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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然：我為毛主席守靈

       按：著名作家浩然的兒子梁秋川，在整理父親的遺稿時，發現了父親1996年7月寫的一篇文章《我給毛主席守靈》，此文記述了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后，作為毛主席治喪委員會成員的作家浩然，為毛主席守靈時的所思、所見、所聞，既是珍貴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紀實散文。

從塵封很久的箱子里，找出一九七六年的日記本，翻到刻骨銘心的九月九日。當天晚上我一邊流淌著止不住的淚水，一邊寫了這樣一些話：

 “下午北京評劇團的幾位同志來找我，研究修改《百花川》劇本的方案。防震小屋里沒有桌椅，也沒有床鋪，容不下許多人，就把大家帶到樓上的會議室。一進門，只見局里的吳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藍幾位領導同志，呆坐在那兒，一個個淚流滿面，我這才得知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了!

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呀，今年是最多災多難的一年。周總理離開了我們，朱老總離開了我們，毛主席又離開我們。漫長的革命道路，八億人將怎樣走下去?

著名無產階級作家浩然

　　我是一個極普通的共產黨員。一九四六年參加革命活動，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里，我從一個無知的農村孩子，在生活實踐中逐漸信奉起馬列主義、敬仰起毛澤東的領導，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今天比三十年前是先進了，可是還有很長的路要我走完。我又怎么走下去呢?

在這悲痛的時刻，我首先想到這個問題。沒有誰能替我回答。我只能自己來回答。……”

我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寫日記，沒多久，我們國家就搞起了“反右派”斗爭。“反右”是應當的，但是過火了。由于“打騾子馬也驚”，我再不敢在日記里流露自己的思想情緒，而把它變成一種簡單得再不能簡單的“賣豆腐的流水賬”。唯有毛主席逝世這一天，我難以忍受悲痛與惶恐，在日記里留下了這隱晦而又言猶未盡的心跡。

　　聞知噩耗，我一邊擦著眼淚，一邊開始考慮寫悼念毛主席的文章。因他領導的革命取得勝利，我這樣一個農民的后代，才大膽地做起文學夢;因他制定的革命文藝綱領指引，我這樣一個半文盲，才有所遵循地一邊補習文化知識一邊苦練手中的筆，終于使好夢成真。

我有滿腹的話要訴說，可是因為一時又有說不清的種種忌諱而不能任意傾吐。也因為六神無主，在那處處充滿悲哀的氣氛中，可以說的話，又難以坐下身來執筆。

　　我從樓上的會議室走到防震屋里，又走到西長安街上，在電報大樓前徘徊片刻。我看不了那悲哀的行人，受不了那令人窒息的氣氛，就躲到文化局大院最后邊，沒有人影沒有聲音的角落，想讓自己能夠鎮靜下來。呆坐在空屋子的臺階上，坐到兩腿酸麻，坐到天色黑下來。

我邁著沉重的腳步往防震屋走。離著很遠，就聽見那個美多牌的半導體收音機傳送著很大又很沉重的聲音。

女兒春水和小兒子秋川正趴在地鋪上，眼睛盯著半導體，聚精會神地聽著。坐在一邊的妻子告訴我：“告人民書已經說完，正播治喪委員會名單，剛開始。”

半導體收音機里響著男播音員那一句一句的宣讀聲：“……宋慶齡，郭沫若，徐向前，聶榮臻，陳云……”

我趕忙坐在地鋪上，聽著那長長的一大串名字。聽一個名字，就在我腦子里閃電般地反映一下。有的人我聽說過，而且很耳熟。有的人我見過面。估計政治局委員那一層次的要人已然在我進到防震屋之前念過了。我是從各界人士的姓名開始聽到的。這一次似乎更改了已往的慣例，基本上不分“職務地位高低”，也不按姓氏筆畫為序。念了很長時間，實際上已經將近末尾，在念到兩名原來從事表演藝術，而后來變成政府官員的名字之后，接著是“浩然”二字。我的心不由得一驚。

　　兒女們同時驚呼起來：“嘿，念爸爸哪!”

　　“真的有爸爸!”

　　是，有我。我成為毛澤東主席治喪委員會二百多名委員中唯一的一名以作家身份承擔這份光榮使命的人!

