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嫖妓在线播放,好大灬好硬灬好爽灬,天天躁狠狠躁狠狠躁夜夜躁

侯峰：習總書記調研徐工，給國企改革怎樣的啟示？

點擊：作者：侯峰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18-01-02 09:58:43

十九大后，習近平總書記的首次調研，來到江蘇徐州，考察徐工集團。習總書記肯定徐工發展，勉勵徐工著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創新發展的好模式好經驗。習總書記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

圖片來源：人民網

國企改革的風向標：徐工

徐工集團是一家根正苗紅的老國企，作為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企業，已連續28年保持中國第一，也是唯一進入世界工程機械行業前十強的中國企業。

為什么徐工？總書記的到訪又將釋放哪些信號？將會對國企改革產生怎樣的影響？

徐工的混改一度令中國工程機械制造業面臨被外資壟斷的危機

就在十幾年前的國企改制浪潮中，這個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排頭兵，徐工集團險些成為外資大鱷的盤中餐。

2005年10月25日徐工集團與美國凱雷公司在南京草簽的收購協議，凱雷以3.7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徐工機械85％的股權。

這一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購如果成功，中國工程機械的半壁江山就可能被外資主宰。

作為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制造企業，事實上在2003年，徐工全年的營業收入就超過了154億元，顯然徐工被凱雷收購不僅是賤賣，還會導致中國失去這一戰略產業的主導權。

業內都明白凱雷背后有世界工程機械行業排名第一的美國卡特彼勒的影子，作為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老大，卡特彼勒覬覦中國市場由來已久，因此一旦此次收購成功，卡特彼勒借助凱雷占領控制中國工程機械市場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一旦中國工程機械市場被外資壟斷，按以往進口外國設備及服務的經驗，中國的工程建設成本必將大幅增加，不可避免地加大中國現代化的成本。如果這一重要產業的改革，不能吸取汽車產業的教訓，那將是非常遺憾的。

斷尾求生，徐工走上國企自主發展的正途

所幸，商務部駁回了凱雷的并購申請，至此歷時3年的徐工凱雷并購案終于無果而終。2007年徐工不得不踏入自主重生的路上，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徐工僅在當年的收入就突破300億，利潤20個億，幾乎一年就賺回個（被收購前的）徐工！

2008年，徐工集團痛下決心退出徐工集團與卡特彼勒(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徹底結束與卡特彼勒那段一廂情愿、期望甚高卻被別人算計得幾乎血本無歸的“因緣”，徐工集團組建了自己獨資的挖掘機生產企業：徐州徐工挖掘機械有限公司。從此徐工邁上良性發展之路，短短幾年，徐工已經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大工程裝備制造企業之一。

中商情報2015/6/25 刊載的徐工介紹：

徐工集團成立于1989年3月，成立25年來始終保持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排頭兵地位，位居世界工程機械行業第5位，中國500強企業第122位，中國制造業百強第49位，中國機械工業百強第4位，是中國工程機械行業規模最大、產品品種與系列最齊全、最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徐工集團年營業收入由成立時的3.86億元，發展到2012年突破1000億元，保持行業首位。公司是集筑路機械、鏟運機械、路面機械等工程機械的開發、制造與銷售為一體的專業公司，產品達四大類、七個系列、近100個品種，主要應用于高速公路、機場港口、鐵路橋梁、水電能源設施等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養護。

歷史反復證明，離開外資，中國國企不但能夠生存，而且其優秀者的能力和效率不比任何其他所有制企業的差。中國鐵道部整合部屬國企力量，僅用不到十年時間就把中國從一個鐵路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提升為世界高鐵排名第一，新技術的引領者。徐工從一個世界上默默無聞的中國地方企業，到銷售過千億元，躍居世界工程機械行業第5位，僅僅用了不到8年時間，并在許多領域直接和卡特彼勒一決高低。從3.75億美元賤賣，到世界級大企業的戲劇性轉變是中國國企給世界經濟學家上的國企技術進步最生動的一課，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國企成功的一個范例。

