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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將軍：中國，不能忘記！

點擊：8347  作者：金一南    來源：鷹派觀點  發布時間:2017-12-06 17:16:35

 

  

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勝利花環來之不易。戴上它，能感受到光彩奪目的榮耀，也能感受到沁人心脾的警醒。那里面有一些任憑時間流逝多少年也值得思索、也不能忘卻的事情。

 

不能忘卻之一：為什么盧溝橋竟然成為中日戰爭爆發地點？

 

在中國，人人皆知盧溝橋是爆發抗日戰爭的地點。年年月月，參觀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的人絡繹不絕。如果有一天一個不懂事的孩子突然發問： 戰爭怎么會在這兒爆發呢？這兒是中國和日本的分界線嗎？

 

我們這些懂事的大人，該如何回答？

 

孩子問得對。盧溝橋并非邊關塞外，疆界海防，連萬里長城的一處垛口也不是。它實實在在是在北京西南。雖然完全不是中日兩國的分界線，但戰爭又確實在這里爆發。為什么戰爭尚未正式打響，鬼子已經抄到了京師以南、扼住了我們的咽喉？

 

至于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盧溝橋事變，別說不懂事的孩子、連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華北地區全部日軍最高統計數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區的中國軍隊有多少呢？僅宋哲元29軍就不下10萬。戰爭爆發之前，敵人不但已經如此深入了你的領土，還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一個月時間令華北淪陷，查遍世界戰爭史，有沒有這樣的先例？

 

盧溝橋

 

無獨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同樣如此。當時東北地區日軍1萬余人，張學良的東北軍人數達19萬。19萬人也未阻止侵略軍，事變第二天就占領沈陽，一星期控制遼寧，三個月占領整個東北。

 

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還無法明白那段歷史。我們必須直面那些令人不情愿直面的事實。必須探究，我們是怎樣落到了這樣的地步，才終于“忍無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借28艘軍艦、15000軍隊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000人、法軍7200人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賠款白銀2億兩，開辟空前的割地賠款。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雖然不少，拼湊的兵力卻不足兩萬，10天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億5千萬兩白銀。

 

一個被西方描述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為什么會這樣？

 

發動“七·七事變”的日本華北駐屯軍，是八國聯軍侵華后清政府與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荷、比、西十一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其中第九款規定: “中國應允諾諸國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道無斷絕之虞。”

 

從此在華北駐屯的外國軍隊有英、美、法、意、日五個國家，司令部都設在天津。最初約定駐軍人數為8200人，日軍400人。后來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國政局動蕩，日本明里將“清國駐屯軍”改稱“中國駐屯軍”，暗中則擴大編制，一步步將駐屯軍由數百人擴大到數千人。

 

中國有句老話叫“臥榻之上豈容他人酣睡”。國家本應拒對手于千里之外的核心區域，戰爭發生以前竟然人家已經久據于此，形成“臥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臥榻之上他人長期酣睡”的局面，這是多么創深痛巨的民族恥辱。

 

中國近代歷史，往往是先一場悲劇衍生后一場悲劇，前一場災難導致下一場災難。正因為面對侵略一敗再敗，才簽下這些喪權辱國的條款。正因為這些喪權辱國的條款，才釀成七·七事變前略者已經挺進到眼皮底下的局面。

 

一個中國人，如果不了解當年中國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國軍事有多么衰弱，就不會明白腐朽與衰弱要帶來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災難。

 

不能忘卻之二：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

 

從1937年7月的“七·七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是我們常說的8年抗戰。從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則是更加真實的14年抗戰。但是從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卻只有短短的3年零8個月時間。這是怎么回事？

 

七·七事變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態度不可謂不堅決。

 

為什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日本大規模入侵已經發生了10年零3個月，從1937年七·七事變算起、中國全面抗戰已經開展了4年零5個月，國民政府才終于正式對日宣戰？

 

無須諱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國參戰了：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月8日，美國對日本宣戰。于是才終于有了12月9日的國民政府對日正式宣戰。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

 

如今天很多國人未想過為什么盧溝橋是戰爭爆發地一樣，很多國人也不知道遲至1941年12月9日中國才對日本正式宣戰。盧溝橋作為戰爭爆發地是恥辱，美國人宣戰了我們才敢正式宣戰就不是恥辱了么？