為此，我心潮波涌，一夜沒有入睡。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支歌子，我從抗日戰爭后期就開始跟著農村的孩子們唱。那時候父親逝世了，母親攜帶著我和姐姐，從開灤趙各莊煤礦礦區，搬遷到盤山西翼靠山小村的舅父家。我只是喜歡那支歌曲好聽的音樂旋律，并不了解歌詞所蘊含的意義。山村的農民世世代代以“安分守己過日子、當正經的莊稼人”為本，蔑視又懼怕政治，以“不沾官派”為律。我以這樣的莊稼人為榜樣，立志長大之后當個正經的莊稼人。不幸母親也緊隨父親身后病故。

有心計的母親在世時，曾經瞞著沾染了嫖賭惡習的父親，把變賣祖籍田產的錢，托舅父在山村購置了能讓我們生存養命的房屋和土地。不料舅父暗地里將文書契約都寫在他的名下，母親死后他立即變心，要把我們兩個孤兒趕出家門。自古以來都是“千年文書會說話”，文書上寫著舅父的姓名，那土地家產就歸他所有，對既成的事實，為“天經地義”的章程所保護，就是活神仙下凡也無法搭救我們了!

當我和姐姐就要變為露宿街頭、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的時候，解放區民主政府得到群眾舉報，馬上派來工作人員調查核實。他們不聽“文書”的假話，而聽群眾的真話，立即按實情作了公正的判決，我得到應得的財產，我有了生活下去的保障。從此，我感激毛主席的恩德，我靠近了共產黨，進而投身革命，一心無二地奮斗了三十年!

這三十年里，我時時夢想見到毛主席。一九五六年我從《河北日報》調到北京，國慶節參加了盛大的游行隊伍。經過天安門的時候，我看到在城樓上檢閱游行隊伍的毛主席。遠遠地望著他滿面紅光，慈愛地向人們揮手致意。我激動得流下止不住的熱淚。從那以后，凡是“五·一”或“十·一”的游行活動，我都不辭辛苦地爭取參加，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看毛主席一眼，我在文學道路上進發、攀登就能增加信心和力量。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后受到社會贊揚，老作家汪曾祺要執筆把它改編成京劇現代戲。有一次，我應邀到設在虎坊橋的京劇團跟汪曾祺商談改編的事，一位負責同志對我說：“毛主席對京劇改革很關心，我們把你的小說改好以后，請毛主席看，他一定會很高興。”聽了這句話，我心里油然萌起一個愿望，暗自想：根據我的小說改成京戲，毛主席看了若是能喜歡，說不定能接見我，能當面說說我對他感恩的話……

沒等我的小說改編成京戲的工作正式動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從此，我多次見到毛主席，都是離得遠遠的。都是毛主席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我領隊接受毛主席的接見。有一次我的一只鞋被擠掉了，還險些被狂熱的學生踩在腳下。毛主席最后親自主持的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我有幸當選代表，聆聽了他的聲音，仍然沒有能夠當面說說我的心里話。

　　沒有得到跟毛主席親近的機會，倒是卻擔當了給毛主席治喪送終的一員。我代表著全國的文學家們，長時間守候在毛主席身邊，我應當感到滿足和自豪。

第二天，即九月十日，從上午到晚間，我幾乎一氣起草了三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次日起早，也就是九月十一日清晨，我遵照治喪委員會秘書處的安排，趕到人民大會堂給毛主席守靈。

靈堂設在一樓大廳，大廳用紫色絲絨大幕隔開，東半邊供守靈人等候輪班休息。幕布的西半邊，中間停放著透明玻璃罩著的靈床。毛主席靜靜地躺在那兒，仿佛在沉睡之中。他的身上蓋著鮮紅的共產黨黨旗。露在外面的上半身，穿著我們最熟悉的中山裝。靈床的四周擺放著蒼松翠柏，還有素雅的花圈。靈床的兩邊排列站立著由治喪委員會的成員中選出的輪流守靈的同志。守靈人與靈床之間，留出一米多寬供吊唁隊伍通行的地方。

按照黨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公告決定，“9月11日至9月17日，在人民大會堂吊唁。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北京市等方面的負責人、工農兵以及其他方面的群眾代表參加吊唁，瞻仰遺容。……”

吊唁的人排成長隊，進北門，入靈堂，魚貫而行，繞靈床一周，向南出靈堂，出西門而后散去。他們的左胳膊上佩戴著自備的黑紗，胸前掛著白紙花，在哀樂聲中默默地緩緩行走。待到靈床近處，幾乎所有的人都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或無聲淌淚，或小聲抽泣，有的放聲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絕，被左右挽住攙住，有人不顧一切地撲向靈床，被強有力地拉住，則昏倒在地……

　　我跟幾位守靈者站列一排，被這千萬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著流淚。時間久了，淚水流干，兩腿兩臂就如同觸電般抽搐。

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認出了大寨的郭鳳蓮。她被人架著，哭嚎著不肯離開，幾乎被人抬出靈堂。