以市場換技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多是偷雞不成蝕把米的慘痛教訓

1994年在對外經濟貿易部的牽線下，徐工與全球的工程機械行業巨頭卡特彼勒合資成立了徐工集團與卡特彼勒(中國)投資有限公司，雙方第一階段共同出資1990萬美元，卡特彼勒認繳1140萬美元，徐工認繳760萬美元，雙方的出資比例為卡特占60%，徐工占40%。

之后卡特彼勒采用跨國公司慣用的虧損戰術，即卡特彼勒利用合資公司高價從自己在國外的公司采購核心設備和相應的財物管理策略，使得合資公司在成立后多年虧損，卡特彼勒則借機“債轉股”增資擴股，徐工集團的持股比例逐漸被稀釋到15.87%。

更致命的不平等條約是，合資合同還約定徐工不能生產自己的挖掘機，在中國基礎建設大干快上、挖掘機市場日益火爆的戰略機遇期，徐工卻被自己的一紙合約關在了門外。

在這一屈辱的合作中，徐工本以為忍辱負重以市場換技術最終可以成就自己，而殘酷的現實是這個合資公司就是個過時技術產品的組裝公司。正像徐工董事長王民后來所說的一樣，“我們拿到的是落后20年的技術，還要交付高昂的技術轉讓費，更為嚴重的是卡特彼勒還毫不掩飾地暴露出要吃掉徐工的意圖”。

2005年蓄謀已久的吃掉徐工的戰役通過迂回戰術到了最后攻堅階段，白手套美國凱雷公司出面并購徐工案進展順利，一路層層過關斬將并草簽了合同，離最終批準完成法定程序只剩一步之遙。這個于1943年創立的共產黨魯南第八兵工廠演變而來，經過60多年無數艱難歲月的國企，眼看就要葬送在不恰當的“改革”中。

事實上徐工并購案前，國企與外資混改已經有許多血淋淋的教訓。原大連電機廠曾經是我國最大的電機企業，原大連第二電機廠曾是機械部生產起重冶金電機的排頭兵企業。1996年、1998年，這兩個電機廠分別與新加坡威斯特、英國伯頓合資，之后被外商控制了經營權和購銷渠道，巨額收入被外方隱蔽，流失境外，企業連年虧損。外資在掏空了合資企業后，收購了中方全部股權，僅3年就完成了“合資、做虧、獨資”三部曲。

類似的不恰當的合資不僅沒有實現國企解困的初衷，反而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一半以上職工丟了飯碗，國家多年培育的行業技術自主創新的平臺被瓦解破壞，大量投資付之東流，造成了“包袱被政府背著、債務逃廢、稅收流失”的局面，市場還被別人輕而易舉地占領，未合資部分只能生產原41個系列產品中的3個，最終被徹底擠垮。

筆者在《誰是扼殺汽車國企技術進步的元兇》一文中闡述了市場換技術的轎車模式，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共和國前30年來積累的三大三小汽車制造業家底前前后后共組建多達幾十個合資企業，經過二三十年的“市場換技術”混合所有制改造，雖然在商業上有所收獲，卻至今沒有一個掌握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技術。特別是混改初期，外方通過各種手段巧妙地閹割了國企原有的自主創新能力，反倒使中國骨干汽車國企幾十年積累下來雄厚的技術和科研力量大量流失、產業空心化。近年來這些企業終于痛定思痛，開始了重新恢復自主創新能力的艱難之路。

無數事實證明，中外合資混合所有制改革并非全是“機遇”，而是“危”“機”并存，如果沒有清醒的認識、慎重的對待，甚至最終成為真正的“危機”，令相關產業創新發展的最大威脅。

其中最值得深刻反思的是，在中國工程機械產業及市場面臨被跨國公司壟斷的嚴峻現實面前，企業和政府內的部分人士未能意識到潛在的問題，為一些“低價出賣”國有資產亮綠燈，甚至能得到主管部門的批準。除了腐敗因素外，是因為長期以來有一股強大的輿論認為國企不可救藥，不賣給外資就永遠落后，甚至無法生存。這種妄自菲薄的國企改革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批評過，缺乏四個自信的集中體現。