 

美國一旦被偷襲，第二天就宣戰，最后一定要把偷襲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無條件投降）方才罷手；我們早已不是被“偷襲”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執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個中國被侵占了，竟然還未向對方“正式宣戰”，一邊進行著抵抗，一邊琢磨著妥協，一邊盤算著退路。

 

首先出現的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1937年12月2日，蔣介石對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談，日方條件還不算亡國條件。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決定接受“陶德曼調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條件大大加碼，“陶德曼調停”才宣告中止。

 

接著又出現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與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觸。宇垣一成在日記中記錄了孔祥熙的表態：“內蒙設置特殊地區是可以的”；“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例如首先設置領事，凡屬經濟問題由領事間解決”；“領事解決不了，接下來再派公使或大使”。后因日本陸軍強硬派要“蔣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

 

1939年3月又有國民黨復興社人員與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談判，得到消息的中國共產黨方面要求“通緝主和人員”，桂系也表示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談判才夭折。

 

1940年軍統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門與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擬定蔣、汪、日三方長沙會談，被日方列為“桐工作”，稱“曾經是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剎那”。

 

當然應該理解當時中國獨立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困難局面。也不能說與對方接觸不包含權益之計而都是出賣與叛變。畢竟國民政府苦撐到了最后日本投降。畢竟抗日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國”。

 

當時所說的“弱”，是指國力弱，軍力弱、裝備弱，訓練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則未曾意識到，或者意識到了也不愿承認。

 

8年抗戰也好，14年抗戰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前，雖然有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萬寶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變”、1932年1月“一·二八事變”、1935年5月“張北事件”、1937年7月“七·七事變”，但沒有一個事變使國民政府痛下決心與侵略者徹底決裂、撕破臉皮正式宣戰，始終沒有放棄私下接觸與調停，始終在尋找可能的妥協之道。

 

再也沒有人比中國人更想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美國對日宣戰，才看到有勝利希望，最終鼓足勇氣“對日正式宣戰”。如果日本不偷襲珍珠港，如果美國不對日宣戰，中日之間這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又該怎樣了結？

 

侵華日軍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警告美國人時講過一段話：

 

“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沉溺于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干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滿足肉體暫時的欲望，那么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它好戰、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肯定是要衰敗的。”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歷史。真實歷史之所以提供啟示，就因為它是扎人的荊棘，不是嫵媚的花環。

 

不能忘卻之三：為什么抗戰中出現集團性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員、58位旅長、參謀長以上將官投敵，一些部隊成建制嘩變。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這種狀況，難道不是在顯露一個國家和民族集團性的精神沉淪和人格沉淪。

 

偽政權內部矛盾叢生。而汪精衛與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衛面前擺老資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衛為此想方設法將王克敏管轄的華北地區實權悉數收回，用另一個大漢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70歲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漢奸不漢奸，反正當不了幾年，到時候兩眼一閉，嗚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罷了，何必把一些年輕人也拖下水，跟著他當漢奸挨罵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

 

這種局面讓大漢奸周佛海也連聲嘆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

 

這樣一批人，把中國政.治演繹到如此齷齪和猥瑣地步，怎能不極大地助長侵略者滅亡中國的驕橫和癲狂。

 

抗戰期間中國出漢奸很多，為什么？

 

一是彌漫于統治階層的失敗主義。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說：“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抵償”。他問馮玉祥：大家都說抗戰到底，“底”在何處？馮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衛后來嘲弄說：“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與無知。”像汪精衛這樣無心抗日、謀求妥協的當時大有人在。

 

二是彌漫于社會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別人面前。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周佛海就說過：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和日本比擬，戰必敗。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別人一切都好的心態，當時十分普遍。

 

臭名昭著的日軍生化部隊

 

三是自由主義思想侵蝕，只知個人，不知民族。

 

例如周作人，面對日本侵略，很多知識分子在《救國宣言》上簽名，周作人不簽。盧溝橋事變后，北京大學撤離北平，周作人不走。連勸誘周作人出任偽職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為他不會放棄文人清高，出任偽職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過汪偽政權北大圖書館長聘書，后來竟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

 

周作人說過“就是死了許多文天祥也何補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襯和幫兇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氣節么？

 

四是長期封建社會影響，只知小家，不知國家。

 

