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寧曾經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國有企業和公有制的建立、發展、壯大和鞏固,從根本上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特別是那些靠化公為私、侵吞國有資產集體財富而一夜暴富的原罪資本權貴,他們既擔心繼續聚斂財富的門路被關閉,也擔心此前的非法聚富手段被追責,既得利益岌岌可危,于是他們通過對公有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得了好處后,轉而對國有企業拼命詆毀和攻擊,竭力維護國企私有化的合理性,這就是自然之理了。
黨的十九大報告站在新的歷史時空上,提出要“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是十八大以來,習總書記提出的經濟改革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繼續和發展。習近平的國企理論是他的經濟思想的核心理論,關系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敗,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全黨要認真學習,堅決貫徹執行。
(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從我國改革的實際出發,旗幟鮮明地反對“私有化逆流”,振聾發聵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一定要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早在2013年11月,習近平在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提出:
【“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主導作用,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2014年10月24日,習近平批準國企改革領導小組成立之時,就曾明確指示馬凱、王勇任等負責人要“擋住私有化逆流”。他說:
【“領導班子要把國企做強做大,擋住私有化逆流,請不要辜負人民的殷切期望!”】
2015年6月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
【“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同年7月17日,習近平在吉林省長春市考察調研時,又反復指明要堅持“兩個不動搖”。他說:
【“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搞好國有企業,不僅要做大做強,更要做優。”】
2016年7月 4日,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在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直到2016年10月10日,習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關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黨的19大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提出深化國企改革的方針,為新時期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這同18大以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系列方針,既是一脈相承,又賦以新意。
其一是,明確地提出我國的經濟改革,不僅要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而且要將“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這就既規定了“國企混改”戰略目標,又有利于回復和增強公有制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
其二是,“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和“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兩者既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結。“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是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基礎,而“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則是這一基礎在宏觀層面的體現。 沒有企業的“做強做優做大”,就不可能有國有資本的“做強做優做大”;反之亦然。
其三是、堅持兩個“做優做強做大”的統一,須要“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這是宏觀戰略的視野上我國面臨嚴重的競爭而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
可見,習總書記立足于新時代經濟與政治高度統一的戰略高度,旗幟鮮明地提出并堅持要“理直氣壯”、“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這是國企改革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針 。
(二)
習總書記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方針,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時代感。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私有化逆流”甚囂塵上,危及到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執政地位。 鬧得最兇、影響很壞的,莫過于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會長高尚全。他18大閉幕的第二天,就在《深圳特區報》發表了題為《改革攻堅,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一文,其第二個“不動搖”,即所謂“堅持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不動搖”。那么,他所謂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又是什么呢?就是不能把國有經濟定位為“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他說:“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爭議較大。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但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為什么有這種想法呢?因為理念上沒有解決好。” (《深圳特區報》2012年12月12日)
這基本是他2012年9月15日在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干山會議)上講話的翻版,那時他說得更為赤裸:
【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尚未取得共識。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按照這個“基礎論”定位,國有經濟就只能進、不能退,因為進才能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退就削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從歷史的實踐來看,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http://stock.jrj.com.cn/2012/09/17012114397459.shtml)
而18大以來習總書記的一系列講話,無疑宣告了高尚全所謂“國有經濟地位未定論””國有經濟基礎論不成立“的謬誤。
我們要深刻領會,為什么習總書記堅定不移地把國有企業“定位”為兩個“基礎”, 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還是”政治基礎“,”關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為什么我國的經濟改革一定要理直氣壯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
第一、公有制國有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是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
唯物史觀的發現,第一次科學地揭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生產關系構成社會的現實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適應并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此觀察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才深刻地揭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恩格選集》第3卷,第429頁)。所以,“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馬恩選集》第3卷,第438頁)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
可見,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之后,以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建立和發展國有企業,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是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奉信新自由主義的人極力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顯然是逆歷史潮流之反動。
第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表現,和確保社會主義性質不變色的根本保證。
哲學常識告訴我們,質是任何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世上各個事物之所以不同,歸根到底,是各自內在的質的規定性的不同。質與事物是直接同一的。質在,事物就在;質變,事物就變。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同樣也只是各自內在的質的規定性不同。
那么,社會主義的質的規定性究竟是什么 ?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歸根到底,是經濟基礎的公有制。這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昭告世界的: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恩選集》第3卷 ,第265頁)
我國憲法是根本大法。其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正如世界上一切事物,質與事物都是直接同一的一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有經濟,同社會主義制度也是直接同一的,沒有公有制,沒有國有企業,就沒有社會主義;消滅公有制,消滅國有經濟,就是消滅社會主義制度。
不僅如此,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還是保持社會主義制度性質永不變色的根本保證。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但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情況下,怎么保持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變顏色呢?這是關系到國家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
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告訴我們,任何事物如果存在著多種矛盾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起著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 ,“ 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2頁) 所以,我國社會究竟哪種所有制經濟占居主體地位,便決定著社會制度的性質。我國憲法規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確保我國社會主義性質不變的根本保證。
這就是習近平說的: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關系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關系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對此,連國外的有識之士都看得清清楚楚。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接受中國學者的專訪時就特別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人民的命根子,應否決私有化。”
然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私有化”的嚴重沖擊,國有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所占的份額急劇下降,主體地位遭到了嚴重削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習近平18 大以來,正是針對這一殘酷現實出發,尖銳地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就是要堅決“擋住私有化逆流”,振興壯大發展國有經濟,逐步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保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性質,維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是國之大幸,民之大福!
