制”成了不可移易的經濟學信條；全國各地那些“陳破產”“陳賣光”“陳送光”公有制企業和公有資產的地方領導人，就是這些西方經濟學信條的具體執行人。
因此，必須開展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清除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影響，在改革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重新樹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我國經濟改革的指導地位。
三是，全民討論和辯論，形成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良好社會氛圍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改革開放中，中國社會為什么能形成“分利聯盟”利益集團？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什么得到削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為什么大面積破產和被賤賣、被白送？原因很復雜。但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在國企改革中，廣大勞動人民民主權利的缺失。他們不僅被排斥在具體的公有制企業改革之外，而且連基本的話語權也失去了，結果在那些新自由主義理論家的忽悠下，差不多被他們忽悠出了一個所謂的“新體制”。
因此，必須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和歷史能動性，充分還給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在當前，至少要在全社會開展一次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大討論、大辯論。在討論和辯論中提高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認識，使全國人民自覺地抵制新自由主義者的忽悠，使黨的各級干部和全體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于社會主義、對于共產黨執政、對于全體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基礎意義和決定意義，形成有利于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良好社會氛圍。
四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混改，實現國有資本的放大功能
資本的生命，在于運動，在于不斷的增殖。當前我國進行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教訓，只能將公有制企業改大了、改強了，決不能將國有企業改少了、改沒了。
要特別警惕那些借國企混改之名，行國企私有化之實的行為；要在國企混改中，確保國有資本的放大功能，迅速地擴張國有資本，通過混改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五是，清除“分利聯盟”利益集團，促進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健康穩定發展
社會“分利聯盟”集團，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現實的威脅，是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敵對勢力。必須認識到，任何對“分離聯盟”集團的姑息、慫恿，都是在對人民犯罪，都是在殘害社會主義的機體。必須依法依規，全面清除。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才能行穩致遠，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鞏固和發展。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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