蘇東全面私有化不僅教訓慘痛，更是民族工業的災難

上世紀90年代，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后形成的30個后社會主義國家，集體采納西方頂層設計的所謂改革“休克療法”，即依照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條條框框，一夜間窒息了所有社會主義制度要素：公有制變成私有制，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一黨治理變成多黨競爭憲政民主。其中，國有企業全面私有化的過程，由最初資產平分，到資本迅速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形成壟斷，出現像巧克力大王、石油大王、郁金香大王那樣的寡頭，徹底改變國家的政治生態，造成嚴重的貧富不均，和形成維護資本利益、西方利益，扭曲國家發展進程的寡頭政治。

更為可怕的是傳統戰略產業快速消亡。

西方跨國公司兵不血刃地通過股權收購，資本運作，市場壟斷，輕而易舉地摧毀競爭對手的戰略性產業，全面占領市場，迫使這些國家進入產業“殖民地化”時代。

原有的國有經濟人為地突然消失，徹底破壞產業鏈和經濟結構，私有企業就失去像中國改革中出現的蓬勃發展的土壤，“國退民進”自然無從談起。

蘇東改革有“紅利”，不過不是國家和百姓得到實惠，而是西方戰略利益、西方國家利益，以及跨國公司、資本大鱷收獲巨額冷戰紅利，此外，少數原政府官員為主體，利用手中權力和影響力迅速先富起來的那批人。

波蘭是個經常被西方提起改革和經濟轉型發展的“好榜樣”。然而作為曾經經互會的工業強國，2016年習近平、李克強分別到訪波蘭時，波蘭政府都一再提出請求中國幫助波蘭再工業化問題。

波蘭這個東歐曾經的重工業強國為什么今天不厭其煩地懇求中國領導人幫助他們再工業化？他們的傳統工業在“休克療法”后短短20余年都去哪了？

為我國兩彈一星事業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向陽紅5號海洋調查船就是波蘭造船的杰作。這還要從718工程說起，為了完成洲際彈道導彈全程飛行試驗，必須首先完成靶場選點，為此必須對相關海域進行考察。1970年，國家海洋局接收交通部廣州遠洋公司貨輪“長寧”號，決定將其改裝成海洋調查船，以完成海上靶場調查任務。長寧號貨輪由波蘭巴黎公社（Komuna Paryska）造船廠建造，1966年7月出廠，載重量16000噸，航速16節，是當時交通部下屬運輸公司中船齡最短、性能最優越的船舶之一。

那時，波蘭制造代表的是遠遠領先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發達國家的制造水平。

直到1979年我國才有能力建造首艘萬噸級遠洋科學考察船“向陽紅10”。然而當中國今天成為世界造船第一大國的時候，當年的造船強國波蘭，在私有化的大潮中已經失去造大船的能力。

“休克”的何止波蘭造船。俄羅斯、烏克蘭、波蘭、捷克、南斯拉夫這些當年的工業強國，如今全都淪落到靠農業、出賣資源和少量“殖民地化”產業為主要經濟的國家，需要再工業化的悲慘境地。

國企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經濟的“頂梁柱”

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范圍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方興未艾，可又有哪一項來自這些曾經叱咤風云，冷戰年代與美國在許多尖端科技領域爭鋒的后社會主義國家呢？

經濟學權威聲稱有恒產者有恒心，私有化賦予企業家創新能力，“企業家精神”。蘇東三十個后社會主義國家國企私有化的殘酷現實證明，私有化絕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對于曾經的公有制經濟體，那就是一劑致命的毒藥，值得人類社會深刻的反思。

什么樣的改革才有紅利，才有利于國家利益，人民福祉？

被稱作當今世界一代梟雄的普京，公元2000年就任俄國總統時宣稱“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二十年轉眼將至，然而被西方頂層設計“休克療法”鏟除了所謂“制度性障礙”，即徹底清除計劃經濟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全面私有化浪潮斷送國有經濟體系的支撐，以及隨之被西方掏空、摧毀了的工業基礎，只能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俄國已經完全不可能在20年內重現當年蘇聯時期所創造過的輝煌。2017年12月6日普京正式宣布參加下一屆總統競選，普京還有當年的豪氣嗎？