第三、做優做強做大國有經濟是黨執政的重要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政黨、國家都系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每一個政黨、每一個階級執政必須有自己的經濟基礎,靠自己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政權還能牢固?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不忘初心,就要把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公有制作為自己執政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這是因為:只有公有制國有經濟才能實現工人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無產階級才能真正擺脫階級壓迫和剝削,此其一。其二,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是廣大工農勞苦大眾,只有依靠公有制國有經濟,才能不斷地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給他們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從而獲得到他們真心實意的擁護;其三,國家要完成現代化建設 ,國防建設要立于不敗之地,科學發展要躋身世界前沿,靠什么呢?主要還得靠國有企業。
所以,習近平19大后第1次出京視察徐工集團時,就再次強調: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要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使國有企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這才是對國有經濟的“正確定位”,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定位。高尚全怎能胡謅什么:把國有經濟定位為黨執政的基礎,“這種‘基礎論’站不住腳的”呢?
事實就是這樣。 我國的國有企業確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2002—2015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從18.02萬億增長到119.20萬億元。從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對國家財政所作的貢獻來看:2011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的主營稅金及附加和增值稅,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為8元,私營企業為3.2元,外資企業為2.3元。這種“8比3﹒2比2﹒3”,一目了然,難道不是表明,“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
不難設想,我國如果沒有了公有制國有經濟,我們的政權又怎么維持和運轉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真的消滅了國有經濟,“ 以民營經濟為基礎”,執政的共產黨難道不遲早會被資產階級趕下臺,或者被逼得“改名換姓”蛻成為資產階級政黨?
第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共產黨的崇高理想信念就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制度本質要求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而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舍此沒有他途。
從理論上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生產方式的基礎,直接決定著人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著生產品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多寡。
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著無產階級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決定著產品的“按資分配”,資產階級無償占有無產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由此導致一方面少數資產階級越來越富裕,一方面廣大無產階級相對地貧困。社會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就成了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資本主義300多年的歷史就是鐵證!
反之,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國有經濟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人們在生產中平等地位,決定了產品分配方式的按勞分配,不允許任何人占有別人的勞動。從2002——2015年全國國有資產總額從18.02萬億增長到119.20萬億元,這是全體人民的寶貴財富,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只有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國有經濟,才能根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絕對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對于促進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這是無庸置疑的。但與此相聯的,我國全社會收入分配關系則呈現嚴峻態勢,兩極分化相當嚴重。從國際公認的用以描述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以0為絕對平均,1為絕對不平均,一般以0.4為安全警戒線)來看,據國家統計局披露,中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1985年為0.24,1995年上升為0.434,超過了安全警戒線。2000年再升高為0.458,2008年更高攀至0.491。然后逐步回落,至2015年為0﹒462,比美、英等發達國家還高。拿2015年來說,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2,同期美國為0﹒45,英國3﹒4,法國3﹒2,日本3﹒7,印度3﹒6 。這顯然是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同共同富裕是南轅北轍。
所以,黨的19大尖銳提出:“帶領人民創造美好生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這樣,“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第五、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是我國屹立于世界的經濟支撐。
黨的19大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高屋建瓴,指明從二0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要“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強國”。我國必須“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
中國是世界工業化中的后來者。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在國際殘酷競爭中,面對的是實力雄厚、規模龐大、經驗豐富的西方大型跨國公司。它們以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掌控著全球經濟,站在產業鏈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和高附加值環節的戰略制高點,極力阻礙和遏制中國的發展。特朗普新近批發的《美國安全報告》,居然說什么美國的國家安全,現在面臨著中、俄、朝、依(朗)和“伊斯蘭國”威脅,竟然把中國列為“五大威脅”之首。
當今中國,能與西方大型跨國公司抗衡的,除了少數民營企業,主要還是國有企業。
國企強,則國強。2017年世界500 強中,中國占到了115家,絕大多數是國企,達85%以上。位居全球之二,居一的美國為132家,居三的日本只51家。 目前央企境外資產規模超過6萬億元,分布在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業務由工程承包,能源資源開發,拓展到高鐵、核電、電信、電網建設運營等領域,有力地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一帶一路”也加快推進,國企是先鋒隊、主力軍。已有47家央企與沿線國家合作共建了1676個項目, 有力地提高了國家間互聯互通水平。中國國有企業經過改革歷練,許多企業在某些方面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有的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具備了發展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基礎和條件。我國的高速鐵路、特高壓、核電、智能電網已經成為國家的“名片”,成為我國領先全球的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行業。
毛澤東早就指明,中華民族有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能力。在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集中力量,集中資源,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培育一批領軍全球技術發展 、成為國際知名的高端品牌、在與國際垮國公司競爭中占居有利地位的大企業大集團,有利于較快地提升和增強我國綜合實力和在世界的話語權。
總上可知,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既是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表現和黨執政的重要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才能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強國”,這是歷史和現實反復證實了的客觀真理 !
(三)
社會主義制度一定要代替資本主義,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共產黨的崇高理想信念就是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不忘初心,就要堅定不移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為什么“私有化逆流”甚囂塵上,連綿不斷呢?為什么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是那么熱衷于詆毀和攻擊國有經濟呢?
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人很清楚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執政、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亂人心、釜底抽薪。
列寧曾經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國有企業和公有制的建立、發展、壯大和鞏固,從根本上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特別是那些靠化公為私、侵吞國有資產集體財富而一夜暴富的原罪資本權貴,他們既擔心繼續聚斂財富的門路被關閉,也擔心此前的非法聚富手段被追責,既得利益岌岌可危,于是他們通過對公有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得了好處后,轉而對國有企業拼命詆毀和攻擊,竭力維護國企私有化的合理性,這就是自然之理了。
(2017年1月28日)
【岳青山,察網專欄作家,湖南省委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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