清末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復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這段話極其深刻。以血緣和姓氏為核心的封建王朝從來是“家天下”，統治者只對家族、姓氏負責，不對國家、民族負責，全社會沒有“天下為公”的理念和實踐，怎么可能要求民眾與你“萬眾一心”。喜歡本文的讀者，小編推薦大家微信搜索關注公眾號九龍軍事。一個傳遞正能量的公眾號。

 

不能忘卻之四：為什么日本侵略者以為短時間可滅亡中國？

 

以上幾條，可以明白為什么日本輕視中國了。長期以來有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說法。準確的說，只有日軍參謀本部《在華北使用武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中出現類似描述：兩個月解決駐扎北平一帶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三個月擊敗國民黨中央軍。當然根據他們的邏輯，擊敗國民黨中央軍，就相當于征服中國了。

 

侵略者輕看中國，源于中國統治者階層抵抗意志薄弱。

 

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清政府為息事寧人，付50萬兩白銀讓日本退兵，默認琉球人是日本屬民。當時英國人李歐爾卡克就說：“臺灣事件是中國向全世界登出廣告——這里有一個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戰爭的富有的帝國”。

 

1875年日艦闖入漢江河口，朝鮮還擊，日本派人來華試探態度。總理外交事務大臣奕欣告之：“朝鮮雖屬中國藩屬，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自行專立，中國從不與聞”；不但將自己藩屬國出賣，更為后來甲午戰爭全面爆發埋下伏筆。

 

侵略者輕看中國，還源于兩國工業能力的差距。

 

到1937年全面侵華前，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中國只有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600架，中國一架也產不了；日本年產坦克200輛，中國一輛造不出來。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火炮口徑和裝甲厚度優于日本聯合艦隊，卻在很短時間內全軍覆滅。1937年中國與日本的國力差距比甲午戰爭年代更為巨大了。

 

進攻上海的日軍

 

侵略者輕看中國，更是看透了中國社會一盤散沙。

 

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的日本甲級戰犯、“九·一八事變”元兇坂垣征四郎說過一番話：“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系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它是一個同近代國家的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上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上來說，國家意識無疑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這個“中國通”的這番話，真正戳到了我們痛處。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另一個元兇石原莞爾，在中國搞化裝偵察，穿著破爛扮作苦力，幾次被當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個銅板。石原從切身體驗中得出結論：中國官府對民眾苛刻，一旦有事，民眾不會站到官府一邊共同擔當。此人一到東北就口出狂言：“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

 

另一個也是“中國通”的侵華元兇岡村寧次，1932年“1·28事變”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參戰的心情“恨不得長翅膀一下子飛到淞滬戰場”，周圍則是“懷著必勝的自信心，搶著同中國軍作戰的陸軍兵將”。

 

這些人就是以這種心理狀態，在中國大地上燒殺搶掠的。他們看透了中國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帶來的軟弱，看透了民眾與政府的游離與對立，看透了他們的對手不過是幾個孤家寡人的首領率領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

 

“落后要挨打”在中國更多表現為“軟弱挨打”、“內耗挨打”、“腐朽挨打”、“渙散挨打”。就如田漢、聶耳1935年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經唱出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不能忘卻之五：為什么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為短時間滅亡中國，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變”之后，蔣介石對身邊親信透露“可支持六個月”，也只看到了國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資源。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軍隊在華北戰場幾乎一潰千里，華東和華中戰場雖然進行了頑強抵抗，也未擋住日軍進攻。事實很明顯：僅僅靠正面戰場和正規軍隊，中國的抗日戰爭很難取勝。

 

真正發現全新取勝資源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說得非常有力，被廣泛引用。還有一句說得更好，但卻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觸到了中國至弱的根源。

 

由于長期封建專制統治所造成的封閉和愚昧，加上近代以來殖民地半殖民地處境的摧殘和窒息，中華民族的傳統優秀品格幾乎丟失殆盡，一般中國人尤其是農業人口，在侵略、壓迫和摧殘面前表現麻木、散漫、冷漠甚至無為的絕望。

 