就難怪奧巴馬離別總統寶座前不忘譏諷俄國：“他們（俄羅斯）是一個較小的國家、較弱的國家。除了石油、天然氣和武器，他們的經濟產不出其他任何別人愿意購買的東西。他們沒有創新。”

奧巴馬一語道出真諦：私有化不等于創新，被西方頂層設計改革私有化的俄國，既沒有出現所謂企業家精神的創新、更沒有出現市場化國家的創新。事實無情戳穿被經濟學家們冥頑不化鼓吹的私有化原教旨主義精神價值。“有恒產者有恒心”，私有化才有企業家精神、創新動力，他就忘了，中國還有一句古話是“富不過三代”，恰似告誡有恒產者最容易失去創業的初心。

蘇東改革的教訓告誡我們，國企改革制度自信的缺失，自主發展還是委身于外企僅一念之差，損失的不僅是像徐工這樣的如今價值千億的國有資產和市場，更喪失中國基礎工業的主導權和“頂梁柱”，戰略上遺患無窮，并最終直接關系到中國崛起的成敗。

試想，在當時的所謂與國際接軌的政治大環境下，外資并購徐工一旦成功，就等于開了一個危險的口子，同行業和其他制造業的骨干企業都可仿效徐工讓外資并購。

有些人可能認為，國企只要守住軍工、能源等領域就行，殊不知裝備制造業也是一個國家的戰略產業，特別是在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它是突破國外技術封鎖、建立完整工業體系、國防體系的基礎。如果裝備制造業對外資不再設防，缺乏自主的機械裝備，也會影響其他產業的發展。失去裝備制造業的自主發展，中國想技術上趕超發達國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就只能是美好的夢想。

習總書記調研徐工時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這從根本上為國企改革把握了前進方向。

缺乏制度自信的國企改革必成為高官高管“私人會所”的饕餮盛宴

在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當前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的大環境下，徐工的改革探索備受各界關注，也引發了巨大的爭議。2015年11月11日，據徐工集團官網報道，集團董事長在接受《中國經營報》采訪時說：“國企改革必須加快，這樣企業將有更加合理的機制和體制，使內部的員工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徐工的預期是將國有控股降到25%左右，國家相對大，但不絕對控股，中間有眾多戰略投資者細分這個股份，而我們的管理層和技術骨干，參與部分股份，這個股權不用國家掏一分錢，自己掏錢買。徐工已經在做資產管理計劃，包括貸款、自己砸鍋賣鐵掏了2億多，現在已經開始推動了，我期望時間是今年年底或明年三月份必須完成改革。絕對不能拖，因為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也是大家能夠形成共識的時機，想把中國經濟或制造企業變成世界級企業，這個改革不可或缺”。

國企一方面為國家所有，國家為企業和員工的發展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與保障，另一方面，國企的管理層和普通員工，確實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如何平衡好全民與個人的利益，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同樣重要的是，國企要發展面臨資金問題，如何把握對各種來源資金的利用，與控股權問題之間的平衡，也可以說是見仁見智。

但兩年過去，我們至少可以看到，當時徐工部分管理層期望的改革，沒有成為現實，可見高層對國企改革有不同的思路。

2015年，徐工其實已經是世界級企業，如果相關人士有更長遠的眼光，就不會說“想把中國經濟或制造企業變成世界級企業，這個改革不可或缺”。

更為意味深長的是他強調“絕對不能拖，因為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也是大家能夠形成共識的時機”。這個“共識說”有著深刻的背景，因為從經濟學權威，到部分官方人士，新自由主義信徒當時仍能對改革施加影響。比如在2013年時，就有官方人士稱：鐵路方面改革的核心，是看外部的投資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進入，改革是否成功就看這個指標。

“改革是否成功就看這個指標”？

能吸引其他投資者的言下之意，就是鐵路要有賺頭，這樣才算是改革成功。如果單單站在鐵路系統的角度來說，這樣的判斷固然有合理性。但鐵路這樣的行業，對整個國家的戰略安全、經濟發展、產業拉動有許多積極影響，當然應該考慮全局，而非囿于局部盈利。