我還看到了毛主席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她們倒能夠掌握住自己，眼淚枯竭，神情呆滯。她們默默地站到靈床邊，深深地鞠躬過后，就默默地凝視她們的父親，片刻過后，又默默地離去了。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時間，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談……看到李訥，我忽然想起兩年前發生的一件“奇事”。夜半之后正熟睡的我，被睡在樓下的大兒子喊醒，說市委書記吳德有電話來，要我馬上到他那里去。到了市委，吳德見到我沒說幾句話，就帶我跟他坐上同一輛奔馳汽車，往西行，往北拐。他不說去哪里，我也不便問，只說些閑話。忽然間汽車駛進了釣魚臺。我的心猛烈地跳動，渾身的熱血沸騰。這幾年里，我跟中央的幾位領袖，包括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都曾經握手交談過，只是還沒有單獨地見過毛主席。我以為這一次是喜從天降，在這新春佳節期間毛主席要接見我……待到急促不安地走進華麗的大廳，才知是幻想，是錯覺，召見我的是江青，任務是派我到西沙送遞慰問信……

　　一個多小時以后，我們被另一組守靈人接替下去。我們到大幕布的東邊，坐在臨時布置的長沙發上休息。

見到一些相識的人，都默默地點頭或注目示意，然后找位子坐下，喝著茶水，潤潤干燥而苦澀的喉嚨，等候下一輪再去值班守靈。

　　在我們這一隊再次從靈堂撤下來，已經是午餐的時間。

一張張的餐桌擺在大廳的最邊沿。我找個位子坐下，接過服務員遞過來的米飯碗，食而無味地吃起來。

這時候，人們開始小聲交談，大幕的那一邊哀樂聲和哭泣聲不斷傳過，雖然有點距離，也只聞其聲不見其形，仍然使人心情難以平靜下來。

　　“吃些菜吧。……”

一個聲音很低，但能聽到。抬頭一看，是一張消瘦的面孔，沖著我。那句話也是說給我的。我認出他，是剛才一位將軍介紹相識，只握握手，默默地點點頭。他是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

他跟我坐在同一張桌子跟前，很無力地撥動著碗里的青菜，放進口里一點，很勉強地嚼著。

　　我客氣地對他說一句“要保重”的話。

　　他聽了，似乎嘆口氣，輕輕的，隨后說：“很難呀……”

什么難呢?我不解其意。

他沒有再接著話題說下去，仿佛有意回避而問起我個人的寫作問題，說起拍成電影故事片的《金光大道》。

為了能在毛主席的身邊多守一段時間，我又主動要求增加一班。因為這是一生一世不會再有的寶貴時光。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在歷史的長流中養育了眾多千古不朽的英豪。諸如孔孟圣賢，秦皇漢武，以及蘇武、岳飛、文天祥，直至孫中山，數不勝數。毛澤東以他偉大的思想和業績而列入，成為宇宙星群中最明亮的一顆。他做出了前人未曾做出的豐功偉業，他的名字將是不朽的;隨著歲月更迭，一定會越來越展現出耀眼的光輝。我們這輩人能與毛澤東共同生活在一個時代里，并能成為他的忠誠追隨者，感到無上的驕傲和自豪!

我想起山東一位名叫高亨的老教授寫的一首頌贊毛澤東的古詞水調歌頭——此時記不準大部分字句，因而不敢冒然引用，但那優美的意境和磅礴的氣勢，特別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云，筆下有雷聲”的開頭，仍保留在腦海。我熱血沸騰，心潮起伏，忘卻自己。在等候替班的空隙里，我坐在休息廳的沙發上，草擬出悼念短文《不落的太陽》。

隔了兩天的十四日，早晨五點半就趕到人民大會堂為毛主席守靈。又隔兩天的十七日下午三點，再次為毛主席守靈。在不到靈堂執行治喪任務的空隙時間里，我又給《人民日報》和《人民文學》定稿、抄寫了兩篇悼念文章，還在文化局協助操辦、主持兩次追悼毛主席的座談會。

　　十八日下午三時治喪委員會的全體成員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前、金水橋上搭起的臨時的臺子，百萬人集聚在天安門廣場和更遠的道路上，舉行了最隆重，同時也是最令人悲痛的追悼大會。我和其他成員，站在華國鋒身后，聽著他宣讀悼詞，看看主席臺下海洋一般的人群，再看看主席臺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雖然是萬里晴空，卻隱約感到烏云翻動，變幻莫測，最后在心里暗暗地想：國喪辦完，我必須離開北京，回到農村去，回到農民群眾中間去，“一定要化悲痛為力量”，保住手里的筆，用好手里的筆：這是我應該走下去的路，這是我對自己的回答……