魯迅的《阿Q正傳》就是對這一精神狀態的傳神描述。近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認識到普通民眾中蘊藏的偉力，不把組織民眾、動員民眾、喚醒民眾作為變革和革命重點。從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洋務自強”，到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再到孫中山組織的一次又一次會黨起義，基本都是力圖依托少數精英完成對社會改造，民眾只是改造的對象而不是變革和革命的動力，最終導致變革與革命一再失敗。是中國共產黨，把一盤散沙的中國民眾空前地動員與組織起來。

 

抗日戰爭中的民眾動員，是中國歷史上從未經歷過民眾動員。日本侵略者發動的戰爭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銳化，大大超越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為動員各階層民眾開辟了全新的廣闊空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根據地，一個家庭中父親是農救會員，大兒子是工救會員，媳婦是婦救會員，小兒子是青救會員，孫子是兒童團員，各自分工合作，為抗日救亡努力。

 

上至白發蒼蒼的老人，下至剛剛懂事的兒童，都積極投身到抗日根據地的政治體系中來。這是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鋼鐵長城，由千千萬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結成的銅墻鐵壁。

 

其實任何一個民族，都不乏積蓄于生命中的火種。中華民族的優良品質和巨大潛能就像熔巖和地火一樣，被長期壓藏在普通民眾心底。共產黨組織、動員民眾的核心與關鍵，不是創造一種全新的理念，而是激發民眾心中潛在的火種。那里有一種不須言傳的民族心靈約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會被觸發和喚醒。點燃它，這個民族就不會墮落，不會被黑暗吞沒，不會被侵略者征服。

 

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為短時期就可滅亡中國的日本侵略者巨大悲劇所在：原來以為對手只是中國執政當局及其掌握的武裝力量，現在發現還必須面對覺悟的、有組織的，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英勇戰斗的千千萬萬普通民眾。

 

曾在中國嘗盡甜頭的侵略者跌入它們最大的戰略失算：完全沒有想到面前出現了一個全新力量。由中國共產黨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的民眾，為侵略者壘起一座永遠無法逾越的高山。

 

入侵廣州的日軍

 

不能忘卻之六：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回答“蔣廷黻之問”？

 

紀念抗日戰爭從來不乏爭論與設問：誰領導了這場戰爭？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哪個作用大？國共雙方都打了多少戰役？各自殲滅多少對手？……僅僅把抗日戰爭看作是一場軍事沖突，似打掃戰場清點繳獲物那樣討論：你的多？還是我的多？這些問題爭多少年，也沒有一個能超過“蔣廷黻之問”。

 

1938年抗日戰爭最艱苦階段，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發出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回答這個問題的資格，歷史把它留給了中國共產黨人。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廣泛的組織和深入的動員，使與世隔絕、自給自足的貧苦大眾第一次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抗戰，認識了中國，認識了世界，也認識了幾千年不曾認識的自己擁有的力量。這一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民眾從傳統的家庭觀念、家族觀念向民族意識、國家意識邁進，從而積極、主動地投身到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之中。

 

中華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識：為了生存、發展、繁榮、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必須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肌體上，構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國家。

 

1912年成立的民國，是這一艱難探索的起始。30余年實踐證明，它不穩定、不持續、不繁榮，最終既無法完成救亡，也無法完成復興。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穩定、持續、繁榮、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復興雙重歷史使命的政權和國家體制。

 

歷史證明：只有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意志和集體判斷。

 

1949年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新中國不但從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跡，而且從根源上清除了“一盤散沙”的渙散狀態，中國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昌盛，能夠完成民族救亡與民族復興雙重歷史使命的現代民族國家。

 

全民抗戰中的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最終成為了中華民族培育新社會的搖籃。新中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穩定的、繁榮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今天回顧可以清晰看到，沒有民族危亡中實現的民族覺醒，沒有全民抗戰中結成的民眾組織，沒有反抗侵略中錘煉的戰斗隊伍，這一勝利肯定不會這樣快的到來。

 

美國人布魯斯·拉西特和哈維·斯塔爾在《世界政治》一書中說：“歷史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戰爭的經歷中形成的。”中國同樣概莫能外。用我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一般來講，大國的標志是有能力打贏戰爭。”同樣講得很好，正是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抗戰勝利，使中國開始進入世界大國之列。

 

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堅強的民族組織，成為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成為今天和今后繼續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

 

這句話說出了一百多年來所有中國人的心聲。

 

2014年3月，我們領導人在巴黎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會上也講了一句話：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