不明白這些高級智囊為什么一定要外部投資者進入中國鐵路。非國有資本的外部投資者進入，未必就能助推鐵路發展。

世界最發達國家美國，鐵路私人運營，每年從美國聯邦政府獲得十幾億美元的財政補貼，無論安全和效率與國企中國鐵路比都相去甚遠。

2017年12月18日美國鐵路又出事了，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由西雅圖開往波特蘭的501次列車當天在華盛頓州塔科馬以南一處高架路段脫軌，列車上有約78名乘客和5名工作人員，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77人送醫。

多年來美國鐵路重特大事故頻繁發生，2007年11月30日，美國全國鐵路客運公司在芝加哥南部的一起貨運列車相撞事故造成多人受傷。2012年11月30日，美國新澤西南部小鎮帕洛斯波羅一處鐵路橋坍塌，造成貨運火車出軌墜入河中，并導致火車上運載的劇毒氯乙烯泄漏。2013年5月，則在兩周內發生三起事故，導致數十人受傷。去年9月29日，新澤西州一列開往紐約曼哈頓的通勤列車沖進車站，造成1人喪生，108人受傷。

中國鐵路真的需要走美國鐵路私有化的道路，需要“外部投資者進入中國鐵路”嗎？

在某些經濟學家眼中，改革成功與否的標志已經不是提高勞動生產力，而是打破“公有制壟斷”，或者說私有化才是“把改革進行到底”的底；以簡單粗暴的“降低國有控股”作為國企改革的最終目的和“政治正確”。

管理層和普通員工參股確實有一定的激勵效果，外部資金也會有積極作用，但如前所述，需要把握平衡，嚴守大方向，而不是搞“闖關式”的“改革”。尤其是在混改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管理層，不能認為自己“勞苦功高”，急于分股，而應該認識到國家在國企成長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

徐工部分管理層當年的“豪言”，使得無數國企高管和行業主管緊盯著徐工在這個“最好的時機”推動的“創新”盛宴。所幸的是，徐工的混改沒有這樣進行，示范效應可能推動的私有化浪潮再次被阻斷在萌芽狀態。

5年前，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首次京外考察，選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釋放了“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的強烈信號，以改革作為切入點和出發點。5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推動下，掀起全面改革大潮，成效和經驗有目共睹。

十九大后，習近平總書記的首次調研，來到江蘇徐州，考察徐工集團，這個前身始于1943年創建的八路軍魯南第八兵工廠，近年來自主研發的多種工程機械市場占有率名列前茅，產品銷往世界，同時在國家開發智能制造、參與軍民融合發展、參加“一帶一路”建設等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的國有企業，和其它國有企業一道，構成“中國經濟的‘頂梁柱’”。

習近平關心的是擁有紅色基因的國企如何繼續承擔中國經濟頂梁柱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的徐工調研，為國企改革把脈

習近平總書記在徐工考察期間，結合展板詳細了解企業經營發展、自主創新、國際合作、人才培養、黨的建設等情況，肯定企業繼承紅色基因、適應時代發展取得的成績。他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要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推動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使國有企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一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非常關注。2016年7月，他在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上提到，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國有企業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前，都肩負著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任。而徐工的發展，很有借鑒意義。習近平總書記的到訪，應對可以糾正部分人士在國企混改上的偏誤。

“只有基礎工業充分發展，才能成為世界強國。”全國勞動模范、徐工集團起重機械事業部維修再制造分廠調試工孟獻群是一名在徐工集團工作了20多年的一線工人。聆聽總書記的講話，讓他深有感觸。“我們從一窮二白，發展到現在全球行業第五，實屬不易。”

這是來自普通群眾的聲音，決不能讓我們數代人艱苦奮斗，發奮圖強發展起來的國有經濟毀于一旦。

發展國企、裝大國企、捍衛國企是國企員工的責任，也是全體共產黨員的責任，它是直接關系到民族復興、人民福祉的國家根本戰略。

附：徐工機械(000425)十大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